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陶渊明，大家都不会感到十分陌生。尤其是他的田园诗，写得清新优美，表现了他那高洁的志趣、耿介的品格和对淳朴田园生活的向往，读起来感到亲切自然，富有韵味。
　　记得，我在故乡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等等。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平时闲暇之余，也找来陶公的田园诗读一读，倍受教育和鼓舞。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曾对后来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名将，曾任大司马，祖父和父亲都只是地方官，到陶渊明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已较贫困。为生活所迫，他先后三次出仕，做过祭酒、参军和县令等职四、五年。当时，在那个门阀统治的社会里，他的处境是很难在仕途上求得发展的。加之中年丧事屡发，又遭火灾，“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生活的确困苦。由于他看不惯当时政治的劣卑和腐败，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所以，他每次出仕不久就归隐，宁愿在家种田，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他四十一岁这年，愤然辞去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东三十里）县令后，隐居家乡，一直过着躬耕田园和饮酒作诗的生活。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卒，享年六十三岁。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南北朝易代之际，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的纷扰。他早年本来并不像后来那样消极的，在《拟古》诗云：“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中也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颇具“大济苍生”的抱负。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对陶渊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然而，陶渊明生活的晋宋之际，正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统治阶级又极为腐朽的黑暗时代，他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黑暗，不愿与这些人为伍，便选择了退隐归耕的道路。
　　陶渊明的诗歌具有浓郁的田园风味，正是因为他有了以往文人所不曾经历过的田园生活，并且参加了“躬耕”的实际劳动，遂使得他的诗,也有了与当时一般文人不同的新鲜真实的内容。他的《归园田居》诗，是他辞官归隐的第二年写作的，这些诗都直接取材于农村日常生活，内容真切，感情深厚，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作品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污浊，表现了高洁的志趣，耿介的品格和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向往。“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鹿浠以应阳。”可见他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也反对那种不劳动而坐享其成的生活。这种种情形,就使得他与当时一般士族文人的生活间有了一定的距离，而和农民之间倒有了“共话桑麻”的可能性。在他开始躬耕的时候，他还可以“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其主要的用意似乎还在“庶无异患干”；到后来便“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了。到晚年“旧谷既没，新谷末登”的时候，更感到饥馁之患了。这就是说，由于他经历了穷困和劳动，不仅使他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相当缩小，他自己的思想感受也在农村的生活体验中有所改变。这是陶诗的人民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他的田园诗除歌颂过“平畴交远风，良苗已怀新”的山恋匡庐田园自然景色外，还歌颂过劳动和劳动人民。“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光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农民从事劳动的真实情感。“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须当纪，力耕不吾期。”这首诗写农事闲暇之日，与友人诗酒谈笑风生，这种愉悦闲适的生活，难道不美好吗？虽有此种乐趣，衣食之事，却应自己去经营；只有努力耕作，才不会辜负自己归隐的志愿啊。这也是他对农民在交往中的一种感情。就因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一定时间、程度上，他自己也是参加劳动的。这种生活内容就使得他的诗无论在内容上或风格上都与当时一般作风有了不同的表现，更增添了他的田园诗的独特光辉。
　　陶渊明从41岁起到63岁去世的22个春秋里，他虽隐居家乡寻得了耕种之乐。但现实生活毕竟冷酷无情，经过战乱的田园风光并不如他所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那样安宁。他归田耕耘，生活却连最低限度的温饱也无法维持。衣，“被褐欣自得”；食“但愿饱粳粮”；住，“草庐寄穷巷”。可是，就连这样艰难的生活条件，老天爷也不肯手下留情。戊申六月，陶渊明四十四岁时，“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场大火，把那本来就不蔽风雨的草庐，也烧得“一室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诗人一家人开始不得不寄居船上，以后终于被迫从上京（玉京山）搬迁到了“南村”即栗里村居住。他在这里与隐土刘子骥、周续之等，度过了一段“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的田园生活。
　　据《南史》记载，陶渊明迁居栗里后，与东林寺慧远法师同游时，往来于庐山垅中，醉辄卧于此石，故名醉石。晋后曾在其卧身体处建立馆，称为醉石馆、五柳馆或归去来馆。醉石上现存有朱熹题刻的“归来去馆”四个大字及程思孟的《题醉石》诗：“万仞峰前一水傍，晨光翠色助清凉。谁知片石多情甚，曾送渊明入醉乡。”可惜字面多已剥落。字迹尚清晰的则有，明嘉靖时闽中郭波澄的《醉石诗》，其中有“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千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之句。
　　陶渊明正是因为有了田园生活的经历，与劳动人民近距离的接触，使他的思想感受也受到了一定陶熔和洗炼。因此，就使得他虽然在一个崇尚骈俪的文学作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而仍能形成一种单纯自然的新颖的风格。这种风格正是田园生活本色的表现。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这类近于口语的句子，像“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这类近于歌谣的句子，在当时都是非常突出和特殊的，而这种艺术上的单纯自然的特色却正是他长期体验生活的结果。
　　陶渊明五十七岁时作《桃花源诗》并记，距今一千六百多年了。当时正是东晋王朝和刘宋王朝交替的年代，社会动乱，人民受着外族和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生活极端困苦。陶渊明因在中年时，弃官归田耕耘，接近了贫苦百姓，了解和同情人民的痛苦，就写下了《桃花源诗》并记。
　　陶渊明在《桃花源诗》中描写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到处是和平、安宁、自由和富裕生活模式，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无疑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它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以及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桃花源记》虽然只有三百余字，它生动逼真地描述了“发现”桃花源的经过以及桃花源人民生活的情景。写出了一个和平、宁静、平等、快乐和现实社会完全对立的理想社会。让桃花源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靠辛勤劳动、自食其力，过着和平、宁静和幸福生活，这在当时赋税极为繁重的剥削阶级社会，真是农民百姓求之不得的地方。再者说，桃花源里风俗也是淳朴的，完全没有人世间你欺我诈的情形，不要说他们彼此之间的平等相爱，就是来自世间的渔人，他们也把他当作自己的人一样“设酒杀鸡作食”，招待得十分殷勤和周到。这样一个美好社会，当然是一种空想，实际上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制度的否定和批判。他所想象当中的桃花源，也不过是建筑在虚无缥缈中的“空中楼阁”而已。因此说“桃花源”是陶渊明田园理想的形象展示，也是他田园人生的精神寄托和归宿。
　　陶渊明现存诗文一百三十多篇，主要有《归园田居》五首，《饮酒》诗二十首，《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二十三首，《移居》二首等，这些田园诗感情直率、自然，毫无矫揉造作，在艺术上，语言明白简洁，风格平易淡远，意境含蓄优美，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