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依旧

作者黄信众

一、

年过八旬的二叔退休前是师大中文系的教授，最近热衷于写回忆录。他记忆中故乡似乎已经模糊了，许多人物和事件需要我去找资料或回乡下老家找人来印证。

闽江中游一条叫梅溪的支流上，大山深处的小山村离江水浩荡的闽江还有一百多里地。可是，二叔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每年中秋节前后，闽江里有一种鱼，会绕过溪河的各种深潭浅滩，洄游到老家的小溪流上。他与小伙伴们一起只要拿着网兜，只需守在溪边的石头上，一上午就可以捞一网兜的鱼。

你糊涂了吧。我说，这几乎不可能，你说的那条溪流上筑着不少的拦水坝，大小水电站密布，哪里还有什么鱼能够游得过来呢。

二叔遗憾地说，再不用多久，这些溪流很快就会干涸的，河床上会长出芒草和榕树。他却又天真地问，你说，那些鱼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那些鱼们自有它们的去处。但二叔没有料到，河床并没有像他说的长出芒草和榕树，而是变成了污水沟。我拍了一些照片给他看，满是淤泥的河岸边都是一丛丛竹子，远远地看去，好一派的田园风光。而实际情况是前年的一场山洪爆发，河岸边的竹子纷纷倒下，被洪水冲刷着堵在桥梁的泄洪孔上。咆哮的洪水着冲上河堤，将几万人的集镇全部浸泡在洪水中。百年不遇的洪灾，造成夺取了七十多人的生命。

二叔在回忆录里写，哪一天，这条河流上的拦水坝被冲毁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小水电拆掉了，闽江里的鱼就还会认得洄游的路，自己会游上来的。他说，我是看不到了，但我希望儿孙一辈或许可以。

在电话里二叔问我，还记得吗，我们老家门前那条河里，经常有渔民驾着鸬鹚捕鱼。你小的时候，常常让我带着你们姐弟去河边看鸬鹚。现在捕鱼人驾着鱼排，捏着鱼鹰脖子抓鱼的场面还有吗？他问我，却不要我回答，自顾自地说话，仿佛一停下来就会忘掉似的。

“村口那棵老榕树还在吗？“他停住了，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或者是声音梗住了，似乎想起了什么。

我说，那棵榕树很老了，靠近树根处有一部分树干都已经空掉了，有个村民在树洞里养了一只猪。你相信吗，一只猪养在一棵榕树的树干里。

他要的不是我给的答案，自顾自地说，我五岁那一年，日本人来了，福州沦陷以后，你奶奶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从福州回到老家避难。那时候，有许多东北人也逃难到这里，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唱九一八、九一八，那个苦难的时候。围绕着大榕树，一圈又一圈的转。转着、转着，引来了许多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走，后来又跟来了外乡的东北人。队伍越来越长，我们走出了村口。到镇子上时，已经不是小孩和外乡人的队伍了，聚集了好多人，有人喊口号，一呼百应，打日本、打日本。

你奶奶当时还在县里受过训，在村里组织了民兵后援会。我记得，那时候，“宗庐”洋楼的厅堂正中央还挂着一块匾，写着“教导有方”四个大字。

“宗庐”洋楼？不是“震云”土楼么？我有些疑惑，从小到大，乡里人都这样称我们老房子，那一座三层楼房在当地有些鹤立鸡群，俨然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物了，至今人们还把门前那条小路叫做“震云路”。

才不是什么“震云”土楼呢，那是我父亲盖的房子，他的名字后面是“宗“字，“宗庐”，是“宗庐”。震云是我伯父的名字。二叔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激动。

我问，你说的伯父是那个叫震云的土匪么？

怎么是土匪呢，再不济也要称作草莽英雄。那个年代，群雄并起，军阀割据，哪一个又不是土匪呢？我伯父可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虽说落草为寇，但从来没有作恶乡里，他的手下有一千多人，五百多杆枪，还有战马几十匹。抗战开始后，被国军收编为正式队伍，是有番号的部队。楼是我父亲盖的，名却是“震云“出的。那座楼是我父亲从南洋回来，模仿着洋人修的房子设计的，我母亲以前认识希伯来文呢，那座楼是洋楼。

