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父亲疯了，既当爹又当妈的姐姐没有上学，为了填饱肚子，必须到队里的田地干活，读书是不可能的了。当初，父亲清醒的时候，曾经要求大伯答应照顾好我和姐姐。起初，陈长坤大妈同意，和她家人一起住宿、搭伙食。后来，欧阳於道大伯说，可以住在他家，不过吃饭的问题就由自己解决。大伯说，大儿子帮玉在赣州读书，家有二女儿月莲、三女儿月英，尤其是四儿子帮兴和小女儿月凤两个哑巴。一是怕在一桌吃饭吵架，二是怕我和姐姐身体长得差，旁人会说闲话。

 我本来就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经常患肠胃炎，手脚麻痹、抽筋，抗病能力差，每每喝了生水，就会“拉稀”屎，闹肚子痛。我吃药怕过打针，若吃药时没有家乡的河粉干包住“囫囵吞枣”的话，恐怕连肚里的食物也会一起掏空。平常，我宁愿喝点盐水，或喝点咸蛋水止泻、止痛。土办法实在行不通，才会勉强去看医生。为这事，外婆、舅母操了不少心。

 逢年过节，我和姐姐总要翻过一道山梁，去十里之外的长沙外婆家做客。我每次不呆上个三五八天的就不回家，总是想和表兄贵龙呆在一块一起玩耍。每逢遇上我拉肚子时，舅母、表姐她们最有办法了：用一个鸡蛋包上好几层湿纸，把蛋扔进火坑里煨几分钟，然后取出来趁热吃就“药”到病除了。这种土疗法，也许是利用“以热制冷”，或是“以毒攻毒”的原理。

 1975年9月，8岁的我早已到了上学年龄。道胜叔叔的二儿子帮朋邀我去学校开学报名读书。我问父亲自己报啥名字？父亲随口说，就叫：欧阳帮为。起这个名字，我没多想，或许父亲是希望自己长大后大有所作为的缘故吧！

 有一次，我跟伙伴们在河里划木排掉进水里，全身衣服都湿透了。父亲很生气，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两巴掌。当时他的手就有点颤抖，既心疼又后悔。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生平第一次打自己。在他眼里，儿子就是他生命中的宝贝中的宝贝，从来不舍得打、骂，对我十分疼爱。

 父亲不在疯癫了，似乎醒了。有一次，父亲带着我上山拜祭爷爷、奶奶（我从小就没见过爷爷、奶奶），并嘱咐我等他告别这个世界时就把他葬在同爷爷、奶奶的一个座北朝南的山头上，他给他自己预先挖了个坟穴的位置。我似懂非懂的点头。站在“石壁”（山名）山的斜坡上，山脚下是一条河流的回笼滩（水倒流）；河岸两边是一片片稻田；南面是一条进入小孔田村弯曲的泥沙路。旗山下（既是山名，也是队名）的山脚边是我的家，家的旁边（北面）是马路和小河。山的背后是座“老鼠尾巴岽”（山名）的高山。东边隔着两排山，有个叫“八十地”的山名。这样的怪地名，不知是山坑有八十亩田，还是山上有八十座坟？因为客家话把“坟”，也称着“地”。当年，母亲就葬在座东朝西的山坡上。或许父亲想每天陪在爷爷、奶奶的身边，既可以看到对面山坡上的母亲，又可以看到自己的家门，才打算以后葬在这个山嘴上。其实，母亲的坟墓葬在何处，具体位置我不清楚。毕竟，那年我才3岁多。亲人很迷信，说母亲是遭“产难”死的，每年清明节扫墓不必去拜祭，母亲的坟也就漫漫的淡忘了。这是我家的悲哀，也是农村人封建迷信造成的结果。

 父亲的病好了，跟人聊天没有什么异常，疯了好几年没干过体力活了。如今，他开始下地干农活了，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件好事。

 一天，父亲特别的勤劳，往稻田挑了一整天的牛粪。晚上，他在天井边洗澡时雷声大作，大雨倾盆，每闪一次雷电，父亲就会颤抖一阵，好像很胆小。看着父亲在或明或暗的屋檐下出如此“洋相”，我和姐姐哭笑不得。父亲洗完澡，他慢条斯理地说：“我让你俩笑个够，到时候想哭可能都没有眼泪……”接着又说，他白天见到一团黑色的东西追着他转个不停，太可怕了。说完，父亲说：“我累了，该回老屋睡觉去了”。我和姐姐听糊涂了，难道父亲的病又复发了？

