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人类学学者萧亮中老师

 

   我用纸和笔写下的这些文字，讲述的是一位社会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位公认的，家族的、民族的骄傲的人类学学者——萧亮中老师，为了追逐全球视野中的学术与文学之梦，和自己无财无势的父老乡亲休戚与共，生死共存，把短暂的生命最终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和乡土的亲身经历。在走访亮中老师生前的亲朋好友，收集和浏览亮中老师生前的遗物及学术类文稿时，感情的潮水，曾无数次深深的感动和浸润了笔者的眼帘……

                                                                    ———笔者

                                                                     一

   我的大学时光，是在昆明莲花池畔的云南民族学院度过的。

   1995年9月，历经多年寒窗苦读，我终于跳出农门，有幸到省城接受高等教育。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姓萧，叫萧亮中，是一位看上去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中等身材，方形的脸庞，显得很忠厚，说话也谦和，眼神温和，纯净，形象健康而明朗，永远闪烁着智慧和热情的灵光，在他脸上和身上，绝对看不出有任何一丝一缕的阴影和忧郁。

   当年，云南从上至下都在高喊建设发展旅游文化大省，当时云南省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也非常少，旅游类专业人才也非常紧缺。形势所迫，“旅游管理”也便成为了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名副其实新增设的专业，我们也便成为了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首批旅游类专业大学生。我们班共56名学生，大部份均来自全省各地州县，萧老师不仅承担着中文系民族文化教研室工作，而且还肩负着我们班《大学语文》的教学任务，整天忙得不亦乐乎。由于我们的年龄和萧老师彼此都悬殊不大，同学们都把萧老师当做大哥哥看待，而我们在萧老师的眼里，好比都是些纯真可爱的弟弟妹妹。私底下，大家都夸萧老师年轻有为，年纪轻轻就在大学的讲坛上挥洒广袖！我由于从小就喜欢文学，上中学时就缕缕有大作发表，并见诸于各大报刊及电台，在班里也格外引人注目，所以深受大家的赏识。萧老师似乎也格外的偏爱于我，无论是生活或是学习处处都能感受到他亲切的问候及无私的关怀，他对我寄予的关爱往往超过了对其他同学付出的爱……

   当时我们的生活区在东二院，萧老师也住在东二院体育馆旁边教职工生活区的单身宿舍里，离我们也很近。每逢周末，萧老师总会到我们宿舍来问寒问暖，关切的询问大家的生活及学习情况，并和大家一起联欢，有时还带着他年轻漂亮的女朋友马茜老师（外语系的英语老师）一块来。我们班不少同学都是第一次远离父母，第一次到省会城市，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思乡心切，难免忧心重重，根本不知如何面对及适应眼前这个极富诱惑及挑战的社会环境，萧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如同一缕春风，驱散了积压在大家心头的阴霾；萧老师悉心的照顾，如同一股清澈明净的甘泉，滋润着大家的心田。也就是从那时起，在萧老师的推荐及指导之下，我开始大量的接触及阅读人类学民族学界，一代宗师林耀华先生，以文学体裁撰写的，成功地表现中国南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迁，被国际人类学界誉为中国汉人宗族社会研究的奠基作品之一的著名学术著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新中国首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教授，曾被学术界誉为近30年来，关于汉人社会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本土人类学经典著作之一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学者费孝通先生，以调查资料为基础所撰写的，被学术界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学术著作《江村经济》。

  当时我很不理解，萧老师为何推荐我阅读那么多和我所学专业毫无半点联系的著作，时隔多年后，我才身有体会的感受到了当初萧老师的良苦用心。同时也重新认识了萧老师的成长历程……

亮中老师的笔名叫江鹿，表达了他要在故乡美丽原野上自由奔跑的愿望。1972年12月5日，亮中老师出生在金沙江边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金江镇车轴村，这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性，多民族聚居并连接汉藏两地的美丽村落。1985年，在乡村完小读书的亮中老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甸县第一中学，1991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四年的本科学习，使亮中老师打下了扎实的民族志基础，系统地熟悉了民族学、西南边疆史地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在中央民族大学求学期间，亮中老师曾多次荣获青年民族学会论文竞赛二等奖；中央民族大学“五四”论文竞赛二等奖；1993年和1994年，亮中老师曾两次荣获人类学界“吴文藻奖学金”。

  1995年7月大学毕业后，亮中老师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工作。在这期间，亮中老师曾做过一些实地调查，有意识地训练调查方法，有了一定的田野调查功底。1996年7月至1997年7月，亮中老师参加了云南省政府组织的扶贫和社会调查活动，在云南边疆临沧地区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勐库镇工作了一年。借此机会，亮中老师对边疆政治、经济，乡村组织与动员，民众和基层政权的互动有了细致的观察，并进行过一系列社会调查。经过一年的下乡，亮中老师对农村情况更加熟稔，并初步有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从而更加激发了亮中老师的学术热情。

  1996年9月，亮中老师的弟弟萧亮东，也从中甸县考上了省城大学，就读于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的旅游管理专业。我比亮东大一岁，亮东管我叫师兄，我管叫亮东师弟，亮东个头比亮中老师瘦小些，但为人朴实、忠厚。

  1997年1月6日至20日，“国家教委第二期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昆明莲云宾馆举行，在会议的空隙期间，在亮中老师的引荐和陪同下，我有幸拜见了慕名以久的林耀华教授和庄孔韶教授两位著名学者，并聆听了他们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的一些见解和看法。

　 1997至1998年间，亮中老师参加了由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学组织的“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课题，并承担了藏族家庭调查，最终提交《夏那藏家》书稿。此书叙述了云南滇西北历史、中甸(现称香格里拉)一个藏族村落的百年史，用一个家庭，写出那个地区藏族的百年变迁。并于2001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夏那藏家》一书，极富学术价值，内容非常有趣，充分彰显了亮中老师深厚的学术素养及非凡的研究天分。

                                                                             二

   1998年9月，亮中老师再次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此时，马茜老师也同样考入了该校研究生院，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在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亮中老师接受了系统的科班训练。1999年，亮中老师再次荣获人类学界“吴文藻奖学金”。亮中老师是一个勤奋、敏锐的学者，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已经培养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及研究方向，文字驾驭能力和文字功底也是游刃有余，日益成熟，并有近百篇优美文字和摄影作品发表在《南方周末》、《中国国家地理》、《二十一世纪》、《大地》等海内外知名报刊。

  由亮中老师写的《相隔半世纪的两次造访》和《战争和电子游戏》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在1999年5月11日和6月5日，香港《大公报》上；《丽江古城》(配图)和《丈量大凉山》(配图)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在1999年和2000年第6期的《世界时装之苑》上；《大凉山田野手记》(Ⅰ)(配图)和《大凉山田野手记》(Ⅱ)(配图)，曾分别发表在2001年第4期和第5期的《民间文化》上；《夏那人家》(配图)和《车轴村风俗观察记》(配图)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在2000年2月25日和5月12日的《南方周末》上，作品《夏那人家》曾荣获《南方周末》2000年第一季度优秀作品奖。写作《大凉山田野手记》时，亮中老师还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人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其严谨深细的田野报告，充满着丰富的细节，提供了生动的“在场”证据，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亮中老师写大凉山、写彝人、写头人德古，写祭司毕摩……篇篇都充满了浓郁的乡土味。除此之外，亮中老师还有许多相当成熟的小说作品，见诸于各大报刊，在他流淌的笔端里，都显露出了很多的信息，意味着丰富的可能性。

　 亮中老师的学术立足于他的家乡，我不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的偶合。冥冥中似有定数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亮中老师开掘了民族、族群、田野文化的源头和先河，却不能由自己把这条路走下去。但与生俱来的激情与社会责任感，却使得亮中老师最终成为一位社会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亮中老师公开发表的众多作品当中，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是：2001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夏那藏家》；其硕士论文《车轴权力过程及认同范畴变迁研究——从本土居民与移民群体的双重角度分析》；2004年2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

　 早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亮中老师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并希望通过对滇西北一带多族群杂居地区的文化描述与历史考察，揭示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一带的文化接触与变迁，并探讨这个过程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最后，亮中老师选取了云南省中甸县金沙江边一个叫“车轴”的典型的多民族杂居村落为研究对象，并于2000年8月到12月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了12万字的毕业论文《车轴村权力过程和认同范畴变迁研究——从本土居民和移民群体的双重角度分析》。该论文获得了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赞誉，并被评为“2001年度中央民族大学优秀毕业生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及社会科学应用研究论文奖金计划2001年度获奖硕士论文”。

总体看来，亮中老师的论文《车轴村权力过程和认同范畴变迁研究——从本土居民和移民群体的双重角度分析》，在以下几方面具有一些新思维和突破性结论。

    其一、该论文第一次总结了纳西族的家号认知体系和畛别系统，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家号认同。该论文详细罗列了车轴村的家号类型并予以阐释。围绕着家号，我们可以看到车轴如何从一个群龙无首的传统村落，随着民族力量的消长起伏，而变成地方势力和国家权力相互扭结的“历史戏台”。其中，从古至今的车轴“生命过客”们谁也无法逃离“文化的文法”的摆布。

