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尉迟书记回到家，夫人已经把饭菜端上了桌，独自在桌旁看刚到的《参考消息》。尉迟坚很难在外边吃公家，一双儿女又不在身边，老两口生活得很简单，夫人每天都带着饭锅菜盒去上班，下班顺路到食堂把饭菜打回家，候着丈夫回家的空挡就看书读报。今天尉迟坚打不开味口，随便扒了几口便放下了碗筷。夫人说咋啦是不是又感冒啦不灵醒就去躺会儿吧。尉迟坚也不言语，抱了床毛毯把自己平放在沙发上，和脸和脚捂了个严实，他真的想睡一个痛快的午觉。他本来没有感冒，只是觉得自己跟队长越来越尿不到一个壶里了，看不惯贺仁甫那种张狂霸道，不想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间太多，因此推说感冒。孰知这样一说，自己倒真的觉得有了感冒的诸多症状：胸闷气促冒汗，手脚无力酸软，太阳穴突突跳疼，精神恍惚意识分散。

尉迟书记是搞专业出身的，六十年代初从长春地院探矿专业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地质队，二十多年换了几个单位，但都在技术岗位上。在读大学时他就入了党，文化大革命前做探矿技术员，在岩芯钻探工艺的改进上钻研得很深，在全国性行业刊物发表过几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他所在的大队领导也很重视他，准备提拔他当分队长，给局里的报告都打好了，突然之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事情就搁置起来。后来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他理所当然成了队上最大的“学霸”，再升级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开头是大字报小传单点名，后来跟队长书记科长一帮走资派保皇派平起平坐，成了每次开批判会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站高凳子的“常务”对象。后来要抓革命促生产了，造反派们钻机老卡钻，岩芯采取率达不到要求，局革委会批评说革命和生产是矛盾的统一体，虽然革命是第一位的，但生产促不上去，就等于给革命抹了黑，这是绝对不行的。造反派们垂头丧气回来一研究，有人就提到了尉迟坚，于是，他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对象给解放了，以革委会的名义派他到钻探分队当技术员。他不同意，说不想再复辟只想当一个钻工。人家说你不要对无产阶级专政耿耿于怀抱抵触情绪，你不接受组织的安排就是对革命极端不负责任。他怕再在头上戴一顶牛皮纸糊的一米多高的帽子胸前挂一块用血样的红广告在漆黑的尉迟坚三个字上狠狠地打个叉叉的白牌子站在一条特制的八十厘米高十二厘米宽的高板凳上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因此妥协。但申明说自己通过这段时间触及灵魂的革命洗礼，觉悟到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是要和工农兵紧密结合在一起，自己不应该计较个人名分和职位的高低，应该老老实实跟群众打成一片，要求组织上保留他一个普通工人身份，至于技术问题，自己保证随时听从党召唤，哪里有困难自己保证就会出现在哪里。造反派们解放他的目的无非也是要他随时出现在困难面前，就不再强求，于是，尉迟坚成了钻探分队不归任何机台班组编制的专搞技术的工人。后来因为局里根据任务变动，随时从各队平调力量搞会战，尉迟坚换了几个队，直到毛爷爷逝世四人帮垮台才稳定在这个全局最大的一大队。在一大队，他的职位从工人而班长，而机长，而分队长。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造反派倒了楣，人事上重新洗牌，上级要求队级班子要知识化专业化，尉迟坚提拔为大队党委书记，同时提拔起来与他搭档任队长的是普查分队长贺仁甫。贺也是文革前从成都地院找矿专业毕业的，与成奇同班，专业知识平平，但忒有组织能力，适应能力超群，文革中未受大的冲击，从技术员起步，普查组长、技术负责、副分队长、分队长，一步一个台阶，成了一大队的二把手。由于两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搭档后，各自都非常谨慎地把握自己的位置——队务工作书记提要求，队长出方案，人事安排队长只建议，书记才拍板。总之，一支庞大的队伍，唯书记马首是瞻，虽然口口声声民主，但实际工作中扮演配角的下属又会有谁愿意冒着“不团结”、“发杂音”的罪名去讲什么民主呢？不管什么会议，都是朝书记中心发言定的调子一边倒，民主决策仅仅是履行一套程序，说到底就是党政工团高度集权于一人的发号施令，“一把手”实至名归。