 次日，姐姐本想跟队里的姐妹们去安远县城卖东西，一大早就起床去自己老屋舀米煮饭。叫了几声父亲开门，屋里没有点声响（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就从门楼内的房间搬到了门楼外的客厅楼上睡觉，距离相隔了几十米）。父亲夜晚根本没闩门，姐姐急了用手一推，门就开了。姐姐正感到纳闷时，一抬头就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父亲悬吊在厨房的木梁上，两眼洞开，舌头耷拉着……姐姐瘫痪在地，好久才醒过来，嚎声恸哭：“——爸——爸爸——你不能丢下我和弟弟呀！——爸爸，你叫我俩往后怎么生活？——爸爸，你真傻，有什么想不开的啊……？”姐姐一声声催人泪下的悲痛哭声，吵醒了附近的邻居。住在隔壁80多岁的婆婆说，“於隆，他这几天晚上好像没睡觉，总是吹树叶，吹得人心惶惶，尤其是昨晚吹得特别的凄凉，天亮了就听不到他任何的声响了。昨天下午，我看见他用稻草搓了一根长绳子，以为是用来牵牛的，没想到他是用来自己寻短见的，就这么狠心扔下两个孩子去了，走得太匆忙了，千不该万不该，也不该丢下这两个可怜的孩子”。说着，说着，婆婆不由自主的一把眼泪溢出了眼眶。

 我跪在父亲的遗体面前真的哭不出来，撕心裂肺，泪不成声，心里的悲痛、酸楚、苦水噎住喉咙里，吐不出，也咽不下：“——爸爸，儿子是你的心头肉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去呢……？”

 父亲入棺时放了一个磨刀石做枕头，并撒了好多狗毛在他的身上。乡亲们说，父亲患的是疯癫病，又是上吊死的，即使他的魂魄不散，想害人的话，一定得等他睡“烂”了那块石头，及数完那些狗毛才可以出世。石头只会越来越坚固，哪有死人能把石头睡“烂”的道理？我半信半疑。鬼神之说毕竟是见不着，也摸不着的东西。

 小孔田村总人口一千多人。姓“欧阳”的最大姓，主要分布在旗山下队、寨檐下队、湾仔队、竹圆背队、洋田坝队；姓“李”的几十口人家座落在村北面的山脚下；姓“唐”的3家人座落在村北面的“岽下山”；姓“叶”的两家人座落在村西面的“洋田坝”。村周围四面环山，土坯瓦屋几乎建在山脚下，村中央大部分是农田。一条清澈的小河由西往南拐了个大弯向东流去。小河中建有灌溉用的拦河坝、木桥连通两岸。靠河边住的人家挑河水喝，水质容易污染。离河较远的人家一般喝井水或小溪水，比较干净。唯一进出的村路像条蟒蛇似的，随着小河的走向而盘旋。整个村庄就像个锅形，恰似“山清水秀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地方。  

 父亲葬在坑口东边的半坡上，朝向座东向西，视野开阔，还算不错，整个村庄收入眼底，与母亲的坟地仅一山之隔。遗憾的是没按他生前的意愿葬在爷爷、奶奶那个山头，他自己预先选好的坟址。毕竟我年龄小，做不了主，这种事情大人不会听小孩的，只有小孩服从大人的。

 1976年父亲去世，他跟毛泽东逝世同一年。我怎么也想不到父亲那晚说的最后一些话，就是他临终前永别的暗示语。想起来，我就后悔莫及。怪自己太糊涂没听懂父亲话中有话的意思；姐姐更糊涂，既然没听出父亲的弦外之音。下雨打雷时他为何会颤抖，连老天爷也好像在告诫他，不同意他这种愚蠢的行为。我想：这是父亲要离开自己亲人的一种复杂的精神表现，也是思想斗争的一种反常状态。他疯癫了好几年，突然间醒了，觉得自己没面子见人似的，他去死的目的显然是不想拖累自己的子女。可他没想到如此的厄运会给自己子女的心灵添加更多的悲哀和伤痛，造成更大的痛苦与不安，失去了至亲致爱的亲人，也就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想念父亲的夜晚，我会经常被噩梦缠身，胸口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自己在梦里会飞，一旦被人追打时，就自然而然地飞起来像个超人似的；有时，自己一下子掉进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永不翻身，吓得一身冷汗，一旦醒来，心有余悸。心里的阴霾随影同行，伴随孤独的童年成长。

