仁医海门薇
一、
1924年的一月一天,一艘“鼠船”在闽江中游一条支流梅溪逆流而上,船上坐着一位高鼻深目,容貌清秀的白人女子。她就是受美国“美以美”教会委派,来中国做传教医疗服务的露丝·V·海门薇医生。在此之前,她已经坐了几天几夜的客轮,从闽江口省会福州到这个山区小县的县城。今天一大早,她还要再坐一天木舟去更贫穷落后的乡村——六都,那里的一家教会医院急需一位医生来继承即将回国院长。
如果说在闽江上行走的客轮还是蒸汽时代,那现在乘坐的木舟则让海门薇感到时光倒退了一百年,回到了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眼前这一切,在三年前还没接触到教堂演说的玛丽·史东女士前,无论怎样她也不会把自己与这里的任何一样联想起任何关系。
三年前,当时的海门薇还在埃夫脱医学院读书。这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在读书累的时候到学校旁边的教堂周边去散步。走近教堂时,海门薇听见里面做布道不是以前的神父,而是一位女士的声音,平静中带着几分忧伤的语调。那位女士说,在她的祖国,太平洋对面的中国,有着四万万的同胞,其中绝大多数都生活中贫困落后的乡村,那里的人们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条件,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婴儿刚一出生就死掉,同时为年轻的产妇接生的产婆在卫生状况极差的条件下,在用最古老的方法接生,常常因为无知而使得产妇受到感染。
海门薇坐在下面静静地听,眼前这位叫玛丽·史东的女士,从她恳切而焦虑的眼神里,仿佛看到了那里的身体残障的人,常常挨饿只能靠着乞讨度日,一些疯子被关在黑屋子里,甚至被家人杀掉,还有些病患由于贫穷而耽误的最佳治疗时间,只好一天天拖延着,躺在床上等死。她心里想,那里才是真正需要我的地方,海门薇,你应该到中国去,做个无私无畏的志愿者。
第二年,海门薇毕业了,在费城实习时认识另一位华人同学。当时,在她眼里的东方人面孔几乎是一样的。而巧的是,这位姓黄的同学,也正是受玛丽·史东女士赞助来美国学医的。
海门薇说,“黄,你们国家这么需要医疗服务,我也有意愿去做个志愿者。”
黄同学说,“太好了,露丝,纽约一家传教会正要招募医生去中国,不过,这一去就要五年。”
海门薇说,“五年不算长,如果需要,我甚至可以一直留在那边。”
黄同学激动地握着海门薇的手说,“需要,太需要了,我给你传教会的地址吧,上帝保佑,你能如愿成行。”
在纽约经过一番周折,最终是“美以美”教会接受了海门薇的申请,派遣她去中国福建,到一个山区接替一位即将退休传教会医院院长的位置。
“鼠船”外面传来一阵喧哗声,木舟慢慢地停了下来。海门薇从三年前的遐思中,回到了眼前的情景。只见溪面上停泊着十余艘大大小小的木舟,溪流被挡在一道瀑布前。瀑布并不高,大约只是三英尺高的激流,但由于几块巨石挡着,船只不能顺利上行。木舟上的船工将船靠岸,大家互相对答着在说什么,在海门薇听起来像唱歌一样拖着长长的声调。
与海门薇同行的是一位叫玛丽·卡尔顿的女子,她是那家教会医院,六都善牧医院院长卡尔顿的养女。她们还雇佣了一位当地的向导,一位叫庄清的中年汉子。
庄清通过玛丽的翻译告诉海门薇,“这里是二都,上行的船只要在这里聚集,大家合力将木舟推上瀑布激流。”
“二都?”
玛丽说,“是的,我们昨天晚上住在县城,那里是一都。我们将全县分成乡村分成十几个都,它们的顺序据说是按照一位本县的状元回乡省亲是行走的路途而命名的。”
“状元?”
“状元就是那一年全国选拔优秀人才中,考试第一名,得到皇帝赏识的人。”玛丽笑着说。
海门薇继续她的疑惑,“走了大半天,才到二都,而我们要去的是六都,那岂不是要在走上好几天?”
庄清说,“不能那样算,当时他们走的是陆地上官道,我们是走水路,顺序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不走官道,而要坐船呢?”海门薇追根究底地打听。
庄清说,“官道通过的地方有许多土匪,不安全。”
海门薇明白土匪意味着什么,就好比海盗一样。她有些担忧,这以后五年的日子,可能都要生活在这治安状况极差条件下。在来中国之前,她已经得知现在的整个国家被几个军阀头目控制着,相互混战,就像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动荡年代。
最后一艘木舟被推上激流瀑布时,船工们发出了一阵欢呼。海门薇重新坐回到船舱里,溪流两岸的青山郁郁葱葱地长满了各种杂木,一些不知名的山花正在火红的绽放着,有鸟儿起起落落在林木将飞过,“啾啾”的鸟鸣声响彻在山谷里。低头看见清洌洌的溪水,水底的石头清晰可见,还有鱼儿穿行期间,她将手放入水中,感觉到一股冰凉的冷,让人清醒。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处在一个尚处于未受现代文明转化,与离现代工商业还很遥远的乡村里。
相对于美国都市的工作生活,海门薇更喜欢这里缓慢的节奏。看着一个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船工,有的站在水里推,有的在船上用竹竿撑,还有人在岸上弯腰弓背用绳子牵拉。她有些感动,在国内那些与船工同龄的年轻人,正开着轿车呼啸着穿行的现代化都市的街头,他们对生活诸多不满,他们酗酒、纵欲、吸毒,把自己弄得形容憔悴,完全不能与眼前的这些人相比。
溪流渐渐地平缓了,木舟行走的速度也快了许多。海门薇从船舱里伸出头,开到一片较为开阔的小平原。溪流两岸的青山变成了一块块农田,一些穿着蓝色衣服的人在田间劳作,有的赶着耕牛,有的弯腰在水田里抓草,不时地传来一声声长长的赶牛的吆喝声。她闻到了一股带着水汽的泥土味和禾苗的青草香味,远远地看见两座似乎是黛蓝色的山峰屹立着。
右手边不远处,有一个大木轮在转动着,有节奏的发出沉闷的锤击声。玛丽说,“那是水轮车,我们用来带动石锥砸稻谷或甘蔗的。”
海门薇感叹这里人们原始的生产方式,也佩服他们的生存智慧。
庄清指着左手边一座山峰说,“那是柯洋山,山下的这一片就是六都,我们的医院就快到了。再往前是三都、四都、五都和七都等,而柯洋山的另一边是十一都和十二都。”