尉迟书记刚上台那阵对此种没有活力的氛围也极为不满，内心巴不得大家齐心协力为队上的各项工作出主意想办法，免得大小事务都靠自己一个人绞尽脑汁运筹于前，大小问题都靠自己废寝忘食补救于后，也可免去每次开会前一晚出事后一夜的习惯性失眠。为此，他曾不止一次找每个班子成员谈心，诚挚地鼓励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坦诚相见，各自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要把书记陷于孤家寡人。人家虔诚地倾听他的惇惇教导，表示一定不会辜负组织的信任和领导的培养，一定会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努力工作。但下次开会，依然唯唯诺诺，依然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就只会说是是是是，五六七把手不说话只作笔记。后来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政治上的东西反复无常全凭印象，流行的说法是“说你行，你行也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不行更不行”，还有种版本是说大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乖了，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何况现在干部调整频繁，副职无非是“纸条干部”（一纸文件可以任你，一纸文件亦可免你，在任或免的文件中你只占一行，裁下来仅指头宽一绺纸条），人家苦苦挣到现在的位置不容易，在熬成一把手之前，万万不能有崭露头角的幼稚，万万不能有打造政绩的非份，只有低眉顺眼作小媳妇状，讨得领导欢心群众好评，方能先稳位子后换交椅。尉迟书记就联想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的古训和“枪打出头鸟”的俗语，想到自己是长汉砥着天，部下在树下乘点凉也情有可原，于是也慢慢习惯了这样的政治氛围，慢慢习惯了事无巨细的苦心筹划，慢慢习惯了在重大和非重大决策时自己先抛主导意见，慢慢习惯了自己的主导意见抛出后的随声附和。他内心说：武侠小说中有个独孤不败，自己只好努力孤独求胜了。

在尉迟书记主政的开头几个年头，一切工作按照局里的统一部署和调度推进，每年都顺利完成了各项生产和非生产任务，年年的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长都会提到一大队取得的成绩，要大家向一大队看齐。队上一帮被解放了的老九们也情绪高昂，潜心学术，众多地质科研成果连篇累牍频频载于国际国内权威刊物，单位和许多个人连年受到局和部的表彰，给一大队涂抹上一层又一层光环，遗憾的是按照这些高瞻远瞩的理论指导就找不到半个像模像样的矿。随着地质行业的改革，国家计划项目砍掉了不少，投资锐减，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地质队一夜之间跌进了低谷，在计划经济轨迹里运行多年的队伍，像一条被卷进涡流的木船，一下子失去了方向。在改革的风浪中，他这个舵手也摸不着了航线，随着惯性一任舵片在波谷浪峰跌撞。他的水手们更加迷惘，号子不想吼，桨片懒得动，大家都眼巴巴盼着他这个当家人有何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盼着忽然一天醒来领导们会为大家架起一座渡过险滩的桥梁，再好不过能筑起一个安全抵港的码头，最起码也盼着领导和领导的领导能扔来几个泅渡苦海的救生圈。

   改革伊始，尉迟书记第一次参加完局里的改革开放动员大会回来，就预感到他领导的这支队伍将面临极大的挑战：一是队伍性质过去属中央军，工作是花国家的钱，工作的成果也就悉数交给了国家，虽然队伍年年打胜仗，就是没有获得任何战利品。现在多半要变成游击队了，不再配备军火不再保障给养，只能靠自己去打仗去夺得战利品补充弹药养活队伍，这谈何容易！二是自己的队伍过去都是在各级组织或领导的统一指挥下打阵地战，思维模式观念意识经验技术都与游击战格格不入，生存都成问题，发展何其难矣！后来，上边不断发文宣传改革形势，不断开会研讨开放思路，不断考察调研发展点子。上级和上上级领导口口声声要大家转变观念，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再创辉煌。但观念转变的起点是什么拐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谁都含含糊糊。这次遇到的挑战岂止是简单的挑战，简直是封杀围剿，如何能够从容迎接？谁看得见抓得着机遇？他跟大多数地质队的职工一样认为是国家的矿产资源找够了，地质队这个娇生惯养的宠儿一夜之间要被父母遗弃了，地质行业开始走下坡路了，眼前只有混沌，谁能夸口再创辉煌？

