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8年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我们那一代人的人生中，与其说是一场磨难，不如说是一段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在那里，诺敏河畔小兴安岭脚下的绥棱农场，那个撒下劳动汗水，留下青春脚印的黑土地，不仅增强了我们的体魄，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我们的意志，为我们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十年过去，当我们两鬓霜白，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分，感动之心感恩之情依是溢满心头。
    在城市长大的我们，只是在电影中看到田野、庄稼、村庄，连小麦和韭菜都分不清，更别说干农活了。记得第一次到田间锄草，我们认不出哪株是草哪株是苗，很多人把苗都给铲掉了，留下了草。连长请来几名当地的老乡手把手地教我们，那一招一式，实践起来，远比我们在电影《朝阳沟》里看到的“前腿弓、后腿蹬”难很多。直到锄把将我们的手磨出茧子，才学到一点皮毛。
    麦收时节，全连开展麦收会战。会战前召开了誓师大会，指导员做了战前动员。当我们手拿镰刀来到麦田，放眼望去，麦浪滚滚，一望无边；麦田里，红旗招展，战歌嘹亮。我们兴奋极了，人人都想大展身手，大干一番。连长为各排分片包干，排长带领各班按照十个垄的间距站一个人，给大家分配了任务。一声锣响，连长对着扩音喇叭命令：开镰！
    割小麦可不象我们在舞台上演《丰收舞》中挥舞镰刀那么轻松，不用力是割不下来的。用不好力气也不行，必须压下镰刀贴着地皮割。由于我们不会割，手忙脚乱的，许多人往往右手的刀还没到，左手已经将小麦连根拔起。一上午没到，有好几个人被镰刀割破了手，卫生员背着药箱跑得满头是汗。一天下来，连长用步尺量了量我们割过的麦地，结果战绩不佳，每人只割了四、五分地。
    连队地多人少，只有几台“康拜因”收割机，时效也不高，大多数小麦要人力收割。麦熟一晌，如果不能在十天内将成熟的麦子割倒，麦粒就会在麦秆上自行脱落，这样的进度显然不行。为了加快进度，连队决定每个班派来一名当地农工做示范，我们和农工并肩挥镰，农工慢点割，我们紧跟上，以便能看清人家是怎样割麦、打腰、捆麦子的。两天后。渐渐的我们初步掌握了要领，进度也加快了。
    接着，麦田里展开了擂台赛，沿着麦垅的走向，每隔一百米处插一面红旗，全连的人马一字排开，一声哨响，人人都象猛虎下山，奔向麦海，头都不抬，在齐腰的麦子下，只顾割麦，挥汗如雨。这时，就听镰刀割麦的唰唰声，伸腰擦汗间，才顾得上左右瞄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快快割，生怕被落下。
   挥镰间，不知什么时候送饭的车已开进麦地，炊事员把装着雪白的大馒头的筐抬到我们的面前，还有两桶猪肉炖豆角，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可是指导员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我们吃饭，我们还是恋恋不舍的不愿离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我们太投入了。收工时，各排将每个人的成绩统计上报，前5名带上了大红花。没带上红花的都暗自下决心，明天一定干到前面去。就这样，经过十几天的奋战，全连完成了麦子的收割任务，每人每天平均割一大亩小麦，割得最多的快手，一天能割一亩六分地。
    那时候，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很低，所有的农活都得使用人力。冬天到了，场院上割下来的黄豆、苞米堆积如山，要靠几台脱谷机白天黑夜轮班干。搭三节跳板成“之”字形，装着五、六十斤苞米棒的大筐，扛在肩上一溜小跑上跳板，如不小心就会掉下来。特别是成品粮食入仓，那跳板更高些，刚开始时往下看都眼晕。但是没有人退缩，男生扛一袋近百斤，女生扛不动一袋就扛大半袋。虽然是严冬，我们的汗水将棉袄都湿透了，帽子、围脖上挂满了霜。

           （二）
     下乡的头一年，我们第一次离开家这么久，快到春节时，大家都太想家了。有一天，5名男生和2名女生约定，在天黑后悄悄地离开连队，步行去十几里外的小火车站，准备逃回哈尔滨。排长在熄灯前发现少人，经问询，有人回报说去火车站了，排长立即向连队报告。指导员知道后很是着急，冰天雪地的，冻坏了怎么办，碰到野兽怎么办，而且这会动摇军心的，谁不想家啊，如果都这样队伍就会涣散。他看了看手表说，他们怕被发现可能会走小路，已经走了大半的路程了。我们分兵两路，一队人马沿他们走的小路追，一路人马从大路直奔火车站。这样，连队仅有的两台轮式东方红拖拉机立即起程，向火车站方向驶去。
