汛期到了，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又成为汛期救灾救济工作的又一个重点，笔者与救灾救济新闻工作关联扎堆，亲历当前农村救灾救济工作存在的一些弊端和软肋，认为理性回归救灾救济应是其中一项举措。
　　无疑，救命粮，救命钱是解决最为需要的群众水火关键所必须。但是经过广覆盖政策实施一段时间之后，这份要命的救济却带来一系列要命的问题，因为有限的救助不可能让全民“共享”，利益分配成了农民群众对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叫板”的一个条件。农村农民宁欢寡而患不均大相径庭的想法，成为当前分配国家扶贫成果的一种潜在意识。他们认为，一种长期积少成多坐享其成的分配方式助长了一部分人长期不劳而获，实在没有起到感恩和促进自立更生而脱贫的愿望，而且没有得到救灾救济却成为了一部分群众作为要挟政府摆平某一事情的杠杆和砝码。
　　当下，身为栽花种草好事做尽的民政部门在花团锦簇之下也是爱莫能助，农村稳定工作的一部分成分也与救济有关，如果没有这点救济，也许这个社会还有一些和谐，很多人都在茶余饭后调侃，中国人一说到钱和利益，似乎不是那么友好，“抢抓争要”的竞争意识一发井喷。
　　笔者和一位健谈的乡镇书记交流谈天，期冀从他口中掏出几句真言，他慨言痛陈，这份亮煌煌的好事，却变成沉甸甸憾事，这就是利益使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处于夹缝求生，在上级政策设计和下级诉求无法达成一致中左冲右突，实难找出一个最佳分配标准，所以只有出现最原始靠运气的抓阄办法。农村事务纷繁复杂，政府有很多公益事情请不动群众，却是因为救济粮款的分配问题到了个别群众集中和政府清算的恶报时间。
　　这些好事难以落实的事件教会了政府创新，公益事业的“一事一议”和农村低保实行“流动管理”应运而生。身处基层救助管理的干部们都很感慨，如今的扶贫政策，必须完全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否责，政府理想中的民生，不仅不好，而且会遭来民怨和民愤。在中国，基层一线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专家莫过于《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在云南扶贫期间，李曾倡导帮助当地农牧民修建卫生厕所，但是农牧民们早已习惯了老式的野外消化，修建卫生厕所成了一厢情愿，并没有达到扶贫的预期愿望。
　　至于救灾救济的量和质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审视的问题，因为千家万户的情况不同，针对性也不同，除了尽到基本的责任，实在难以制定救助的标准。加之统计的方法没有一个标准的尺度，怎么根据群众受灾的情况制定救助办法，也是一个左右两难的问题。于是在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基础条件下，救助的标准成了政府会议决定加上群众自力更生。
　　再说说网络监督问题，诚然，网络信息的发达，提升了政府应对救灾救济的能力和应急的速度。不可否认，这也是当下社会对政府职能监督的一种公开方式。但是笔者认为，舆论的炒作毕竟只是片面，事件的真相，还得理性看待突发性事件政府实施救助的背因。湖南27岁副处级官员一路升迁和雅安47岁的副镇长瞬间免职，一度成为当前的热词，谁是谁非，实在难以评说。
　　近期到地质灾害点巡查，很多群众的第一反应不是生命财产安全问题，而是政府的补助杯水车薪，实在难以达到恢复其安置所需资金，在人命关天的时刻，孰重孰轻，只能救命要紧，别无选择。还有就是目前危改补助政策确实有限，无法惠及到需要修建房屋的农户，很多农户也会因地灾的问题在此方面加码，救灾救济难以回到理性认识。
　　诚然，救灾救济工作只是政府在缓解群众受到自然灾害时采取资金、人力、物资等方面十分有限的一部分，在当前救灾救济工作中，还得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充分整合各项资源，防患于未然。及时采取社会、亲邻、情感等方面的互助，让救灾救济工作回归到理性，不能让救灾救济一词成为群众过高期望的“油水”和蛋糕。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