 据大伯大妈说，父亲原来就疯癫过一次。当年白军（国民党军队）撤退逃往台湾经过我们村庄时，抓走了好多壮丁给军队扛枪、挑担，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幸亏中途红军与白军交上了火，在山上打了几天几夜的仗，父亲才趁乱跑出来。回家之后，他却无缘无故的开始疯癫了。有的人说，父亲在战场上曾经捡过一箱金银财宝，不知怎么搞的半途不翼而飞了，可能他是为弄丢钱财而疯的；也有的人说，父亲在战场上有个被杀的人头滚落到他的面前把他吓傻了，之所以他才会疯疯癫癫，时而用树叶吹山歌，时而来一句：“白军来抓壮丁了，乡亲们快跑啊！”当年人们信以为真，每天提心吊胆的，以为白军真的来了，吓得魂不附体东躲西藏的……我想，父亲头次疯的原因应该是那个“带血的人头”吓疯的，不然，他临死之前怎么会说有团黑色的东西老是紧追着他不放呢？

                     五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小孔田小学位于小河北边的“象山”脚下，建有两层砖木结构的瓦房。班级是这样安排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同坐一间教室，三年级和四年级同坐一间教室。教书时，只好轮流上课。五年级是毕业班，单独一间教室。住在小河南边的学生，每次上学、放学要通过河滩上的木桥。每逢下大雨，河水涨了，木桥冲垮了，学生只好临时休学。后来，村里集资，每家派出劳动力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建起一座石拱大桥。学校的教师是“半工半教”的，既要下地干活，又要教书育人。大部分是民办教师，只有一个是公办教师，每月几十元工资。几个民办教师有的是高中毕业生，有的是初中毕业生。学校的教育质量一般，学生的学习成绩也一般，得不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

 好在学费不算很高，读一级每学期几乎是一元钱，依此类推，读五年级每学期大约五元钱。我的学杂费不成问题，都是自己用苦力砍柴挣来的。学校布置的作业，我不得不在学校完成。每每回到黑漆漆的“家”，既没有桌椅板凳，又没有好的照明设备，偶尔从大伯家借用的煤油灯盏，又要急着还回去。厨房只能是一日三餐煮饭及站着吃饭的地方。

 帮春哥哥是个竹匠，他带了两个徒弟，天晴、下雨时偶尔在世厅做竹匠活。有时，我会很好奇地尝试编织米筛、簸箕、箩筐……搞得手指头一阵阵锥心的疼痛感，指甲残缺不全。有时会跟他的徒弟摔跤，我的腰细得像黄蜂腰，曾经被他们向后背折过好几回，年轻气盛，不知利害，就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的身体惹下了病源的祸根。

 每逢周末放假，我就会和队里的伙伴们上山砍柴。一般去屋背的后山上，有时去瓦仔坑、老虎坪、寨仔垴、杨梅崎……甚至去十多里以外的地方，如洋田坝上面的十字山、上瑶、黄坑等茂盛的树林里。最要命的是身上有两处毛病：左肩最多能扛二十斤以下的重量东西，不然超负荷了就会痛得难受；其次是腰部，每次扛较重的东西就疼痛难忍，尤其是左腰部位。尽管如此，我还是忍着疼痛每次超负荷的扛木柴。左肩不能扛，只靠右肩挑重担。从不愿服输，与同龄人比扛木柴重量，比走路速度。别人不知道我有这两个致命的弱点和痛处，姐姐也不知道，说了怕她担心。扛回家的柴截成约1米长，劈开晒干后，由姐姐挑到二十里外的县城去卖，解决日常的生活费用。

记得姐姐头次用斧头学劈柴时，一不小心，自己的一个手指头夹在柴缝里动弹不得，坚硬的压力两边夹攻，使她直冒冷汗透不过气来，跟古代受刑的夹棍法相似，十指连心，那阵阵撕心裂肺的痛，难于言表……好在有旁人帮忙解救，不然手指就会伤残。

 我砍柴有套省时、省力的方法：一是人爬上树尾巴(指一般碗口大小的树)，整个人掉在半空中增加树枝的重量，同时用力拉着树尾巴往下扯，树身弯成“弓”的形状。另一个人拿柴刀用力猛砍几刀树头，即刻树倒，人也倒；第二种是把山上的树砍倒之后，藏在山上晾晒几天，再扛回家。这种办法有时并不保险，一旦被人发现就会白费力气，成了别人现成的“馅饼”。有一回，我藏在山上的干柴被细牛叔叔的儿子扛回家了。我知道后与他理论：“西斗哥哥，你怎么把我砍的柴扛回来了呢？你行行好归还给我，那怕一人一半都行，好吗？”没想到他蛮不讲理：“去你的，在山上捡的柴没有刻着你‘亮仔’的名字，你凭什么这些柴就是你的？”我被他踢了两脚，挨了一顿打，那些木柴终究没有要回来，白费口舌。“唉！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是什么世道？”我无可奈何。