可是，我在县志和地方史里查到的资料都说你伯父震云是土匪呢。

土匪？只是后来内讧中，趁乱将他杀死的那人参加了革命，这才成了别人口中的土匪。你不许这么说。

与二叔的谈话中，我记忆中那座三层洋楼的模样，渐渐清晰起来。我在写这段文字时，坐在青云山景区附近一座农家小院里，临窗眺望不远处的青山绿水，脑海里浮现出二叔回忆录里那个是非不分的年代，期间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被各种传说混肴视听。我不想用固有的成见去判断，只想把真实的历史，全面地展现出来，是非成败只有公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二、

清末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家族在当地可算是殷实人家，单看现在留下来的这座洋楼，就知道不是普通人家住的。

得益于戴云山脉丰富的高岭土，祖上历代烧造日用瓷器。到我祖父手上，有全县最长一条烧瓷器的龙窑，最兴盛的时雇工多达七、八十人。解放后，县第二日用瓷器厂用的就是当时留下来龙窑。我父亲在福州经商，我母亲的娘家也是当地的乡绅。母亲同我说过，父亲在迎娶她的那一日，为了与另一个同一天办喜事的土豪斗富，在乡里摆宴席，大宴宾客。喜宴从娘家到婆家路上每逢人家便摆一桌，足足有二百多张呢，这还不算自己祠堂里的一百多桌宴席。在当时，这是多么大排场啊。难怪母亲说，一辈子的福气在那一天都享光了。

这样的人家，伯父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落草为寇当土匪。

父亲告诉我，那时候伯父有两个在歃血为盟的拜把子兄弟。三人学着三国里的刘关张，在村口那棵老榕树下焚香立誓、喝血酒结拜异姓兄弟，我伯父叫黄震云，另一个叫陈有夺，还有是张耀圃。在一次村庄之间争夺水源的械斗中，伯父和陈有夺两人失手将对方一人打死，被官府通缉而躲到山林深处，由此渐渐聚集了一伙人，后来的势力渐渐壮大，竟然成称霸一方的地方武装。最盛的时候，曾经控制了福州十邑的一半地盘。这期间，会不会有一些打家劫舍的恶行呢，想必也是少不了的。

大约在民国二十年，这一伙人被国民党军队收编了，成立了一个独立旅。伯父是旅长，读过几年私塾的张耀普当参谋，而斗勇好狠的陈有夺是独立旅下唯一个团的团长。那时候，闽南漳州一带正有共产党组织活动，独立旅接受任务南下去“剿匪”。部队行军到永春县境内，抗日战争爆发了，福州沦陷。是继续南下“剿匪”，还是北上回福州与当时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一同抗战，这三个人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八十多年前，永春牛牯岭大山深处的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是个谜。最终的结果是，伯父被害，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人由张耀普带领着南下，一部分由陈有夺带领着去了龙岩，后来上了井冈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张耀普从台湾回来。我见过他本人，他的回忆是我伯父要回福州抗日，而他则执意去漳州“剿匪”，少部分人跟着陈有夺西去龙岩、漳平一带，成了后来的红军。我伯父是被他手下的一名副官逼迫着生吞鸦片，捆绑在水车的轮子上折磨死的。

张耀普回来后，看到陈有夺现在家大业大，很不平。他发誓说，只要陈家还当权，他就不会回来大陆。他还说，要为我伯父正名。

土匪？有这样一腔热血的土匪，他不是你的耻辱，孩子。二叔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又像是在戏台上朗诵。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我父亲后来也去台湾，却和这些事无关，他是生意人。他的去留完全是为了一段婚外情。当然，那时候是允许纳妾娶小老婆的，或许并不能称作婚外情，但在我母亲眼里却是不折不扣的。她的眼里揉不得沙子，父亲却为了那女子，抛下一家老小，去了台湾。解放后，他想回也回不来了。

文革中，我们家以为这个所谓当土匪的伯父和去台湾的父亲，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经历过很多磨难。我想，我父亲这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

听二叔在电话里一口气说完后，我去县图书馆和县志办找过有关的资料。关于那一段的史料并不很多，但在地方党史资料里找到过陈有夺口述，别人整理的文字。在陈老红军陈有夺的口中，黄震云是一位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的土匪，而张耀普则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国民党特务。至于陈有夺本人则是有觉悟且英勇的地下党。在永春牛牯岭深山老林里那一夜，他们之间发生的激烈的争吵。黄震云要将部队拉回老家，继续称霸一方，张耀普则是一心要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去漳州围剿共产党。只有他执意要带领部下参加革命，去闽西苏区投奔工农红军。负隅顽抗的伯父最终被部下枪毙，而他则带领着部下组成新的游击队，最终在闽西加入了工农红军。

