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人的一生总会留下许多难忘的挥之不去的记忆。八十多年的坎坷人生，往事不堪回首。小时候因家境贫寒，童年是在被人歧视和嘲笑及极度痛苦中度过的，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旧社会受尽人间之苦。新社会国家给我培养成一名地质勘探队员，在地质战线上任劳任怨，在野外不怕吃苦，风餐雨露，披星戴月，酷夏寒暑，坚持奋斗了三十多年。三年自然灾害在野外忍饥挨饿，从未退缩过，坚守岗位，工作认真负责，困难再多，都能完成任务。十年动乱，立场坚定，明辩是非，坚持正确路线，政治上使自己更成熟。一生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生活上俭省朴素，一生坎坷清白。

现在快到了一生的尽头，常有一股强烈的意识激励着我要把我一生的经历，父母亲的爱，艰难地求学之路，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辛，一生所受的苦和苦辣酸甜的感受，享受的人间温暖大恩大德和人世间的淡凉，社会不公平，成功的，失败的，遗憾的，怨与恨，曲与直，经验与教训，想要说而没有说的话，想要办而没办完的事，对后人的期望，我想作为回忆录都把他记录下来，供后来人参考。可是我本人不善于写作，写起来实有点难，经常是写写停停。中间曾过一段时间，可又一想不写吧，又难以泯目，不写等于一生白过。坚持写下去。有时写到辛酸处，控制不着，泪流满面，真是字字是血，行行是泪。最使我感激、伤心的是一心为我辛苦一辈子的父母！为报答父母之恩。鼓励我坚持写下去，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初稿。

目录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4                               

第二章 艰难地求学之路                      10                                                    

第一节 在饥饿中读完小学                10

第二节 每天跑十几里路，两年念完高小    12

第三节 艰难的三年初中                  16

第四节  身上经常没有一分钱，唸了三年中专     21

第三章 江西十三年的艰苦地勘岁月            32

第一节 我在江西省地质局资料处管档案          32

第二节 我在江西省地质局石油队搞石油地质普查  36

第三节 我在江西省地质局九零七队搞地质普查    44

第四节  我在省地质局九０一队管档案的七年     66

第四章  我在河南省区调队工作的十年，         77

第一节 我在河南地质局区测队搞地质普查     77

第二节 我在区测队子弟学校搞教学           90

第五章 我在省地质矿局环水文二队工作              96

第一节 我在水文二队从事职工教育            96

第二节  我在水文二队“劳动人事科”当科员   102

第六章 退休后而今漫步从头越              106

第一节 帮儿子创业 108                106

第二节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114

写后记                                            118

附录：杂文集                                      123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我出生在1938年农历九月初八的堂沟村，该村是一条北临黄河南枕邙岭的黄土沟。村中有一座“堂奶奶庙”，所以村名叫堂沟村，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国民党统治时期隶属河阴县仓头乡。

我出生时家里还比较富裕，有瓦房六间，草房三间，窑垌一条。旱地加黄河滩地有几十亩地，车马农具齐全，听说每年打的粮食堆到屋里和梁平。由于地多人少，地里忙不过来，家里常年还顾有长工。母亲很善良，对待长工很好，和长工同吃一锅饭，经常帮长工洗补衣服。年、节都让长工回家看看歇几天，过得像一家人一样。也感动了长工，长工干活很卖力气，所以日子过得很殷实。当时我因为年龄小，不懂事，好日子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爷叫程仰教，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可能也有点文化，也想让儿子走读书升官的道路，从小就送我父亲到县里高等小学读书，由于娇生惯养，也没有成才。我爷育有二子，我父亲排行第二，名程凤岗，大伯叫程凤端，从小就过继到二爷程仰化名下。母亲叫罗冬枝，过门奶奶就去世了，母亲过早就主持家务。父亲从小就没有种过地，不善于农事经营，爷爷留下的家业，全靠长工管理；母亲出身农家，顶起了半边天，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父母亲育有我姊妹五人，三男两女。大姐、大哥、二姐、三弟和我。大姐出嫁司马村，大哥过继到大伯名下。

1942年我刚满三岁，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两年旱灾，一年蝗灾”，三年旱地庄稼颗粒无收。滩地又被黄河南滚吞没。农村家家户户撷不开锅。当时蒋介石只顾内战，再加上日军蹂躏，兵燹（音xuan）不断，民不聊生。中原地区农民为了活命，大部分都到陕西逃荒，路上饿死人过半，尸骨遍野。二姐七八岁外出灾荒，被人犯子骗到陕西，倒卖两次，最后嫁到岐山县一个贫农家里。二姐逃荒不知死活，三弟还没有出生，我成了家里的希望。当时我年龄尚小，家里还房产，父亲不想出去逃荒。但为了我活命，父亲把家里的田地、性畜、农具、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卖完，只剩下两分老坟地和供栖身的六间半大瓦房，母亲的纺车和织布机没有卖。卖来的钱换成粮食用来糊口保命。虽度过了难关，苦熬了过来了，但家里却一贫如洗。家里没有了土地，要想生活下去，农忙时，靠父亲外出打短工，母亲和我到地里拾庄稼。有一次下地拾庄稼，我并没有偷，还挨了给地主看地人的皮鞭，还夺去了我拾得麦子，以后看到看地的就赶快躲起来。冬天母亲赶白天熬半夜纺线、织布，可一家人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织的布舍不得穿，拿到集镇买，换点的吃的。冬天无米下锅时，我到地里挖野菜吃。有一次到山上挖野菜兼割柴草，回来时，饿得慌，真没有力气去翻山，想背着柴和野菜沿黄河的半山坡回家，走了一半，没有路，不想返回，可路越走越陡，越走越窄，进退两难。下面是涛涛黄河，不小心就会掉到黄河里被水冲走，真是命悬一线，我不得不趴下不用一只手抓树根慢慢地往前爬，最终爬过了最危险的地段，真是又捡了一条命。