心底想想可以，牢骚闷在肚子里面也无可厚非，但你尉迟书记到底不是普通群众，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要表现得比群众的觉悟高出一截，思维也必须比群众活跃一点。组织让你坐在这个位置干啥？就是让你尉迟书记在遇到难关的时候多想办法，要动脑子把握时局驾驭队伍。在经历了殚精竭智的苦苦思索后，他带着一班人到各分队搞调研开动员会，要大家发挥一己之专长，不论是技术的还是关系的，不论是信息的还是建议的，不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广开二次创业之门，拓展突出重围之路。随即又主持制订了相应的扶持政策激励办法，一时间全队重现了热火朝天的景象：个体的有上大街摆烟摊下农村贩小菜逛集市售鼠药奔海口倒摩托，集体的有喂鹌鹑养獭兔种蘑菇擀挂面织帽袜缝衣裤开歌厅办商店，此为大打“麻雀战”；汽车队面向社会搞客货运输绘图室对外招揽印刷业务组建城勘队测绘队咨询部从事商业服务，此为“阵地战”；利用少得可怜的计划拨款组织精兵强将选择重点靶区重点矿种开展找矿工作，力求有所突破获得立项获得拨款，此为“攻坚战”。三场战役打了两年，“麻雀战”缺了商人的智慧铩羽而归，“阵地战”因了体制的束缚丢盔弃甲，“攻坚战”唯有一个金矿做到普查阶段就不再滚动。两年下来，尉迟书记早生华发，大队分队负债累累，队伍走进了更加窘迫的谷底。实在拖不动了，一咬牙由他提议党委会通过了一个强制性文件，要女满五十男满五十五的中层干部以下职工全部办理提前退休，不办理的也只发退休工资；要双职工家庭或子女在本单位的一律安排一个编外指标，同时要大队机关只许出不许进以减少管理服务人员。这项措施填小了资金缺口，也捅大了劳资纠纷娄子，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天天到劳资科缠，到办公室闹，到书记队长面前哭，后来甚至闯会场，堵楼道。班子成员几乎无一例外从早到晚都在接待这些又哭又闹的群众，开不成会，研究不了事情，理所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再后来，有职工假离婚之名行要挟之实，说既然队上决定双职工家庭要砍一个下来，他们就只好把一个圆满的家庭变成两个残缺的家庭以免除被砍的一刀之疼。这就涉及到了精神文明建设，那玩意儿在目标考核中虽然软，但有一票否决的作用，谁敢掉以轻心？又有职工吃自己库存的鼠药寻死觅活，幸亏造药时为降低成本毒性不强加上服药前的故意张扬才未酿成命案。还有个职工贴身捆几筒种蘑菇的营养基料，外面用棉毛衫罩得有几分像炸药包的样子，前襟用红颜料写着“请勿靠近”四个惊心动魄的大字，坐在办公楼门口，反反复复念叨：“我要吃饭，我要活命”，直到领导给了模棱两可的承诺才起身到背人处解下营养料扔到角落里。

各种极端的事情一出，尉迟书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可能再“孤独求胜”了。正在他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关口，上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地质队实行企业化管理，推行队长负责制，贺仁甫成了单位的法人代表，自己虽然还在习惯称呼法的党政一把手的涵盖之中，但有法律意义的一把手无疑成了贺仁甫，自己实际成了二把手。刚开始，尉迟书记也因为在自己不堪压力的境况下把担子交给了贺仁甫暗呼侥幸，甚至在家里当着老婆孩子念了几声“阿弥陀佛”。但随着队长负责制的逐步落实，书记在队上的话语权逐渐削减，很多事情他不能再拍板钉钉，大家有什么大事小事都直接找贺仁甫汇报请示，自己多半在接待一些职工家属，处理一些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心理上就产生了越来越重的失落感，甚至于牵连到与贺仁甫的个人恩怨。