 三、

为了查阅到更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我找到了当时采访老红军陈有夺的县志办退休干部老魏。老魏二话不说，就将他与陈有夺之间的谈话记录原稿给我。老魏说，这些陈大爷的原话，我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都经过重述一遍，核对过，应该不会错。

我如获至宝，回家后慢慢翻阅老魏的采访笔记。记录本里老魏规整的文字下，离休老干部陈有夺的叙述却显得颠三倒四，时空错乱，甚至许多处还有明显的逻辑错误，语焉不详。我佩服老魏的耐心，花了不少时间才捋清楚期间的脉络。

在老红军陈有夺的口中，事情的经过大体上是这样的：

解放前，陈有夺等不堪忍受地主恶霸的压迫，与同乡黄震云一起揭竿而起，拉起一支队伍劫富济贫，反抗地方恶势力。刚开始，陈、黄两人兄弟同心，一呼百应，得到很多贫苦人民的支持，队伍迅速壮大。特别是在1928年、1929年，他们成功地攻打了县第五保卫团，缴获步枪三十多支。在袭击了县第二保卫团驻地之后，第三保卫团的孙老黑一队人马闻风丧胆，自动投奔他们。

随着国民党南京政权的稳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震云接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招安，被委任为县保安队队长，伙同当地的省防卫军司令张耀圃，控制了傀儡县长刘继洪，把自己当作“土皇帝”，竟然自行制定税则，以“筹饷自治，保境安民”为题，擅自颁布“王法”：农村按人口纳贡银两，要现金不要实物，士绅商户按门面和财产摊派，每户需缴大洋三五百元不等，规定期限内交不上的就当作违抗法令。那一年，正逢三都、六都等乡村闹灾荒，农民手里日食难度，哪有剩余银两纳税。于是，他便大肆捉拿人质。有一次，在三都村一次性捉拿了二十多人，把他们关押在水牢里。一些人因为关押时间长，腿脚都生蛆了，他也不肯放。陈有夺出于同情心，私下里为人质们说清，自掏腰包替每人交了20多银两，才被放出来，还有一人惨死水牢中。

不仅如此，黄震云还纵容手下为非作歹，打家劫舍，欺压百姓。有一次，黄震云的堂弟黄震易私自带一队人马，去山墩村抢劫，当地的百姓闻讯纷纷逃到山里躲避。这一伙人恼羞成怒，竟然一把火将整个寨子烧毁，其中还有两个逃离不及的老人被葬身火海。陈有夺对黄震云等人多次诤言相劝，老百姓对他们更是敢怒敢言，都盼望着那一天工农红军来解救。

抗日战争打响后，蒋介石反动政府不去积极抗日，反而是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将当地的驻军张耀圃，以及黄震云的保安团一并派遣去闽南漳州一带“剿匪”，围剿工农红军。行军途中，陈有夺、张耀圃和黄震云三人发生巨大的意见分歧，陈有夺代表一部分有觉悟的人，极力反对南下漳州，张耀圃则是一意孤行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黄震云则是意图要将队伍拉回老家，继续为非作歹，称霸一方。行军到永春牛牯岭时，陈有夺当下决定与黄震云他们分道扬镳，西去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投奔工农红军。一心要回老家的黄震云与他自己的堂弟黄震易发生内讧，被软禁在一处陶土工棚里。黄震云自知大势已去，吞服了大量的鸦片自杀身亡，而他的堂弟也被当地的农民捕杀，剩余的游兵散勇一部分追随张耀圃去了闽南，大多数都做鸟兽散。至此，官匪勾结、称霸一方的“土皇帝”黄震云，结束了作恶多端的一生。

我翻阅着老魏的记录本，对其中好几处语焉不详的地方，心生疑窦。如果说黄震云一伙是官兵勾结的土匪，那当时的陈有夺在其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永春牛牯岭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看到这些，都只是代表官方的陈有夺一面之词。而历史上从来就是成王败寇。合上记录本，我起身走到窗前，朗朗的夜空中，高悬着一轮明月，月亮外廓笼罩着一圈巨大的光晕，不远不近的一些云朵竟然也被夜色弄得朦朦胧胧，月晕是大风天气的预兆。我想，许多历史事件也像这朗朗乾坤，偶尔飘来一朵白云，或是一朵乌云，总难得以真实的面目展示出来，有待哪一日来一阵狂风将其吹散。但又想，人们也未必真想知道真相，甚至害怕真相的显现，习惯在朦朦胧胧中观察历史的天空，难免还有人从中受益。