  其二、该论文提出了家族研究中的“家族袭夺”概念。这里的“袭夺”本义是地理学上的河流袭夺(StreamCapture)：指分水岭两侧的河流，在破坏和蚀低分水岭的过程中，侵蚀作用较强的一侧，河流先切穿分水岭，抢夺了另一侧相邻河流。这种河流在发育过程中夺取邻河上游作为自己支流的现象就是河流袭夺。河流袭夺发生后，袭夺他河的河流称袭夺河，它导致所属水系扩大，水量增加，侵蚀能力增强。河水被夺去的河流称被夺河，特点是水量减少，与原河谷不相适应(水小谷宽)。被袭夺河在袭夺河以下河段，因其上游被夺改道，形成源头截断现象，故又称断头河，其流向不变，但水量减少，流速缓慢。家族袭夺概念虽然与河流袭夺分属社会和自然范畴，但在各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将双方的概念一一对应起来，所以亮中老师第一次将地理学的“袭夺”概念借用到家族研究中。如果下一个定义，就是指甲家族有意或无意利用各种手段袭夺乙家族的财产，甚至是家号、屋基等有形无形资源。这一带的村落都有着大量的家族袭夺行为，这也和改土归流后国家化进程的统一与同质化，以及西南边疆的“主流化”同步，像解放前的民家(白族)、纳西冒籍汉人现象就是该过程中一个小小的脚注。车轴的经验会是一种典型范式，可以推延证明家族袭夺在类同社区大量发生，并在“新边疆”以来“汉-夷”、“主流-边缘”互动导致的同质化进程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也从侧面为西南边疆汉人人口大量增殖的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解释。

　　其三、该论文总结了西南边疆地方社区的国家化模式，并归纳出这一类型社区的变迁过程及变迁级序。首先，车轴村“自在社区-新边疆-后革命时期”的变迁过程的同时，也是一个地处边疆的边远的、传统的自在村落逐渐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甚至是全球化的渐进过程。这个历史维度的变迁过程同时伴有一个跃升级序：从“纯粹-传统社区”到“国家控制时期”再到“全球化时代”，村落自身不断脱离低级序向高级序发展。变迁过程与变迁级序互有重合与影响。其次，车轴村权力、阶层及认同不断地变化和流动。从“自在社区”时期权力附着在本土上到“新边疆时期”的力量竞争，再到“后革命时期”阶级的固化及重新分化。这一过程中，权力和认同无时不在变迁流动。第三，不同的族群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构建、嫁接自己的历史。作为小村落的车轴，在正史上并没有地位，但它自始至终努力地与正史嫁接，这也是顺应国家化、全球化而同时保存、绵延传承地方性知识的一个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它构建了自己的社区史。

　另外，该论文还分析了不同族群通婚行为的政治及经济因素，统计了少数民族母语的弱化、消失及保存的现象，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最后，亮中老师通过这篇论文，再次向学术界表明：车轴的范式具有典型意义，适用于中国西南边疆类同的传统社区，并代表了一种未来的方向和可能预见的变动过程。这样的典型村落虽然存在边缘化的危险，但它也在不断地构建着自己与主流社会的“合成文化”，这个过程并不能用简单的“汉化”、“西化”甚至全球化就能概括。通过这个典型社区的个案，亮中老师最后指出，所谓“历史的终结”是不可能的。

                                                                            三

   2001年7月，亮中老师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并取得了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据说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准备录用他，此后，数家准备聘用他，并有着优厚待遇的单位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不久之后，亮中老师却去了商务印书馆做了一名编辑，此时的马茜老师也被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在这期间，亮中老师依然笔耕不辍，并以惊人的毅力公开发表了大量具有较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及学术论文，其中《歧视的形成与舆论话语的掌握》，发表在2002年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商务印书馆：走过一个世纪的足音》一文，发表在2002年6月4日《人民日报》；《端午赛马会》(配图)，发表在2002年第6期台湾《世界地理杂志》。

  大学毕业后，因仕途失意，我便选择留在了昆明，在一家大酒店从事酒店管理工作。2001年12月的一天下午，亮中老师携同夫人马茜老师从北京回到昆明，下榻在我供职的这家大酒店。师生一场，平时天各一方，几年难得见上一面，确实值得庆幸。晚上，我便在餐厅设宴款待亮中老师及夫人，为其接风洗尘。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其乐融融。饭后，我便邀请亮中老师及夫人到酒店游泳馆去游泳，到酒店KTV去唱歌，那一晚大家都玩得十分尽兴。第二天一早，用完早餐后，亮中老师便参观了酒店提供给我使用的单身公寓，关切的询问我在酒店的工作及生活情况，羡慕的夸我有出息。我则反唇相击，不择时机的选择话题称赞亮中老师年轻有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在天子跟前工作，大有前途。然而，亮中老师则坦诚不公的向我描绘了他在首都北京的工作及生活情况……

  亮中老师乐呵呵告诉我：由于单位无住宿安排，我们在北京广安门大街的一幢筒子楼里，租了两个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租金每月只有600元。外面一间屋子，三壁都是书架，只有一个小沙发容身，兼会客用，来客了大家只能规规矩矩坐着，没有挥洒比划的空间，我坐的椅子是光板靠背椅，连个垫子也没有。里间的卧室更小，一个带镜子的大柜子跟一张木板床挤在一起，人进去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屋里虽有暖气管却没有暖气。没有厨房，做饭是在走廊上，卫生间是几家人共用的……从住所到工作单位，骑自行车都要一个多钟头……瞧你，一个人住着一间20平米的房间，有电视、有电话、有浴室，睡的是席梦思，坐的是老板椅，每天还有人来帮你收拾卫生，和我相比，你是够幸运了！

  亮中老师还告诉我：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性质与当初自己的理想抱负有着极大的差别，可以说，出版社工作与自己喜爱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相悖。通俗地讲，亮中老师更乐于“著述”而不是“编书”，谈话间，亮中老师隐隐约约的向我表露了自己不适应于商务印书馆平静单调编辑工作的想法，想另图他就……

  随后，年轻的亮中老师便恬静地对我说，“城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过程，我老了以后，肯定要回到金沙江边去住……”

  听了亮中老师绘声绘色的描述,当是我原以为亮中老师在吹牛，因此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像亮中老师这样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个公认的家族的、民族的骄傲，写出了那么多有价值的作品，发表了那么多新颖的创建的人，竟然会住在首都北京一个贫民窟里，过着穷困寒碜的生活？

  2001年，亮中老师接受了广西人民出版社约稿，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该书利用硕士论文的前期资料，亮中老师再赴车轴村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补充拍摄了大量民族志图片，力图从更新的角度做出一份西南边疆的人类学新民族志文本。

在全书写作过程中，亮中老师延承了人类学对家族、信仰等话题的经典探讨，又对地方文献、文物、口碑资料进行了饶有兴致的调查考证，还对今日地方族群生活常态及社区文化变迁有着细致、有趣的描述。除此之外，全书写作形态讲究，文笔流畅、语言优美，并充满新意，在全书写作过程，亮中老师还采取了一种较为轻松、带有故事性的笔调，在兼容学术性的同时，保持了内容的通俗易读。书中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自始至终也融入在充满亲切的社区民俗生活描述中来加以讨论，既保持了人类学的学术视角，又使作品本身具有了普及性与可读性的田野志作品的特点。我们甚至可以从章节标题上就体味到了这种描述的亲切和趣味，像“寻找土著”、“纳西与博，和而不同”、“苗民，最后的迟到者”、“漂失的母语”、“车轴的‘国家人’”、“讨生活的外迁户”等，连最后一章结论“车之轴？”，亮中老师也取村落名为意象（image），喻指如果以时间为维度，村落就是一辆不停前进的车，那么，支撑它前进的“车轴”又是什么？

我喜欢亮中老师的文字，更喜欢他的文字间时时透露出来的尖锐。

　《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除延续了亮中老师毕业论文的特点外，在思想性和文本撰述上还表现出了一定的新意和先锋。

　　其一、该书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与人文地理学相关知识，并在整本书中把握了这种写作方式。在“寻找土著”、“最后的‘轴’”、“家族袭夺”这些章节里就充分运用了人文地理材料来构拟、考证社区族群的历史状态与文化行为。

　　其二、在田野调查时，亮中老师首次发现了车轴岩画。该岩画点的发现，把金沙江岩画区往上游推进了80多公里。这一发现，与亮中老师在调查时始终采取认真、宽泛和敏感的态度有关，也可以说与田野调查的辛苦成正比。

　　其三、全书配上大量实地场景图片，与现在流行的图文书插图不同的是，所有图片与内容均密切相关，或是内容的切片，或是从影像角度来诠释文本。

　　其四、现在描写到民族地区采风、探险的图书(大多会自称人类学)很多，文体内容大多改变了过去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误读和偏见，但又经常带有两种倾向，或简单表现作者的“文化关怀”，或带着一种矫枉过正，甚至是“土著优越论”(亮中老师在毕业论文里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描述)的思想。《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也采取作者价值介入的态度，但文本却非常清醒，并没有简单贩卖“文化关怀”的眼泪，也没有表现所谓的“土著优越”。——可以说，亮中老师是用实际的文本批判了这两种偏颇的态度。

　　其五、全书撰述规范、严格，重视一手材料，尊重本土及地方性知识。全书上下注意还原土著居民语言，像纳西语的家号，都一一标注了国际音标。

亮中老师以一个硕士生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写出的这本书稿，是没有理由不令人由衷喜悦的。书中有许多迷人的细节，不容我在此转述，只就亮中老师在书中提出的一些不乏挑战性的问题，笔者就曾和亮中老师做过一次有趣的畅谈对话。