二、
木舟停靠的码头在一座石拱桥旁,桥头长着一棵老榕树,密密麻麻的气根像胡须一样下垂,繁茂的枝头斜斜伸向水面。不远处是一棵大樟树,树下站着一群人,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白人妇女他们招手,另外一些人迎了上来。有的从庄清手上接过行李,有的伸出手拉海门薇上岸。
玛丽一一介绍着,拉着海门薇手的这位穿白大褂的是郑医生,穿灰色西服是现在的院长卡尔顿,也是玛丽和郑医生的养母。另外一些是人,有护士、教师、布道者和读经女,提着行李的是佣人“火花塞”。
“火花塞?”海门薇一下子被这名字逗笑了。她抬头看着河对岸高高的柯洋山,山下一座高高竖着十字架的白色教堂,四周散落着一座座古老的民房,正是傍晚时分,屋顶上炊烟袅袅,潺潺流水里山峰和榕树的美丽倒影,还有眼前这一群朴实的人,一张张热情洋溢的笑脸,她心头一热,眼眶里竟然涌出泪花来。
晚饭后,卡尔顿院长领着海门薇在医院里四处转转。医院分成前后两处,前院北面是花园,有紫罗兰,月季,一棵橘子树,两棵桃树,一丛芭蕉,还有一棵石榴树,院墙外面就是小河。后院的西北角有一个中式房屋,显得老旧和肮脏。卡尔顿院长介绍说,这里是男仆人和男病人住的地方。她们一起走上二层,这里要干净些。
靠在二楼的栏杆上,卡尔顿望着黛蓝色的远山,感叹道,“二十年了,终于把你等来了。”说着,又拉起海门薇的手,“这个简陋的医院的年龄和你一样大,我已经老了,现在把它交给你。这里的人非常需要向你这样有爱心的年轻人,孩子,你不会感到孤独的,上帝与你同在。”
海门薇听着卡尔顿的介绍,心里有了初步的规划。她要在这里建一个相对功能齐全的乡村医院,它应该有个面向全体病人的公共厨房和卫生间,要有一个能够容纳三十人以上的病房。而眼前急需的是一间干净的手术室和实验室,这里还要有一个X光室。现在就来最基本的电力和照明都没有,还缺乏暖气和自来水。在来到这里之前,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世界上竟然有一个这么简陋的医院。
最让她受不了的是这里的气候。冬季的福建山区,比她老家新英格兰还要寒冷。才来这里没几天,海门薇的手开始冻得发紫,手指、耳朵、脚趾都长出了冻疮,又痒又痛。
不仅寒冷而且潮湿,衣服、被子、袜子很容易发霉,湿漉漉的天气弄得她关节十分难受,连背部的脊柱都发痛。特别是到了晚上,一双脚怎么也热不起来,有时候半夜里做梦自己掉进了冰窟窿里,醒过来后再也难入眠了。
佣人“火花塞”的手里,整天都拎着一个火笼,里面烧着木炭。但海门薇不能,她每天一开始工作,就停不下手,似乎只要她愿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等她看病。而只要一忙起来,她就什么都忘了。
一个大清早,“火花塞”像往常一样提着火笼来医院做早饭。才到院门口,就看一个老头子半靠半躺着坐在那里。
“嘿,老头,你怎么回事,躺在这里做什么?”火花塞的嗓门又高又大,把老头吓了一跳。
“我走不动了,昨天半夜里,家里人把我从十一都抬过来。我要治不好,死在这里算了。”
火花塞高声叫着,“呸!大清早的,死你个头,要死回家死去。”
海门薇听见外面的吵闹声,打开门把老头搀扶着进了院子。老人的膝关节异常地肿胀,腿半曲半伸,根本动不了,稍微一碰便痛叫出声来,把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喊起来了。
这是一种无菌性关节发炎,而且关节内积液太多。这在海门薇看来是很普通的一种病症,只要早期治疗及时,完全不至于如此。老人告诉她,有和尚与算命都给他看过,喝了他们给的符水,全不管用,现在走路都困难,更下不了地干活,只能等死了。
海门薇用针管给他抽取了关节内的积液,打了消炎药水,很快就好了。
刚把老头安置在病房休息,正要去吃早饭,又进来一位村妇领着一个孩子。面黄肌瘦,瘦骨嶙峋的小孩顶着个大肚子,被他母亲拖着往医务室里走,孩子又哭又喊。海门薇顾不上吃早饭,马上过来安顿这对母子。
原来,一年多来,孩子一直闹肚子,母亲按照偏方找来蟑螂屎给他吃。后来没有蟑螂屎,便用老鼠屎来代替。病情没有好转,肚子却越吃越大。
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这样愚昧的人。海门薇听着玛丽翻译过来的话,闻所未闻,毛孔都竖了起来。化验出来的结果是体内有钩虫、蛔虫等寄生虫,开了一些药。过些天,从孩子肚子里打出许多寄生虫。母亲领着那孩子来医院时,肚子都瘪了下去,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
海门薇接待过各种各样的伤残病患,最让她同情的还是这里的妇女、儿童的生存状况。
有一天,海门薇他们正在食堂吃午饭。门外径直走进一位妇女,“火花塞”叫她九婶,并且搬来一张凳子给她坐。那妇人坐下后,二话不说就开始解围巾,她把缠在腰间脏得已经看不清颜色的布条一圈一圈地解开。医生和护士们好奇的看着,只见她腰的一侧有一个洞,洞里搭出来足足有三英尺长的肠子!那妇人松手时,肠子就垂到她的膝盖上。好几个护士掩着嘴离开饭桌,有一个竟然当场恶心地吐了。
妇人说,“六年了,我肚子难受得要命,有个土郎中给我热敷。热敷的地方,鼓起一个包,情况一直没有好转。这个鼓起的地方破了个洞,肠子就漏出来了一大截。”
海门薇非常同情她,却一时没有办法为她治疗,望着妇人满怀期望的眼睛,她说,“秋天吧,那时候我们购买些设备,建立了手术室,就帮你开刀动手术。”
还有一次,一个裹着小脚的老妇人在她10岁的孙子搀扶下,走了三天三夜到六都善牧医院。海门薇接待她时,老妇人的眼睛几乎睁不开。郑医生对这种眼疾很熟悉,很快判断出是沙眼,炎症造成倒睫,刺激眼球,必须立刻动手术,否则会弄瞎眼睛,再也看不见东西。
这只是一个小手术,不到半天功夫,她们将老妇人的两个下眼皮各切掉一条肉,缝合后外翻的眼睫毛接不再扫眼球了。老妇人能看见东西后,第一件事就是跪下磕头,对她们感恩戴德。
而最让海门薇难以接受的,是这里收养并虐待童养媳的陋习。有一天,一位妇人领着一个六岁的女童来到善牧医院,女孩的阴部被严重割伤。海门薇气愤得全身发抖,“是谁干的,这是犯罪啊!”