于是，我拿起电话，按下了二叔家的号码……

四、

二叔接到我电话时，正在整理回忆录里的部分章节，听我说了从老魏处拿到的采访笔记本的事。他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省防卫军司令张耀圃，我很熟悉，现在的名字改为张耀普了。

二叔说，九十年代初，张耀普从台湾回乡省亲。那时，他在台湾做的事业很大，好像是中央日报社的高层人物，是省里的重要统战对象，陈有夺当时已经退居二线，是厅局级的巡视员，到处说他们之间是有歃血之盟的把兄弟，但并没有见过面。倒是我叔叔一直陪着张耀普，一同回乡探亲访友。

二叔说，以前在我父亲留下来的老照片里看到过张耀普，第一次看见他本人时，觉得与之前看到过照片里的人还是一样英武帅气，虽然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眉宇之间还透着一股英气，整洁地梳着大背头，还抹了发油，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的眼睛，增添了一份儒雅。

二叔说，当时，张伯伯与我谈了很多记忆中乡村的事，有时候说着说着老泪纵横。有一部分是关于在当时与我伯父以及陈有夺之间的事，我征得他本人的同意，做了录音，明天你来我家取走，留给你保存。

第二天正好是休息日，我一早开车去省城看望二叔。二叔给我的录音带里，张耀普苍老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我与你伯父还有陈有夺很有缘分，三人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小时候，我们三人经常模仿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在村口大榕树下做“桃园三结义”，拜把兄弟。我们称之为“榕树下三兄弟”，立下誓约要同生死。你们家祖上就是烧瓷器的，家境很好。我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举人，时运不济，没有得到应有官奉，只好在家开办私塾，做孩子王。陈有夺家最贫寒，他父亲曾经是你祖父瓷器厂的烧窑工，但家里也有一亩三分薄田。

我们三人同在我父亲的私塾里上学，你伯父最是仗义疏财，出手阔绰，常有一大帮孩子簇拥着，他也把自己当作大哥的模样，我们都服他。三人中，虽然同年同月同日生，拜把子的时候也按时辰分出大小，你伯父是丑时生排老大，陈有夺的是寅是生排老二，我是午时生行三。

民国二十九年，我考入了福建省陆军军官学校，去福州上军校。在我去上学前，三人在大榕树下分别，没想到从此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也是在这一年，你伯父和陈有夺两人一起参加了一次与邻村争夺水源的械斗，这种械斗在当时几乎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那一次械斗出了人命，对方村民有一人被打死。你伯父与陈有夺嫌疑很大，一同逃到与尤溪、古田交界的深山里躲避。后来，他们与当地的山民和打猎队一起聚成土匪，控制了附近十多个乡村。

而我考上的福建省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合并入了黄埔军校，作为第六期的学员毕业，那一期的学员有三千多人。我毕业后就担任了排长，也带着十几名士兵。当时，你伯父和陈有夺，记得还有一位黄家易的可能是你的族亲，另有一位陈有夺的弟弟陈增泉，他们一伙大约有一千多人。这样的武装力量影响很大，影响范围涉及福州十邑的一半以上，包括闽侯、古田、尤溪、永泰等，而且还四处招兵买马，壮大他们队伍。那时候，我每个月领到的军饷只有十二元，而他开出的条件，一个带一杆轻机枪的士兵竟然可以领到七千元钱。

陈增泉可能私下里与黄震易有勾搭，他的小老婆就是黄震易的妹妹。两人常常打着你伯父名号去打家劫舍，有一次还抢了六都一家教会医院的马，强迫一个叫海门微的女医生上门为陈有夺的老婆看病。就是那次事件，引起省城天主教会神父的强烈抗议，差点闹出外交纠纷来。

民国三十五年，我被派驻地方，任命保安团团长。而你伯父的地方武装也被国军收编了，是个有正式番号的部队，军衔还比我高，是个补充旅旅长。那一年，闽南漳州一带有共产党闹革命，我受命与你伯父的补充旅整合，一同带领部队去闽南漳州一带剿匪。