有一年冬天实在活不下去，一家三口到汜水逃荒要饭。在黄河滩有幸找到好人家父母亲给人家当帮工。父母白天帮人干活，我去给人家放牛。晚上全家住在窝棚里。黄河南滚淹了滩地，人家不要帮工的了，又不得不回老家。

回家后还是没办法活，母亲怕把我饿死，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当时舅家比较殷实。外婆待我很好，从来不说什么，待我相亲孙子一样。在人家的屋檐下，白吃人家的，心里总有点过意不去。吃饭的时候，总是等全家人吃完再吃，盛多吃多，盛少吃少，不剩就饿一饨。有一次两屯饭都没有吃饱，实在饥得太很，爬到草房上摘青枣吃，被佬爷看见，怕踩漏草房，拿拐杖想打，可怜我可又没忍心有打。时间长了，妗子在暗地里给脸色看，要撵我走，一次还动了手，把我推出门外，但舅舅、俵哥、表嫂都很理解我，都没有怪我，特别是外婆知道后，为可怜我，总护着我，怕我受委屈，要和舅母分开，单独支锅做饭。我母亲怕影响他一家和睦，又把我接回家。从此之后母亲再不带我去外婆家，直到外婆病重托大俵哥来叫，母亲是去也难，不去也难，去吧，丢不开我，不去，说不定再见不到亲娘，想到这，还是带着我去，抱着外婆一直到最后一口气，给外婆送终后，马上又把我带回。

我明知自己是白吃了人家这么长时间的饭，才免以饿死，舅父舅母辛辛苦苦地劳作，养活一大家子，也不容易。倍觉心里有愧，不应该有什么怨言，更不应该对舅母有什么怨恨，反应该感恩。在我将要饿死的边缘，外婆舅父舅母救了我，使我终生难忘。所以我在外地参加工作后，每年回家都去看望他们。我常年在外地工作，怕到老了来不了给她送终，我特意提前给她舅母做了一套寿老衣。老了后，我每次探亲回来，都到坟上给救过我命的姥姥姥爷舅舅妗妗祭拜。

回家后，没有吃的，照样是没法活。母亲劝我到街上捡瓜皮，到山上摘野果。长期吃不到正经饭，饿得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坐到仮场上，乡亲们看到我实在太可怜了，剩下半碗或几口饭给我吃。一次，几天没有饭吃，母亲抱到我痛哭，要我到本家大哥家要一顿碗饭吃。我知道，以前借人家粮食还没还，这次又要我到人家去吃饭，我死活不去，以前母亲从来没打过我，因为我吃苦最多真舍不得打，这一次是又打又骂，哭着嚷道：“你不想活了，出去死到外边！”，一把把我推到门外。出门后，想到母亲也是为了我能活命，我不能再再惹她生气。我不得不厚着脸皮，哭着到了大哥家，大嫂一看，就知道我是干啥来，就主动给我剩了一碗稀饭，吃完后，回到家里，见到父母亲在熬野菜汤喝。

母亲和我寄居外婆家这段时间，父亲农忙到外地打短工，冬天就一人在家。没米下锅，常到地里刨野菜充饥。那年春天，到黄河滩掐了好多水红芽，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野菜，送到柏洞村老姑奶奶家换点口粮。人家连饭也没管，也许人家也不富裕，水红芽原样带回。又有一次母亲自己织的布到集市上去卖，被二姨的妞（当时出嫁在李坡）抢去，辩称是她妈的，为此母亲还找她妈说过此事，她妈道了歉，但以后和外甥女再无来往。过了灾荒，我家没地，我大伯家地多，后来从大伯家租了二亩地山地，大伯说：“大口小口一月三斗，他家两口人，要求每月供给他六斗粮食（一斗15斤）”。由于天旱，收成不好，打的粮食还不够交租，最后还欠他家几斗粮食。退租后，亲兄弟俩闹翻了。可见旧社会人情之炎凉，有的亲戚也靠不住。

