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5名留守儿童抱火取暖，生命逝去在无人问津的垃圾箱，而兰考的7名弃婴，则被大火吞没。一时间社会舆论哗然，这些事件的背后，彰显我国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政策还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而不是一个部门和几个单位的问题。
　　贵州5名留守儿童事件，民政、教育、乡镇等有关部门的分管领导都受到了处理，但是我始终没有在任何媒介上看到其父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是不是制度的设计出了问题，还是问责的思路和方向出了问题。
　　窃以为，社会救助工作的核心，就是一个保持社会相对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辅佐手段。我们在制定相关制度的时候，顶层设计的目标应该是落实经费的问题，拿不拿，拿多少，怎么拿。而基层的工作则是怎么分，如何分，如何让改革的成果全民共享。一份文件的出台，一份政策的制定，不能老是一字不漏的信奉“专家”，属于基层的这一块工作，还是应听听基层的声音。
　　这几年来，民政部门确实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些好事只是做实却没有做好，没有带来正面效应，这就叫费力不讨好。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一直分管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一位异地搬迁进来的移民，已经落实了一套房子和田土，后来他又报名在另一个移民点再想拿房拿地，在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还骂骂咧咧说是别人占了他的指标。这种思维逻辑就是昨天给了我多少，今天怎么会减少我天经地义所得的乞丐逻辑。
　　面对袁厉害心情的崩溃，社会对他没有更多的指责，这已经算够理解的了。一个社会的包容，应该是多方面的。我通读过《中国乞丐调查》、《中国高考报告》、《中国问题报告》，李昌平所著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系列文章我也都看过了。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些社会设计分配不公的问题。农民罢种，不务农的原因，也就是农业生产周期长、投入高、产出低、花血本没回报，一年的务农收成一个月的务工收入就够解决了，而且务工还没风险。目前市场大米的粮价在2元左右一斤，如果试想粮价上涨到10元一斤，我敢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自然会掀起大波，保护耕地之类的工作，就不需要国土干部那么去辛苦了，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就不会有那么多了。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我和妻子都试想收个从地震中幸存下来的儿童，初衷是我们的教育环境还行，生活质量和教育质量总不至于比普通农民低，算是一份爱心吧。但后来这种念头没有得逞，原因是很多制度的设计和相关手续的麻烦而罢手，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
　　女儿在家庭的熏陶和我们榜样的感召下，能将生活的感受写下来发表，偶尔在一些刊物上写些稿件。她有个同学在福利院，某天她提出来要去看看福利院的这位同学，我和夫人专门找了个时间陪同一道去看望，还在大院里给她们拍了合影，写进了日记，作为女儿爱心成长过程的见证。采访福利院的同志，她们也有苦衷，整个社会的弃婴和失去双亲的孤儿从进院到读书乃至今后的成长过程，都忙得转不过来，那种还有家还有父母的儿童的教育管理，还管得过来吗？
　　小高在民政部门做社会救助这方面的监督和服务工作，我们一起谈到贵州5名留守儿童死于垃圾箱事件时，她显得忧心忡忡，说不定哪天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她将会是背黑锅的第一个人。我只有满怀信心地祝福她命大福大，但愿在佛光普照中永远都是抽的上上签。
　　社会是个大熔炉，某一群体的存在自然有他存在的道理，说明那里有适合他生存发展的空间，袁厉害不收那些残障婴儿谁来收呢！国外某些地方允许有红灯区，中国哪个城市都有乞讨者，这就叫有需求就有服务，有差别就有类别，不要用影响市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其实他们有惊人的生存能力和安于自己生活现状的心态，不给政府添乱就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不管什么事情，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探寻深层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然后及时进行完善，而不是靠指责哪个部门，拿几个基层干部开刀作为问题交代的结束。不管袁厉害也罢，贵州5名留守儿童问题受处分的干部也罢，社会救助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共同协作，共同完成。作为民政部门，社会救助工作是体制内的执行者和服务者，但是民政部门也不是万金油，所有的工作全部包揽不出不出问题，谁也不敢拍胸脯，只有尽力做到最好。他们也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如果哪天又因为社会救助问题发生某一事件拿民政干部挨刀顶枪，这使我想起了当前流行的一首歌—《很受伤》！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