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是过完98岁生日后死的，死的时候，眼睛一直是睁开着的，我们当地人将这种死法这叫做“死不瞑目”。
　　其实，按辈份，我应该给二爷叫二伯，只因二伯当过土匪，并且是土匪堆里的领导，坐第二把交椅，土匪都把领导叫爷，自然二伯就成了二爷。这样，二爷这一称呼就沿用下来了，村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辈份大的，辈份小的，都把二伯叫二爷，就连合作社、后来的公社、再后来的乡政府的干部，下到我们村里后，也把二伯叫二爷。后来，在村委会历次换届选举中，张榜选民时，红纸上写得都是“二爷”，而不是二爷的书名。
　　我们那个寨子叫树栖柯，乃是土家语地名，是土家语中板栗“素司”的汉字记音，从高处看，就像一个千年乌龟，一栋栋房子就耸立在乌龟的背上。祖先是从沅陵莲花池迁移来的，到我爷爷出生时，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二爷五岁那年，爹娘先后去世了，无家可归的二爷只好投奔到我爷爷的门下，给我爷爷当了养子。二爷七岁那年，我爷爷把二爷送到学堂。当时学堂设在钟灵山的庙里，钟灵山是块风水宝地，背靠轿顶上，下临古阳河，村里和邻村的那些财主便在这里办起了学堂，学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四村八寨的学生都来这里读书，从这里走出了不少的人，仅我爹那一代人中，我们村里就出二十多个老师。有人考证，毛主席的国文老师袁吉六曾在这里教过书。那时，二爷读书不是那么认真的，我爷爷也不好怎么管他，毕竟鸡蛋隔层皮，管紧了，我爷爷怕人家说他的闲话。
　　二爷小学毕业后，我爷爷本想继续盘他上中学的，但是二爷死活不愿再读了，我爷爷只好依了二爷，开始时，把他送到本村的地主家里守牛，二爷长成大后生后，我爷爷便托人将二爷带到外面当了一名挑夫。有一次，二爷到王村（即现在的芙蓉镇）挑盐，听说龙山那里兴起了红军，给穷人打天下，为了谋条生路，混口饭吃，二爷便决定当红军去，哪知走到半路上，遇到一支国民党部队，二爷便被几个士兵拉到长官面前，这样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国军。说来也巧，这支国民党部队正好是去龙山那里打红军的，经过几天行军，赶到龙山，结果一战下来，二爷成了红军的俘虏。红军首长问二爷愿不愿当红军？二爷说，我正是来当红军的，哪知半路上被拉了壮丁。二爷在红军队伍干了一年，因有文化，作战又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可是，二爷当班长还不到一个月，这支红军就被国军打散了，结果二爷又成了国军的俘虏，二爷本想逃跑的，可是一想，不知往后还能不能找到红军，回家也不是办法，兵荒马乱的年代，反正到哪里当兵，无论当什么兵，都是为了混口饭吃，于是，就干脆留在国军队伍里。后来，这支国军被调往福建围剿红军，在“福建事变”时，这支国军本要起义加入红军的，只因起义计划泄密，部队中的地下党被一网打尽，二爷因参加过红军，当过班长，险些被杀，好在人缘好，被长官保了下来；再后来，这支国军又调回湘西，围剿同是湘西人的贺龙领导的红军。看来，一个人的命运，绝不是自己能够把握住的，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二爷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陆军一二八师，二爷任连长。1937年10月，四千多湘西子弟在师长顾家齐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抗日前线。那次，二爷带着一连的弟兄从吉首沿古丈、下沅陵、到常德与师部汇合，然后开往浙江嘉善，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经过我们村里时，在村里驻扎了两天，我爷爷组织全村人杀猪宰羊慰劳部队。这是二爷当兵去后第一次回家，吃过晚饭后，我爷爷带着二爷来到他的父母坟前，二爷跪在坟前：“爹，娘，我就要打日本鬼子去了，这一去不知是死还是活。”我爷爷对二爷说：“你就放心去吧，你爹你娘的坟，我会好好照顾的。”二爷站起来，拉着我爷爷的手：“二叔，我一定带领弟兄们狠杀日寇，绝不给我们树栖科人丢丑。”二爷走时，带走了村里的几个后生，后均死在抗日战场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裹革马尸还”，因为没有后代，现已无人知晓。
