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作为信息沟通，表达某种诉求和个人社会观感的工具，早已被广为运用，没想到它还能在“反腐”上发挥独特的作用。近期就有南京江陵区房管局长周久耕、广州越秀区武装部政委方大国、陕西安监局长杨达才相继被微博“剥”出了贪腐的真面目。最新的案例是广州番禺城管局政委蔡 彬家拥21套房产被微博披露后，很快就由广州纪委回应证实。蔡现已被停职，最终作何处理，网民正拭目以待。
    虽然通过微博逮住的腐败分子还屈指可数，但一经网络揭露最终就被查处的这几起案例说明，微博反腐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这是因为：网络有海量信息和强力高效的搜索功能，网友互动，资源共享，就可以“挖出”目标的更多贪腐罪证；揭露问题或提出质疑的人可以不自报家门，而问题却公之于众，既可免遭打击报复，又因响应者众而增加信心；在网络上“晒”出的事，就等于向全社会立案，会促使权力机关在众目睽睽之下采取行动，最终作何处置，都要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的检验。
    微博反腐最大的特点是让问题一开始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广泛的关注，客观上形成压力。问题的另一面是，专门机关虽然及时作了查处，却显得被动，甚至让人感到是迫于压力。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网友尚且能发现的问题，专门机关是没有发现还是视而不见？番禺城管的蔡政委家那么多幢楼房，又不像原四川交通厅郑副厅长的数千万赃款那样可以暗藏在家里；且房产确权在房管部门那里都是记录在案的，只要认真，是不难发现的，怎一个“瞒报”可以搪塞？几起“微博反腐”的案例都能说明，一些地方腐败盛行，和这些地方的专门机关玩忽职守、干部“申报”的流于形式不无关系。微博反腐“很给力”，又何尝不反衬出某些地方专门机关的“不给力”？
    目前微博在反腐上表现出来的效率，也只是个例，且带有“民间”启动的意味。由于“原发性”信息缺失，靠它是解决不了“战略”问题的。不过，它却给出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反腐必须在制度上保证官员的财产等相关状况公开透明，在机制上有利公众监督。官员必须如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向专门机关申报，专门机关必须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于以核实并将有关信息公之于众，公众如有疑问，可以依法申请查询或直接在网上查询。果能如此，蔡 彬们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有这个“贼胆”了。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公务员目前的合法收入虽然还令国内的低收入阶层诟病，但在国际上比还是很低的，甚至不如亚非某些低收入国家；一个简单的逻辑是，这样偏低的收入水平，即使是高级别的官员，都是住不起豪宅，开不起豪车，抽不起名烟，戴不起名表，更“养”不起情妇的。微博反腐能一逮一个准，遵循的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想来，负有重大使命的专门机关，是更应该明白这个逻辑的。看来，明白与否是一回事，“为”与“不为”是另一回事。微博反腐在个案上的成功，证明影响高效深入反腐的问题不在技术层面上，而是在制度层面上，它客观上呼唤反腐在制度安排上的突破，这正是公众所热切期待的，也是反腐获得更大成效所必须的。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