 冬天，公社每隔几年就会发一件卫生衣给特困户，我穿过几件不太合身，但很保暖，总比没有的好。天寒地冻之时，不出门干活的人一般呆在家里烤火盆，年青人打牌，妇女纳布鞋，绣袜底，小孩就特别喜欢到田野或沟边玩冰块。

 欧阳帮洪、帮炎、福星三个人是我比较要好的邻居伙伴。平时去何处玩耍，基本上我说了算。我除了劈柴的工夫了得外，最拿手的绝活是捉鱼、摸虾。我从未怕过蛇咬，更不怕螃蟹身上的两个“钳功”，每次在小河、稻田的沟渠里捉到好多鱼和虾。随着季节的变换，我经常带着伙伴们，有时上山打鸟，掏鸟蛋，摘野果；有时在屋背后的斜坡上玩自己制造的木架三轮车；有时捕捉蜻蜓撕碎放在地上诱惑两种不同颜色的蚂蚁，主要是看蚂蚁打架斗殴，争地盘，争食物。当双方斗得天昏地暗，惨不忍睹时，我们就拍手叫绝……有一回，我一个人上山摘高山油的“茶泡”（春天油茶开花后树枝上结出白色的空心果），爬树时脚踩在枯枝上，树枝突然断了，一不小心我从树上掉到地上，当场休克不省人事，半天才从寨仔垴的山坡上稀里糊涂的从鬼门关醒过来。

 每逢丰收季节，成年人就会到生产队里的稻田里挣工分，孩子们就去捡拾“稻串”（收割稻谷时，被遗弃的一串串稻谷）喂鸡。有一次，阿莲有意把几串诱人的稻谷丢在旋涡的淤泥上戏弄我。“亮仔，你快过来捡稻串，不然被人捡走了！”我不知她在捣鬼，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稻串面前，正准备弯腰捡稻串时，突然，自己的双脚插进了游泥里，整个人慢慢的往泥浆里下沉，越用力蹬，人就会越往下沉，当淤泥淹到我的腰杆时，阿莲吓傻了。好在旁人发现，及时把我拉了上来。据说，那个淤泥旋涡曾经淹死过一头牛。淤泥旋涡一般在山坑田里才有，插秧、收割稻谷时只能用木板，或梯子铺在淤泥上面才不至于陷下去。

 其实，掷石头仔是我真正的绝活，所投目标，既快又准。曾经用石头打鱼、打鸟，乐趣不少。因这个绝活，我惹了不少麻烦。我家门口有条小河，河岸的地势南高北低，北面有几十米宽的河滩，石坝上有形状各异，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北堤岸边是天然的草坪，草儿青青。大人常在石坝上晾东西，小孩特别喜欢在草坪上放牛、玩耍。一天下午，我和伙伴们比赛玩掷石仔，没想到一个女孩闯进了射程目标，当场被石仔击中额头起了好大一个血泡，把大伙都吓坏了。闯出的祸只有自己承担；第二次在屋背后的毛竹林里打鸟，一个伙伴飞出的石仔穿过竹林正好落到了大伯房屋的瓦顶上，传来“啪”的一声，石仔把瓦片打破了。当晚，我挨大妈、兄长的打骂，被赶出家门，在外面露宿了一夜。次日，我精神不振，尚未恢复元气，又无缘无故的遭人挨骂：百米以外的上家细婆婆气势汹汹地冲上门来，说她家瓦房每逢雨天经常漏水，一口咬定是我平时所为打破了她家的瓦片，并不停地指戳我的脸面，口吐脏话臭骂了一个多小时下才肯罢休。好在王二秀婶婶在一旁解围。我好生冤枉，若父母在世的话，别人就不敢踩在自己的头上骂爹骂娘了；第三次跟伙伴们去新龙乡墟上赶集，经过阳崗山门口时，一时兴起同他人在路边摔跤比赛，谁知对方反脸成了打架斗殴的架势。我不怕他，也不能在大伙面前丢脸，月连大姐就嫁在这个队，而且跟摔跤的男孩是邻居关系。我无意中从路边抓起一个小石头掷向对方的额头，顿时他皮破血流。大伙知道我闯祸了，个个趁机溜回了家。不到半个小时，受伤男孩的父母兴师动众的找上门来向我问罪。我觉得事情不妙，由大伯在家帮我顶着，自己就躲在屋背后的山坡上一筹莫展，等待找麻烦的人走了，呆了半天才敢回家。

