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那一年，我和晓岚12岁，在城关小学上四年级。

    晓岚是我小学最好的朋友，她们家就住在学校对面的河坡上，她的父母都是银行职员，母亲在城关，父亲却因成份问题在乡下接受劳动改造。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她有五个或者更多的哥哥姐姐，也没弄明白，她的哥哥姐姐为什么随父姓，而她和她妹妹却跟随母姓，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每天上学，我就从我家住的东正街，穿过一个菜市场来到小南门，在一个甬长的大杂院里叫上晓岚，然后，从大杂院的侧门溜下河坡，跳过一尺来宽的南门河，就来到了学校。

    那时候，学校经常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请苦大仇深的大伯大妈对我们进行革命教育，让我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直到现在，一想到忆苦饭的糠菜团子，我的喉咙就感到难受。那一次，学校请来了马大爷，马大爷是街道上的更夫，可以说，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听着他的更声长大的孩子，每天晚上，特别是寒冷的冬天，都能听到他的铜锣声和喊更声：“哐——，天干物燥，各家各户，小心火烛！”

    那一次，马大爷讲得动情，我们听得认真，当马大爷讲到，他的儿子病重，家里又穷得揭不开锅，为救儿子的命，只得将两个女儿卖给有钱人家做童养媳时，我们的小脸蛋上都挂满了泪水，马大爷接着说：“万恶的旧社会，逼得我们穷人妻离子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建立了新中国，让我们穷人过上了好日子，让我的儿子能背着书包去上学，可是，59年闹饥荒，可怜我的儿子，竟被活活地饿死，我的儿呀……”

    台上的马大爷泣不成声，台下的我们却一片愕然，这时，黄校长（女）走上台，扶起趴在讲台上哭泣的马大爷说：“大爷，您讲累了，下台休息吧。”马大爷抹一把鼻涕，哭号着说：“苦啊，我的苦还没有诉完呀——”另有两位老师上台，将马大爷架着扶下了讲台。

    会后，黄校长布置任务，每人写一篇心得体会，写得好的，由班主任推荐，贴在学校的宣传栏中。

    很多时候，幸与不幸，仅一字之差。很荣幸，我的作文被班主任推荐到了黄校长那里，很不幸，黄校长阅读了我的作文之后，将我和班主任“请”到了她的办公室。

    她把我的作业本狠狠地摔在桌子上。在大红钢笔醒目的提示下，我和班主任同时发现，我竟将“万恶的旧社会，逼得穷苦人家卖儿卖女”写成了“买儿买女”。黄校长严厉地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这是思想问题，阶级立场问题，你在替谁造谣生事，你在为谁歌功颂德？”班主任在一旁替我辩解：“她只是一个学生，将‘卖’与‘买’混淆写错，作为老师，我有更大责任。”班主任的辩解，让黄校长更加生气，她指着我姓名中的“君”字说：“你看看，你看看，批林批孔批到如今，竟然还用这个‘君’，这不是封建思潮的苗头是什么？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什么？”说着说着，就用她的签字笔，在“君”字上画上一个大大的×，然后，在旁边铿锵有力地写下一个大红的“军”字。

    “你，还有你，回去好好反省，触及灵魂深刻地反省，明天，写一份检讨送上来，态度要诚恳！”临出门之前，黄校长对我和班主任严厉地说道。

    走出校长办公室，一抬头，就看见晓岚和几位要好的女生正在操场上等我，班主任将我交给晓岚，临走时还轻拍一下我的肩膀。她们迅速地围着我，焦急地询问完事情的经过之后，便叽叽咋咋议论开了，有人说：“不就是一个错别字嘛，改了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写检讨？”还有人说：“我们和老师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她如果让你写检讨，你就写她的大字报，反对师道尊严。”晓岚担心地说：“黄校长最厉害了，明天，会开你的批斗会吗？”我有些后怕，想寻找坚强有力的后盾，于是，想到了远在农场当党委书记的父亲，我强壮着胆子说：“不怕，我要向黄帅学习，同修正主义思潮作斗争，做革命的小闯将，不做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小绵羊，我决定罢课，去农场找我爸爸，他是党委书记，一定会支持我的革命行动。”一听说罢课去农场，她们几个都兴奋得跳起来。我们将各自身上的钱凑在一块儿，总共六毛钱，只够买两张火车票，我们决定留三毛钱备用，只买一张票，其他的人逃票。临上车前，两位女生害怕父母责骂，最终还是回家了，只有晓岚，坚定地跟我在一起，坐上了去农场的火车。

    其实，去农场的路我也不熟，我从没有单独去过，只是每年的暑假，父亲派人将我和弟弟带去农场，我依稀记得，下了火车之后，就坐机动船，下船之后，再步行半里路，就可以到农场了。

    那一天，我们下车之后坐上船，已是中午一点钟，兜里只剩下一毛钱了，想到船一靠岸就可以见到父亲，就可以得到他的有力支持，我们信心百倍，强忍饥渴紧紧地攒着那一毛钱。没过多久，船靠岸了，我拉着晓岚的手飞快地跑下船，朝着农场的方向一路小跑，可是，跑了好久，也没有见到农场附近的那片树林，路上遇到一位大伯，向他打听才知道，我们提前两站下了船，现在，只有再步行八里路才能到农场。

    秋天的田野一片生机，两位革命小将却再也无力欣赏，等到到了农场找到父亲，已是暮色时分，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我们，狼吞虎咽吃完父亲从食堂打来的饭菜，来不及说上半句话，便倒在父亲的床上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父亲就叫醒了我们，一人手里塞一块大烧饼，便将我们扔到了进城去的大卡车上，想到此行的目的，我站在车上焦急的喊着“爸爸——，爸爸——”，可父亲只对我挥挥手，大声地说：“回家，上学，跟老师作检讨。”行驶的卡车腾起一片尘土，透过厚厚的灰尘，我对着父亲站立的方向大声地喊道：“走资派，打倒走资派——”

    …………

    时光飞逝，转眼几近四十年，我不记得当年回到学校是否写过检讨，只记得多年前再次遇到黄校长，岁月的风霜已洗尽她脸上的威严，刀刻般的皱纹，将她装扮成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我恭敬地叫她：“黄校长好！”她早已忘记了我是谁，更不会追究我名字中的“君”或“军”，她眯缝着眼睛，笑吟吟地回答我：“同学好——”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