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历程碑，承载着美好的记忆。我的故乡地处鲁中腹地，虽然村子很小，却因罗汉、姑子庙而名扬在外，村子三面环山，山坡植被达80%以上，一到夏天、山泉、瀑布、满眼的翠绿。用现在的一句时髦话说，绿色、有机、氧吧。童年的回忆里，到处是“风吹草低”的草甸，出没着野兔、野鸭子、山鸡、貔虎、灌、果子狸……孙岩沟、大鱼沟、鳖汪子崖以及它的分支小流域里，有各种鱼虾、螃蟹、沙里趴。可是我记得更多的，是用荒草——一种从山上切割下来的荒草——下石上茅垒起来的宽敞的草房、冬天里沿儿上全是冰的园口水井，还有北屋墙根下一小片兰花草。那时候的人们都很少出门，必要的时候才会去“公社”再或“县里”办事，多数是步行十几、几十里，因为自行车只有少数的人家才有，都是借来借去的。快过年的时候才会由“生产队”出马拖拉机载各家人去县城买年货。
　　在我七岁时记得大姐家的村里庙子村有管理区驻扎，管理区里有电线电话线，还有供销社。在人们奢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时候，我们最向往的就是供销社。供销社是一间砖瓦结构的坐东朝西的长方形房子，西门进去后，迎面的东侧是卖杂货的，包括日用品和文教用品；西面是“布匹组”，东边就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食品专柜了。木头柜台上边有几个大圆孔，依次地嵌着几只大缸，分别装着酱油（那时叫清酱）、醋、白酒和豆油，都是用各自特制的不同度量单位的“提斗”来量的。里边靠墙还有货架，摆着有包装的烟酒糖茶一类的东西。最底层的货架，则是一些用秤来量的“散装”的货品，有五颜六色的“糖球”、各式各样的糕点，还有可以论个卖的红枣和黑枣。门西的南窗下，还有个剃头的摊儿，穿着蓝大褂的剃头匠扳着顾客的头，在木头转椅上转来转去的。五岁的弟弟把身上娘做的夹衣脱下来，突然甩到柜台里去：“给我换件新的！”在大家笑过之后，知道了我们的幼稚和无知，就有“售货员”说：回去向你爹妈要钱来买。弟弟还小，我却觉得有一点丢脸，领着弟弟就跑回家了。后来，那儿，就成了我们的乐园：弟弟总去买“小人书”，我呢，娘让我买东西时，就攒下点零钱，买花糖或者墨水片、糖精什么的。
　　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我的个头还没有柜台高，吆喝买东西时，要翘起脚尖，才能看到“柜台”里的物品；供销社里只有两名“售货员”一个负责杂货的一个负责卖食品的。卖杂货的是个漂亮的姐姐，圆脸大眼睛，高挑圆润，尽管那时候还不懂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但那女的符和当时的审美标准。她总是板着个脸，服务态度不是很好，小孩子问多了或是挑来挑去就会不高兴，把她的大眼睛翻到眼白很多。那时一两节的货架就可以摆满了当时孩子们可以用的麻子铅笔、贵一点的顶上有橡皮的花花铅笔，还有小盒儿、小刀儿、沾笔、方格本一类的文具，绝不像现在学校附近就可以开好几家文教店还有书店。卖食品的也没有小食品专区，供小孩子们吃的东西不多，更重要的是，那时的孩子们很少有零花钱。卖食品的柜员是个三四十岁的姓徐的“老头儿”，是我的一个一家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姑父’，他可以很利落地用纸绳儿和黄色的包装纸方方正正地包裹各种糕点和白糖、红糖、茶叶，还把算盘珠儿拨得很响。记得供销社在晚上用大锁头关起木栅门窗时，在最东边会开一个只能伸进手去接送钱和小件货品的小窗口，可以在晚上停电时去买蜡烛，或者买其他急用的东西，不过也不会开到很晚。如果实在着急，可以一直敲门叫醒值班的售货员。
　　后来供销社又搬迁到了靠大路的村南，也许是靠路的缘故，供销社外面总是人来人往的很热闹：天好时会坐着站着一些做小买卖的以及一些老年人和闲人。夏天有卖樱桃、甜瓜的、水杏、桃子、梨、黄瓜、茄子，也有乘凉打扑克消磨时间的，冬天有卖糖葫芦的——在三脚的木架顶扎紧一些谷草，然后往上插满糖葫芦。过年的时候会更“繁华”一些，供销社里的货品也会更丰富，经常挤满了人，有时候下班了都关不了门，有些年货会摆到外面去卖，比如海带、咸鱼、小烤鱼，还有纸“元宝”，对联、木香儿什么的会摆到地上，用砖头儿压着怕被风刮跑。
　　后来我考去了县里的中学，离家有二十多公里，寄宿的条件不是很好，很想家，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就回家一趟，就经常在学校的公路旁等过路的拖拉机，如果赶上村里的拖拉机去县城，就可以“坐”上去——多数时候会坐在拖拉机头上或站在后车斗里，用手把住前边的栏杆，冬天时会很冷。再后来，我参加工作住到了城里。尽管多年过去了，可是每次路过那儿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供销社原地上看一眼，尽管现在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让昔日的黑瓦房，变成了七层高的农村社区。但仍然很是怀念那份匮乏时代的“特有”和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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