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尺见方的棉线红布上，印着两只亲密靠在一起同游的鸳鸯，几道绿色的波浪纹是水，还有几条柳枝斜斜地悬挂着；或两朵艳丽的牡丹花，衬着碧绿的叶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一块印花布。那个年代我们把这样一块方方正正的花布叫——包袱。包包袱其实是我老家鲁中的方言，通俗的叫法应该是红花巾。
　　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有两块这样简单的正方形的红包袱。一块包裹的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衣物，另一块包裹着一件结婚时我花60元钱从城里给妻子买来的青呢子大衣，妻子平时舍不得穿，就四角四棱地折叠起来，连同两颗防虫蛀的臭球（樟脑球）一同包进了包袱里，然后放进木柜里（一种木制的矮柜，老家叫晷）。两块普通的包袱儿几乎包裹了我们的全部家当，当新婚的妻子一件一件整理好包内的衣物，然后扯过包袱的四角，轻轻地系在一起，一个崭新的小家和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红包袱包裹着的，不只是衣物，同时也包裹着我们的婚姻和生活。
　　随着岁月的流逝，包袱里的东西也在不断改变着，最初包裹的是新衣服和新物品，然后是旧衣物和旧的物品，等我们有了女儿的时候，包袱里更多的则是女儿的小衣服、小裙子和针头线脑，以及破布头、还有剪下的鞋样子……偶尔妻子也会把零花钱或身份证、结婚证之类的物品塞进包袱里。把包袱放在炕上打开，琳琅满目就像打开了散乱的杂货铺，里面包裹的都是我们小家简单而温馨的日子。
　　那时每次和妻子吵架，妻子伤心的时候都会说，“不和你过了，夹着包楞走人”。可每次妻子都没有真走。有几次妻子真的从木柜里翻出包袱，夹着就往外走。这时包袱已经不是包袱，似乎那包袱就是我们的家，她夹着走了，家也就没了。所以每次妻子要走，我都不会直接去拦妻子，而是去抢妻子手里的包袱，抢下了包袱，也就留下了妻子。妻子也真真假假地和我抢，抢着抢着就抢散了，我手里攥着的是空空的包袱，包袱里的衣物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散落在地上，我急忙把包袱铺在炕上，蹲下身子去捡。趴在炕沿上啼哭的女儿，看见一件花色的小裙子从包楞里掉出来，喊着，妈妈，我的裙子，妈妈，我的裙子……哭得更厉害了。妻子手里没有了包袱，也就泄了气，不再提要走的事，而是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生闷气或者一手揽过一旁流泪而无助的小女儿，然后默默为女儿擦去脸上的泪水。这时侯的包袱，似乎成了我们婚姻的道具。它包裹的不仅是我们生活的零零碎碎，也包裹着我们苦辣酸甜的婚姻。它更像一个媒介和纽带，一次次化解着生活里的不愉快和婚姻的危机。
　　妻子在邻近的工厂上班，中午或傍晚从学校归来，女儿早就蹬着院门的木栅栏上张望着，看着妻子越来越近的身影。“妈妈”，“妈妈……”女儿在木栅栏上探出小脑袋喊着。妻子微笑着走进大门，女儿跟在身后，女儿抢过妈妈肩上挎着的绿色拎兜扛着肩上，追逐在她们身后的还有岳母送给我们的两只大雁鹅，嘎嘎地叫着亦步亦趋地也跟着凑热闹。等到了屋里，女儿打开绿色的拎兜，从里往外掏了个底朝天，筷子、饭盒、馒头、蒜瓣……最后的结果很是失望，因为没有她希望得到的东西，哪怕一个苹果，一个橘子，一块糖也好。这时妻子微笑着打开木柜,变戏法似的从包袱中掏出两块用花花纸包裹着的糖块。女儿扒掉糖纸，把糖含在嘴里。女儿似乎不相信就有两块纸糖，非要站在凳子上手扒木柜沿把头探进去把里面的包袱翻一遍。在孩子的眼睛里，木柜里的包袱就是百宝囊。
　　后来，妻子和女儿跟随我去了镇上。搬家的时候，我们只拿了一口铝锅和一只炒勺，还有妻子收拾出的两个包袱。妻子把认为值钱的都放进了包袱，然后紧紧系上包袱的四角。这可是我们全部的家当，几年的小家生活，可以用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来形容——无所谓有，更无所谓无。毕竟我们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两个包袱。可惜在搬家的途中有一块包袱被三轮车磨出了一个大窟窿。
　　一晃多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儿子参加了工作，小女儿也考上了医科大学。去年10月我翻衣柜，竟然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古董般陈旧的包袱，现如今，包袱这样的生活用品早已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结婚迎娶再没有人用这样的包袱包裹什么，可我舍不得扔掉它，不是因为它昨天包裹着一个温馨的小家，也不是因为今天它包裹着我曾经的忧伤与回忆。包袱是岁月的尘埃，它承载了一段历史，也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