　　二爷跟随顾家齐转战抗日前线，一战淞沪，二战九江。在历次战斗中，二爷带领弟兄们奋勇杀敌。每次战前动员，二爷都要慷慨激昂地问道：“弟兄们，我们是干什么来的？”弟兄们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来的。”二爷说：“弟兄们，我们是哪里人？”弟兄们说：“我们是湘西人。”二爷说：“既然我们是湘西人，那我们怕不怕死？”弟兄们说：“我们不怕死！”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于是，二爷挥舞战刀，大声说：“弟兄们，哪就跟我冲啊！打死那些狗日的兔崽子！”这样，一连的弟兄跟在二爷的后面，走上了战场……
1941年12月，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二爷是国民党正规军营长。刚开始的时候，二爷带领400多弟兄，以劣势装备的血肉之躯狙击凶狠残暴的日寇，死守荣湾镇。在战斗中，二爷和弟兄们打退了日本鬼子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坚守阵地三十天，完成了上级给予狙击四天的战斗任务，打出了湘西人的血性和威风。战斗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刀光剑影，战壕前堆满了弟兄们的尸体，而日本鬼子却不能前进半步。那天，在换防时，全身血糊拉撒、拖着一支残腿的二爷带着剩下的十几个伤痕累累的弟兄，在如血的残阳中，十几人抱作一团，不肯离开阵地，要求继续留下来，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前线长官只好给后方司令官张治忠将军报告，遭到张将军拒绝，张将军给前线长官打来电话，电话里命令道：二爷如果再不带手下的弟兄们不撤离阵地，就地军法处置。二爷听后，带着十几个弟兄，“唰”地一下，一齐跪在前线长官的面前，哭喊道：“兄弟啊，你们可要给我们那些死去的弟兄报仇啊！”前线长官将二爷拉起来，含着热泪说：“老弟，带着弟兄们走吧，我们会帮你们报仇的，否则，我就不是娘养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带着满腔的热血。
　　二爷的伤好后，落下了终身残疾，再也不能上战场杀日本鬼子了，只好解甲归田，领着一家老小回到了树栖柯。二爷回村后，我爷爷立即组织族人在一个月内，就给二爷一家起了一栋五柱八的木房子。热火坑的那天，二爷一家4口人跪在我爷爷的跟前，二爷给我爷爷喊了一声“爹”。
　　人生总是充满了偶然性，往往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就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或者他人的命运。回到树栖柯的二爷，本想过安稳的田园牧歌似的日子。湘西，山多林密，山高洞深，从军事角度上讲，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土匪生存与发展的地方，因此，湘西在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安分顺从的土地。那时，湘西匪患无穷，土匪有10万人以上，仅我们古丈县里就有大大小小三十多股土匪，少的一百条枪，多的达几千条抢。土匪们占山为王，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到处打家劫舍，奸淫掳掠，给当地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这样，二爷要想过安稳的日子，那是不可能的。
　　这时，活跃在古丈、保靖、永顺三县交界的土匪听说二爷回来了，便千方百计要拉他入匪。开始时，二爷说，我一个堂堂的国民党正规军的营长，怎么能与你们这些土匪为伍？土匪见二爷不愿入伙，就不断地到临村杀人放火，威胁二爷，并放出话来，如果二爷不入伙，就要把我们村里斩尽杀绝。有一次，我爷爷准备到剪刀溪里砍树，还没有进溪就被几个土匪捆了起来，做了人质，一个土匪爬到十几米高的枫香树上，站在枝丫上向村里喊话，要二爷来领人，否则就将我爷爷杀了。又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百多个土匪把我们村里围了起来，手持枞膏油做的火把，把全村男女老少赶到向氏祠堂，逼着二爷上山入匪，否则就放火烧全寨。为了顾及全村人的性命，二爷不得已入了土匪队伍，并当上了参谋长，成了真正的二爷。二爷入伙的这股土匪，在本地势力不算很大，但也不小，因为有当过国军营长、并立过抗日战功的二爷坐阵，其他山头的土匪到也惧怕三分。