昨天的党政联席会就把这种矛盾推到了激化的边缘。

会议伊始，贺仁甫就省掉了客套程序，直奔主题把局里要求花椒坪金矿上马的问题摊开，紧接着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完完全全拥护局里的决定，尽快启动项目，并抛出了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意见，即新建的试验场以四分队为骨干力量基础，行政上单列为正科级单位，为保证其轻装上阵，后勤暂不脱离四分队，建议由成奇任场长，牛大鹏任技术负责，苏新任指导员，提交大家讨论。

几个副职立马表态赞同，只有尉迟书记未置可否，于是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尉迟书记这才从嗓眼深处吭了吭说：“我先从个人立场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是以书记身份，自然不代表党委意见。第一，也是很重要的第一，我们花椒坪找矿是花的国家的钱，按规定找矿成果应该全部无偿提交给国家，而不能搞成我们的自留地。所以，在搞开发之前，一定要向地方政府报告，在获得政府首肯后才能启动，不然，今后政府追究责任不好交代；第二，我是搞业务出身的，按照固体矿产开发利用规范，任何一个矿山企业，都应该是在经过对资源的普查、初勘和详勘几个阶段，也就是把资源分布和资源量搞清楚之后，再通过选冶试验，确定了工艺流程才能上马。花椒坪金矿的地质工作只做到了初勘，有的矿段初勘的程度都没有达到，在资源不明的情况下，如果贸然把项目推上去，设备买了，材料备了，试验场的基本建设搞了，假如今后资源保证不了怎么办？真有了那么一天，项目就会有个责任问题，既然是局里明确要上，为什么只是口头上明确而不下个文？我主张先打个报告给局里，要局里明文确认，虽然教条一点，但也保险一点，假如我说的是假如今后项目出了问题责任就追不到队上来。有了这两个大前提，我对组建试验场没意见，对试验场组建后的体制也没有意见；人事安排我认为成奇不宜担任场长，理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头头，干部政策明确界定这样的人是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何况他本人这些年来只是在一般业务岗位上，对于他的管理能力，我持怀疑态度。他在技术方面也仅仅是找矿，如何开矿、如何加工，他也是外行……”                                                                                                                                                                                                                                                                                                                                                                                                                                                                           

“我们地质队的人对开矿、加工都是外行，外行走到绝境未必只能等死，外行可以学嘛，在实践中逐步变成内行。”贺仁甫漫不经心地插了一句。

尉迟书记接着说：“对，我们谁都没有实践经验，实验室的专家们，也只是在烧杯试管里的经验，在室内的经验，放到野外去谁敢说会是一样的操作一样的结果？我的意思是既然我们要安排的人都是外行，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物色一个既有管理经验缺陷又有政治污点的人呢？”

尉迟书记停止了发言。

贺仁甫的脸色有点不好看，正想再说点什么，但转念一想，人家尉迟书记当一把手时，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事先征求自己的意见，两人达成共识后才上会，凡酝酿阶段的事情，即使是火烧眉毛了，尉迟就绝对不会在人前在会上吐露半点口风，看来自己在政治上还嫩了点。他在内心深深自责没有在开会之前跟书记广泛沟通，以至于在班子成员和机关的主要中层干部面前把分歧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今后的工作会很被动。但回过头想，局里边的压力那么大，自己不进则退，最近每次召开全局工作会议领导们最热衷也最咄咄逼人的一句话就是不换观念就换人，自己不贪不占不嫖不赌仅仅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就被换下来，岂不冤枉？何况在贯彻执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那些年代，自己从来都是顺着他尉迟的意志的，对他尉迟提出的决策事项即便有不同看法，也从来没有一口否定过，只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在制订的方案中去完善，在实施过程中去补救，使之尽善尽美。看来，转变观念首先是要转变自己的执政观念了。于是，他缓缓说到：“我首先自我批评，这件事情我事先没有跟书记沟通过，大家也不要奇怪，因为这件事到现在也算不上是决定，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或者叫谋划。这件事局里施加的压力很大，所以放到我们队上就是一个重大决策的问题，正因为重大，我才不打算仅仅局限于我跟书记的看法是否统一，统一了拿到会议上来，大家就不好发表自己的意见了，民主决策就变成了二人转，甚至变成了单口相声。我想直截了当听到大家的真实意见，面对面地了解大家的真实思想，所以，我的想法在会前跟任何人都没有通过气。我希望今后我们的党委会也好，队长办公会也好，党政联席会也好，都能即席提出自己的主张，即席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瞻前顾后老谋深算，你一个人的主张和想法都不算啥，不是还要经过会议么，有会议上这一帮子人把着关，出不了大事！”