这样的苦日子一直熬到解放后分了田地才结束了逃荒要饭的生活。

解放后，又添个弟弟，全家一共四口人。土改后，分了两亩半地。有了自己的地种，当时我已经十几岁了。弟弟刚出生，母亲不能下地干活，在家照顾弟弟和忙家务。我和父亲下地干活。我家分的地离家都比较远，一亩半地在离家四里原上，一亩地在离家六里邙山顶上。常言说“近地、丑妻家中宝”，近地耕种要省力得多；远地送粪收割要比近地费一倍力。我家住在邙山脚下的黄土沟里。去地干活都要翻山爬坡。因为地离家比较远，往往下地一去就是一天，中午啃干粮，喝凉水。家里耕地少，喂不起牲畜，所以送粪、收割全靠扁担担。来回载。去，送一担粪，回，担一担秸秆回。平地犁耙地都是靠人拉；山地坡陡，靠镢头一镢头一镢头莇。记得有一年我生病，拉不动犁，父亲叫我去舅家借牲口拉犁，我小时候白吃人家几年饭，欠人家的太多，再没脸面去求人，坚持不去。父亲罚我跪下，跪下就跪下，坚持不去。母亲见了，看我怪可怜，连忙把我拉起。为了不误农时，母亲自跑了一趟，叫我二表哥帮忙把地犁了犁。

1951年春，母亲看我越来越不能吃，面黄肌瘦，又发现我肚子越来越大，摸到我肚子左侧有硬块，当时正流行鼠疫“黑热病”，即“大肚皮病”，怀疑我也得了“大肚皮病”，第二天父亲和我起早带着干粮步行四十多里到县医院检查。去时翻索河河沟走荥阳西门，走到时已是下午，没敢吃饭，就到县医院检查，确诊是得了鼠疫“黑热病”，免费打了针，叫带着诊断书书转到高村卫生院治疗。回来时已是太阳快落，为了赶路，正北走荥阳北门，过索河时又饥又渴，手捧喝着索河河沟水，啃着干膜，摸黑连夜赶路。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回八，九十里路，实在走不动，走走歇歇，半夜才走到家，我母亲做好饭一直等到我回来，听说我真得了“大肚皮病”，抱到我一直哭，说“小时候没饿死，现在再不能病死！”。“黑热病”这在旧社会是不治之症。现在是免费治疗。说啥也要把病治好，一开始母亲每星期天都带我来回走二十几里路到乡卫生院打针，后来上高小了，才让我自己去，连续打了半年针，才把病治好。要不是来了共产党，得这种病是死路一条，我的命是共产党给的。

一亩山地，是沙土地，地力薄，不耐旱，离家又远，不宜种粮食，所以一年种一季棉花。种棉花也特别费工夫。成苗后，几乎天天都的去打顶，脱裤腿、打疯枝；到摘棉花是怕下雨，也得天天去摘。因为母亲忙，记得有一天，我一人顶下来。记得有一次去拔花柴，到晚上还没干完，第二天不想再来，晚上坚持拔完。干了一整天，是又饥又渴又累，回来还得稍一担花柴，半路上真担不动，昏倒在地。天黑后，母亲见我还没到家，就摸黑接到半路，替我担回。母亲的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一亩半平地，土质比较好，相对离家也近一点，就安排种粮食作物。一年种两季，夏种蜀黍，冬种小麦。粮食作物，要精耕细作。出苗后，为了保墒、灭草，蜀黍封根培土，小麦到收割前要锄三遍、耢三遍，栅三遍，这样在庄稼成长季节，一天都不得闲。

解放初期农村生产力低下，基本还于刀耕火种的状态，产量极低，而且还得靠天吃饭，风调雨顺，一亩半地两季合起来也不过能打一千多斤，一家四口，一年也得省吃俭用才能过得去。要是碰到旱涝灾害，收成更少，全年打的粮食不够吃还得瓜菜代。当时我母亲除下纺线织布和处理家务外，还抽出时间编草帽辫，养鸡下蛋。草帽辫、鸡蛋卖了换成油盐。

父母亲一年一年的老了，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农村啥活我都干，特别挑担。一开始把肩膀压得红肿，再痛也得忍，后来把双肩和后背磨出了三个肉咯瘩，就在不感到痛了，也在不怕挑担。经常上坡下崖挑上一百多斤都不在话下。在农村有人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也的确是这样，但是要学好得吃点苦，我不怕吃苦，所以农活犁䅹锄耙打麦放衮扬场啥活我都会下手干。

五五年成立了人民公社，村变成了生产队。土地归村生产队所有，集体耕种，选出生产队长和会计。集体出工记工分，成年男劳动力记十分，妇女记八，未成年人，根据年龄大小记分不等。打的粮食每户按工分分成。平均每人全年才能分一百多斤，根本不够全年吃。大集体干活，还没有单干时打的粮食多。听说栽红薯产量高，结果生产队就把部分种粮地产改作栽红薯。红薯当成主粮。当时有个顺口溜“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当时我正在上初中，利用星期天和假期回家，帮家里挣工分。我母亲大公无私，从不好占公家的便宜，生产队就安排给牲口磨料。有时也下地干活。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