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提起“小人”，就像触到了一具腐尸那样令人恶心；把笔当柳叶刀作用于它就不一样了，那是为了探究病理。余秋雨先生这样做了。他的《山居笔记》的末篇《历史的暗角》就是专门剖析“小人”的，书中另一篇题为《苏东坡突围》的文章，也从一个侧面有力的鞑伐了“小人”。他自己曾一度被“围啄”得苦，而文中却没有一点私情，他是把“小人”或者说“小人现象”作为文化疑难课题来探解的。
   因为是“人”的问题，是存在于精神维度里的人格问题，所以是文化课题；因为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难辨难防，极易发酵，所以又是疑难课题。
                              二
    人们普遍厌恶“小人”，以至不屑正眼瞧它，所以对这样疑难文化命题的探究不绝如缕。
    孔夫子大概是最早研究“小人”的，他的心得侧重于在人格上划分君子与小人的界线，几乎把高尚和卑劣人格表现的方方面面都作了鲜明的对比，至今让人警醒和自省。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用精炼的文字慨述，但一涉及“小人”就不惜笔墨。他让人们在他记叙的各色人物中，还记住了楚国大夫费无忌。此人在为太子迎亲的途中，看到新人是一个绝色佳人，赶忙抢先回到宫中劝楚平王自己把她占了，同时又自告奋勇把这桩难事办成。他还来不及为讨得了国君的欢心计算出自己能获利多少，就很快又陷入了日后太子继位自己将遭厄运的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便以太子对夺妻极为忌恨为由，蛊惑国君除掉太子。从此，楚国陷入国难，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民愤极大的费无忌最终也只落得了被处以极刑的下场。太史公详数费无忌的行径，就是为世人制作了一件承载着“小人”全部特征的标本，让世人能看清他们多变的面目，卑污的灵魂，令人惊竦的心思和没有人性底线的行为方式；就是要告诫世人，“小人”不只是会像蚊子那样让人厌烦而又无奈，他们欲壑难填，伺机巴结位高权重者并利用其弱点加以钳制，遗患无穷，以至祸国殃民。
    诸葛亮所著《心书》，虽是在讲用兵，也是在讲识人用人之道。书中列举了五种不能信用的人并称之为“五害”。这五种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实则是“小人”。所作的核心提示是：对这种“奸伪悖德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他在《前出师表》中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更是把如何识别和对待小人，上升到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提出，足见兹事之大。
    苏东坡在他的《续欧阳修朋党论》中，直率的提出了与他尊师迥然相异的观点，他认为，只要有朋党存在，就会党同伐异，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必胜。因为君子易去，小人难除，如“断蛇不死，刺虎不毙，其伤人则愈多也”。“小人如恶草，不种而生，去之复蕃”，“小者复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窃国”。深受小人之害的他，对“小人”的认识自是入木三分。
    到了现代，最敢得罪“小人”的，当属鲁迅。他的犀利而不失幽默的杂文，是时代的利器，是祭出的“匕首和投枪”，令一些“颇有些声望的人”穷于躲闪。他偏要去剥那些“先生大人”的面具。他在《准风月谈》及其《后记》里说得最为明白，那是一些戴着“人血染红的顶子”的政治投机者，是“民国了”就赶忙剪辫子，复辟了就赶忙穿马褂的富绅乡绅，是靠制造流言和告密过日子的“正人君子”，是“‘诱’我做托尔斯泰”的“帮闲文人”。从他的《“费扼泼赖”应该缓行》中可以看出，他不屑于理会那些“明火执仗的小人”，而对那些道貌岸然的重量级小人，他是一定会与之战斗的，即使他们被打成“落水狗”了，仍要“痛打”，因为它们上岸后会更疯狂的咬人。