问（杨）：请问你写作《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的初衷是什么？

　　答（萧）：可以这么理解，云南中甸是我的家乡，我从小就浸染了其中的多元文化。学习人类学后，我更是发现这样的文化形态在西南一带是一个很普遍的类型，而这又与移民和土著、中央和边疆政治力量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在新时期，这样一个小村落对全球化的反应也非常值得研究。按照人类学的惯例，我照例要选取一个村子做调查，从民族志的角度来以小看大。就我个人来讲，我首先是一个当地人，但又有着异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经历，并经过一定的人类学科班训练。我想，自己能不能尝试去跨越“外来者”和“当地人”两种不同的角色？这种尝试也包括去跨越外来人类学者和本土人类学者各自的研究局限。

问（杨）：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答（萧）：我希望能在保持一定距离和客观化的同时仍然有一种亲切感。人类学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参与观察。参与观察其实就是一种学文化的过程：调查者要不断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这样才会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文化和行为。照我原先的想法，我认为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一个调查者进入社区，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生理、价值观这样一些变化，而我一直认为这些对我是应该没有障碍的。

问（杨）：你身上既然流着白、汉、纳西不同民族的血液，究竟精神上的归宿何在？

答（萧）：情之所系，就在金沙江边的那方土地。

　 问（杨）：我认为你是在城乡之间自由地穿行……

　 答（萧）：可以这样说吧。但尽管我在语言和生理上能很愉快地进入当地社区，但我还是觉出了自己的不适，像价值观这类东西，我就已经与当地人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一点我起初也没有想到。

问（杨）：你毕竟从金沙江边走出来一些年头了。

　 答（萧）：是吧。我在适应城市的同时也与乡村发生了一定疏离。所以，我也一直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角度，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就拿访谈内容来说，我设计了框架，重点设计了一些很感兴趣的问题，但当地的老百姓却觉得有些问题没有意思，也理解不了，或者干脆就无法回答；而他们觉得有意思的，我却又一直在熟视无睹。

　问（杨）：我觉得你还是最大限度地走了进去，对村落有了一定的真实描摹。我想这是不是与田野调查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你在书里一直强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似乎有一种学科“准入证”的味道。我想问这里的田野调查有什么具体要求和规范？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各种对文化的探寻方法和田野调查的区别？

答（萧）：这里有个前提，作为民族志来说，如果我们从“记载”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志”，那就应该是完全真实的，是对地方文化的实录。但尽管这样，学术界对人类学作品的真实性争论还是由来已久，个别人从田野调查资料推演得出的文化原理也会受到其他人的质疑。客观地讲，每个人从自己角度出发的研究，其实都先天地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样的视角表现在作品里，也是对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诠释，但这样的诠释是要能自圆其说的。学者认知文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人类学有一套独特的手段，那就是严格要求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材料。因此，田野调查也被称为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如果是在这个层面说，它被称为“准入证”也未尝不可。田野调查有一套严谨的规范：包括与被调查对象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参加日常生活，建立社会关系，还要随时随地进行单调、费时的观察记录。更为苛刻的是，由于调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地方族群进行缜密观察并做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对调查时限都有着严格限制，这就是至少要求调查者在被调查社区度过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的生活。

　问（杨）：这样看来，人类学家与记者采访和作家文人采风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绝不是走马观花，游山玩水似的到处跑来跑去，而是要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来，集中精力应付琐碎的日常生活。

　答（萧）：当年就有个叫霍滕斯·波德马克的人类学家在《陌生人与朋友——一个人类学家的心路历程》，一书里提到她在澳大利亚莱苏岛田野调查的故事。她说尽管身体健康，资料收集也越来越多，但实在无法忍受贫乏无味的生活。她甚至提到，当两个陪同的人离开时，自己就像独处的鲁滨逊，甚至还没有仆人“星期五”。确实，田野工作有一点显得非常绝对和必要——要耐得住寂寞；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日复一日的参与观察中，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人性与文化。人类学的作品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会不断地反观自身，对自己遵循的文化体系提出质疑、修正。这和书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我想这也可以被视为人类学入世的一种表现。

　　问（杨）：读《车轴》一书，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新意。比如你对当地“家号”的总结就非常有意思。

　　答（萧）：家号是我在车轴田野调查中比较得意的一个发现。这要感谢当地几位非常关键的报道人。家号是至今仍在当地民间使用的一种与汉姓、家族不同的认知体系，这方面的研究尚无人触及。家号对住户畛别有着明显的标识作用，这类同姓氏的某些功能，但它仍在各个层面与姓氏截然不同。简单说，家号是一些原生态和直接描摹的没有经过修饰的标识符号；而姓氏则是经过简约、抽象化的畛域系统，即便这样的畛域性也有逐渐模糊的趋势，就像民谚所说的“同姓不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样相反的提法。还有，姓氏是固定在血缘群体上，除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因为迁徙或者其他原因改变；而家号相反，即便住户迁徙或另换屋基，家号也不会跟着“带走”。车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原住户迁走后，新到户往往承袭了原住户的家号，接着唤作“某某家”。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表明这种限定发生了变化。这与改土归流后汉人和其他族群移入对传统家号体系的影响相关。纳西族家号是一个绵密而又系统的认知体系，在汉姓进入纳西社会之前，社区完全靠这一套系统区分自己与他者。汉文化或者说是姓氏文化和汉人的家族观念进来后，这一套体系曾有过积极的文化调适。像对早期迁到当地的客籍户，一定会对他们冠以一个家号，但后期移民就直接用上“李家”、“陈家”这样的汉姓称呼。

　 因此，接下来就有大量的“家族袭夺”现象发生。家族袭夺让家族制与家号系统相互作用，但双方并没有相互替代，最后的结果是一种互补；只是相对来看，家族更为彰显，而家号则相对隐性一些。袭夺现象让我们看到父权制的发展对一个地方社区文化习俗的巨大影响。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但又隐身于日常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力量。

　　问（杨）：你这里的袭夺概念是从地理学借用过来的。你是怎样把两者关联起来，并提出这样一个新概念的？

　 答（萧）：说来有意思。我在车轴村调查了一段时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也接触到了大量的这一类个案。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可能会有一个突破。一天我到石鼓镇赶集。石鼓在江边一带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能拍一张整个长江第一湾的片子。我在对面的村里歇了一晚，第二天和几个朋友往山上爬，最后几乎是爬到了那一带最高的一座山头。我见到金沙江以石鼓为中心，绕一个“Ｖ”字型大拐弯转而北上。我为长江第一湾的地貌震撼了。这个地貌曾长期被解释为河流袭夺。有了这样的意向，我回到车轴后就自然地将家族结构变迁中夺取承祧、财产甚至家号、屋基等有形无形资源的现象与“袭夺”概念联系到一起。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非常有意思的：被袭夺家庭发生了承祧断裂，它重新续过袭夺家庭的承祧甚至祖先代际序列的记忆，而这又与袭夺河和被夺河的特点何其相似，甚至可以将它与河流袭夺的各个概念一一对应起来。很多被袭夺家族消失了，但它们的一些特征会保存在袭夺家族中，形成一种新的“合成文化”；就像河流袭夺发生后，我们可以在断头河的河谷形态沉积物中觅见昔日的影子。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来，很多调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问（杨）：读这本书，觉得文本上同样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你不断地穿梭于故事内外，像一位熟知各项情形，深知内幕消息的讲解者，向读者讲述着车轴的人和事，平静的叙述与作者的追问相互交织；渗透字里行间的，是对车轴的人、风俗、土地的真正的亲切感，并成功跨越了“外来者”、“当地人”（或外来的人类学家和本土人类学家）各自的研究局限，努力让文本的撰述在距离化（客观化）之后仍有亲切感，无论是作者或读者都能共享这种文本的内容。你在作品中也没有一味地追求标准的论文写作，也不像时下流行的散写体，一抒发起感觉来就开始无边无际。你的书里既有对话、杂感、随笔，同时也有标准的结论。

　 答（萧）：我是希望能尽量给予读者一些更多和更直观的素材，引发读者的思考，所以我做了一些文体转换的尝试，这样的努力确实还等着读者们的批评。

　 问（杨）：你把车轴村的变迁概括为自在社区、新边疆和后革命这样渐次推进的过程，而这其中又有清楚的前国家、国家和全球化三个不同时期。你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

　答（萧）：在对车轴的历史进行剖析时，我对改土归流进行了很细致的考察。这样的事件，在正史中是从权力中心外延的单维向度来思考。其实改土归流对西南一地的影响非常巨大，它带来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仍然影响到今天的当地族群。对车轴这样的村落来说，它的影响力恐怕只有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才能与之相比。所以，我从这两个时间点上就基本上可以看出前后变化的不同；从国家力量的介入来观察，它基本上又与变迁过程有着重合与不重合的地方。改土归流后，进入一种新边疆时期的同时基本上也就迈入了国家控制时段；一直到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新边疆状态才告结束，但国家的控制仍然在延续，直到今日在本质上也看不出有更多的变化。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心的权力开始进行地方自治的尝试，这就是车轴村２００１年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另外，与其他小小的村落一样，它同时也开始面临着全球化的压力。所以说，从村落来看，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走向两极：一端是国家继续控制，另外一端是对全球化力量介入的逐渐感受。从对村落的观察、村民的言语里，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即使像车轴这样边远的传统村落，也已经毫不例外地有了另外一种超出国家力量的外部势力存在并且开始作用……

