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杰杰纳，我每天清晨都是被一阵阵悦耳的鸟鸣声叫醒的。叽叽喳喳地，它们从一株高高的乳油树上飘落下来。
乳油树正开着白色的小花。我住在离那株树不远的集装箱里。当然集装箱是经过改制的，已经不是运送设备配件的大箱子了，而是装置了木头的吊顶和内壁、配置了空调的一所小房子。
    这所小房子是被大吊车从尼埃纳的项目部吊上大拖车，运到杰杰纳来的。
    开吊车的林师傅在卸这所小房子时，问了我一句，小贾，卸在哪儿？我当时正站在一阵大风卷起的沙尘里，看着这个悬在半空中的大家伙，内心一片空茫。无论放在哪里，终究是放在一个荒凉的小院子里，终究是在一个动荡的异国他乡，终究是短暂的过往，也终究是临时的驿站。那时，我荒凉的眼神掠过这个荒凉的院子，看到当空的烈日正炙烤着每一寸裸露的土地，呼啸的风夹带着沙尘肆虐刮过。我就看到了那株树。它没有很大的树冠，在这个看起来很空旷的院落里，这株乳油树孤独又单薄。我指了指树，小房子就在离树最近的一块平地上，落了下来。
    鸟鸣声也就在每一个清晨，从树上落了下来。
    那是三月。正是国内春光大好的时节。而这里是西非。三月里的西非是一年里最干燥的季节，总是刮风，风里裹挟着来自撒哈拉的沙子。那段时间，也正是这个西非国家政权动荡、治安混乱的时期。大量的同事都撤离非洲回国了。只留下七、八个人退守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处理工程遗留的一些问题和看护价值几千万元的施工设备。杰杰纳，是一个连电话信号都没有的小村庄，或者因为闭塞，便恰好是安全的。在杰杰纳，田野空旷宁静，放牛放羊的孩子衣衫褴褛、悠悠闲闲地走过，田间地头的乳油树和芒果树依季开花。骄阳和风沙中，这里与世隔绝般地风平浪静。
    但在院子的一周，我们还是安置了铁丝网，还挖了深达两米的沟壕。这些装置，让人联想到外面世界的动荡和千里之外那个世界上最大的沙漠里正在进行的战争。而在这株满是鸟巢的乳油树上，其实还藏着一盏很亮的灯。只是这盏灯，在那段时间的黑夜里，为了避人耳目，总是像个摆设一样，并不光芒四射。在每个清晨，大风还没有从远方赶来的时候，鸟鸣声从高处飘下来，又被微风吹到远处，在院子里回荡，这是这个寂寥的院落里最动听的声音。
    我总是在这个声音里走出我的小房子。晨曦中，几缕云被太阳镀上了粉色，而太阳并没有爬上天空，这些粉色的云彩是太阳的使者，是太阳即将渡涉天空的先兆。我也总是习惯地看看集装箱的底下，看见非洲狗胖胖仍然一如既往地卧在那里。我和它对视一会儿，它的眼神就躲开了，看着地下，一动不动，想把地看穿的样子。我就轻叹一声，又抬头看天上的云彩，粉红色的云彩，像娇羞也像愠怒。我知道胖胖不会有任何反应，再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再也不会像在尼埃纳一样，一跃而起，来蹭我、来摇尾、来开始一天的跟随。
    清晨的院子，凉爽又安静。当地的工人们也大都被遣散了，只留了一些保安和两个洗衣做饭的黑妹。丽莎就是其中的一名黑妹。
    此时，高挑的丽莎正袅袅娜娜地从我的门前走过。她已然做好了早餐，现在是她悠闲地去两公里之外的小山包上打电话的时间。
    她每天都去。大家都说她是去给远在中国的小杨打电话。我一直不知道她和小杨到底会用什么语言交流？简单的法语？简单的班巴拉语？简单的汉语？总归只能是简单的。小杨不是翻译，丽莎没有上过学，他们远隔重洋，看不到彼此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他们怎么交流呢？或许相爱的两个人，什么也不用说，只要有声音发出就好。但是，他们相爱吗？