女人猖狂的应声,“她是我的儿媳妇,是死是活全由我说了算。她不受管教,我就用剪刀来处罚。哼!”女人说话时,还把手指张开,比划成剪刀的手势。
女孩痛苦地躺在床上,全身抖抖索索,用惊恐的眼睛看着那女人。海门薇心都碎了,气的说不出话来。为女孩缝合了伤口后,她与“火花塞”商量,叫来了小女孩的亲身母亲,给了她一些钱,让她赎回孩子。
病人从全县各地来,有些甚至是外县的。他们有的坐滑杆,有的乘船,有的步行几天几夜,或者由亲人背着来。每天都会看到一些人捂着肚子,或瘸着腿,呻吟着或忍着巨大的痛苦走进医院,也会看到一些人送来镜框或旗子,还有人拎着一筐水果、蔬菜,或用手帕包着几个鸡蛋来,这些人是来感谢海门薇他们的。
看着眼前这一切,海门薇觉得当初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有时,她会想起在塔夫脱医学院旁教堂里认识的玛丽·史东女士,还有在费城实习期间遇到的黄小姐,她们都是上帝派来告诉自己,让自己有机会到这里来,为这些人服务。
三、
语言始终是海门薇绕不过去的一道难题。在这里,人们说着一种与官方语言完全不同地方话,有些词汇的发音多达七个声调,稍微不注意讲话的语气,就会让对方误会自己的意思。这对海门薇来说实在太难了,本来就会不多的几个汉语词汇,根本派不上用场。
医院里平时可以沟通的就只有老卡尔顿,还有玛丽和郑医生,有时候大家都忙起来,就顾不上说话了。离这里十余里的地方有个毓真女子学校,那里倒是有说英语的传教士老师,但平时都很少往来。通往福州的交通闭塞,能看到最新的英文报纸,也是二周以前的。没有收音机,除了她带来的留声机有限的几张唱片外,就没有别的音乐了。
这一切让初来乍到的海门薇感到仿佛被关了禁闭,她有些想家了,想念在太平洋彼岸遥远的家人。
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对当地风俗民情的兴趣。过了最初的一个月,中国农历的新年就要到了。这是一个家人团圆的日子,一些在外地经商或求学的人也会赶回家来团聚。这也是当地人祭祀祖先,庆祝丰收和操办喜事的日子。这些日子里,人们的脸上总是堆满了笑意,互相拱手作揖,说一些吉祥的话。街上的商品也多了一些,人们把一年里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这些过年用的“年货”。这让海门薇想起故乡新英格兰乡下过圣诞节时的情形,人们似乎要在这段时间里把整年的吉祥话都说完,把好吃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招待亲友。
医院却比以前冷清了许多,一些住院治疗的人即使病情并没有多大好转,也要回家过年。女佣“火花塞”说,没有人希望在医院里过年,这样的人一整年都不会有好运。玛丽还补充说,当地的习俗里死在外头的人,是不能在厅堂里操办丧事的,人们把它称作“半路死”,是咒骂人话里最恶毒的。
到了除夕前的一天,医院里除了老卡尔顿、玛丽和郑医生,其他人都走了。连病房也是空荡荡的,包括“火花塞”在内的护士、佣工都回家了。空气弥漫着一种浓浓的年味,不时会听到一连串的鞭炮声。医院的大门口也像当地人一样,挂上两只大红灯笼,贴了一副红色的春联。
除夕之夜,海门薇应“火花塞”的邀请,去他们家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年夜饭。按照当地的习俗,海门薇给他们家的每个孩子送了一个红包。“压岁钱”,这是海门薇在六都学到的第一句本地方言。
过了春节的,医院里的人渐渐地多了。但有些家在外地的护士和佣工,还是要等到下一个节日过完才来。这个节日便是正月十五的“元宵节”。
正月十五还没到,当地的人们开始“游神”了。他们把寺庙或祠堂里的神明塑像,用轿子抬着,走街串巷地游走。有的人戴着面具扮演着戏剧里的人物,有的人踩着高跷,还有一些人吹吹打打着各种乐器,后面跟着一大队人马。如果在路上遇到另一支“游神”的队伍,那就更热闹了,互相起劲的敲锣打鼓,十分喜庆。
“元宵节”这天的晚上,郑医生、玛丽带着海门薇一同去参观毓真女子学校旁的一家祠堂。这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已故祖先牌位供奉在家里,而把家族里共同的祖先牌位供奉在宗祠里。到“元宵节”这一天,全村属于这个祠堂的每户人家,都把家里预先准备好的供品摆在祠堂里。
海门薇她们到祠堂的时候,已经簇拥了许许多多的人,孩子们在人堆里穿来穿去,年龄更小的孩子则骑在大人的脖子上,妇女们则是忙着摆放供品。只见里面摆满里宰杀好的山羊或鸭子,过年用的年糕,还有好几个硕大的猪头。院子里面堆放不下,供品就一层一层的摞起来,有的像祠堂柱子一样高。在一位年纪大的男人主持下,各家各户分别来祭拜他们共同的祖先。
玛丽介绍说,这里是黄姓家族的宗祠,是全县最大的一个祠堂。他们的祖先是一千多年前从北方迁徙来的,在这里生养六个男孩。男孩的父亲为了让他们兄弟和睦相处,留下一个祖训,“六叶同开一样青,莫因微利便相争,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玛丽指着祠堂大厅上一个匾额说,“所以,这个祠堂称作“六叶祠”。”郑医生则用手指着远处说,“这附近还有一个二百多年的老房子,是这里黄氏家族第三十四代子孙建的,现在那里住着他们黄氏的三百多人。”