在永春境内，我们的“榕树下三兄弟”又相逢了。可也正是那一年，福州沦陷。省城有许多学校西迁我们县境内，但日本人的军机还是追踪，肆意轰炸无辜百姓。我们行军到永春牛牯岭的那一天，日本飞机轰炸了家乡的白云渡口，我们听闻了惨状后，都义愤填膺。你伯父要立马带部队回老家抗日。我不同意，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认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要南下去剿匪。

记得当时我对他们二人说，现在你们已经是有组织的军队了，不再是从前的游兵散勇，不能再任性妄为，一切都要服从上头的命令。

而你伯父却说，国难当头，不去抵抗外敌，反而打自己人，这是本末倒置。现在，家乡的百姓正在被日本人凌辱，我们却扛着枪剿什么匪。什么土匪，这些人不就是从前的我们吗？

而陈有夺也有不同的意见，他坚定地认为这时候外有日本人入侵，内有国共争斗，正是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好时机，他要带领部队去闽西后方。

我看得出，他们这个部队虽说是一个旅的编制，可是就只有一个团，陈有夺还是这个团的团长，你伯父这个补充旅旅长是个空的衔头，还不如陈有夺有实权。

陈有夺这个人话不多，却带着一股狠劲，很得到他黄家易、陈增泉和其他手下的拥戴。我只好自己率兵继续南下漳州。就这样，我与他们二人再次分道扬镳。没想到，我带领自己的部队走后，他们两人各自的派系里发生了内讧。陈有夺将你伯父囚禁在一个陶土场里，就是那种用水车带动木槌砸土块的简易厂棚里，让他的弟弟陈增泉带人看守着，自己带人经过漳平，去了龙岩，也可能就是他说参加革命的开始吧。而黄家易则在当地一次抢劫中，被人捕杀。

录音机里声音停了一段时间，我以为是卡住了，可是录音带还在继续走，张耀普继续说，声音有些沙哑：

那天夜里，我越想心里越不安。清晨，天还没亮，我就带着几个士兵返回牛牯岭。我在一处简易陶土厂房里找到了你伯父，他已经死了。整个人被五花大绑在水轮车的车辐上，水流带动着水车轮还在不停地转动，木槌一下一下地打在土坑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就像捶在我自己的胸脯上一样。

声音似乎哽住了，断断续续地又说：

至今，我都忘不了那一幕。我把他从水车轮上解下来的时候，冰凉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血肉模糊，面目全非，只剩下那手臂上的一条深深的疤痕才能分辨出来，那道疤痕是我们三个一起歃血为盟时割破的，他的那一道很特别，又深又长，结了黑黑的一到疤。

再次略作停顿后，又听见他说：

这次我回大陆，听陈有夺对外说，与我有歃血之盟，是把兄弟。说什么“遍插茱萸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哼！可我恨死他了，他今天在大陆家大业大，我只要有他一天在，我就不会再回来。有这样的把兄弟，还混得风生水起，是一种耻辱。

录音带还在转，声音却又停住了。我开着机子，一直将录音带播放完，也没有再听到张耀普的声音。难道就此打住了么？后面似乎还有一些话要说，怎么没有录下来呢？

我将磁带倒回过去，又听了一遍。忽然间，一个“海门薇医生”名字引起我的注意。我想起，曾经在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海门薇医生在中国》的书。

五、

在图书管理员的协助下，我找到了这本《海门微医生在中国》。

作者RuthV.Hemenway，189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威廉斯堡一个农民的家庭。她靠打工从波士顿塔夫脱医学院毕业。在医学院的第三年(1920年),她听了中国医生石美玉的报告后，决心到缺医少药的中国，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了去中国，茹丝成了美以美教会的医疗传教士,于1924年1月抵达福建一个很贫困的山区县六都善牧医院。海门微医生在这个贫困落后的地方为病人服务了12年后，于1936年到南昌行医。后来由于日本侵华，她未能回福建山区，而是奉命到了重庆去抢救日本空袭造成的伤员。由于在工作中积劳成疾，茹丝于1941年回美国治疗。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她没有再回中国。