　问（杨）：在具体的事情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答（萧）：具体地讲例子很多。像中甸县对“香格里拉”的成功操作，就是要利用西方世界对东方、对前工业时代的一种想象。现在，就连一个普通的老农也将自己目前的处境与所谓的“国际”、“外国”联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说，一些替代确实是在悄悄地发生。全球化不是一种想象，而是真真实实的一种力量，并且已经切入到传统中国所谓的草根社会深处。连一个普通的老农，他也以通过这种表达获得他在其中的权力想象，也可以说他会敏锐地利用其中的关系来进行一种类似讨价还价的交换。当然，就目前来说，尤其像中国，民族国家的范畴格局确实是抵挡国际上不平等交换的一个屏障，应该说这样避免了草根社会直接受到全球化的压力。应该说草根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力量三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关系，并且逐渐抵达互相制衡。但我想，他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其实，国家也开始在向基层草根社会让权，比如车轴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就是这么一个具体的过程。尽管这样的尝试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会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像车轴村就有村民以不同的团体集结的趋势；但我对这样的开端仍然非常激赏，有时候，不同利益通过一种程序博弈也是一种公平的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中和各方面意见的杂合体，这也许会更接近民意。通过我对车轴村的追踪采访，新的班子确实也在有效地实施一系列工作。确实，这样的事实也让我改变了原先对选举结果的消极观点。

　问（杨）：但农村还有更多的问题，像车轴这样位于边疆，各方面原生态保持更为完整的小村子，我相信也会与内地同构的。

　答（萧）：在很多问题上，不管边疆、内地还是不同的民族，中国的农村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当然，像车轴这样的村子会比内地农村慢半拍，矛盾也会相对弱化一些。但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呢？我想历史终结的一个过程表现——战争、革命将不再是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办法。这不仅仅是因为上面强调的力量悬殊过大，这也与政府权力逐渐缩小，不再像过去一样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做各种事情密切相关。

　问（杨）：政府应该与民众商量，建立一个合理输导和耗散的机制，但事实呢？

　答（萧）：事实要复杂得多。就在离车轴不远的村子，１９９７年由于铅锌矿开发导致水资源污染，老百姓聚在一起，拥进乡政府把乡长捆了。

　问（杨）：比较激烈？这样的事件在历史发展中怎样定位呢？

　答（萧）：不管历史最后是“最后的人”还是“共产主义”，它总之是要走向“终结”的。人的活动不同，这个过程也会多种多样：可能较为平缓，可能通过战争、暴力。当然，过程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这个终结同时就是毁灭。像车轴这样的小村落，在这样的过程中它是被彻底侵蚀掉，还是保留自己的独特性作为一个分子加入“最后的人”行列？可以预设，如果进程被人为打断，这个终结过程无疑会增加很多危险性，会走上无法预估的弯路。 

　问（杨）：现在有这样的危险吗？

　答（萧）：我当然做不了一个准确的预计，但我一直在对车轴村做追踪调查。长江第一湾和虎跳峡的雄浑壮观曾经为云南“三江并流”成功申请世界遗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2003年7月２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第２７届世界遗产年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决定：将中国云南省的“三江并流”列入该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从而使中国列入这一名录的自然和文化遗产项目达到２９个，而我们车轴村和沿江一带都包括在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之内；而我听到的消息却是：当地正在酝酿虎跳峡大坝的修建，并说已经有了规划，很快就要上马。这类信息越讲越多，乡间已经开始有了恐慌。

　问（杨）：这显然有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宗旨，这样一块接近原生态的地方，一块当今世界的梵天净土!保持它，恰恰是对地球最大的贡献，因为金山银山，毕竟比不过“三江并流”的绿水青山。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解释？

　答（萧）：至少我没有听到。

　问（杨）：是不是吸取了怒江建水库的“经验”，先不做声张，不吸引媒体的眼球，暗渡陈仓？

　答（萧）：在开发的名义下，有时自然遗产的名头只是一个对外的广告语。中甸就有这样的说法：申请“三江并流”搞错了，现在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放不开，还谈什么发展？另外，１９９７年电力系统改革，首先就是官和商分离，能源部撤销，成立了中国电力总公司。现在公司化向进一步纵深发展，国家电力公司分出的五大家公司为了竞争，为了发展，当然就来到西南圈水圈地，让大自然成为他们公司的资产。这是一种典型的公司行为。

　问（杨）：完全听不到政府的声音？

　答（萧）：至少目前是这样。政府应该把一切有关水坝的事实告诉群众，包括现在是怎样一种运作方式，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要有更多的时间去讨论。最终决定是否修建大坝的，应该是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各民族民众。地方民众要和电力公司进行平等对话，在知情、没有压制和利诱的情况下商谈，因为地方民众在对话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而现在，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现在的声音都是那些受益群体，地方民众还都蒙在鼓里，完完全全没有参与进来。

　问（杨）：其实商业上以效益为目的的河流开发，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建坝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和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很多事实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商业行为中，地方民众这样的弱势群体只会由于不公平分配而更加贫困，像云南省漫湾电站建成后，当地群众并没有像当地政府承诺的那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贫困，甚至还不如建坝之前的生活。

  答（萧）：是的，有些事情非常可笑。现在江边的老百姓告诉我，已经有人来丈量家里房屋的面积，但还是没有一个说法。我与当地的一些报道人是经常沟通的，他们很紧张。老百姓的想法，我在北京嘛，应该会知道得多一些，可我一介文弱书生，无职无权，人微言轻，又帮得了什么忙？又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宽慰他们说“相信政府”。

  亮中老师撰写的《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它不仅仅带给我们一份滇西北村落的个案实录，更向人们展示了亮中老师在民族志撰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代表着当代中国本土民族志的一个全新的实践方向。　　

　 此书无论从作品撰写手法、表现方式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将为人类学开辟一条更为广阔的民族志研究的道路。而且，亮中老师对于文字和图像的深厚驾驭功底，使该书的上述思想和人类学知识点，能通过轻松的笔调和形象化的笔触及画面，娓娓道来，可谓妙笔生花。阅读此书是一种亲切的享受，无论是情感交流、知识传递、观点认知都与当地的血脉息息相关，没有丝毫的距离。相信，此书无论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记得当年在云南民族学院求学期间，在亮中老师的指导下，我初次拜读学界泰斗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时，我曾被他那游笔式的学术写作方式震慑住了，一种纯正地道的人类学思考居然可以用如此自由新异的手法去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后来，又读林教授高足庄孔韶教授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感到庄教授在继承林教授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和推进了这样的笔法和思考。如今，在阅读庄教授得意门生，也就是亮中老师的《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时，我已经感到自己不仅适应并且欣赏起这样的表达。亮中老师用他精细、漂亮的文笔为我们展示了令人向往的滇西北一个普通村落的文化面貌，这一切恰恰完美地体现了人类学队伍中林派学术文章风骨的一脉承续。

生长于金沙江边的亮中老师，从血脉上当然可以归于当地的土著，他研究的田野点也是他地道的人类学本土；但从文化层面上讲，亮中老师又全然不是一个真实的车轴人，他像一只自由穿行在家乡和异乡之间的骏马，一如他自己所说：“田野调查和旅行是不相同的，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描摹这个村落。这片河谷是我的家乡，我也总是在家乡和外界之间奔波着。我意识到自己离社区生活不可避免地远了，尽管它是我最熟悉的———是角色转换了吗？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会努力地重新走回去，去复原、构拟车轴村逝去的社区人事，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在《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一直令我记忆犹新，讲的是村里的苗家为了强化民族传统的认同，将在别省苗族聚居区流行的“花山会”移植到了本地。在花山会的歌唱比赛中，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充当主持人，乡亲们组成评委团，而他们很多并非苗族。村里６个民族、４００多户人家其乐融融、桃花源般的景象让人神往。但在书的结尾流露出来的忧患意识，却不得不令人喟叹，诸如全球化的浪潮无一例外地影响到了这个江边的村落，外出打工的人也多起来，车轴未来的命运何在？许多接受过人类学训练的人，都会像亮中老师一样看他的本土，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把异域当作田野，很少有人像亮中老师那样既把本土当作田野，又把自己当作本土的看客和外乡人。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和他的《江村经济》。但车轴不同于江村，车轴人的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与江村也是大异其趣。

   在车轴村，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型社区。那里有6个民族杂处在一个共同的地盘内，7种民族语言让当地人成为天然的语言能手，人们自由穿梭在各种习俗和表达方式当中，相信那应该是语言学家研究“皮钦语”（pidginlanguage）的理想场所。尽管纳西语一直被视为“本地话”，但使用起来又十分不确定，于是亮中老师便把它描述为“漂失的母语”。读罢他对这些杂语区的语言承继和失落的文化分析，确实发人深思、怅怀。在这里，不仅母语是“漂失”的，而且族群的血缘纽带也常常居于“漂失”状态。这个民族成员娶了那个民族的女子为妻，那个民族的家户因为自身的利益需求，而把闺女嫁给另一个民族。通过姻亲关联，使利益分享，血缘互渗。于是，纳西族的“家号”就成为住户甄别的明显标识。亮中老师注意到家号不同于姓氏，“即便住户迁徙或另换屋基，家号也不会跟着‘带走’”。围绕着家号，我们可以看到车轴如何从一个群龙无首的传统村落，随着民族力量的消长起伏而变成地方势力和国家权力相互扭结的“历史戏台”。其中，从古至今的车轴“生命过客”们谁也无法逃离“文化的文法”（culturegrammar）的摆布。不惟如此，中国的其他村落的凡夫俗子，他们不也一样被文化的“戏法”操纵着么？