“一千多年?六个孩子?二百年多年的老房子?三百多人生活在一起?”海门薇听着这些匪夷所思的数字,竖起耳朵,瞪大眼睛,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了。同时,她也被这古老的文明和悠久的传承所折服。传教会里神父、牧师们经常说要把传教当作第一要务,可她觉得更应该尊重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人们自己的信仰,他们勤劳、善良,有着自己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在这些方面一点都不逊色于信仰上帝的人们。自己更应该力所能及地为他们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而不是急于去转变他们的信仰,把这些善良的人归化入教。
晚上,海门薇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至于宗教,我认为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服务,这才是根本。而如果说还有其它更多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对人的信任,对人的巨大能力和了不起的潜力的信任。我盼望着某种神秘的东西,它能把这种对人的信任,这种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整合起来。”
四、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有让海门薇来这里后感到最舒适的气侯。
5月初,传教会为海门薇从福州派了一位熟悉福州方言的老师来闽清。老师姓吴,其实只是一位十七岁有些腼腆的年轻人。刚来时的时候,不适应在闽清山区的气候,有许多抱怨。但逐渐地安定了下来,海门薇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福州方言,也学到了许多中国的传统文化。
比如,中国人把全年分成二十四节气,让她感兴趣的是这些节气是跟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并且很能够体现气候的特点。在闽清这里,气候要比节气上体现的特征略微延迟一些。闽清的秋天并不是在立秋节气就开始,而是要到中秋节之后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秋天。而这大约是在阳历10月之后。
中秋前后,这里的人们开始收割一部分稻谷,这是一年中只种植一季稻子,而另一部分双季稻中的晚稻则要更迟一些。许多果树也都是这个时候成熟,石榴、龙眼、柿子,还有板栗和橄榄等,空气中都弥漫着甜蜜的香味。医院后花园的芭蕉也成熟了,本来是一大串黄灿灿芭蕉,由于没有及时采摘被松鼠偷吃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梗了。
海门薇喜欢在晚饭后,与玛丽一起到四周的乡村道路上散步。稻田里有还在摸黑劳作的农人们,他们把一天收割好稻子在一个方形的木框里摔打,把去了谷子的稻草捆成一束一束地摞在一起。这让她想起在新英格兰的乡间,人们也是同样处理玉米杆子。一些孩子跟在大人们后面拾稻穗,稻田里还摇摇摆摆地走着一群鸭,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觅食。
在白天,太阳高晒的时候,妇女们把稻谷晾晒出来。晒好的谷子装在麻袋里,挑到附近的水锥厂房去舂成米。秋收后空旷的田野上,孩子们在奔跑着放风筝。大人、孩子们一个个开心满足的样子也感染了海门薇,让她的心情也快乐起来。
这一年十月,在海门薇的主持下,医院修建手术室,订购了一批手术器械。在后院的西北角,他们把原先那座老旧的中式房屋进行改造,修建了实验室、手术室还有化验室,虽然简陋一些,但总还是可以应付日常所需的。扩建一间病房,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的病人。
为了让更多的人掌握基础的医学知识,海门薇还训练了几个十五六岁孩子。其中,史蒂芬,这位卡尔顿医生收养的16岁的小伙子,是几个人中学得最快的一个。海门薇教他做疟原虫的血涂片,辨别疟原虫的各种类型。
“斯蒂芬,这需要抽取一部分不同人的血液做样本,你去找护士们帮忙吧。”
“可是,护士姐姐都不愿意让我抽血,我这几天把她们都得罪光了。”斯蒂芬有些不好意思再去找她们了。
“是你抽血时弄痛了她们吧,这样吧,来抽我的血。”海门薇说着撸起了袖子,自己用一根橡皮筋把胳膊绑上,握了一下拳头,手臂上很快出现了一根动脉。
斯蒂芬不仅会做血涂片,还学会了在显微镜下鉴别蛔虫、蛲虫和蛔虫的卵。
为了让斯蒂芬更系统地学到医学知识,海门薇还为他写了一个简明的教材,讲一些培养牛痘、抗毒素和各种细菌常识等。
十月下旬,手术室终于修建好了,订购的医疗器械也刚好到了。这一天,有位叫三婶的妇女步行20多里,从七都来到善牧医院。到医院门口时,三婶几乎是扶着墙根走进来的,她实在太虚弱了。
“医生,救救我吧,”三婶说,“我除了一点米汤,别的什么都吃不下,这样已经三个月了。”说着,三婶将头扭到一边,脖子上一个巨大的肿瘤呈现出来。
三婶继续说,“脖子上这个东西越长越大,什么都咽不下,睡觉也没办法躺着,只好趴在桌子上,好惨啊,医生。”
海门薇想为三婶动手术,切除那个巨大的肿瘤。但卡尔顿和郑医生都持反对意见,郑医生说,这是善牧医院有史以来的第一例外科手术。而这个肿瘤长得位置连着脖颈上大动脉,手术的风险很大,一旦失败,你以后就不能再做了。