    古今中外，都有经典的文学作品刻画过令人过目不忘的“小人”形象。《红楼梦》里中山狼般恩将仇报，“得志便猖狂”的孙绍祖和内心阴暗的赵姨娘；《儒林外史》中出卖灵魂的匡超人；《巴黎圣母院》中道貌岸然，心底邪恶的副主教弗洛罗；《名利场》中以斯丹恩勋爵为首的厚颜无耻的没落贵族群以及《伪君子》里伪善得已成了“伪君子”代名词的达尔杜弗，等等。这些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小人”文学形象，更让人似曾相识，其警示效用甚至还高于理性的教化。
    从孔夫子到鲁迅，从曹雪芹到萨克雷，关于“小人”的话语一直都有着，而“小人”至今仍很“小人”地活跃着。
                               三
    “小人”是一种恒久的存在。
    我们要现实的和“小人”共处，就必须善于认出他们，留意提防他们，择机揭露他们。
    “小人”最可怕的特征是没有丝毫道德负担。逐利和生活态度很“实际”的人不是“小人”；为获得觊觎已久的东西，无所不用其极，无限透支人格的人才是“小人”。
    “小人”最卑劣的行径是攀附权贵，卖身投靠，摇尾乞怜。袁世凯不是“小人”，他是明目张胆的窃国；那些刚戴上“革命”的面具，又立马匍伏在袁世凯脚下自称“奴才”的人才是“小人”。
    “小人”最奸险的招数是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精神贿赂。对上司或有权势者强装笑脸，态度恭顺的人不是“小人”；成天揣摩强势者的心思，千方百计投其所好，以取悦他们换取自己最大“好处”的人才是“小人”。
    “小人”最可鄙的“德性”是势利。不知感恩的人不是“小人”；一旦得势，对曾经有恩于己的人变脸特快，行同路陌，甚至恩将仇报的人才是“小人”。
    “小人”最可悲的状态是没有一刻内心宁静。这倒不是他们自责，因为他们没有道德底线永远不会忏悔；他们所以“心苦”，是要不停的为一己私利锱铢必较，时刻都在处心积虑的算计别人。
    “小人”的品类繁多，若按行事方式分，大抵两类：“我是‘小人’我怕谁”的“痞子型”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前者虽然难缠，但还让人知道他是痞子，离他远点就行。后者的面具可以以假乱真，又惯用暗器伤人，所以防不胜防，是伤人更甚的一类
    “小人”是一种人格属性，与社会角色无关。市井百姓乃至引车卖浆者中，常常有真君子，而身居官位，腰缠万贯者中，常常有真小人。苏东坡被诬下狱后，一些很有身份的人趁机对他落井下石，却有一位名为梁成的狱卒，竟在此时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照。官而不尊，富而不贵的人是真小人，地位卑微的人因为坚守着人性实乃真君子。
    “小人”加害对象的重量和自己获利或受益的多少成正比。被他们“沾”上的，往往是出类拔萃的姣姣者，或贤才良将，或学界泰斗，或文坛大师，或演艺明星，或社会名流。遭遇了“小人”当然是一种晦气，又何偿不是一种荣幸。
    “小人”是丑陋猥琐的鬣狗，君子是壮美高傲的狮子。狮子常常不胜鬣狗的结群侵扰。
                               四
    “小人如恶草”，委实让人感到无奈。于是，不理会他们，不招惹他们，远离他们就成了一种态度。鲁迅的态度就不那么超然了，他还要专挑很有些份量的与之较量，直到剥落他们的面具，让他们原形毕露。最高的轻蔑是无言，是一种气度，让“小人”在精神上处于卑下；嫉恶如仇，付诸行动，是一钟震摄，让“小人”不敢造次。这两种态度虽各有千秋，但都是针对具象的“小人”所作的选择。而“小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的畸形和病态，就不能不予理会了。需要对这种存在做方方面面的探究，如余秋雨先生已经开始做的那样，哪怕是“在关注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命题的同时，顺便把目光关注一下小人”也好。这种关注与其说是针对“小人”，不如说是为了整个社会精神的健康和强大。一个不仅物质上富有，精神和文化也强大的社会，自然会抑制“小人”滋生的环境，压缩“小人”发酵的空间。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似乎就可以对他们不予理睬了。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