说到这里，贺仁甫停下，端起斑斑驳驳的搪瓷茶缸，喝了几口很酽的苦丁茶。这个茶缸是十多年前参加全局组织的某矿区勘探会战的纪念品，掉了很多瓷，黑白斑杂，但隐约可辨“□□□矿□探□战纪念”几个暗红的字迹，酽茶很苦，从贺仁甫的脸色上品味得到。

所有参会者都沉默不语，在他们的经验里，这种党政一把手在会议上的不协调情况的出现，在一大队会议史上是破纪录的，谁都不敢多嘴。

吉祥见这样，担心项目问题要搁浅，也顾不得历次开会都要等领导们逐个讲完主持者点名后才轮到中层干部说话的惯例，开口说：“我非常赞成贺队的观点，开会就要有点民主的气氛，每个参会者都要在会上谈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谈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免得在会后说东道西。”他不顾其他几个副职脸上流露出的对他“越班启奏”的不屑表情继续说：“我们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职工的吃饭问题，姑且不谈上级是否给了什么样的压力，我们的生存之路就决定了我们应该抓项目，抓项目的机遇不多，稍纵即逝。我们多经科两年来抓了一些小项目，多数夭折了，硕果仅存的也成不了全队的支撑，形成不了气候。花椒坪这个项目，能得到局里边的扶持，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搞好了就是我们队的一个支柱产业。尉迟书记的顾虑也是非常正确的，给我们提个醒也是非常必要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个人认为，抓机遇重于顾后果，资源问题我们可以边采边探，控制规模，再说局里下达任务没有下达产量，野外浸出了黄金，我们就完成了任务，局里就无责任可咎。资源问题只是涉及今后我们队上的长期效益，但在对花椒坪资源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可轻言放弃。从常规说，有个程序问题，但如果按照程序按部就班来做这件事，可能猴年马月都落不到实处，等落到实处，可能上边又没了资金。现在各个野外队都在饿肚子，都在局这口锅里抢饭吃，如果我们脸皮薄害羞一味考虑如何摆客套讲礼数的话，等人家把饭抢完了，我们连锅巴都弄不到一块，只能喝洗碗水了！”

贺仁甫对吉祥投以赞许的目光，并频频点头。

见几个副职脸色稍霁，计划科长蒲跃进也谨慎地说：“据局里的办事风格，对于野外队的二级实体的建与不建，他们从来是不会插手的。对于项目的风险，也绝对不会给你行一个免责的文件。我们只能看是哪个领导在表态，这个领导表态的时候，相应的管财管物的部门一把手在不在场。如果是拍得了板的领导表的态，又有执行部门一把手在场，以后即便出了问题，板子也落不到我们屁股上。第一，表态的领导不会自己举板子，一举就扯着自己的筋；第二，没表态的领导也不会轻易举板子，打狗还要看主人。至于政府这边，我们是垂直管理，地方从来不管我们，政策上目前也没有明文规定我们自己不能搞开发建设，我们如果主动汇报，是否会节外生枝地产生许多障碍。我们不妨先上车，等查票的来了再补，不查票就逃。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局里的钱到位，我们不妨先在政策的空隙里先花，反正局里不会要我们还。”

尉迟书记不冷不热地说：“蒲科长的话很实际，道理也深刻，把现实分析得很见底，但作为一个单位领导的我们，不可能像你们中层干部那样以侥幸的心理去决策，以赌博的心理去打仗，说透彻一点，我们不能搞机会主义，不能靠投机取巧渡难关。如果我们仅仅看某个领导的脸色行事，而不是理智的决策，给国家造成损失之后，即便上级不打我们的板子，我们自己也会有渎职的罪恶感，我们的良心能安么？我先前和现在谈的意见，并不是反对贺队长的提议，也完全没有不支持局决策的意思，我只是以个人名义建议大家把风险因素分析多一些，并且要把潜在的风险给局领导提个醒。”