    由于刚下过雪，小路极其难走，当7名快冻僵的知青琅琅跄跄地奔到车站，一抬头都愣在那儿，指导员背着手和一帮人正站在大门口等着呢。指导员笑了笑说：没走丢就好，上车回去。几个知青只好灰溜溜的上了车，指导员安排知青坐到车棚里，指导员和其他人坐在敞棚的后车箱内。
    车驶进连部时，车棚内有人小声说：不好，怎么开到大食堂来了，不是要关咱们的禁闭吧。车停下后，指导员跳下车打开车棚的门说：下车吧，吃点热乎东西，暖和暖和。走进屋内热气扑脸，炊事员端上热乎乎的大碗面条，每碗上面还卧着两个香喷喷的荷包鸡蛋。几个知青一看都喜笑颜开，全然忘记了他们做的坏事，倒象是立了功劳的英雄，大模大样的围坐桌前，头不抬眼不睁地大口吃起来，有人说：指导员，你也来一碗吧，好吃。
    第二天晚饭后，排长各屋动员，去大食堂练节目。各寝室内都隐隐听到从大食堂方向传来锣鼓声，大家纷纷走出宿舍，来到食堂。在食堂的大门口，架着一面大鼓，指导员亲自擂鼓，队长敲锣，宣传员正往屋内让着大伙。进了屋，看到饭堂里的圆桌早已挪到墙角，长条凳摆在四面，已经陆续有人坐在那里等候。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地中央就是舞台。先是有人扭起大秧歌，继而有人弹吉他，有人吹笛子，“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被各排用藏、汉两种语言重复唱了好几遍。队长打着谁也看不懂的手示指挥各排赛歌，歌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指导员说今天就到这吧，大家还感到意犹未尽。指导员对各排的表演进行了点评，表扬了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然后郑重地对大家宣布，过年进行文艺汇演，我们听罢欢呼雀跃起来，别提多高兴。那个春节，是我们过得最有意义的春节，因为我们真正的长大了。
           
            （三）
    在那时候，能穿一身正宗的军装，曾经是我们最大的理想，男知青对拥有一顶军帽非常的向往。有一个姓陈的小男孩，刚15岁就跟着姐姐下乡来到连队，本来他还在上学，送姐姐登上火车的那一瞬间，被周围奔赴农村的热情所感染，姐姐们怎么劝他都不肯下车，开始以为他只是对农村好奇，要去看看，结果到了连队说什么也不回去了。一次，到场部拉化肥，路上碰到一名退伍军人，他从后面一把将人家的军帽抓在手里就跑掉了。
    回到连队后，那顶军帽就没离开小陈的头上。在食堂吃饭时，他故意走来走去，招引大家的目光都随着那顶军帽转。在那时，这是一件绝对可以炫耀的事。许多人围上来问，在哪弄的，臭美死你了。小陈则傲着脸就是不说，吊大家的胃口。
    第二天上午，有电话打到连部，通知连部将小陈送往场部关押，原因是有人看见小陈坐的车开往了我们连队的方向。
    这下小陈可吓坏了，急忙去找姐姐。他把来龙去脉向一个宿舍的姐姐们说清楚后，大家都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纷纷出谋划策。有的说把军帽送到连部，让连长送到场部；有的讲小陈还是个孩子，不行我们大家一起去为他求情。更多的人则认为没这么简单。因为那时侯什么事都上纲上线，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何况小陈抢的是军帽。年纪最大的大姐说不如这样吧，先把小陈隐藏起来，然后他必须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我们大家写一份担保书，交到场部，等事态缓和后再说。
    于是，大家把最里边的上铺腾出来，挂上布帘，就让小陈住在里边。排长黑着脸对大家说，谁也不许走漏风声，谁要是打小汇报我可不客气。大伙一口同声的说：没那可能。接着排长安排年纪最小的“小不点”在门口放哨，一班长负责给小陈打饭。
    晚饭后，民兵队长带着几名民兵向这边走来，“小不点”立即进屋报告。大姐说：甭慌。只见她穿着大花裤衩出现在门口，来人老远就站住了。民兵队长喊：小陈不在这吧，大姐回答说不在。队长转身要走又站住了，对那几个民兵说，别的地方都找过了，找不到也不好交代啊，怎么办？那几个民兵也是知青，都一口同声的说，找不到呗，女生宿舍我们是不进去，要去你自己进去吧。民兵队长笑了，你们不进去我也不进去呵，走。
    两天后的深夜，一辆二马车悄悄地停在女生宿舍门口，赶车的是小陈他们男排的排长。小陈被姐姐们乔装打扮，戴上茶色眼镜，围着花纱巾，从屋里走出来直径上了二马车。马车拐上大路后，放开脚步飞也似的向小火车方向驶去。在那个月高星稀的夜里，小陈搭上开往县城的小火车，辗转坐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回了家。
    后来知道，是指导员安排小陈的排长做这件事的。这在当时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的，搞不好指导员会被撤职不说，还会牵连其他同志。一年后，人们已经把这件事淡忘了，小陈的父母专程来连队，感谢这里的领导和知青们。在接待会上，两位老人牵着小陈的手向在场的人深深鞠了一躬，在场的人有的流下了眼泪。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