卡尔顿院长也不愿意在她即将离职前,因为一个失败的外科手术而丢了二十多年的好名声。她要海门薇慎重一些,是否等条件更成熟后再来做这个手术,毕竟是在脖子的要害部位,稍微出点差错都是性命关天的事。
三婶看见院长和郑医生为难的脸色,用几乎要哭出来的声音哀求:“可怜可怜我吧,我家里还有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她不能没有娘,我死了,他也活不了了。”
海门薇理解老卡尔顿的心情,在以前她一直到听从院长的意见。但看着三婶充满期待的目光,她又详细地检查了一遍。海门薇对院长说:“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试一试,如果郑医生能帮助我的话。”
1924年十一月的一天,在六都善牧医院简易的手术室里。全体医护人员都站在手术台周围,担心地看着眼前就要发生的事。在郑医生的帮助下,海门薇切开了皮肤,三婶的脖子上露出巨大的甲状腺,她先将肿瘤周边的大血管结扎起来,再切除大部分的腺体。腺体非常大,下缘已经超过了锁骨。在试了几次后,终于成功了。
病人活着推出手术室时,所有的护士都高兴的鼓起掌来。他们成功地实施闽清县第一例的外科手术。
春天里来询问她们的九婶,一直惦记着海门薇答应的秋天时为她开刀的事。在听说了三婶的事后,就找上门来。九婶说,既然三婶脖子上的瘤子都可以摘下来,那我肚子里的肠子应该不成问题吧,帮我修理、修理,把它放到它应该呆的地方。
有了上一次成功的手术,医生和护士们对海门薇更有信心了。在郑医生她们的协助下,海门薇对九婶实行了麻醉,切除了体外的一大截肠子,还打开腹腔,切除里面坏死的一部分,重新缝合。这样,九婶露在身体外面那一大截肠子,终于去了它该去的地方了。
手术后,为防止肠梗阻和黏连,九婶需要住院一段时间。可是,她丈夫九叔说,我们找算命先生测过,手术后三天之内不出院就要死在外头。
海门薇认为,这时候九婶的身体还很虚弱,不应该出院。但她又想起玛丽曾经告诉过她,这里的人们很相信算命先生说的那一套。而且,一个人如果死在外头,那是很难堪的事,连丧事都不能在家里操办。于是,她吩咐九叔一家人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后,让他们出院,心里还不断为她祈祷。
三天后,九叔家人又把她送了回来。海门薇取掉了九婶腰间排除血水的外接管,而留着另一根管子。告诉她,肚子里切掉的那部分肠子自己会长好,体侧还是要留了一根管子暂时用来排便。如果没长好,那过6个月再回来,我会把它缝合。”
九婶出院后,就再没有来。但据“火花塞”说,九婶现在可以上山那打老虎了。
五、
为了拓宽医院的服务范围,到闽清更多的山区去巡诊,传教会应卡尔顿院长的要求,配了一匹蒙古马给善牧医院。
第二年五月的一天,在六都通往七都的山崖边,一条小溪由于一连下了好几个月的雨后,河水暴涨。两艘“鼠船”正被激流冲着失去了控制,一路狂奔。一座拱桥挡住里前面一首船,船只在通过桥底时,被桥洞边上的石头撞翻。木舟倒扣在水面上,落水的船工奋力地游向对岸,另一艘船上的两名船工一个撑住船只,一个伸出竹竿去够落水那位。山崖边上崎岖的山路上,海门薇牵着一匹马,史蒂芬夫妇还有两位抬滑竿的民工看着眼前发生这一切,惊讶地叫出声来。
这条小溪的上游是流经六都善牧医院门前那条河的源头,海门薇他们刚刚涉险从上游不远处渡过。蒙古马在游水过河时,如果不是被湍急的河水冲到对岸,可能此时也在这座桥的桥洞里了。
这是他们从六都医院出行巡诊的第一站。雨季里,这里山区的道路非常泥泞,海门薇舍不得她的蒙古马驮着自己走怎么难走的路,一路上都是牵着走。
七都有以前在六都医院做汉语老师的夏先生,他现在退休了,在家里养老。
“尊敬的夏老师,您吃过饭了吗?这一向来身体可好?”海门薇现在可以用生硬的腔调说一些简单的福州话了。
“好,好,就是牙齿都快掉光了。嘿嘿。”夏老师很高兴医院的人能爬山涉水,走这么远的山路来看他。在得知消息后,他早早地就在七都教堂门口等候海门薇他们了。
一小阵寒暄之后,七都教堂里已经来了许多人,有的是来找医生看病的,有的是来看洋女人和她的蒙古马的。这里最常见的疾病就是沙眼、疥疮、疟疾、肺结核和肠道寄生虫,孩子们需要吃一些打虫的药片和打预防针,一些简单的病在这里就可以得到治疗,稍微严重一些的,海门薇吩咐病人去六都医院。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过来,围成一圈又一圈,声音嘈杂。有人在叙说病情时,生怕漏掉一点关键地方,不断高声重复着。在前面的人蹲着,后面的人伸长脖子,用焦虑的眼神期待着。
史蒂芬负责询问病情,他的太太香女士负责给孩子接种预防针,海门薇则忙着给病人开药或处理伤口。一行三人从一开始忙到天黑,接待了几十个病人,还给一百多个孩子打了疫苗。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开始新的路程。往南走,这里会经过一些更偏僻的山村,要走更崎岖艰难的山路。途中不仅会有暴涨的河流,甚至还会有华南虎等野兽出没。但他们的行程中要走的地方还有八都、九都、十都,然后翻过一座高山往西北走,到十二都和十一都,在从北侧翻过高高的柯洋山回到六都。
在十二都教堂的门前,几个妇女好奇地围着海门薇,有的拉着她的手,有的摸她的头发,说着一些讨好的话。
一位头上梳着发髻,脸上化过妆,穿着绸缎旗袍,戴着长长的花指甲,姿势优雅的女人迈着小脚慢慢地走来,身后跟着几个孩子。围着海门薇身边的女人迅速走开,有人在海门薇耳边轻声说,她是土匪婆,这个人的老公前些天抢劫附近村庄时,还杀了人,你也要为她看病吗?