历史让人变，人们就会相应有许多应变的法子加以调适，于是就有了亮中老师描述给我们的许多“变术”。它也许是乡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袭夺”的变术，也许是汉夷互化中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占有和文化“投降”，这些文化现象频繁地发生在村落的信仰圈或其他的生活及文化范畴。独特的《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提供给了我们面对今日全球化不能不着意反思的文化变术的复现。这种变术，从遥远得看不见面影的时代早已存现在那里，今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复蹈它。

    然而，就在《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这本学术专著面世的２００４年２月，云南《迪庆日报》一篇关于虎跳峡电站的文章，却引起了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和其他一些村民的关注，当亮中老师得知即将修建虎跳峡大坝的消息后，他便开始四处搜集资料，为了捍卫金沙江流域的乡土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权益，作为文化人类学者的亮中老师便对金沙江流域长期以来多民族共存的文化图景进行了理性的研究，源自学者的人文关怀使他毅然行动，竭尽所能让金沙江流域的多样文化和社区生计免遭大坝淹没的厄运，挺而走险，竭力奔走呼号，由此开始了亮中老师生命中的最后一搏……

                                                                     四

  位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金沙江-虎跳峡流域，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之一，同时也是长江第一湾自然景观的所在地，这里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北纬27°30′半附近，有另一个有趣的自然景象，即三江自东向西的江面高度成阶梯状递减。金沙江江面海拔高2100米，澜沧江1900米、怒江则仅有1600米。三江在滇西北地区由北向南平行南下，形成了奇特的“三江并流”的壮丽景观和著名的“帚状”水系，是地球上奇特的自然现象之一，堪称江河景观一绝。

  相传诸葛亮的“五月渡泸”和忽必烈的“革囊过江”都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渡口。1936年5月，中国革命的先驱贺龙和任弼时等人曾率领红军二方面军，从这里渡江北上，现立有雄伟的红军渡口纪念碑，大理石上刻有毛主席的题字“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及长征诗等。除此之外，这一带还是十多万藏、纳西、傈僳、白、彝、苗、汉族等各族人民沿江世代栖息的家园，从而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独特文化景观。

   然而，金沙江-虎跳峡流域面临的危机却是：车轴村乃至整个金沙江流域，民众面对突如其来的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坝建设，表现出了极其理智的冷静对抗。《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的作者，在这样的时刻，并没有以价值中立为籍口退避，相反，我却看到他在为维护金沙江流域的生态和民众利益而努力地工作着，同时，我们也看到，金沙江边的人们也向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反过去边疆农民在开发事件中的失语。   

    在我的记忆中，亮中老师一直是健康和充满活力的，能长期在野外工作，还同歹徒搏斗过，他身上奇妙地混合着儒雅学者和粗糙乡野的两种风格，写作的时候他专心细致，但平时却是笑呵呵地不拘礼节，对穿着打扮更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但大概自上大学起，他就一直在透支故乡健康的自然赋予他的健康身体。记得在其硕士论文后记中他曾提到：“撰写车轴村新民族史时，我彻夜不眠、尽管腰酸、眼痛和双手痉挛，但我却长久地陷入田野的兴奋和乐趣中。”后来，亮中老师又为金沙江边斯土斯民的权益超负荷的四处奔走和撰写文案，最后像一个战士一样仆倒牺牲了。

  亮中老师曾说，希望能对研究对象保持客观态度的同时，仍然对它有一种亲切感。据我所知，一些研究和倡导民主政治的人未必对民主程序有亲切感，而亮中老师幸运的是，他太喜欢他所研究的对象了。在田野里寻找民间智慧的过程中，他扎扎实实地从一个人类学学徒向一个独立的人类学家过渡。当然，在“虎跳峡事件”中，亮中老师有他独特的情感投射（大坝建起后车轴村将沉入水底），但我们不能据此说亮中老师不客观，到过亮中老师笔下和镜头中的虎跳峡河谷并在10万土著人烟中穿行过的人，就知道亮中老师的努力是多么的值得。

亮中老师在北京的生活被回到故土的梦缠绕着，而当年他是为追逐另一个梦来到北京，这就是全球视野中的学术与文学之梦，这样他可以有更浑厚的内力来反观故乡。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的这两个梦强烈地交织在一起：像所有的英雄传奇一样，他用在外乡修炼到的本领来捍卫故乡。

2004年，包括亮中老师在内的一群学者、记者、环保工作者发起了保卫长江第一湾与虎跳峡的活动，要求决策部门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将不可再生的宝贵的自然与人文遗产留给世界，留给子孙后代。亮中老师研究着、也经历着这样的全球时代：在金钱和权力严重污染之下，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然而亮中老师却说：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认为任何东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货币支付，但金沙江边的老百姓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你哪怕用黄金把这条金沙江河谷铺满，也换不来这条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换不来我们祖辈栖居的家园！

　 在虎跳峡上游的金沙江，江水自由奔腾咆哮。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江河？人类对自然生态的残害荼毒，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尊重，而一个和谐自在的自然生态圈或人文生态圈也有它的主权，同样也应当得到尊重。

　亮中老师不仅是土著社群的代表，也是一条自由奔流的大河的代表。自然界积聚着在人类社会中已被消磨殆尽的辽阔激情与同类间的温情，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也能给人类以“人文关怀”。

　然而在某些利益团体看来，任何自然与人文资源都可以商业化，都可以在它们饕餮无厌的胃袋中被消化。亮中老师站在他的家乡和外部世界之间，面对来自外部势力的野蛮冲撞，他张开双臂说：我不许你们进来！

  亮中老师和一群关爱家乡生态发展的有识之士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公民行动样本，也提供了一个知识和知识分子“在地化”的典型个案。他们也时刻秉持理性，并不绝对和简单地“反坝”：在环境影响评价、人文影响评价、经济影响评价能够通过的地方，是可以建坝的。他们呼吁的是一个公正合理的公共决策机制。在他们的努力下，“虎跳峡事件”最终成为中国迈向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公案，这个公案强调：保护弱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自然）、保护少数应当成为习惯于大一统的中国的新文明、新礼俗、新典章。正是由于亮中老师等人的四处奔走和积极推动，最终才使得虎跳峡———长江第一湾流域的保护工作，在2004年，通过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的呼吁行动和媒体报道，跃入公众视野。

　凭心而论，亮中老师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我所了解的亮中老师有宽阔、率真的胸怀，他关注和尊重许多超越乡土和族群的事物和价值；但他确乎是一个乡土主义者：热爱乡土、眷恋乡亲、沉迷于发掘乡土的智慧和价值。其实亮中老师本人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稀有和消磨殆尽的一个珍宝，他身上的少数民族气质、学者气质和文学气质，很像从湘西走向世界最后又回到湘西的沈从文。

                                                                             五

   冬天，淡蓝色的金沙江水静静地流淌着。从德钦县奔子栏镇一出来，江水就随着突兀张开的山形舒缓下来，山坡上，刚刚吸吮了雨露的高山植被吐出新绿，绽开花蕊。虎跳峡前面这265公里悠长的河谷，处处是瓦屋村庄连续不断，炊烟缭绕，狗欢人笑，一幅人水和谐的江南水乡风景。

　车轴村就在金沙江的东面。江上掌舵人王泽生是这里的老船公，他在江边靠摆渡为生，在这里摆渡已经十来年了。他已数不清，义务为亮中老师从外地邀请来的记者和专家们摆了多少回渡。王泽生回忆说：亮中老师2004年6月份，第一次回来调研的时候，就专程去了他家。从王泽生的追忆里，我也深深体会到了，亮中老师对故乡割舍不断的浓浓乡情……

  “表叔，如果搬家，你觉得好不？”坐在火塘边上，亮中老师双手恭恭敬敬地抱着膝盖。他们都是白族，在车轴这样一些沿江的村落里，不仅有着纳西、傈僳、藏、白、彝、苗、汉等多个民族，祖祖辈辈形成的姻亲关系也细密地交叉开来，而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亮中老师总比村里其他年轻人更为谦和，在他写作《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的时候，他也是这个表叔那个阿奶的一家家地做田野调查。

　 王泽生很明白移民意味着什么？他不能开船了，新买的铁壳船会贱价卖掉。肥沃的土地也会被淹没。安静富足的生活会彻底改变。水电公司会把自己安置到哪里？更是说不清楚的问题。而村民知晓的是，“江边”的土地“一年粮食三年吃”，历朝历代数起来都是最好的地方。

　  表叔数念了一大堆江边的好处，还说，“江边的条件好，外地的漂亮姑娘都爱嫁到江边来，搬了就没好老婆了”，年轻人当时听得哈哈大笑。随后，又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于是，这半年多来，每次亮中老师带着外面的专家和记者到村里来调研采访，表叔都推辞不肯收大家的摆渡钱。

