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野外地质工作是艰苦的，但也是快乐的，当时的艰苦工作经历，现已成为美好回忆。
　　一
　　1979年春天，我被四川省地质局测绘六分队分配到603测量小组任助测。3月中旬，在刘组长带领下，我们乘车来到了凉山州会理县岔河公社，为109地质队开展钒钛磁铁矿的普查提供地形资料，实施1：2000比例尺地形测图。
　　我们小组承担了6幅图的施测任务，测区全在岔河公社的高山上，测区内没有人烟。只有自己搭帐篷居住。在图幅中间位置，我们很快选定了一块地势较为平坦又避风的地方，建起我们临时的家，开始了野外测绘工作。
　　每天从早到晚，我们都在测区里紧张地选点、埋石、做三角网控制、进行线性锁观测，计算三角网观测成果，最后在透明测图纸上把每个图根点标注清楚。待这一切都做完以后，时间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件事：施测地形图。
　　野外工作环境除了艰苦，危险也随时潜伏在我们身边，在观测三角网时，我就出了一次意外事故，差点就光荣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后怕。
　　那是一个雨后的上午，我和组里其他2人，加上601组临时支援我们小组的作业员张远达一道，去一个四等点观测。头天山上下了雨，当天天气变得格外晴朗，我们在山顶上很快就观测完毕，然后沿着一条动物走的“毛毛路”下山。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一道裸露的岩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岩石上流着细细的山泉，岩石面约有1米多宽，全被水覆盖，一步是跨不过去的，必须要把一只脚放在岩石中间腾挪一下才行。因为山上下了雨，草湿，我们都穿着长筒雨靴。我小心翼翼地刚把左脚踩在水中的岩石上，脚还没有站稳，就突然打滑一个左转身，身体一下子就扑下去，滑下10多米高的岩石，幸好岩石下有一根干枯的松树枝在我鼻梁上重重地挂了一下，我垂直而下的身体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屁股先着地，坐在了岩石下的稀泥凼里。几秒钟后，我爬起来，顾不上身上的疼痛，第一反应就是急忙向四周搜寻从我身上摔出去的记录包，因为包里有一台分队刚发到小组的、日本原装进口的卡西欧函数计算器，价值3900多元啊！要知道，当时我的工资才33.5元，加上每天7角钱的野外津贴，也才54元，计算器要是摔坏了，我怎么赔得起啊？当我从5米外的草丛中捡起记录包时，其他几个同志才跑到我的身边，看见我站起来，四肢还能动，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不停地安慰我。这时，我才感到双手臂火辣辣的痛，脱下劳动布工作服，伸开手臂一看，双手臂全都磨破皮了，戴在手上的一支上海牌手表也撞烂了。真是幸运，才这点损失！我朝大家笑道，老天爷嫌我还小，不要我哈。忍着疼痛，我在同志们的照顾下慢慢走回了小组驻地。这次意外的后果，就是我的鼻梁从此被撞歪了。
　　二
　　我们小组共有7个人，4个老职工，3个青工，全是清一色的和尚。在这荒山野岭上要共同生活6、7个月那是很无聊的。山上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也没有电视、报纸、杂志，只有自己上山时带些书报。日子是单调的，枯燥乏味的，工余之时我们只有自寻其乐了。
　　测图开始后，我们的日子比前期轻松起来，除组长刘工每天晚上忙着整理白天测的图外，其他人都有了较多的休息时间。于是，大家开始了各自的娱乐活动。每天晚饭后，青工小蒋拿出他心爱的二胡，坐在帐篷外的草地上，随意拉起来，那悠扬的琴声在大山上回荡着，别有一番滋味。受此感染，我也拿出一枝竹笛断断续续地吹奏歌曲，听到琴声，炊事员姚师傅从厨房里走出来，随手拿起一块手帕边唱边舞起来。他是云南人，家住滇池边，最喜欢唱“十个大姐”这首云南民歌，我们都喜欢叫他“姚大姐”。外面的热闹让刘工也坐不住了，他丢下手中的绘图铅笔，从行军床上提起一部小手风琴，走出帐篷外，拉起来。“喀秋莎”、“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一首首优美的俄罗斯民歌从琴箱里流出来，顿时让我们停下了手中的乐器，不由自主地跟着唱起来。琴声、歌声在这荒凉的大山上久久回荡着，抒发出我们地质队员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陪伴着我们在大山深处枯燥单调的生活。
　　三
　　野外生活每天都要自己煮饭，分队采购员送来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一天，分队的采购员给我们送来半边猪肉，两麻袋土豆，说是公社商店里只有这些东西，其他东西特别是蔬菜都买不到，他们也没有办法，只有叫我们凑合着吃。于是，猪肉土豆成了我们的主要下饭菜。今天吃猪肉土豆片，明天吃猪肉土豆丝、后天吃土豆泥，没有蔬菜摄入大家都严重的营养失衡，我每次洗头都要掉许多头发，让我十分苦恼，深怕自己才24岁就成了秃子，找不上对象。这种生活一直持续2个多月，直到下一次采购员给我们送来几大捆莴笋才算结束。
　　有一天刘工喜滋滋的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和女儿过几天就要到我们小组驻地来探亲。几天以后，一天傍晚收工回来，我果然看见一位30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小姑娘站在帐篷外。不用说，这就是刘工的夫人和孩子了。
　　刘工背着图板走在我们大家的后面，当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时，顾不上放下身上的图板，就高兴地大声叫着冲向母女俩，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见此情景，我们都为他们的相逢高兴地拍起手来。刘工见状不好意思地松开母女俩，朝我们大伙笑道：“这是我老婆和女儿，让大家见笑了。”
　　自从刘工母女俩来到小组驻地，我们小组就更加热闹了。每到晚上驻地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刘师母是县城幼儿园老师，能歌善舞，在我们这个快乐的小组里，大家都能拉会唱，于是各显身手，气氛热烈。在这样欢乐的气氛下，我有了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借着煤油灯那昏暗的灯光，我开始写日记、写诗、写歌曲……。我想把地质队员每天的苦与乐统统都记录下来，都唱出来。很快，诗歌《早行人》在地矿部刚恢复的报纸《地质战线》上发表了。当我拿着报社寄给我的样报时，我兴奋得差点都要哭出来。歌曲“淡蓝色的小花”在我的笔下也写了出来：“在我的帐篷下，开着一朵淡蓝色的小花”……
　　四
　　一天，分队文书到小组来送文件简报，顺便说起明天晚上大队电影放映队要到岔河公社分队驻地放电影，因为我们小组离分队驻地较远，就没有通知我们小组去看。我们3个青工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十分高兴，就朝刘工嚷着要去分队看电影。刘工无奈，只好同意我们3人集体下山去看电影，并规定了纪律，由我负责带他们去，看完电影一起回来。第二天傍晚，我们5点钟出发，足足走了3个小时的山路，才到分队驻地，看完电影已是9点半钟，又爬了近4个小时的山路才回到小组驻地，此时，已是第二天凌晨1点半了。为看一场电影，走7个小时的山路，这算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次特殊经历吧。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