 生活在小河旁的孩子几乎都会游泳。我刚学游泳时，在肚皮底下横一条木材做浮力，双手向前学划水，划拨“8”字形的姿势，双脚用力向后蹬拨弄着水花。学会了划水后，又学潜水。潜水主要靠闭气及个人的忍耐力，一般在水里能保持二分钟的时间就算不错的了。小河中有个“红仔窝”的水潭是天然的游泳场所，水深有5米多，恰似一个“锅”形，临水旁边有几棵大的李子树，还有一个离水面一丈多高的石坎。每逢炎热的夏天，学会了游泳的孩子就像顽皮的猴子陆续地从石坎、李子树上跳入水中，既爽快又舒服。

 哑巴哥哥帮兴和哑巴妹妹月凤勉强能模仿我叫喊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及个别人的称呼，我费了不少劲才教会他俩人怎样发音。同时，教他俩学写自己的名字和他人的名字。大伯、大妈想不明白，最小两个孩子都是哑巴。曾经查过欧阳的族谱，祖宗没有生过哑巴孩子的先例。难道是自己前世作孽多了？还是父母葬的坟墓有问题？据说，当年安葬爷爷时，坟墓的深度的确不够，棺材差点摆放的位置，坟穴里头被石壁山的石头顶住了，当时负责挖坟的人凿了几十公分石头，棺材才放进去。待风水先生赶到现场时为时已晚，他摇头叹息地说，“若你们不凿开那块石头的话多好啊！在坟墓门口砌砖头加长点位置，这家的后人不超过三代就会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如今，你们弄伤了龙脉，失去了灵气，风水就没这么好了”。先生说的话不知是否真假，无法考证。

 帮兴哥哥比我大几岁，干活很勤快，也很好交朋友，说话叽叽喳喳，与他交流非要打手语，一般没接触过他的人是很难懂不正规的哑语。有一次，我从屋背后的李子树上摘了好几个尚未成熟的青李子，夹到门缝里压破后再沾盐吃。哑巴哥哥负责推门和关门，我就把一个个李子放进门缝里，当我放进第四个李子时，左手的中指还没抽出来就被他关门时压扁了，指甲变形陷入肉里流血不止，真是叫天（他）叫不应，求地又无门，只有受伤的份儿。这次惨痛难忍，比雷劈还难受，教训深刻。他生来就是哑巴，听不到声音没得怨，只怪自己不小心，嘴太馋。

 1977年，小孔田村开了一年多的公路终于贯通了，在村头设了一个木头中转站。只有较偏僻的江头乡和甲江林场的公路尚未开通。林场每次趁下雨河水涨高时就把木头放进水里漂流，派几个工人沿途护送，木头漂到了村里“庙仔”的拦河网，就请当地的劳力把木头抬上岸来，等待林管站人员丈量验方，然后由汽车往外运到需要木头的地方。

 第一次，我坐上装木头的解放牌汽车，头觉得天昏地转，眼冒金花，闻上汽油味肚里的滋味就像翻江倒海，呕吐不止。后来坐车的次数多了，人也就慢慢的适应了。

 1978年，小孔田村利用拦河坝的水利资源，在用水力碾米的基础上，购买了一台发电机。村里用水力发电，家家户户终于盼来了照明，免费点上了电灯。后来村里不发电了，统一用车头乡“上丁水电站”的电力就要开始交电费了。

 有了电真好，再也不用煤油灯盏了。车头乡墟上有个电影院，我盼望看电影就像盼望过年穿新衣服一样。有天晚上，为了看一部《天仙配》的电影，姐姐和我跟着以章叔叔十几个人走了十多里路，兴致高昂，一点也不觉得累。随后，各村轮流放露天电影，我跟大人和同学赶过好几回到别村去看电影。只要轮到我们村时，放电影的消息就像一阵风似的传开了，村里的孩子天还未完全黑下来就背凳子在学校操场上霸占位置，下地干活的人也早早地收工，提前吃了晚饭，四面八方的农民潮水般的涌向操场，目不转睛地享受电影带来的乐趣。一般一个晚上放二至三部电影，大部分是战斗片和侦破片，如《铁道游击队》、《地道战》、《闪闪的红星》、《英雄赞歌》、《车轮滚滚》、《冰山上的来客》、《洪湖赤卫队》、《405谋杀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家的新政策就像沐浴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滋润人们的心田，让农民当家自由作主。起初由生产队把田地分到组，然后由组分产到户。我和大伯两家7个人分得七亩七分田（其中七分田是自留地），每人平均一亩一分田（兄长有工作吃国家的商品粮，月莲姐姐已嫁人，两人不在分田范围内）。同时分得一头水牛，以及一些箩筐、晒谷的竹毯子之类的生产农具。