   当得知即将修建虎跳峡大坝，村庄面临搬迁的消息后，亮中老师家的邻居丁常秀大妈伤心的对亮中老师说道：“背靠青山，面对绿水，又是滇西北的粮仓，云南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家园了。家园舍不得丢，但要是非要搬迁，我们也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自从得知要搬迁的消息以来，识字不多的丁大妈，一直非常关注电视上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和国家各项有关民生的政策，比如“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物权法245条规定：切实维护人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等，有的甚至具体到某个领导人在某个地方的发言。

  “我是被逼得没办法了，不学这些，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得不到更好的赔偿，又找不到更好的家园，我们以后无法立足。”丁大妈无奈地告诉我。

   就在亮中老师即将离开车轴村，返回北京的当天，丁大妈递给亮中老师几张写满字的信签纸说：“请你交给上级领导，请政府不要让水电公司在金沙江上修电站，不要淹了我们老百姓的家。”那是丁大妈写的情况汇报。因为丁大妈心理很清楚，如果规划中的金沙江“一库八级”水电站修起来，滇西北最肥沃的20万亩良田将沉入水底，包括她一家在内的10万各族百姓将被迫搬迁，而滇西北却并没有多余的土地让他们居住。

同村的一位县人大代表告诉亮中老师：“如果不得不移民，我们只好退一步，希望能得到长期的补偿，不要只给一次性补偿就完了，最好能构建一个移民与水电开发的利益平台，毕竟我们放弃了这么好的家园。”

   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村里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却十分的沉稳、好客、热情，他经常热情无私地帮助村里有困难的村民。因此，十分深受村民们的爱戴。他自己考察研究，认为村民养蚕会致富，就积极推动政府倡导此事；当村民因养蚕增加收入以后，他仍旧守着自己的院落和田地，并不居功。他在院子外面的路边，建了一个黄色的小房子，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他把家里的私人藏书和媒体朋友们赠送亮中老师的书籍摆放在里面，免费对村民开放。一个普通农民为村民建图书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遇到的。在谈到虎跳峡水电站的开发建设时，最令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农民，萧叔叔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就是强势群体在蚕实弱势群体。农民是最低层的，在他们(强势群体)看来，我们简直不是人，就是一些废料。他们就是这样的法西斯思想，什么人权啊，民生啊，全没有。《国际歌》说得好：‘世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现在只有自己靠自己。”

   金沙江河谷的人家，因上天的赐予和自己辛勤的劳作，生活虽不大富大贵，却优裕自如。多民族的杂居，多文化的交汇，以及对教育的崇尚，使他们在纯朴的民风之外，还宽容、豁达、自信而又自敛。其雍容气度，令人心折。亮中老师能到北京念大学，并成为优秀的学者，想来一定令地处偏远的父母骄傲，但这种自豪，却在他们的表情、谈话中一点也看不出来。他们谈起亮中老师，就像别人家谈自己外出打工的儿子一样淡然。在外人面前，他们热情，却又谦恭。

   亮中老师2004年6月，那一趟的乡村调研，最早是参加中甸县（现改为香格里拉县）的“藏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这个会议是他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忠共同策划的。马建忠是亮中老师当年从中甸一起考上北京读大学的好朋友。为了协助老友，亮中老师邀请了不少省内外的专家、学者赴会，希望能将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对生态的影响列入会议议程。马建忠眼里的亮中老师，还是当年那个文学青年，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宿舍熄灯后还赖在走廊里，借着蜡烛或者厕所的灯光写小说。所以，亮中老师只用了一星期，挑灯夜战而成的大会论文，让马建忠很是惊讶。这篇题为《环境思想的变迁和中甸民间生态观刍议》的论文深刻而有见地，让马建忠这样的专业环保人士也佩服不已。会后，亮中老师跟一些学者交流得到的建议是，“要行动就得快，一旦决定了，再扳回来就很难，趁现在还有发言的余地。”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受亮中老师的感染，开始关注虎跳峡建坝等问题，便在8月与《东方早报》记者阳敏等人亲赴虎跳峡。其后，不少学者和记者也纷纷前往虎跳峡、金沙江。《南方周末》著名记者刘鉴强说：“我和同事们一个个像接力棒跟着亮中下去，他在金沙江边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然而确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那段时间，为了促使多位著名学者、记者到流域考察，亮中老师曾义不容辞地充当了当地的向导和联络人。在不少记者的报道背后，却不知凝聚了亮中老师多少心血。在亮中老师生前的工作日记里，曾有不少这样的记录：“为××准备大量材料，非常忙。工作到凌晨四点，睡三个多小时又上班；帮××改稿，通宵。”更为可贵的是，亮中老师对水坝关注的视角，已经远远超过了虎跳峡——长江第一湾，扩展到了对怒江、三峡等更多流域的关注，进而对中国西南地区疯狂的“跑马圈水”运动进行了反思和奔走，亮中老师不啻为知识分子的楷模。

　会议结束后，亮中老师又马不停蹄回到金沙江边的家中，和父老乡亲广泛接触，踏访当地有说话权威的老人和一些意见领袖。令他欣慰的是，乡亲们对建坝都坚决抵制，有的甚至表示要进行抗争。他随后又回到中甸，和一些老家在江边的干部、职工交流对水电开发的看法。亮中老师的工作日记提到，一位当地的高官规劝他：如果他还坚持这样做，恐怕以后连回云南都会很困难。亮中老师写道：“(我)强调了这是我的义务，强调了民本思想。”在江边继续民众调查的同时，亮中老师开始广泛联络媒体记者。后来，几名“非常关心家乡命运”的老乡在亮中老师等人的努力争取及推荐之下，有幸参加了“绿色流域”开办的“水库移民及流域社区可持续发展培训班”。结果，金沙江老乡不仅学习了很多流域治理的知识，还倒过来“给专家们上了课”。

　 读过大专，后来辞职回家务农的葛全孝代表金沙江老乡发言说：如果搬迁，除了失去土地、林木、牛羊的栖息地、道路、水池、庙宇、学校、家族的坟茔、风景名胜之外，我们还会失去“亲情、友情、社会关系圈”和“村镇影响圈”。

村镇影响圈说的是，“在滇西北这一带，江边人是最有面子的，走到哪里都是熟人朋友。”而世世代代形成的亲友圈、社会关系则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是乡村劳动力交换和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互相支持的基础，葛全孝说，“哪家有事情，随便喊一声就行了，如果要搬迁，人都打散了，就不能互相帮忙了。”

　 当天晚上，云南大众流域管理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于晓刚博士就在电话里告诉亮中老师说，“他们的思想，应该要影响世界水坝委员会的一些决策。”于晓刚认为，发出不同声音是为了促使水电开发的良治与善治，需要和开发商坐下来谈判，需要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评价，改善开发机制。于晓刚还认为，亮中老师的身份无法替代，因为他来自村庄，了解这方水土，是老乡们最天然的利益代言人。

  后来，在亮中老师等人的努力争取之下，葛全孝还戴着大毡帽参加了2004年10月27日至29日，在首都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会上，葛全孝积极倡导“原住民参与权”，努力通过“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这个信息交流平台，传递来自金沙江流域社区民众的声音。这是中国水坝移民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言，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招待晚宴上，成了“明星人物”的葛全孝竟然和很多省部级官员一起，被主持人邀请到一号嘉宾桌上。随后，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也被乡亲们推荐去泰国参加“湄公河流域的自然资源与合作机制国际会议”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年会”。媒体评论说，中国农民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用理性方式进行利益诉求，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

  老乡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亮中老师帮着修改的，开会那段时间，更是每天三四个电话。在“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亮中老师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总是把当地百姓的声音、需要和参与放在首位，总是在问各种社会运动与民生之间的真正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确立？在国际会议上，亮中老师慷慨陈词的向国际组织振臂呼吁：人类建设水坝的历史与江河的关系，强调了中国治理大河流域的成功和教训，解释了移民生活下降的原因，强调了过去水库移民的不公正性，指出移民的问题应得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包括大坝开发商的重视，尤其在大河流域进行水电开发，一定要充分考虑到移民的难度性，越早协调、越早安排才是正确的处理办法，也越有主动性。其次，亮中老师还一针见血的指出人类文明与大河流域密不可分，大河流域蕴藏的文化及自然遗产非常丰厚，简述了人类对自然遗产概念的认识不断提高。亮中老师强调，在对大河流域进行水电开发时，一定要注意及遵守对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具体规定，在筹划水电开发前，大规模的文化普查就应该先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大河流域水电开发与文化保护的协调，避免对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粗暴伤害和无法挽回的损失。也正是由于亮中老师的参与策划，让来自云南不同流域的原住民代表，参加了水库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的研讨，并首次在“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发出了“水坝非自愿移民”的心声，社区的能力建设明显加强。亮中老师也多次促成多位著名记者与学者到流域考察，让中国最主流的媒体多次深入报道该流域的多样文化以及关于建坝的论争。

说到葛全孝等众乡亲在国际会议上据理力争的场景时，亮中老师满脸的兴奋和自豪。在那段时间，亮中老师每次出门总是风尘仆仆，但情绪高昂，对于自己的乡亲和家乡依然充满了自豪感和深深的关怀。

　亮中老师曾经在文章中表述过“让老乡说话”的好处，“往往水电开发项目讨论的只是技术上的可行性，没有更多地去考虑生态、地质的限制，更何况‘三江并流’地区原住居民的意见和要求……”这其中有一种经过学术训练后的直觉判断，“人类学强调从草根出发，尊重民间主体性，相信地方性知识。”所有的这一切，正如亮中老师所言——“我们坚持，这是在写历史”。三个月之后，亮中老师却用生命实现了在这场水电变革中的历史定格……

