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的外出或回家，我经常乘坐长途客车。时间长了，反而没有觉得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而且从种种万象的农村乘车人中悟出了很多世相，生活的积累积淀和冷眼向洋看世界，让我悟出了三农问题的很多阴影和悲哀。
    一日周末返乡，车子将近出发时才上车。为了不被太多人注意和舒适方便，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帆布夹克和牛仔裤。车上售票的人像检查农民一样，再三核对我车票上的时间、抵达站和车次及车牌号，好像我就是文盲。我想，这应该算是他职业敏感，也许是他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确实见到误乘的太多，神经反弹，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以致对谁都一样“公平”了。我思考了一番，如果我穿西装打领带，肯定检查没有这么严格。
    从农民用农民眼光看我的背后，我看出了农村农民乘车确实有太多的严格。
    车子出发了，我的习惯是看书，尽管我知道在摇晃的车厢里看书对视力影响不好，但是睡不着也没其他什么消遣，只有趁着乘车的时间浏览一下自己想思考的一些营养，消磨着长时间被浪费的时光。
    车子摇摇晃晃驶出了一段里程，斜对面一位男性“40”农民乘客玩起了手机，他的手机不高档，普通的按键型，按键和屏幕漆色早已脱落，斑斑驳驳的，但是音量却很大。从他的穿着面像上一眼猜得出是外出在工地上务工的青壮年农民。因为车里在放着录像，声音嘈杂，他的手机调整为手持对讲扩音式，附近几个座位的乘客都能清晰地听得到声音的内容。内容就是监听记录，什么手机号和什么手机号在什么时间通过话，是否已经删除，通话时间还精确到秒。看来他是对什么“重要关注”的人员采取的监听，一个人对自己的通话记录肯定不是这样。一位普通农民工看似老实，竟然干出这样的缺德事，我不免感到茫然。因为监听别人的通话记录是要花钱绑定的，大街上的野广告在这方面多有记载。看来社会诚信的缺失和浮躁，让很多人都自己不相信自己了。在一路前进的摇晃中看了一会自己下载的打印稿，上下眼皮慢慢开始“打架”，便昏昏地进入梦乡，那人的监听记录回放了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我的困顿渐渐消失了。
一位监听他人通话记录的农民工，让我看出了农村社会的畸形和变态。
    车子在中途站停留一段时间，一些乘客要下车放松，这时我也从休息状态中醒来。过了没几分钟，我后背的一位女“99”乘客忽然抱着我的后背椅隔着车窗玻璃大声对外面的一个男“99”狂呼大叫，大意是“车子在这里，你要去哪里，别看错了，怎么这么聋啊”之类的，吵得整个车上人不得安宁。在叫喊的过程中，女“99”视乎还认为自己的声音小，声浪层层上涌，把音量放到了她理所能及的大小，几乎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她还招呼车厢中的其他人一同大呼，让全车厢里的人心里就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直打滚不是滋味，让身边的乘客知道了什么叫做嘶声竭力。无奈有玻璃挡着，外面的男“99”没听着，在车下晃悠找寻了半天才上得车来，坐下后仍然惊魂未定，好像刚从湄公河逃生回来一样。我回头扫了一眼，这时女“99”才慢慢放松了紧张不安的神态，还能看见她张大的嘴像在柴火上烧烤的猪皮一样慢慢合下来，两唇之间还露出小颗而排列整齐的牙齿。
    吼叫的背后，我又看出了空巢老人外出的不易和对交通知识的缺失，她的一声吼，吼出了她的无奈，无助、无知（不知道很多东西）。
     客车行驶了一段距离，我到驾驶舱里拿袋子，我前排又有一位穿得臃肿的女“99”挡在过道上，歪着坐在座位的扶手上，感觉有些蹊跷纳闷。认真一看，他们两个座位中坐了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女“61”，几乎占据了一个半位置，女“99”只有半个座位，不得不一会站着一会半坐在半边椅子上。看得出两个女“61”一定没有读书，因为今天是周五，不可能集体出发到哪个地方游玩，可能集体搬迁到哪个工地上倒是不假。
    估计他们辗转各地的时间不是很长，因为她们“三人团”都晕车并且呕吐得很厉害。以前我做过挑粪工，对他们收肠刮肚倒海翻江出来的物质不以为然。他们呕吐不用车上备用的塑料袋，售票员也不告诉她们使用的方法，一味地在车上喋喋不休责怪。客车在爬坡的过程中先是两个女“61”呕吐，女“99”着慌了，直喊停车。因为上坡不方便停车，只有一路朝前，那个女“99”慌作一团乱麻。等客车驶到平路段停下来，车厢过道已是一摊堆积物。售票员为了让女“99”擦去呕吐物，从车厢行李架上拿来报纸。后来女“99”就干脆直接用报纸作为接呕的工具。因为平面的报纸没有盛装的空间，等到女“99”呕吐时，她双手捂住报纸，但是泄物还是从报纸四周各个不同方向的缝隙中像瀑布一样直泻而下。
    后来女“三人团”都呕吐累了，车厢慢慢归于宁静。其他人在途中陆续下车，腾出了座位，女“99”就歪坐在我对面靠中间过道的座位上。因为他不会使用扶手，看见我的扶手，将手伸过过道来搭在我的扶手上，我帮她整理了扶手，她才慢慢回过神来，耷拉在座位上。
    从“三人团”的艰辛和不易，我看到了农村教育的悲哀和教育分配不公。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