　　二爷虽然成了土匪的二爷，但是对部下管理极严，不准扰害百姓，对违反者从严惩处。有一次，二爷带着队伍路过某个村寨，一个土匪小头目脱离队伍，跑到一户人家，强奸其妻，二爷得知后，连忙带人赶去，将那个小头目当场枪毙了。回到驻地后，二爷因部下出了这样伤天害理的事，绝食七天，以惩罚自己管教不严；二爷本想还要继续绝食下去的，手下的弟兄们只好集体绝食，二爷才作罢。正是这样，二爷的名声在古丈、保靖、永顺三县交界地的百姓中很大，深得民心。
　　因为有了二爷，从此，我们村里相安无事。有一次，村里人刚好将田里、地里的庄稼收进屋，一股土匪我们村里经过，正准备大肆抢劫时，我爷爷站了出来，对土匪头目说：“知道二爷的大名吗？”土匪头目说：“哪有不知道的。二爷可是这个！”土匪头目翘了一下右手大拇指：“弟兄们谁不佩服啊！”我爷爷说：“这就是二爷的村子，我是他爹。”土匪头目听我爷爷这么一说，只好带着队伍只了。不仅我们村里无事，凡是我们村里嫁出去的女人，也都沾了二爷的光，没有受到其他山头土匪的骚扰。有一年的冬天，天冷且黑，树枝上、屋檐下结满了冰挂，夜如一个倒扣在山脊上的黑锅，一股土匪到邻村抢劫，村里人四处逃命。我有一个远房姑姑嫁到这个村里，当时正好临产，几个土匪正要破门而入时，我姑爷急中生智，忙对门外大声说道：“这是二爷的妹妹家。”几个土匪一听是二爷的妹妹家，只好转身走了。而村里另外几个月婆子在逃命中，落下了终身残疾。
　　1950年开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进军湘西剿匪，解放湘西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给手下的弟兄们一条生路，二爷率400多名部下到沅陵县城向解放军投诚。之后，二爷受到严格审查，因曾抗日有功，又不是罪大恶极的土匪，经集训教育后被遣送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管制。二爷手下的其他土匪，后来陆续到了抗美援朝前线，有的还立下了赫赫战功。作家魏委在其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记述的朝鲜松骨峰战斗，那些“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志愿军战士中，就有二爷的部下。
　　一个人，只要你历史的污点，那是抹不掉的，正如河底中的沉渣总会在某个时候，随着某种需要飘浮上来。因为有了一段当国军和土匪的历史，每次政治运动来时，二爷都是批斗对象。由于是一个村的人都是一根马鞭子发下来的，因此每次开批斗会，也只是象征性的斗一下，二爷倒没有受到什么皮肉之苦。小时候，我曾随大人参加过二爷的批斗会，有一次，当公社派来的民兵押着二爷走上台时，我看见戴着高帽子、被民兵押着的二爷就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胡汉三，觉得好玩，于是，喊了一句口号：“打倒土匪头子向二爷！”回到家里后，我爹罚我跪在地上，并扇了我几耳光，这时二爷路过我家，见之，忙对我爹说：“老三，你这是干什么？孩子晓得什么？”赶紧把我拉起来。二爷没有受过什么皮肉之苦，但是后代却受到了影响，二爷的几个儿女都没有读过什么书，只是后来政策变了，才凭着自己的本事走出了村里，比如二爷的二儿子，我叫二哥的，现在是本地一家茶叶企业的老总，虽不是亿万富翁，但也有几百万的家产，我的外地朋友来古丈，不方便的时候，我就叫二哥卖单。
　　也因为我爷爷曾收养过二爷，每次政治运动时，我爷爷都被点名，当公社派人到村里开批斗会时，要把我爷爷拉出来批斗，二爷就站了出来，伸出那条残腿拦住公社派来的人。二爷说：“不要批斗我爹，我爹又没有当过国军和土匪，要斗就斗我吧。”当然，在那个讲究根正苗红的年代，我爷爷和二爷的关系也影响了我父辈们的前途，那年，我爹本来考起了空军，可政审没有过关，也就没有去成；后来我叔也是因为政审原因，虽然成绩很优秀，但没有资格被保送上大学。
　　我爷爷死的时候，二爷哭得比我伯、我爹、我叔还要悲伤。大葬夜那天，二爷跪在我爷爷的灵堂前，泪流满面，任谁都拉不起来，二爷一直跪到天亮。我爷爷下葬后，二爷在我爷爷的坟边搭了一个茅棚棚，在山里为我爷爷守了三个月的坟，本想还要守下去的，我伯、我爹、我叔看不过意，强行将茅棚拆了，无奈之下，二爷才下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里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按相关政策对号入座，对那些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各类人员落实相应待遇，这种待遇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二爷那顶戴了30年的土匪帽子终于摘掉了，按说二爷应该扬眉吐气了，但是他仍不满足，因为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在战场上流过血，负过伤，为国家富强、为民族独立作过贡献，按说，应该得到政府的照顾，不过那时，政策不像现在这样提倡以人为本，完全是人性化执政。为此，二爷只能把想法埋在肚子里。
