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大院就是现在的四川省地矿局，位于成都市人民北路一段25号，是地矿局职工家属对机关大院的别称。
    从1957年建局基地起，到如今，地质大院已经走过了55个春秋，成为花园式的省级文明单位。我从1958年开始，就居住在地质大院里，对地质大院的发展变化充满了深深的感情。让我最难忘的，却是文革中的地质大院，那一幕幕血与剑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
               卷入文革中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质大院也逐渐热卷入其中。局机关的一部分职工顺应形势需要，也分别成立起“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派组织，开始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
    记得那是1967年，我12岁，在局子弟校读书，刚读五年级时，学校因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而停课闹革命了，我也加入了学校的“红小兵”组织，整天的任务就是看管地质局的局长、书记等大“当权派”、“走资派”。我当时年龄太小，不明白为什么平日里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的这些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问大人，他们说，这些老干部搞的那一套，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封资修”，是毛主席不容许的，所以要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每当看到这些老革命被局里造反派揪上街游行，头上带着高高的尖帽子，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子，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有一位局领导因不服造反派的批斗，被打断了腰；有的被批斗时当场昏倒；有的被 批斗回家后半夜里想自杀，各种离奇事件在地质局机关大院里层出不穷。
    在地质局沿人民北路一线几百米的围墙上，贴满着各式各样的大标语、大字报。街上走的人，大多数是手臂上带“红卫兵”和“工人造反兵团”袖章的中青年人，尤以中学生居多。地质局因为下属单位工人较多，所以加入了工人造反兵团，以101队黄连斌为首的局属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联合起来，成立了地质分团，统一指挥着全局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那时的地质大院，火药味十足，全是造反派的天下，所有正常生产工作程序全部被打乱和被停止，没有人上班，职工们不是参加造反派组织的各种活动，就是呆在家里闲耍，局机关工作陷入一片瘫痪状态。局下属单位的造反派还经常到局里来串联、批斗曾在地质队当过领导现在局当领导的走资派。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把整个地质大院变成了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战场。
                  李全华之死
    1968年里，地质局还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李全华到四川地质局和成都地质学院来串联，鼓动局机关工人和学生们造地质局当权派和学校走资派的反，在一次活动中被人给打死了。这一下，引起了地质局工人造反派的极大气愤，不仅在地质局机关的办公大楼挂上李全华的巨幅照片，下面摆满鲜花和花圈，而且，在大门口还安放了两个大喇叭，整日里播放着哀乐和控诉文章，喊着“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愤怒口号，并将一辆野外用的卡车停在大楼前，上面架着一挺机枪，摆出一副誓死保卫烈士，誓与“保皇派”斗争到底的架势，在人民北路引起不小的轰动。
                  攻打“产业军”
    局机关川地红色造反兵团的造反派们还协同其他一些造反派组织，先后攻打了西门外黄天坝132厂的“产业军”、攻打一环路上原手工业厅办公大楼上的“产业军”。我父亲也参加了攻打手工业厅办公大楼的战斗。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跑到一环路街对面看热闹。只见我父亲身披几床棉被，被人用水浇湿后，就朝楼上冲去。那场景，如同电影中描写的抗日战争场面，我武工队进攻小日本的炮楼一样，十分激烈、扣人心弦。楼上的“产业军”也不停地用石块、石灰、桌椅等物件拼命反击着楼下造反派的进攻。突然，从手工业厅大楼上飞下一块石子，打在离我身旁不远处的一个小伙伴头上，他的头上顿时冒出鲜血，被人急急地喊来救护车送往了市三医院。
    战斗到最后，以“产业军”失败而告终。当一个个伤痕累累的“产业军”疲惫不堪地高举双手从楼里走出来时，我没有兴奋和激动，眼里却是一片茫然，然而，一阵阵胜利的欢呼声打断了我的遐想。
    后传“产业军”要报复地质局，局的造反派有些慌了，急忙把测绘队的二百多名工人从野外调回来，住到局办公楼上，以保卫地质局不被血洗。
                  神秘的来客
    在地质局里，还发生过这样三件小事。听大人们讲，文革期间，彭德怀元帅在人保护下，曾到我们地质局大院小住了一段时间。1968年底，我家隔壁突然来了一位满口京腔的年轻女子，她在住了几个月后又突然消失了。隔了好久，才听我母亲和别人在悄悄议论，这女子是袁世凯的亲外孙女，她是从北京逃出来到四川避难的。我听了，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每次我见到那年轻女子时，总觉得她的举止有些神神秘秘、怪怪的。一天，我母亲的一位熟人找到母亲，说是重庆来了两个朋友，没有地方住，想请我母亲替他们找一个地方住几天。我母亲见是老家来人，十分高兴，二话没说，就在局幼儿园内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们住下，直到一星期后他们离去。事后，那位熟人才告诉我母亲，来人是写《红岩》的著名作家杨益言。
                 兄弟受枪伤
    1969年5月，地质局对面的四川新华印刷厂成立革委会，借用地质局的大礼堂开大会。开会时，一排民兵在礼堂前站岗。我兄弟那时才8岁，好奇地到礼堂前去观看。站岗的一年轻小伙子见我兄弟他们一群小孩围着看热闹。想吓唬吓唬他们，就猛拍了一下手中的苏式冲锋枪，不料枪突然走火，子弹打在我兄弟面前的水泥地上，弹头又蹦起来，打在我兄弟的右腿关节处，小伙子一见出事了，吓得直哭。厂里急忙派人把我兄弟送到市三医院去做手术，医生说要锯腿，经我母亲多方力争，最后总算把我兄弟的腿保住了，但已留下后遗症，兄弟的右腿成了罗圈腿。母亲找厂里解决善后，厂里答应待我兄弟长大后，就招工到厂里工作。1979年，我兄弟高中毕业后，厂里没有食言，就招我兄弟到新华印刷厂当上了一名印刷工人。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