    我在餐厅看着被丽莎摆放在长条餐桌上的标准的中式早餐时，这个问题也总是随即跃上脑海。摆放整齐的早餐，颜色搭配得也很醒目，像非洲姑娘身上的衣裙，总是以色彩夺人眼睛。
    粥被放在一个大盆子里，覆着盖子；雪白又蓬松的馒头码放得整整齐齐；油炸的花生米，圆滚滚亮晶晶；油煎荷包蛋艳黄欲滴；还有鲜红的辣椒酱，放在一个白色的碟子里。
    趁着温度还没有升起来，早餐一般是大家最有食欲的，粥和馒头很快就见了底。我喜欢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吃早餐。大风未起，微风习习，鸟鸣阵阵，正是一天里最好的时辰。
    院子里养的几只狗，也在这时，磨磨蹭蹭地围到我脚边，等着我丢一嘴馒头或是扔半只荷包蛋。白粥，它们是不稀罕的，除非拌了油腻的汤汁。这群狗里，还是不见胖胖。胖胖这个时候，仍然卧在我的集装箱下面的空隙里，闭着一双忧郁的眼睛，茶饭不思地在回忆着那些个不堪的日子。
    想起来胖胖，我顿然就没有了食欲。
    如果一只狗有漫长的记忆的话，它能越过那些不堪的日子，记起我们在尼埃纳的那些曾经的快乐吗？
    两年以前，我用两千西郎从一个黑孩子手里换回胖胖时，它像一个圆乎乎的小绒球一样。在田埂上，走路还不太稳的小家伙总是摔跤，圆滚滚的身体扭动着，煞是可爱，我便叫它胖胖了。起初，我的同事们都不相信，从来就不养任何动物的我，能有耐心把胖胖养大。但是，狗就是这样一种动物吧，粗贱、忠诚。从嗷嗷待哺到膘肥体壮，我几乎没有花费什么精力，倒是日日享受胖胖的亲昵和追随。我在家时，它卧在我房间的门口；我出门时，它像个影子一样尾随。有时候我去散步，明明没有看到它的身影，以为它到附近的田野里去撒欢了，但我在芒果园里抑或是桉树林里走着走着时，一回头就又看见它无声地跟着我。这让我在尼埃纳小镇成了一个带狗的外国名人。偶尔没有带胖胖，黑人们就会问，乌鲁乌鲁？乌鲁就是狗的意思。或者，有老乡的羊被狗咬伤，他们也一准儿找到我，一口咬定是胖胖干的，抱着受伤的小羊，在我的门口，能等上大半天，要我赔偿。这些无法理论的事情，也是尼埃纳寂寥生活的有趣点缀。
    不知胖胖是否能够忆起这些？忆起那些天天走过的红土路、日日穿梭的青草地？迎着朝阳从小村庄走向大村庄的田埂？
    怕是不会了，最后的那个残忍的记忆，覆盖了一切。
    再也不会了，胖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只有无边的忧伤被它含在眼睛里。
    用黑妹丽莎的话说，是我抛弃了胖胖，就像小杨抛弃了她一样。
    丽莎没有说出抛弃这个词。虽然丽莎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黑妹，很多传说叠加在这个健壮泼辣的黑姑娘身上。比如说，她是几次声势浩大的当地工人罢工活动的首领之一；比如说，我们中方的几名同事，为了争夺美丽性感的她，曾经大打出手，几乎酿成流血事件；比如说，她能听懂很多汉语，厨房里的各种用具及常吃的蔬菜、作料，她都能用汉语，硬硬地说出来；比如说，她和小杨的故事，流传万里。但是，纵使有这么多传奇包裹着这个非凡的黑妹，她还是不会说出抛弃这个词，无论法语还是汉语。但她用了一个更加恐怖的动作来诠释这个残忍的词，她拿起一把菜刀，当空一划，然后决绝而忧伤地看着我.......