海门薇正有些疑惑,并没有听懂那位农妇对她的耳语,但也猜出几。她不动声色,在询问过那位好看的女子后,便帮她的几个孩子接种疫苗。女子带着小孩离开后,教堂里的传教士过来附在她的耳边,小心的问她,愿不愿意接着帮几位土匪看病。
海门薇在刚才为“土匪婆”看病和打针时,心里早有了准备。她看了一眼传教士,很温和地说,我们看的是病人,不论他的名声、职业或者道德是否缺失。如果这些人真的需要,就叫他们来吧。
几位快活的年轻人过来了,脸上挂着笑,腰间别着在海门薇看来是邪恶的左轮手枪。他们中两个受了枪伤,一个在脖子上,另一个在大腿上。海门薇为他们处理的伤口,并给了一些消炎药。土匪们很有礼貌地对她鞠躬,弯下的腰比谁都低。海门薇对他们的态度,让这些年轻人感到惊奇,他们很感激这位不嫌弃土匪操行的洋女人。
这一趟行程,海门薇还见识不少古老的行业,有用竹子造纸的,有用乌桕树的果实做蜡烛的。在十一都,他们还去了一家烧造传统瓷器的工厂。这是个有一千多人的陶瓷工厂,他们在那里设立了临时诊所,为厂里的工人检查身体,作简短的关于健康和疾病预防的讲座。
工厂的空地上,一个老头在高声讲话,旁边围着一群工人。老头在添油加醋地讲述自己去年春天的事,正是这位洋女人医生治好他的膝盖,现在可以下地干活了,爬山也没问题。一边说着一边搬来一部梯子,靠在教堂的墙上,手脚麻利地往上攀。
闽江把山城闽清分成一南一北,在闽江的北边还有两个集镇他们要走。
波涛汹涌的闽江,江面非常开阔,在海门薇眼里似乎比北安普顿的康涅狄格河还要宽许多。附近的村庄散落在闽江支流的山谷里,这里竹林密布,不时还会闯出山麂、野猪之类的野兽,偶尔还有毒蛇横在山路上。他们一行人每到一个村庄都要经过一段崎岖难走的山路,有时是直上直下的陡石阶。
好在他们去的村落都有教堂,有当地的传教士为他们做向导。每到一个教堂不久,就会有许多村民从竹林的四面八方走来,在传教士的安排下,求医问药。
马鸣岭,这座闽江边上最高的山峰。他们花了四个小时,爬了1200多级陡立的石阶。回望刚刚攀登过的石阶,每一级都留下几个世纪来人们行脚时踩踏出来的凹坑。站在峰顶,可以鸟瞰闽江河谷全景和闽清的群山。阳光照耀在雨后初霁的山峦间,遥远的天际边一道彩虹跨过闽江两岸,清新的空气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把一路上的疲劳一扫而光。
上帝造物,让大自然如此神采奕奕,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带着自己的光芒与生命力。海门薇想起,这一年来在中国福建闽清山区,这个贫穷落后甚至有些愚昧迷信的地方,有着一群可爱善良的人,此刻自己正与他们朝夕相处,可以用掌握的知识,为他们尽绵薄之力。这让身处异国他乡的海门薇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内心里充满了使命感。她想起了爱尔兰诗人叶慈在《白鸟》写的:“我心中有一处乐园,
在那里我们会遗忘时光,
也不会再有悲伤。
只要你答应,我们很快就会远离奔波、虚名的羁绊,
我只想我们化作一双白鸟,
亲爱的,我们自由地翱翔在大海的浪尖上。”
如果说这世界上真有乐园,那就在眼前,这一年中,她确实遗忘了时光,也顾不上悲伤,她愿意像诗人那样远离金钱和虚名的羁绊,化作一只鸟儿陪伴在这群勤劳、善良人的身边,守护着他们,为他们减少忧伤和痛苦。
六、
“爱别离”是佛教的“八苦”之一,相爱的人总是要分别,或是一时的分手,或是永久的离去。相亲相爱的人,在分别的时候总是伤感的,即便是基督徒也免不了。
护士香姊妹的祖父去世了,他们一家都是基督徒,当地教堂的牧师为他们主持了葬礼。海门薇送去了一匹布,他们用这匹布做了一个幡。在葬礼上,海门薇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
香姊妹的祖母是一位裹着小脚的老太太,在两个女眷的搀扶下,坐在还没有盖上的黑色棺材边上,用戏曲里好听的腔调一句一句的唱着,“十六岁,奴嫁郎家......”,“十七岁,奴生下阿儿......”,一直唱到“八十岁,郎却狠心把奴抛下”。这期间,老太太唱着、唱着,口渴了,女眷送来水给她喝完,接着唱。
海门薇虽然听懂的不多,但还是被那带着苦音的唱腔弄得十分难受。就在棺材的盖子就要盖起来的时候,她看见老太太扶着棺材的边缘,作势要将一边脚跨进棺材,两位女眷连忙拦住。
“老太太是要干什么呢?”海门薇不解地问同去的郑医生。
郑医生说:“这是表示老太太愿意随着她丈夫一起死去,合葬在一口棺材里。”
在最后四个汉子把棺材抬起来时,却见老太太一头撞向棺材。海门薇被吓了一跳,这可不是在演戏,要不是那两位女眷早有准备,可能老太太真的会一头撞死。
送葬的队伍很长,大家都穿着白色的上衣,带着白色的帽子,但有几个年轻人的帽子是黄色的,还有两个孩子戴着蓝色的帽子。郑医生解释说,戴黄颜色帽子时老人的孙子,而蓝颜色的帽子是老人的曾孙,如果有人戴红颜色帽子,那就是老人的重孙。
海门薇不解,红颜色不是喜庆的象征吗?
郑医生说,是啊,如果在一个葬礼上有人戴红帽子,那就是喜丧,人们把葬礼当作喜事一样操办。
当地人这种习俗让海门薇有些困惑,而接着她参加一场医院护士的婚礼就把她彻底弄糊涂了。
护士张姊妹要出嫁的这天,海门薇与医院的同事一起去参加了她的婚礼。在张姊妹的闺房里,海门薇看到的是一个哭得十分伤心的新娘,而张妈妈也在一旁陪着女儿哭。
“这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吗,为什么张姊妹要这样的伤心,难道她不愿意嫁人吗?”