　　后来，国民党抗日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二爷看到许多当过国民党兵的被落实为“抗日有功人员”。于是，二爷开始了自己的上访之路。二爷多次到县里、州里上访，但“土匪”这段历史又影响了他，有关部门认为二爷当过土匪，不能享受“抗日有功人员”政策待遇。有一次，二爷到州信访局上访，刚好我到州党校参加“科学发展观”学习，于是，信访局打电话给我，要我把二爷领回去。我到信访局后，怎么劝二爷，二爷就是不听，硬是要见州里的大领导。我只好给二哥打电话，二爷老后，跟二哥住在城里。二哥赶来后，对二爷说：“不就是个抗日有功人员嘛，一个月多百把块前，家里又不缺钱。”二爷说：“你不懂。”二哥说：“我不懂，你懂？当年和你一起的，好多都死在战场上，你还捡得条命，活到了现在，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有一次，二爷去省城上访，把我们一个家族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二爷去的时候，谁也没有说，是一个人偷偷去的。那天，二哥回到家里，不见二爷，以为二爷到哪里玩去了。可是到了晚上十二点，还不见二爷回来，便慌了手脚，赶紧给我和族兄、族弟打电话。二十多个人来到二哥家后，便分头去找。我们找遍了县城每一个角落，连二爷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天亮后，大家聚在二哥家里，二哥发火了：“再也不找了，让他死在外面。”其实，这是一句气话。上班后，我接到二哥的电话，二哥说，你二爷有下落了。我问，二爷到哪里去了？二哥说，你二爷到省里上访去了，你赶紧和我到省里去取你二爷。
　　到了省城后，我们在岳麓山“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找到了二爷，已经八十多岁的二爷胸前戴着白纸花，抚摸着汉白玉碑上的一个个名字，痛哭不已：“弟兄们啊，我看你们来了，你们怎么都不出来，跟我说几句话啊？”二哥说：“他们都死了几十年了，怎么会出来跟你说话？”二爷说：“你不晓得，这几天我看见他们，他们都是我的生死弟兄啊！”
　　二爷从省城回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县信访局，打听他的信访答复下来没有。
　　二爷98岁生日那天，我参加了二爷的寿宴。当轮到我给二爷敬酒的时候，二爷眨着干枯的眼睛，磨着干枯的嘴唇问我：“二华华，你说，我是不是抗日有功人员？”当时，我真的蒙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二爷的话。真的，我真想说，二爷，您老人家确实是抗日有功人员啊！可是，我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国家公务员，二爷的事，我又怎么管得了啊？敬完酒后，我只好躲在厕所里痛哭，后来，还是二哥把我送到家里的。回到家里后，婆娘骂我，你二哥都没有哭，你哭什么卵？也难怪，婆娘是外乡人、外姓人，哪里知道二爷和我家的关系啊。
　　二爷临终前的那天，二哥给正在外地出差的我打电话，要我到他家给二爷接气。当我从外地赶到二哥家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那晚，我看着二爷是慢慢断气的，但是眼睛始终睁着，并且睁得有桐油籽那么大。二哥用手抹了一下二爷的眼睛，二爷的眼睛还没有合拢，就又睁开了；二哥连续抹了几次，二爷的眼睛就是不肯合拢。二哥说：“看来，没有给我爹落实抗日有功人员，他是不会闭眼的。”看到二爷死不瞑目，我于心不忍，心想：怎么能让二爷带着遗憾去地下呢？于是我赶紧从口袋里摸出餐巾纸，在二爷眼前晃了一下，说道：“二爷，今天上午领导开会，说你是抗日有功人员。看，会议纪要我都给你带来了。”
　　二爷听我这么一说，眼睛终于合拢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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