    我看着被她咣当一声扔在案板上的菜刀，定了定神。在这个动作下，我必须定定神，才能继续我的思维。
    我是这样抛弃胖胖的吗？用刀，斩断了那些快乐的记忆？用刀，抹杀了它的信任？
    在很多个清晨，我站在鸟鸣声里，看着丽莎走向小山包的背影，这样想。
    又在很多个夜晚，因听见胖胖断断续续的呜咽而无眠时，也这样想。
    如果不是那一天撤离得太匆忙，我不会丢下和我朝夕相伴的胖胖。
    可是，谁相信呢？这个理由，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
    我带着我的行李箱，带着我的文件柜，甚至带着我的瓶瓶罐罐，坐上一辆皮卡，绝尘而去。就是没有带胖胖，没有带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不是那辆车坐不下，那辆皮卡，后斗上有的是地方，胖胖又能占多少呢？一个小缝隙就够了。那一天，我把胖胖忘得一干二净。不止是那一天，在局势紧张起来的很多天里，我待在尼埃纳的院子里，我在一地的纸屑中，忙忙乱乱地收拾文件、凭证，收拾我的行李，全然忘记了胖胖，忘记了胖胖那一双天生乞怜和依恋的眼睛。
    直到一个星期以后，我在杰杰纳安顿下来，又恢复了往常的锻炼习惯时，才赫然发现，那日日陪伴我跑步的胖胖，被我遗忘在尼埃纳空无一人的院子里了。
    这个惊醒带给我的慌恐甚至超越了当时的局势动荡。
    那是一个日日相伴的生命呀。那也是一个以我为唯一依靠的生命。我怎么就忘了呢？
    在我的恳请下，林师傅十分不情愿地开着皮卡从尼埃纳找回了胖胖。他说，为了一只狗，值得吗？终究是要抛下它回国的。我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我能说什么呢？抛弃这个行为一旦产生，再周全的弥补也是枉然的吧？就像一件东西被打碎了，它就是碎了，再补再缀，它仍旧是碎。胖胖就是碎了，由身体到魂灵。从找回来的那一天开始，它像在我的集装箱下扎了根一样，棍棒和美食都不能让它离开。或许，夜深人静时，它会黯然地爬出来，去觅一点吃食以维持生命，然后，复又陷入无边的破碎中。抑或这也是一种守候。一种由抛弃而生的恐惧，由恐惧而生的守候。再也不离开你的房子半步，你就再也不能抛弃我。
    但我倒是认真地想过林师傅的话，终究是要完全彻底地抛弃它回国的，那时又该有什么解释来安慰自己呢？或者，把胖胖托付给丽莎？有了托付，是不是就不构成抛弃？
    而丽莎，恰巧也托付给我一件重要的事情。
    有些清晨，若是时间凑巧，我就和丽莎结伴去小山包上打电话。
    出院子，往北走两公里，再爬上一座小山，就能接收到微弱的电话信号。通向山顶本是没有路的，这条路是先前在这里施工的同事们寻找电话信号，生生从乱草丛中踏出来的。又有稍懒的人，不愿走路到达，开了皮卡，将它碾压得更宽。虽然有路，但仍然荒僻。在杰杰纳住了很久的林师傅说过，有几次，在小山顶，他被眼镜蛇追着跑了几十米。又说被一个鬼鬼祟祟的黑人跟踪过。这两个场景，都足以令我心生恐惧。于是，我要往小山顶去时，离开驻地前一定会告诉同事一声，嘱咐一下，若是时间久了不回来，一定要去找我。每每絮叨这些话时，就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心中不免生出一些在电影或小说里看到的悲壮来，也顿然觉得听我絮叨的同事，宛如战争年代里并肩战斗的同志。