她一共在中国服务了18年，后半生在家乡行医，业余时间学了水彩画，描绘她在中国看到的景象。

她于1974年去世，享年80岁。她的回忆录是德雷克教授根据她的日记整理出版的。

在我看来，这是一本书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作者用冷静、细腻的笔触展示了福建乡村浓郁风俗民情，包括我尚存在记忆中的婚丧嫁娶礼仪，还有一些当时社会凄惨的图景。这些场景，有的是来自于愚昧和无知，有的是来自于土匪的侵扰，也有是军阀混战，日寇的暴行。在她笔下淳朴善良的山区农民，选择逃避、忍耐和沉默，从中也孕育着一股巨大的能量。

在这本书里，我找到有关集官匪于一身的黄震云资料。海门薇医生描述了自己见到黄震云的过程，她完全颠覆了我印象中的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土匪头目形象。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以自己找来此书一读。这里，请允许我发挥小说家的想象力，从一个外国女医生的角度来脑补一下时的情形。

来福建这个贫困落后的山区工作，已经有五个年头了，这里情况远远要比我之前想象的要艰难的多。人们最大的困扰还不是生产力的落后，这并没有什么，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男耕女织的生活，而是政府的腐败无能。由于军阀混战，人们不知道哪一天又是哪一方占了上风，可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还有就是当地土匪的袭扰。

与政府军分成好几个派系的军阀一样，这里的土匪也有好几股，各有自己的地盘，人们更是“谈匪色变”。而最大的一帮土匪来自隔壁乡村十一都黄震云一伙，据说有一千多人，个个穷凶极恶，十分残暴。医院也未能幸免，那匹为我服务的蒙古马就是被他们抢走的。这里的孩子要是啼哭，大人们就用“黄震云来了！”来吓唬他，要想不受侵扰，除非自己也上山当土匪去。

有一天，我的医院受到了一封来自十一都黄震云土匪的信件，要求我去他们那里为其治病。以前也曾经为土匪治疗过伤病，但都是他们自己送来的。现在要我上门为他们治病疗伤，说实在的心里很是恐惧和害怕。还有那位传说中穷凶极恶的土匪头目黄震云，单是一听到他的名字，就让我眼前出现一个魔鬼一样的人物，简直不寒而栗。

可是如果不去呢，教会医院会遭殃吗?我想起了那匹蒙古马，他们可不管你是上帝派来与人为善的。我犹豫不决，拿着信件去问汉语老师徐先生。徐先生也是十一都人，我想他可能见过黄震云本人，甚至与他们有交往。徐先生不做可否，但表示如果去的话，他可以做我的陪同。这让我放心一些，毕竟是他们请我去，而且是为他们服务。最重要的一点，在我的眼中不应该有什么土匪或是百姓，只有病人或是健康的人。

在徐先生的陪同下，我乘坐滑杆翻过那座高高的柯洋山，到了土匪的住所。这是一处教会建筑，当地人叫“真神堂”，被黄震云他们霸占了。走过一个长长的回廊，我被带入一个昏暗的房间。才到门口，我就闻见一种浓烈的香味，我熟悉这种味道，它是鸦片。

走进房间，只见一张床上放着一张矮桌，桌上有一盏灯，一左一右躺着两个人，懒懒散散。床前另外站着一个人，拿着吸鸦片的烟枪为他们烧鸦片。并没有人来招呼，我只好在旁边站立着，猜想着眼前这两个面黄肌瘦，略带病容的小老头，哪一位是传说中的黄震云。过一会儿，走了一位，上来一位鼻梁塌陷，面貌丑陋的人，半躺半坐地靠着，烧鸦片的那人很谦卑的弯腰递上烟枪。整个房间里烟雾缭绕，他们谁也不说话，我就呆呆地站在一旁。

就这样持续了大约有一刻钟，房间另一个侧门打开了，光线一下子照亮屋子。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群人，分别站在两旁，每个人都身体笔直。由于是逆着光，我并没有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样貌，徐先生在一旁介绍说这就是黄震云。

这样一个年轻人，我猜大约年龄与我相仿。一开始，他讲的是本地白话，通过徐先生翻译给我听，问一些路上情况。我们两人都看着徐先生，一人一句对话。后来，他直接用汉语对我说话时，眼睛似乎不敢直接与我对视，神情有些害羞，说话时还脸红，手脚无措的样子。特别是看到我注视着他时，年轻人居然低下了头，用手不停地在脖子后面摸来摸去。