因为知晓整个金沙江流域从一个边远的自在社区，逐渐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渐进过程，所以，亮中老师一直担忧着，大坝的建设有可能“直接破坏这一区域原生态。”

  “这一段流域不是三峡，”亮中老师曾经给民间环保组织的朋友解释说，“三峡经过了几千年政权的治理，而这一带过去一直是自在社区状态，在改土归流以后才真正进入国家化。这一带民众的民族性和自治能力与三峡以至内地是不相同的……”

　亮中老师2004年7月初，回到北京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四处联系民间环保组织、研究机构和媒体，并两度陪同一些专家学者和资深媒体记者又再次来到云南流域考察，为中国最主流的媒体多次深入报道流域的多样文化以及关于建坝的论争打下了坚实的伏笔。

苛刻地说，出版了两本专著的亮中老师才刚刚称得上是学者，但他以本土人士的身份，在推动虎跳峡—长江第一湾流域保护工作上所表现出的能量却可以用“惊人”来形容。

  2004年7月21日，在首都北京一个环保圈的记者见面会上，亮中老师和中国民间NGO（非政府组织）——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被誉为“环保斗士”的北京学者马军教授，共同做了关于虎跳峡大坝的主题发言，从他们的讲述和图片里，在场的记者们，真切的感受到了当地百姓对未来深深的忧虑和无助。就在那天下午，虎跳峡电站的话题立即跃入了北京民间环保组织和媒体的关注视野。此后，一个由多方人士组成的联席会开始启动，并定期交流信息，商量行动方案。大家决定仿效云南怒江的例子，向高层上书，共同起草《停止危险的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留住虎跳峡长江第一湾》的宣言。

　作为人类学学者，亮中老师曾多次在金沙江流域做田野调查，为梳理当地文化多样性的现状着力甚多。在民间环保组织为虎跳峡建坝上书高层的时候，亮中老师并自告奋勇揽下了文稿的执笔统筹工作，并负责撰写宣言里修建虎跳峡和长江第一湾大坝对流域的社会和文化影响这部分。由于这份宣言是要向高层上书，并最终见诸媒体，因此，大家都很慎重，一直未有定论。就在联席会向高层上书的过程中议而不决的时候，心急如焚的亮中老师则又急切地提醒大家要断然行动，要趁早有所行动，并提议说要发布一份面向社会公众的宣言，他的想法是，“希望这份宣言能兼容签名、网上张贴等作用，同时也能给金沙江的老乡在各个村庄张贴。”

　 在近两个月反反复复的修改之后，2004年9月26日上午，9家民间环保组织在京聚集，从避免地质危害、保护生态环境、保存多民族文化和关注移民生存状态的角度，联名向媒体和高层呼吁：停止虎跳峡“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建设；留住虎跳峡，保护举世无双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使高原上的“皇冠”——“三江并流”，永远天天芳华吐露，天天丰采照人，天天惊人眼目！这份联名信后来向媒体公布以后，多家媒体顿时争相转载，超过万人签名，使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问题成为了当时的社会焦点。这次NGO（非政府组织）的策略联盟，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2004年年底的一篇新华社电讯稿《民间组织兴起折射社会生态变迁》曾经对此给予赞扬说：这是国内“两起民间组织的杰出表现”之一。

　 但是，没有署名，隐身在民间组织背后的亮中老师却疲惫不堪。他个人有思想也有冲动，但却必须要借助于NGO（非政府组织）来表达。对于一个习惯了写文章来阐述观点的学者来说，这是无比痛苦的事情。为此，亮中老师曾在他的工作笔记里写道：“我没想到，呼吁书的写作会如此地疲累，因为要照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必须不停地改，这其中备尝艰辛。”

　 这种失语的痛苦一直纠缠着亮中老师，他想说话，想表达。

　 亮中老师原本是想做更多的人类学和近代史研究，他的理想抱负是：通过对西南地区与中央政权的互动，来观察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问题。但是，为了写好《停止危险的虎跳峡流域水电开发：留住虎跳峡长江第一湾》这份宣言，亮中老师的书桌上却出现了《大坝经济学》等大量和水库建设、公共决策相关的书籍。算下来，这半年多，亮中老师独自写作和参与修改的关于金沙江流域的文稿就有七八万字，最后一个月，他手边正在写着的学术论文和课题报告也有整整4篇。

　 但是，更大的痛苦还缘于无时不在的忧虑。联席会的议题时常悬而未决，有次，亮中老师不安地说：“坐在这里讨论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下面又发生了些什么？”

　 那个还在预可行性研究阶段，但暗地里却在悄悄进行施工准备的大坝却一直压得亮中老师喘不过气来。

　马茜老师告诉我，那段时间，亮中老师经常做同一个恶梦：梦见江水涨上来。在2004年8月30日凌晨2∶27，发给几家民间环保组织的电子邮件中，亮中老师说，“多少个夜晚的梦中，我都会看到水流往上漫起来，而最后的结束总是抗争的场景……对于我来说，我不希望看到这一天。好在，金沙江的民众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怀着拯救家乡的心愿，在自发地艰苦地工作着。我想，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与他们紧密配合，给以媒体舆论、人力、物力上的鼎力支持。”就这样，亮中老师“像一缕阳光、一阵清风”加入到了为保护家乡、百姓利益和世界自然遗产而热心奔走的人们中间。

   2004年9月29日，《南方周末》不负众望发表了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方周末》著名记者刘鉴强的封面文章《虎跳峡紧急》，文章见报后，举国震惊，使保护虎跳峡成为当时的舆论焦点，国务院领导立即责令有关部门调查水电公司未经批准擅自动工一事。亮中老师和新闻界的记者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使利益集团想偷偷摸摸实施工程的打算落空。其后，国内外媒体空前集中地关注虎跳峡问题，再次使虎跳峡成为继云南怒江事件后最大的环保议题。

                                                                              六

  2004年12月，通过自身的努力，亮中老师终于如愿以偿的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始从事他极度热爱的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边疆中心对人才的录用十分严格认真，重才、尤重德。在公务和研究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边疆中心主任厉声教授，还挤出时间同亮中老师接触、交谈，并如实介绍边疆中心的工作和待遇，以及到社科院工作的利弊情况。“弊”即工资待遇不高、无住房安排和评定职称困难。但亮中老师都诚恳地表示：一概无要求，只想做他心爱的边疆民族与社会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厉声教授被亮中老师的真诚深深感动了，因为在当时，不少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都不甘心在中国社科院这个“清水衙门”中待下去，而另攀高枝，厉声教授却少见这样一个刚过而立之年、极富朝气、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一往情深地投奔社科院而来，能选择清贫与奉献，义无反顾。亮中老师的举动，顿时，令边疆中心的元老们都倍感骄傲和自豪。

  由于工作调动的程序，在正式到边疆中心上班前夕，亮中老师曾做过一次全面的体检，一米七六的身体，棒棒的，一点毛病都没有。然而，令边疆中心的前辈们意外的是，亮中老师第一次正式上班就请了假，因为他要参加民间环保组织为保护金沙江地质、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科研课题，带领专家和记者们到金沙江流域调研和采访。而且他还要为民间环保组织起草和修改文稿，每天都得熬到凌晨两三点钟。

  就在亮中老师工作调动期间，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曾告诫亮中老师：现在做反虎跳峡大坝的事不要太高调，怕社科院注意到，影响工作调动。从来没考虑过这层关系的亮中老师回到家里，便把这件可忧虑的事告诉了妻子马茜。马茜老师说：“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以前的勇敢哪儿去了？要是因为这个影响了调动，没了工作，或是被抓进去了，我养你!”有了妻子的支持，亮中老师便无所惧怕地，全身心投入到了保护乡民的事业当中……

  2005年1月4日，这是亮中老师从云南考察回来第二次到边疆中心上班。上午的碰头会讲的是申报课题的事情。会后，亮中老师便热情地拜访了边疆中心其他几间办公室的同事。亮中老师绘声绘色，感染力极强的推荐介绍，加之一沓沓在云南拍摄的照片，让年长的同事们都有些兴奋。当时有的同事还提议要给亮中老师开个专题报告会，让他专门说说云南大河流域的事。下午他跑了两个书店购书，又在严寒中骑车一个多小时回家，夜里他带着兴奋和疲惫又开始了漫长的写作……

事实上，亮中老师平时在北京的开销除了生活，还要供按揭房款，经济的窘迫在2004年的下半年就益发加重了。因为，亮中老师每次跑云南的大部分花销不仅要自己承担，而且他还要掏钱从北京买很多书，刻录很多资料光盘，源源不断地寄到江边老乡的手里。由于大量联系外界，家里的座机和手机的电话费也暴涨。更要命的是，处处替别人着想的亮中老师，每次老乡打电话来，他都要对方挂断，然后自己再重新拨回去。据马茜老师回忆时说：2004年她们准备买房子的时候，亮中老师每天下班后就骑着自行车满城去看工地。他有天回家后跟我说，他在三环路上看见一只大雁了。然后又说了很多小时候在江边玩的情形。每次回老家，他都会举着相机趴在江边的草丛中，拍很多水鸟、老鹰的照片回来。