 小学毕业前夕，大伯要求学校为我更名，改回了出世时起的名字。他说，侄儿的名（欧阳帮为）不改，言不顺。意思是说，他叫惯了“亮亮”这个名字，而不习惯叫帮为。

 姐姐没读过书，除了干活能干外，好像没什么爱好，既不会唱歌，又不会打牌，唯一喜欢的是家乡的小吃。每隔一段时间，姐姐就会舀几筒大米浸涨，配些姜、葱，或配些大薯、韭菜、艾叶（根据季节而定），用石磨磨出的米浆倒入热锅中搅熟，然后就做成扁的，或圆的等形状各异的米馍。客家安远话叫米粄，可以用油炸，或蒸，或煮，其中奥妙在于各有各的味道。有时，姐姐会用磨芋粉煮粉丸吃。有时她用磨芋浆与鸡蛋拌均匀烫蛋皮，卷成蛋饺，或煮蛋皮吃。我很喜欢吃家乡的各种小吃。每年的二三月份蔬菜比较少，冬天种的菜过时了，而春天的菜刚种下秧苗，吃饭只有一小方块过年腌制的煎豆腐，既没有新鲜蔬菜，又没肉类制品。有时只煮个酸菜汤，或夹一块豆腐乳就解决了一顿饭。我家的高山油不多，贫穷人家猪肉又买不起，没油下锅是很平常的事，肚里也就没什么油水。

 1980年上学期，我要小学毕业考试了，听说屋背坑的“大圣老爷”的神位很灵。好奇的我，为了证实此事的真伪，当天毕业考试的早晨前去烧香祈祷，保祐自己能考上，并有意提出考场上要跟平时最要好的同学（欧阳东升）同桌。到了新龙田心中学考场，主考老师果真打乱了原先搭配好的考生座号秩序，重新安排位置后，我如愿以偿地同东升同学坐在一块。我好不欢喜，同时又弄糊涂了，难道世上真有神灵之说，还是纯属巧合？小孔田小学毕业生5人考上了初中。一起读五年级的共有9个人，其中旗山下队我1人，寨檐下队（欧阳东升和欧阳柄昌）2人，竹园背队（欧阳帮贵和欧阳金谦）2人，李屋（李德明、李晓燕、李小招）3人。9个人当中，惟有帮贵、金谦、晓燕、小招4人没考上。

 1980年下学期，我要上初中了。在县政府农科委上班的兄长考虑到车头中学没有英语，委托在安远第二中学教书的帮昌（更名：欧阳雪松）哥哥帮我转学到县城二中。同时，为我找到了同乡同班读书的欧阳军同学一起住校。他家在新龙乡墟上对面“寨下”的河坝上。每逢星期六下午，我和他及读高中的几个同学一路回家。星期日下午，我带上一个星期吃的2竹筒（1升）米和一瓷盅酸菜干邀上阳军同学步行二十多里的路途回校。

 我的体质依然很差，经常患肠胃病，吃饭没有点胃口，每餐最多能吃二两饭。我面黄肌瘦，身体矮小，13岁的人了体重只有六七十斤。毕竟家庭困难，营养不良所致。在校没有零用的生活费，没有油水的酸菜干在家里只炒过一次就得吃上一个星期。如此一来，不但身体差，而且记忆力和学习的接受能力也不如人家。别的同学可以吃好的，有钱买零食，而我只能安静地走开，躲得远远的，视而不见。

 六月的天气特别炎热，鸡蛋放在沙坝里都可以烤熟，何况人走在烈日发烫的马路上。有一次，我拿着兄长的雨伞上学。我想，他上县城骑自行车风大用不着撑伞，准备次日还给他。谁知他不肯给，还训了我一顿。我趁机闹情绪，书包扔在地上，不想去县城读书了。姐姐劝了我半天，我受委屈似的一路哭哭啼啼的上学去了。

 星期六，我放学回家经过阳岗山门口，一个不懂事的小子，笑我背的书包是猪公袋（意思是说，我很像农村赶自己养的公猪专门给别人家发情的母猪交配的人）。这个黄布书包，我从小学背到初中用了好几年了。我听了很恼火，当场揍了他一顿。这时，他的姐姐冲上来跟我扭打在一起，说我打了她的弟弟。她揪住我的衣服怎么也不肯放手，双方正在扯来扯去赢输不分上下之时，村里湾仔队的欧阳振芳叔叔赶圩恰好路过。为了给我解围，他心生一计：“小妹妹，要我侄儿做你的老公仔的话，你就拉回家去好了！”小子的姐姐是个妙龄少女，听了老前辈的一句话，她脸红耳热的低头不好意思，不得不松开手，我才趁机逃走。旁人捧腹大笑：“哈哈，她中计了！”