一起去的同事解释说,“不是这样的,张姊妹哭,是表示她不愿意离开抚养她长大的父母。而且,新娘也不总是哭,是有人在场的时候才哭。”旁边一位老人点点头说,是啊,新娘今天做得很得体
这种仪式感十足的离别,真是有趣。可是,轮到海门薇自己的时候,她才真正体会到分别的痛苦。
1925年5月,老卡尔顿要走了。本来老院长去年就可以退休了,为了海门薇能更好的适应这里环境,她又带病多呆了一年。这个在异国他乡为贫困落后的山区服务了整整三十年的美国人,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早已陌生的国度去。老卡尔顿也舍不得这里的医院,还有这里村民和病人。
船只已经靠在码头等候多时了,卡尔顿院长还是被远道赶来村民给拦住,他们有的是教堂的教友,有的是以前的病人,也有是病人的家属。送行的人或是送来用篮子装着的一筐水果或菜干,或是手里抱着一只鸡,或是塞给她几个煮好的蛋,一块热气腾腾的米糕,他们认为是院长拯救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一家人、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
海门薇真的很受感动,她和这些来送行的人一样舍不得老院长。鼻子一酸,眼眶里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涌了出来。
老院长走后,郑医生也要离开医院去北京,她要去进修一年。传教会派来接替郑医生的人,让海门薇又惊又喜。她居然是黄女士,就是那位在费城实习期间遇见的同学,正是她介绍海门薇来中国的。没想到,几年后在这里相遇。黄女士的到来,给海门薇以极大的帮助,她们一起还创办一所护士学校,来培养更多的女孩子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
可是,一年后郑医生回来时,黄女士就要走了。海门薇极力挽留,但传教会不允许,他们的理由是预算的经费里没有多余的一块,应该把有限的钱来传播福音。海门薇虽然不赞同他们的做法,但也只能接受。
得力的助手史蒂芬也要走了。但让海门薇略有安慰的是,史蒂芬是要去南京学农业,他表示将来要用学来的农业知识来改变家乡,因为这里实在太落后了。海门薇被这年轻人的志向所感动,她也认为现在的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在教会的安排下,海门薇离开了闽清,她要去马尼拉,等局势稍微安定后再回来。
七、
来闽清已经两年了,对于海门薇来说官兵和土匪仍然分不清楚,来自他们的骚扰,始终在海门薇心头上笼罩一层阴影。
1927年的北伐战争以蒋介石的国民党胜利而告终,随着国民政府在南京政权的日渐稳固,国内的局势也安稳了许多。海门薇在马尼拉躲避战乱期间,因为生病而回了一趟美国。这段时间里,她报读了研究生,接触到更多先进现代的医疗技术。
回到中国,她也看到了国民政府为建立一个现代化、文明的国家所作的努力。可她一到闽清,回到六都善牧医院时,听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蒙古马被土匪抢了。
土匪,这个问题在来中国之前就有教会的人对她提出过警告。海门薇对此没有概念,是传说中的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吗?还是神出鬼没的侠客佐罗?有人告诉她更像是与政府作对的在野党,但这些人是拥有枪支和军队的反政府军。在中国,她见过荷枪实弹的“北兵”,那是蒋介石政权要讨伐的军阀,可那些人如果在战争中打了胜仗,那蒋介石的军队岂不成了土匪吗?
在六都医院,她曾经为不少被土匪打伤的人,这些人并不都是土豪财主。还有,她在去巡诊的途中,经过十二都的时候为人们口中的“土匪婆”和她的孩子们打过预防针。还为两个土匪,看起来是一些快乐乡下小伙子治疗过枪伤。可就是这些人,他们抢走了她的蒙古马。
而现在,那个恶名远播的匪首黄宝云,居然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求她去十一都为他看病。
海门薇接到这封信时,心里还是有些犹豫的。医院的护士们说,不能去,土匪很可能要把她扣下来当作“压寨夫人”的。可是,郑医生又担心,如果不去,那么土匪下次来可不就是抢走马匹这么简单,这伙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海门薇想起自己在医学院上学的第一堂课,老师让他们读的是希波克拉底的一段话。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尚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实共殛之。”
教科书也把这些话写进教材,当做是从医者的职业操守。是的,眼前有人生病了,需要自己前往治疗。还有什么比这更充分的理由呢?
为了慎重,她还是询问里医院的汉语老师徐先生。徐先生是十一都人,与黄宝云他们应该有过来往。徐先生看了土匪来的信说,“去不去,由你决定,但如果你决定要去,我可以全程陪同。”
有了徐先生这句话,海门薇决定还是亲自去一趟十一都,会一会这位恶贯满盈的匪首黄宝云,看看此人到底是三头六臂还是青面獠牙。
第二天,在徐先生的陪同下,海门薇走了一上午,翻过高高的柯洋山,到十一都教堂时已经是午后了。土匪们把教堂当作他们的据点。一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海门薇在一群吞云吐雾的鸦片鬼中,呆呆地坐着等了许久,才看到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出现,身体笔直地站立着,门口出现一个年轻人。
徐先生对她说,黄宝云来了。
海门薇直盯着这个年轻人看,黄宝云居然目光躲闪,看上去有些羞涩、难为情地脸红了。这实在有些出乎她的意料,眼前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就像威廉斯堡老家邻居的小弟弟,每次说话都不敢正眼看她。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为非作歹,杀人如麻的土匪头目吗?
黄宝云的话并不多,只是简单地询问她一路上的情况,说话时还不停地把手放在脖子后面不停的搓动,仿佛后面有什么东西痒痒似的。站立在一旁的士兵个个威严肃穆,特别是黄宝云身边站着的另一位中年人,看上去确实凶神恶煞一般,整个过程都阴沉着脸,用不怀好意的眼光打量着海门薇。
海门薇怎么也不能把土匪的形象与眼前的这位年轻人联系在一起,难不成是他旁边的这位或是手下人做的坏事全安在他的头上。
匪首黄宝云并没有生病,写信让海门薇来十一都只是要请她吃一顿晚餐。这一顿晚餐吃得很丰盛,简直可以说是宴席。
一张桌子坐八个人,海门薇是唯一的女性,他们让她坐在左上方,这是当地贵宾位。通常这个位置只有在座的各位里辈分最高,或者是娘家的舅舅才能坐。现在一个洋女人坐在这里,每上一道菜,都要她先动筷子后其他人才能吃。这让海门薇很不自在,吃到一半就想离开宴席。可是,徐先生提醒说,不能先走。今天晚上你是主宾,你一走,别人也不能留。一定要等到最后一道菜上来,否则,那就是对主人不尊重。
黄宝云话不多,酒量也不大,喝了几杯酒脸红到了脖子,但还是不停地劝海门薇喝酒,还主动地站起身为她夹菜。海门薇在中国很少见过这么尊重女性的人,要不是徐先生说黄宝云以前去过南洋回来,懂得一些外国礼仪,她简直是要误会是献殷勤了。
这一餐晚宴一直吃到天黑了才散,海门薇无奈留在十一都教堂里过了一夜,好在有徐先生的陪伴,让她稍稍觉得放心。
第二天回到六都医院,全院的医生护士都在为海门薇祈祷,当她出现的时候,大家一拥而上,把她围住。
郑医生问道,海门薇,难道你真的不怕土匪们将你扣留当作“压寨夫人”吗?