    但和丽莎一起，胆子就会大了很多。这个高挑健壮的姑娘，性格泼辣。她其实也不过才十八岁。尽管早熟的黑人姑娘们，十八岁常常看起来更像是二十八岁，但丽莎的微笑，暴露了她的真实年龄。常常在午后，还没有开始做晚饭时，她坐在院子里，坐在她晾晒在树下绳子上的一大片花花绿绿的衣服下，很安静。有时用五颜六色的线编织一只手链，有时什么也不做，像在想着一件悠远的心事。黑人们大都能安静地坐很久，只要有一片树荫，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安静地坐着，坐很久。不像我的很多同胞们，总是急急火火地，难得安静。我喜欢在远处悄悄地看她，看她凸凹有致的身体陷在一把椅子里也是那么迷人；看阳光透过树荫洒落在她光洁细腻的肌肤上，她裸露在外的脊背宛若黑色的绸缎。进而猜测着关于她的那些传说：罢工、争夺、爱情、堕胎……这种偷窥，常常被她发现。女人和女人之间，是不是心有灵犀？隔着种族和年龄，也会心有灵犀？她并不改变坐姿，只是朝着我的方向，抬头或扭头，一笑，淡淡然然，如一朵白云浮现蓝天，干净，不藏心机。在收起笑容时，又轻轻地呡一下嘴唇，略带了一些令人不易察觉的羞涩。这让我坚信，她确实只有十八岁。那样的笑容，属于十八岁。
    这也让我喜欢和她结伴去做很多事情。
    若是和丽莎结伴，我们便商定在上午七八点钟的时候去小山顶。这个时候天已大亮，强烈的阳光下，想必眼镜蛇是不会贸然出动的。而以懒散和及时行乐而著称的当地人，大约在这个时间也不会出门。恶人和好人，穷人和富人，此时都在浓荫的芒果树下悠闲地就着小炭炉煮茶喝咖啡，这是他们共同的爱好和生活的方式。这样也免除了被人跟踪劫财的可能。而这个时间恰巧是国内下午的三四点钟，尚是工作时间。
    我们一人找一棵树，于阴凉处坐下，开始遥远的倾诉和倾听。独处久了，渐渐感觉自己拙于语言的表达了，每每不想多说什么时，我便将用手机录下的清晨的鸟鸣声，放给远隔万里的那一端的一个人听，我自己也在这天籁里，忘掉一些忧和烦，忘掉酷热和沙尘，忘掉动荡和战争。
    丽莎果然如传说一样，是给小杨打电话。我听不懂，但她大声地喊着，杨，杨……这个想必人人都懂。
    不知道电话的那一端，小杨会说些什么？用什么语言？他对这个黑姑娘有什么承诺吗？或者，他们在向着同一位神，祈祷？丽莎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真主阿拉，但小杨是没有神的，中国人都没有神。没有神的人会信守承诺吗？我深藏着的迷惑，无法言说。我就只好继续听那悦耳的鸟鸣声。
    最后一次从小山包回来的路上，丽莎从她的手腕上摘下一个色彩绚烂的手链，一个像彩虹一样在雨后的天幕上闪烁光彩的手链，系到我的手腕上。她比划着说，带给杨。我懂了，就像每每在院子里，懂了她的微笑，她十八岁的微笑。
    还会有一些傍晚，我和丽莎一起去三公里外的河边买鱼。一条叫做巴戈埃的小河，缓缓流过。独木舟上的鱼人，将新捕的鱼卖给我们。丽莎趁机和这些她的乡亲们说说话。我安静地坐在河边，并不催促她。
    一叶叶的小舟，在宁静的河面上划过。河流总是令人想到悠远，顺着它的流向想到更为广阔的地方。想到漂泊也想到故乡。想到人生的故事。
    这个叫杰杰纳的小村庄，有故事吗？这也许是我在非洲工作和生活时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了。巴戈埃河缓缓流过，流向远方。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离开，离开丽莎，离开胖胖，离开集装箱小屋，还有清晨的鸟鸣。看着一叶叶小舟由远及近，它们荡起的涟漪，被阳光镀上碎金。又由近而远，碎金般的涟漪很快又被河的沉静平复了耀眼的光芒。一切重新陷入静谧无边中。我想，这段时日里发生的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是不是就像这些漂浮在水面之上的涟漪呢？它们藏在一条岁月河流的沉静里，有时被掩盖、被忽略，然后又总会在一些不经意中再次浮出水面，被看到、被分辨，被明亮的阳光打上金色的印记，然后被人称作故事。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