 学校的宿舍是低矮的砖瓦房，通风、排水不够良好，经常遭蚊虫叮咬。个别同学不讲卫生，饭菜乱倒，常年比较潮湿，臭味冲鼻，老鼠成群。每到冬天，好多同学会长疮。大部分的疮长在屁股和手指上，传染性较强。我也不例外，长过几次疮，既痒又难受。有时，人在晚上根本无法入睡，若是疮搔破了，脓水流到哪，疮就会长到哪，不搔痒的话又受不了，真是活受罪。

 有天晚上，我在被窝里抓住了一只老鼠，把它绑在木柱上以示重罚。没想到怪事出现了：我刚躺下不久，十多只老鼠悄悄的轮流上阵咬断了绑老鼠的那根绳子，把它的同伴救走了。以此可以证明，老鼠与人相比很相似，它们也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队精神，更念手足之情，和谐共处的大家族氛围。不然，学校周围就没有那么多鼠辈，黑鸭子似的成群结队，在臭水沟里名目壮胆地觅食。

 读初二时，我多了个本队的伙伴，欧阳洪升从新龙田心中学转学到县二中读初三。初中每学期的学费约30元，或许对一般家庭来说，这不是什么天文数字，可是对我一个没有生活费用来源的贫困家庭来说就是个大难题，因交不起学费没有按时报名。当班主任上课点名时，教室里无意中站出来一个没有上报名册的学生，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觉得无地自容。下课后，我主动向班主任说明了自己家庭的不幸遭遇及困境。虽未被老师赶出校门，却读了一学期没有书本的书。第二学期依然如故，我唯有写申请要求学校照顾免交学杂费，校务处批准了只交书本费。可是我连书本费都交不起，只好利用学校放暑假及寒假上山砍柴，劈开晒干后，再由姐姐挑柴到城里换点生活费。自己慢慢筹款到新华书店买书本，遗憾的是错过了订书时间根本买不齐。耽误学习不说，更大的伤害是造成我孤独无助的自卑感。

 兄长在县人民政府农科委上班，三十多岁了才谈恋爱。女朋友是城里高中毕业不久的待业青年，比他小十岁。大妈因兄长的婚事迟早没着落，月连和月英姐姐已嫁，家里剩下两个哑巴儿女，平时不知哭了多少眼泪。如今儿子要娶个漂亮的妙龄少女做媳妇，高兴得皱纹都笑开了花。

 有一天早上，帮昌哥哥骑自行车载上我去汽车站，他要坐车出差，由我把自行车推回学校。我心想：学骑自行车有什么难的，问题是要勇敢。我一时冲动，推着自行车猛跑，说时迟，那时快，当双脚踏上踩脚板时，由于整个人倾斜过度，人和车子一起摔倒在街上的水泥地板上。我的两个小腿及漆盖顿时感觉一阵火辣辣的痛，一瘸一拐的走路，一阵一阵的颤抖，勉强推着自行车赶回学校。钟福英（帮昌哥哥的夫人，她在学校医疗卫生站）嫂嫂给我的腿敷药时问我的双腿怎么摔成这样，我只能撒谎说自己走路不小心跌到在梯阶上。幸亏她没注意摔坏的自行车，不然就露馅了。

 这学期正逢二中筹建新的教学大楼，学生的奖学金全免了。每个星期规定学生到城里几里外的河滩上挑黄沙、石仔，完成不了几十担黄沙、石仔任务的学生，星期天就没假放。没办法，学校很会利用人力资源和资金来源。就连学校看的电视都要向学生摊钱购买，可想而知。不过还算好，起初每个星期各个班级可轮流看一二回彩色电视。后来，学校不允许学生观看了，唯有完成作业后，晚上抽空到街上看电视。

 农村的信息比较封闭，人们也比较贫穷，看电视就像看露天电影一样好奇，喜爱。村里有黑白电视机的人家仅有几家，甚至连电视接受网也是自己用铝线制作的，用一根长竹竿高高地竖在瓦砾之上，信号不是很稳定，时有时无，有时还得旋转方向。农闲，年轻人除了打牌，无处消遣，听广播最多是听点新闻和天气预报。时下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有的人就像赶集一样，每晚跑到有电视机的人家追看剧集。看完了《霍元甲》，又追着看《陈真》，接着又看《霍东阁》……于是，关于政策、武打、爱情的话题多了起来，拓宽了农民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

