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写写父亲，因为不知从哪里写起，所以没有动笔。
   父亲属马，算算正是八十一岁的老人了，个头不高，身体微胖，头发雪白，眉毛粗黑，为人和善，从不多言多语，唯一的爱好是到大街上书报亭里买报看报。父亲年龄大了，我怕他去街上不安全，给他订了不少书报杂志,但他还是每天必去书报亭逛一圈，这成了习惯，也成了他锻炼身体的方式。
   父亲祖籍宿县，排行老三，祖父打铁流浪到宿县南任桥集、唐南集,高沟集等地，在一个三面环水的浍河北岸小邱庄安了家,现划为蚌埠市固镇管辖。父亲弟兄5个，一个二大爷抓壮丁当兵, 听说去了台湾再也没有音讯，发了多次函也没找到;一个四叔1960年挨饿，饿死在路上;现有弟兄三人，都年事已高，又不在一个县市，就很少走动。
   父亲读书是受大伯父的影响，那时大伯父读私熟放学回来，就教父亲认字，背百家姓、三字经。有时父亲也会偷偷地跑到学校旁听，被老师发现后，一问比在校的学生都学的多，会的多.爷爷听说后也让父亲上了学，插班从三年级上起，连蹦两级，小学只读二年，课程全部学完。后来父亲又随同乡参加了共青团干部培训班, 在灵壁、泗县, 宿县等地打游击、分田地，52年调到砀山工作，在县委南院一干就是二十年。
   父亲在县委南院的称呼是李秘书，官不大僚也没有.我只记得当时是吃不饱，宿县来的奶奶、小叔、小姑住着不走，我母亲为了保住我们的吃喝，就要藏粮袋子，父母为此吵架，母亲一气回娘家一住就是半个月。
父亲又当老又当小，伺侯着老家来的奶奶,小叔，小姑，还要照顾我们.没办法我们也只好随母亲到黄河故道北岸的姥姥家，把城里的家让给了奶奶、小姑、小叔。
   父亲是秘书，字写的漂亮，文革时期，刻钢板，一气就是七天七夜.两派斗争他是保派，虽然保派不吃香，但他说人不能昧良心，这些老领导都是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人，怎么说是反动派就是反动派, 说是走资派就是走资派了呢？他不信!驻军代表看父亲能写能讲，家庭是打铁出身，有意要培养他，把他结合进县革委会的班子，但要求父亲反戈一击，揭发当时的县委书记。父亲没同意，偷偷跑回姥姥家躲了起来，后来被人拉回去在学习班批斗了三天三夜。
   文革结束后，父亲被下派到一个公社，开始是人保组长，后又挂上个革委会副主任。
   公安局管理体制变化后，父亲的人保组长被改名为公安特派员. 当时两个公社合并一个区、十几万人口的治安就靠我父亲一个人，一杆枪，领着几个联防队员。现在到城北去，和老百姓拉呱,说我父亲的名字他们不知道，但你只要一提“李一枪”，45岁以上的人大都知道，当年父亲在城北破案名声大，整天上穿白色制服，下穿蓝色公安裤，头戴大盖帽，威风的很，人送父亲外号“李一枪”。
   父亲会破案,当时我年龄小，了解的不多，只知道父亲黑天白日不进家，几次回家都因熬夜上火鼻血止不住，母亲和我拿棉花  堵鼻眼，弄的满手,满脸都是血。在家里从小到大很少见父亲发过火，怎么能让小偷小摸坏人惧怕呢? 我一直不解。
   父亲离休后，回到城里，安享晚年，每当听说本县又出了案子，他就会自言自语地说：“沉不下去，沉不下去。”我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就问父亲，他说，现在的年青人，腰里夹着个包，趾高气扬,出现场如蜻蜓点水，老百姓心里惧怕他们，能给你交心,能给你说案情吗？线索都在人民群众中间，要和百姓交朋友，我那时住在百姓家，吃在百姓家，喝红芋汤，吃红芋馍，老百姓一看你这人能处，就把他们知道的情况掏了出来。你人生地不熟，走马观花，放不下架子，老百姓不信你，你这案子何时能破?
   听了父亲的话，我知道现在的年青人和老一辈的工作作风无法比。父亲后半辈子都是在公安战线工作，因为人老实不会钻营，一个孩子也没安排进公安系统。好在我们兄弟都争气，自食其力，现在凭自己本事都还不错，父亲也就安心了。
   前段时间，父亲唠叨着想去西安那边看看古迹、兵马俑等，一是我抽不出时间陪他，二是他已年过八十，血压又高，不敢冒然领他去,也就没有成行。就带他做了一次足疗、全身按摩，他说太贵了，太贵了，不值不值，但看他兴奋的模样，知道父亲还是很高兴的。
   父亲有他的离休工资，看病又不花钱，按说能存下几个，但他手里真没存钱.我家弟兄多，孙子、孙女上学他主动掏钱，儿女盖屋起房，他又要帮二万. 父亲也曾多次给我钱，都被我强行拒绝了，年龄那么大了，还要老父亲的钱，我脸上挂不住，老人的心情领了，能让老人高兴几天是几天。
   父亲常说:人生在世，转眼就过去，钱多多花、钱少少花，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一切都好。父亲一生奋斗过, 风光过，不论高潮还是低谷都能心平气和、梦稳心安的生活，这不就是我们小辈人的福吗？不就是我们做人的榜样吗？父亲啊， 父亲，您让我从心里起敬, 您还是我儿时心中的太阳!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