海门薇从身上掏出一件东西来,“我早有准备,这是两份超剂量的吗啡,万一出现意外情况,就此了结。”
这一趟十一都之行,让海门薇在六都当地人的眼中多了一份传奇色彩,人们不仅谈论她高超的医术和仁义的医德,还佩服她应对土匪的从容和机智。那时起,一旦有土匪再来侵扰,六都的妇女和儿童便往医院跑,他们相信这里有一位守护神。不少人因此开始信仰基督教。即便是佛教徒们,也把她当作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相信一样得到庇护。
但情况并不如海门薇想象的那么简单,六都城里驻扎着号称代表政府的另一只军队,他们与十一都的土匪之间经常火拼。海门薇分不清那方是正义的,因为无论他们中谁一方控制着六都,百姓都同要缴纳高额的税金,稍有拖欠就会遭受暴力。而海门薇无论去为哪一方治病疗伤,会被认为是选边站。还有让她感到厌恶的还有黄宝云身边站着的那位样貌凶恶中年人,这位叫增权的匪徒以黄宝云的名义多次让她去十一都看病。
八、
1934年,海门薇来到闽清已经第十个年了,主教来信让她回美国休假。此时,海门薇正因为一次拔牙引起了破伤风需要好的牙医治疗,便很快确定了回国的行程日期。在此之前,她坚持要走访两个以前巡诊时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就是麻风营和监狱,看看那里的人们健康状况,制定医疗方案,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临走前的一夜,海门薇由于去探望麻风营和监狱时,不慎感染了疟疾,腹泻了一整天。此时,服用过药后,正静静地躺在床上,一个人回忆着过往的种种艰辛。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只听见护士香姊妹在叫她,“露丝医生,有一位产妇难产,你可以走一趟吗?”
海门薇猛地从床上坐起来,一时还有些头晕。听见香姊妹说要出诊,又打起精神,让人抬着滑杆跟着家属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夜路。路上,那男人一直在唠叨。他说:“我老婆已经临盆5天了。”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找我们?”海门薇不解。
“我们请了稳婆,还请了算命先生和敲鼓的,实在是都没辙了,才来找你试一试。”
海门薇到他家时,产妇已经失去了知觉,面如白字,双手冰凉,而且几乎摸不到脉搏。那男人带着几个大一些的女孩子,跪在地上,不断地哀求,“这几个大的都是女孩,我们还指望这一胎能生个男的,医生救救我们一家。”
海门薇让他们出去,在香姊妹的协助下,用助产钳接下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屋外,不知情的婆婆已经在用哭腔唱着挽歌了。听见孩子的啼哭,全都涌了进来。只见海门薇一手扶着已经恢复知觉的产妇,一手喂她喝水。
看到母子平安,而且是个男孩,一家人又跪下,婆婆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拉着几个女孩给海门薇磕头。那男人说:“恩人呐,听说你明天就要回美国了,请你替我感谢送医生来帮助我们那些好人。”
此时的海门薇已经累得只想躺下,她需要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还要坐车、乘船走上好一段路程呢。
该走了。1935年1月的一天,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寒冷的冬雨,司机将海门薇的行李装上车。一群人或撑着伞,或穿着蓑衣,有的干脆淋雨牵着海门薇的手,不舍得让她上车,仿佛一松开手这人立刻就消失了。他们心里有了预感,这一次海门薇走了,就不会回闽清了,再也见不到这位曾经朝夕相处的洋女人,这位妙手仁心的好医生。
史蒂芬眼眶里满是泪水,而他的太太香姊妹早已和医院其他几位护士一起哭成了泪人。海门薇手上的雨伞不知什么时候歪斜一旁,雨水顺着她的头发流到面颊上,分不清雨水和泪水,糊了一脸。他们都顾不得这冰凉的冬雨,似乎恰恰是老天爷也舍不得这位尊贵的客人,想通过下雨来挽留。
海门薇知道再这样就别想走了,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将预先准备好的红包分别给了送行的人。史蒂芬接过红包,哽咽着说,露丝,你放心吧。我们会把医院做好,等着你回来。
海门薇强颜欢笑道,史蒂芬,我回来还要看你的农业项目,村里人可都指望着你呢。
由于中国政府的限制,她没能带走收养的两个养女华辉和华星,将她们托付给史蒂芬。一路上,大女儿华辉用手紧紧地挽着海门薇,与她头并着头,她不愿意让养母为难。小女华星趴在海门薇的大腿上,一动不动。要不是这位养母,她现在可能是村里哪一户人家的童养媳呢。
他们最远也只是送到福州,在这里分别后,海门薇登上经由上海去往美国的客轮。
再一次回到中国,已经过了两年。1936年,海门薇应国民政府的要求,前往江西南昌,参与蒋介石政府新中国的建设。她也想去更多一些地方,好积累经验,再回到闽清。
不久,因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她随南京政府前往重庆。在重庆,一直到1941年才离开中国回美国。
从此,她再也没有机会来中国,就像那一次离开闽清时预感的一样,她再也没有机会到那个自己刚开始从医就全身心投入,也是一生中最难忘地方。
1972年,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整理回忆录时写道:我相信中国人最终将建设起一个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也许那时美国已经开始衰落。
(本文素材取自《海门薇医生在中国》一书部分章节,其中地名、人名均为真实,部分场景和情节为本人重构,试图还原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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