这让我感到很意外，看着眼前这个来年轻人，一点与撒旦魔鬼联系不起来，我却想起了威廉斯堡邻居家的弟弟。倒是他旁边站立着另一位年轻人，绷着脸，面貌有些凶恶残忍，手里不时还按着腰间绑带上插着的一把手枪，好像随时都要拔出来的样子。

黄震云本人并没有受伤或生病，他要请我吃饭，怕我不来，便说是要治病。一张四方桌，他们推让我靠左边上首的位置，徐先生坐在我旁边说，这是是贵宾坐的位置，表示他们对我非常尊敬和重视。宴席上的菜是一道接着一道，每一道菜上来时，必须时我先动筷子后，别人才能吃，这让我很不自在。有时候，我还在吃上一道菜，他们就留着新端上来的菜，黄震云会夹菜送到我面前。我有些受宠若惊。要知道这可是在中国，在福建这样一个落后的山区，他们历来时重男轻女，还保留着溺死新生女孩习俗的地方。更何况，这是在一个土匪窝里，一个臭名远播的土匪头目为我夹菜。

黄震云带头，他们每个人都站起身来端着酒杯向我敬酒。现在轮到我不知所措了，徐先生为我介绍每一个人，酒桌上只有我一个女宾。除了徐先生和我，其他应该都是土匪吧。他们怎么变得这样彬彬有礼，特别是那位首领黄震云，不知道是喝了些酒，还是害羞，向我敬酒时脸更红了。有时候，我甚至怀疑黄震云是否是他身边另一个人的傀儡，或者是别人打着他的旗号在外面干不好的事情，把责任和罪过全都推到他的头上，看到其他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我猜不透其中的奥秘。

我只是不停的吃菜、喝酒，听不懂他们用本地话说的内容，自己也不敢多说话，因为中国话里有很多歧义，同样的词语，只要声调和语气不同，就会表达出完全不同的意思，有时甚至是相反。生怕自己说错话，引起误会，那样就会不安全。他们承诺说在天黑前送我回医院，可是这宴席一直吃到很晚，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这一天晚上，海门薇医生在她汉语老师徐先生的陪同下，留在十一都黄震云土匪的住所过了一夜。

六、

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二叔，将自己在图书馆找书的事，并把其中有关海门薇会见黄震云的过程一段文字，读给他听。

我颇有些邀功地说，这些资料对你写回忆录有帮助吧。

二叔的声音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有多么兴奋，他说，我与黄震云并没有什么交集，我出生后最初几年都在福州度过，那时他在十一都所作所为与我都没有相干。

我有些失望，可是，人们对他的评价毕竟影响你，乃至我们整个家族的命运啊。

二叔说，你言重了，我们家族在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是你、我的共业，即使没有这么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也是遭受同样的厄运，谁都逃不了。

我还是心有不甘，那至少也应该对黄震云这个人有个全面、公正的评价吧？

二叔说，你觉得那很重要吗？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曾经问过你家乡的情况，我记得在老家对面有座高山，在我小时候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都是些原生的杂树，现在怎样了？

我说，你说的那座山，现在被人们种植速生的桉树，臭死了。

他说，解放初期，人们将山上的原始森林砍伐了，种上更有利用价值的松树和杉树。文革时期，人们又一把火烧毁，在山上用陶瓷碎片铺设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能看见。

我说，是的，现在还能看到一些痕迹。不过，后来人们又开垦种植柑橘之类的经济作物。

二叔说，你看，同样的一座山，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生产生活的需要，随意地改造，更何况对一个人的看法呢？即使是在病患者眼中，如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海门薇医生，可对于当时行走江湖的巫医术士来说，却并不见得是个天使，而是个抢他们饭碗的魔鬼。

我放下电话，对二叔说的颇有哲理又充满佛理禅机的一些话，沉思良久。记得好像谁说过，历史是一部真实的小说，而小说则是一部真实历史。我以为，要想厘清真相并不难，但有时侯人们并不太需要真相，甚至害怕真相。

而且，人性是复杂的，在我们自己并没有佛陀一样的智慧，悟透“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道理，没有“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情怀，也无法做到“慈悲喜舍”无量清净时，是不可能对任何事情求全责备，妄图做到全面和公正的。正如《华严经》讲：“心如工画师，一切唯心造”，眼前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自己内心的显现。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