 我读初三时，欧阳洪升毕业了，却多了个他的堂弟欧阳洪胜做伴，从江头中学转学过来二中就读初二。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学欧阳余祥，他家就在学校附近的大胜村。平时，我经常去他家玩，他家人很和气，也很热情。我的字辈高过他二辈，有一种坐如上宾及归家的感觉。

 我不太爱体育活动，课外时间偶尔在操场上拉单扛，玩双扛。最喜欢去学校背后爬山，坐在山顶的树阴下读书、背英语单词，看县城风景。夏天酷热时，中午邀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去4公里以外的龙泉湖游泳。最开心的事，学校每学期组织学生到电影院看几场电影。

 我将要初中毕业考试了，学习比较紧张。恰好这时，姐姐提出要嫁人，婆家都找好了。姐姐说，她不能养我一辈子。我差点气晕了，真的想不通，姐姐为什么早不说，迟不说，偏偏这个毕业前夕的节骨眼上说要离开自己……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姐夫（张世根）也懒得叫，毕竟姐姐是我唯一的依靠。假如没有姐姐做后盾，往后的日子怎么过？若父母亲在世的话根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夜晚，我总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白天又没心思上课，学习成绩也就随之慢慢的滑落。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和洪胜在黎洞村路段返学途中，偶尔遇到了小时候在我家养大的秀英大姐。她和她的母亲上县城边走路边聊天，我好不容易才认出她来。我没有直接叫她姐姐，只是当她外人来叫喊。“喂，你好像就是我父母亲养大的女儿吧！你也太不孝了，当初妈妈去逝了，爸爸有病在身，我和二姐（金坤）年龄尚小，而你只因爸爸打骂了你几句，你不但不念亲情，且没有点感恩之心就离家出走，你的良心何在？于心何忍？”我压抑了很久的心事，好像山洪暴发全盘说出。“哎呀，小弟！你怎么能这样说大姐呢？那时是你家没有大儿子来配我，呆在那受苦受累的，倒不如回到我亲身的母亲身边！”秀英被冤枉似的，为自己辩论。“我家把你养育成人，你嫁人时为什么连声招呼都不打一个，好像我家非要你丈夫的‘茶礼’（男方给女方父母亲的感恩礼品）似的，做人做到这种份上未免做得太那个了吧！”我有意激她，刺中了秀英母女俩的痛处。“这个不能怪我，结婚的一切事情由我亲身母亲做主。”秀英把话题转向她身边的母亲。“啧，啧，啧，看不出你小小的年纪，一张嘴说起话来这么铜牙利齿。女儿是我生的，她的事管你什么事，我中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秀英的母亲有点不耐烦，说话比较刻薄。“怪不得你捡了一个这么忘本，却又听你话的女儿。就凭你现在这份德性也好不到哪里去……”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彼此相互指责、埋怨，不知不觉地走完了一段一千多米长的碧湖坡，双方闹得不欢而散。我终于出了一口气，心情感觉好多了，无形中让秀英母女俩觉得自己始终欠我家一份人情。这份人情没得还，也无法偿还和弥补，不知何时化解，也不知会影响几代人。谁对，谁错，自由人评说。我想，母女俩回家后一旦告诉了姐夫家人，肯定会说我蛮不讲理。

 1984年7月，我初中毕业了。由于往后的生活得靠自己，因此我的心情很糟糕，毕业考试也随便应付，成绩好不好都得回去耕种两亩田。姐姐想不到她的婚事会给我造成那么大的压力，她只知道自己不能养弟弟一辈子，人迟早都要结婚。年末，姐姐出嫁了。她的嫁妆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一台“三英”牌收音机，两个皮箱，一面镜子等其它一些生活用品。家里收了姐夫二千多元“茶礼”，除了办酒席和办嫁妆，剩余一千三百多元在大伯手上，说是留给我以后结婚时用的。由于姐夫差了200元茶礼费，兄长帮玉扣下了飞鸽自行车做抵押。我做不了主，没过几天时间他就把自行车买给了阿莲做嫁妆。姐夫的家人很生气，姐姐也很无奈，而我就无能为力。每当我去几公里之外的姐夫家做客，提起自行车这件事时，面对姐姐就有一丝丝愧疚之情。姐夫身材比较高大，有1.8米以上，只是说话时有点口吃。他的家座落在新龙乡张屋村下弯队，住在山坳的半坡上，一家6口人，姐夫有三个妹妹。家庭并不富裕，种田为生，农闲时做些小生意。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