刚调动起来的一点气氛又凝固了，贺仁甫见大家再度缄口不语，以沉重的语气说：“同志们，局里决定上这个项目，让我们在全局矿产资源开发领域扮演吃螃蟹第一人的角色，我领会得到局领导的苦心，我更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大家知道，这几年来因为我们无法给职工们安排上岗的机会，很多技术上的顶尖人才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流失了，在他们跳槽之前都找过我，很艰难很留恋很缺底气地向我提出调走的请求，我想留他们，但我又明白留他们只是误他们，害他们，他们正处于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他们要奔他们的事业啊，我只能同样艰难同样留恋同样缺底气地在他们的请调报告上签字，我惭愧啊！我没有项目让他们施展自己的才能，没有项目让他们踏踏实实捧上饭碗，我有脸留他们吗？我留得住人家的身留得住人家的心吗？在我们弹尽粮绝的时候，在我贺仁甫个人找不到台阶下的时候局里扶持我们上这个项目，起码眼前就可以解决十多个人的饭碗，这十多个人中，有我想留下的技术种子啊！我个人认为，上花椒坪这个项目，即便谈不上是局里为我们办了一件好事也算得上是局里为我们办的一件实事。为了把实事办好，我急于召开这个会议并急于抛出我的个人想法，的确是想在会议上顺利通过，要大家讨论，是希望大家来完善我的这种想法，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我本来就不希望它通不过，这不是我看不看领导脸色行事的问题，也不是单纯服不服从上级的问题，而是我们穷得来只有看领导脸色只有服从的份了！我们只能背水一战，把这个项目搞成功！至于资源问题，我想，没有机会再考虑了，我今天表个态：我们只要在花椒坪堆浸出了一克黄金，总结出了一套低品位岩金浸出的工艺流程以及矿产开发的经验提供给全局借鉴，我们就算成功了。如果我们的经验推动了全局矿产开发事业的发展，我们就是全局的有功之臣！如果在资源方面真的出现不测，我个人到局里去背书，与大家无关！”说到这里，他情绪有点激动对办公室主任安志友说：“安主任，你把我最后这句话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会后我摁指印！”说到这里，他再次端起茶盅，空了。安志友赶紧提起保温瓶上去续水，贺仁甫左手端着盅右手把玩着盖却不急于喝，继续说：“至于人事安排，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三人各有长短，老成对矿区资源分布了然于胸，小牛工艺上从头搞起情况熟悉，但两人都性格柔弱，遇到困难或者处理纠纷我怕他们都扛不住，因此我建议苏新任指导员，苏新虽然技术外行，但性格也外向，应变能力强，又有多年支部书记工作经验，不仅可以沟通试验场内部职工思想，还可以协调与当地村组之间的关系。尉迟书记提出的成奇的政治问题，我不是没考虑这个因素，为这个位子的人选问题，我请教了局组织处，答复是像他这种人，在党政机关序列肯定不能启用，队级领导班子也肯定不能进，但作为队下属经济实体负责人，只能说是在行使一种生产经营职责，好像还算不上领导干部之列。有了这个答复之后，我联系到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才下决心启用他，让他在这个不大不小的舞台上表演。表演得好，说明我们用人用对了；如果有什么差错，我们可以随时撤换。我看就不争议了，小平同志也讲过，不管黑猫白猫，抓得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嘛！如果意见达不成统一，我建议用举手表决或者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通过我的提议。不过，我还要声明，今天即便通不过，我保留在我得到局支持的前提下，有一票决定的权力。”

这次会议尽管别扭，贺仁甫的建议最终还是以大多数赞成票获得通过。同时，党政联席会还决定，为了抢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场地建设，不等局里拨款到账先把人员派出去。

花椒坪项目在党政联席会上通过的过程和同时作出的决定也在参会者轮流去厕所的时候随尿液不断扩散。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