  自2004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亮中老师，两三次请假回云南进行实地考察，原来每月三、四千元的工资也被无形的扣减了许多。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亮中老师，他曾轻描淡写地跟我提起过天天熬夜写材料的事情，“要在单位做事，又要做虎跳峡的事，时间上还是有点痛苦。”据马茜老师回忆时说：自从亮中老师关注虎跳峡以来，他每天总是这样超负荷运转，他也无力更多兼顾及承担家庭的责任。最终,“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却让曾经生龙活虎的亮中老师走到了生命的极限……

其实我比谁都了解亮中老师，首先他是一个人类学学者，他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他、养他的金沙江和在那里世居生活的各族人民。亮中老师之所以卷入反对虎跳峡大坝工程的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是批判的，对于所谓全球化过程、特殊利益集团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发展策略极为敏感，因为它们共同造成了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瓦解；一个是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对金沙江流域的人与物有极为亲切的理解。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亮中老师不是盲目的，不是仅仅出于道义的热情；作为一个人类学学者，他勤奋思考，认真地研究情况，仔细地阅读有关大坝、生态和发展方面的著作、论文。正因为如此，亮中老师在卷入这个运动之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金沙江问题，他后来对发展主义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危机也投以极高的关心。说他是金沙江的守望者是确切的，但他的关心和守望的范围也并不限于自己的家乡。亮中老师身上感人至深的，是他的质朴和源自这种质朴的行动能力，是一种把对家乡的热爱推广至更广阔的世界的情怀；这种对于更广阔的世界的关心不但植根于他对金沙江的爱恋，而且也使他的这种爱恋获得了更强的力度和深度。

  据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回忆说：2004年12月，亮中回家配合南方一位记者采访报道时，我俩还是照常清晨到江边散步，一聊就是一个上午。亮中曾兴奋地和我商量，要邀请北京的专家、记者春节来老家做客、与老乡们联欢的计划……

   据亮中老师的母亲孙玉群回忆说：2004年12月，就在亮中老师即将从家乡返回北京的当天晚上，我曾担心地问他：“你做这些事情，开发商会不会盯上你？会不会找人报复你？”他回答说：“北京的朋友都敢于站出来质问开发商，为江边１０万农民献出生命我都不怕！”果然没过多久，亮中老师便累倒在了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征途上，却再也没有起来……

   当亮中老师最后一次从云南老家回北京的时候，临走前一天，他到他阿妈的房间里，悄悄要了2000元做路费。这是亮中老师工作10年来，第一次向家里开口要钱。

   据亮中老师的表叔王泽生回忆说：我最后一次为亮中摆渡时，他曾抱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表叔，我走了。”

　　

                                                                                七

  2005年1月5日凌晨4时许，窗外大雪纷飞，在首都北京广安门大街的一个简陋的筒子楼里，年轻的亮中老师猝然去世，走完了他32年执著而奉献的生命历程。

2005年1月6日下午，当我接到亮中老师的弟弟萧亮东打来的电话，得知亮中老师不幸英年早逝的消息时，我的心情更是万分沉重，无法再多说什么了……惟祈亮中老师一路走好……

 据马茜老师回忆时说：亮中老师上床休息的时候，朦胧中我还顺口问了一句，“写完了吗？”他还嘟哝说，“写完了”。

　 再过一阵，熟睡中的马茜老师却被枕边异常急促的喘气声惊醒了，她原以为是亮中老师在打呼噜或者梦魇，就伸手去摇他，却听到他在喊：“我疼，我疼……”马茜老师跳下床，摁亮灯，只看见他正张着嘴，挺着胸膛使劲大口大口地喘气。5分钟后，32岁的亮中老师便离开了人世，以一种太过匆忙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时，黎明已经在首都北京城市的上空静静地铺开了……

  当人们追问这个年轻的人类学者离去的原因时，才猛然发现：原来是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工作，和郁结在心底的焦虑与压力等诸多原因，累垮了这位年仅32岁的年轻人。

   亮中老师的电脑真实地记录和显示了他生前最后几天的工作情况：

   2004年12月31日，工作到凌晨2时43分；2005年1月1日，工作到凌晨1时36分；1月2日，工作到22时32分；1月3日，工作到23时53分；

   1月4日，也就是亮中老师生前的最后24小时，他还坐在电脑前工作。从文档的时间记录上看，他先修改了一篇学术文章，然后又往外发了几封电子邮件。那晚，一直没放弃文学梦想的亮中老师还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一只雁在三环上努力飞翔》。“人流如织的三环/一只雁距离地面不到二十米/由西向东，努力飞翔……/先往西，再往东/然后可以拐向南/经过一条更宽阔的大路就进入原野……/三环永远那么纷纷扰扰/但雁怀念这段旅程底下的人流/井然而又有序/他们与雁恍若隔世/但却是雁飞行时的伴。”最后，他的电脑“关机”时间是凌晨3时07分。据悉，就在亮中老师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为包括《南风窗》在内的媒体修改关于保护金沙江的稿件。

    作为一名出生在云南金沙江边的年轻人类学者，亮中老师生前半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为“金沙江虎跳峡——长江第一湾流域”的保护工作四处奔走。他试图通过NGO（非政府组织）环境保护团体以及各种媒体向社会呼吁，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多民族文化和关注移民生存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止虎跳峡“一库八级”梯级水电站的开发建设。为了捍卫这个村落，以及金沙江流域这片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亮中老师把生死置之度外，几赴金沙江，到各处做调研、搜集资料，一回到家就半夜半夜读书、写调研报告，力图用他的热情和坚韧来影响社会公众。然而，勤奋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却损害了他的健康，体力的劳累和极度的焦虑却最终袭倒了他。而他，却仗着自己身体好，丝毫没有注意到随着精力的投入，成果的出炉，死神也在步步逼近。

  “我太累了，我恨不得有一块石头掉下来把我砸死，我太累太累了，我觉得砸死了也就不会再累了。”亮中老师的弟弟萧亮东，回忆哥哥2004年12月，最后一次回家乡调研时曾经的一次感慨时说。

  “太累太累”的亮中老师最终被压垮了，长时间的过量工作，郁结在心底难以言表的工作压力与焦虑，让这位两个月前身体还是“棒棒”的年轻人，在一个晨光马上就要在城市上空铺开的黎明前夕猛然猝死……

   他被“累死”了，或者，他“过劳死”了。

   逝世于2005年1月的亮中老师不是当月惟一一位“过劳而死”的中青年学者。据当时的主流媒体反馈的信息表明：2005年1月22日晚，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焦连伟突然发病，最终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医生诊断的死因是：突发性心脏骤停，导致心肌梗塞死亡。他的亲属与同事都称，生前焦连伟从未表现出任何心脏病症状。

   四天后的26日中午，清华大学46岁的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医生的诊断称，繁重的工作压力不仅使他错过了治疗癌症的最佳时机，还使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3个月后的上海，中国著名画家陈逸飞在上海猝然病逝，享年60岁。主治医师说，陈逸飞本来就有肝病，而生前他为自己电影《理发师》的过度忙碌使他的肝病加重，引发了包括肝功能衰竭等一系列并发症，最终在2005年4月10日晚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　

   短短几个月，接连发生的中青年精英猝死事件，使社会猛然发现“累死我了”――这句人们说了多年的口头禅，重点突然从以前的“累”字变成了现在的“死”字。这句口头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过劳死”，也开始闯入了正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的视野。

  亮中老师也就成为了，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注册成员当中，有史以来工作时间最短的一员。

                                                                 八

  2005年1月5日下午，亮中老师生前的好友们，聚集在其母校——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楼为亮中老师举行了追思会。本来可容纳六七十人的会议室，却被挤得满满的，中央和北京各大媒体、报刊、学校、机关、环保组织以至云南、内蒙古各地赶来的与会者们，共同倾诉着对这位年轻学者的沉痛怀念，有的泣不成声。追思会从下午14点一直开到18点，人们望着大屏幕上“永远的萧亮中”横标大字，和亮中老师站在金沙江岸边山岗上，张开双臂拥抱大地的照片，久久不愿离去……

   2005年１月１０日，在首都北京八宝山菊厅告别会上，一遍遍地播放着中国唯一职业生态摄影师，著名环保卫士——奚志农的妻子史立红女士连夜赶制的关于亮中老师生前的短片，那是史立红女士2004年１２月拍下的镜头：画面中的亮中老师站在高山之巅，背对金沙江急切地说：“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认为任何东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货币支付，但金沙江边的老百姓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你哪怕用黄金把这条金沙江河谷铺满，也换不来这条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换不来我们的家园！”亮中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在史立红女士连夜赶制的短片里，对着前来送别自己的人们说着上面的话。前来吊唁亮中老师的亲朋好友们，个个都是悲痛万分，《南方周末》著名记者向郢在朋友们的搀扶下，仍然止不住泪水，令在场的每个人也不禁为之动容。

  2005年1月12日，当亮中老师的骨灰从首都北京护送到了老家江边时，在江边，老船公王泽生一边掌舵，一边怔怔地看着来人手里捧着的骨灰盒，悲戚的对来者说道：“就在20天前，这个年轻人才坐船过了江，回了北京，谁也没想到，他竟这么快就回来了，以这样的方式……”

   金沙江边吾竹村的村民彭应全回忆时说道：“当天好多村的老乡们，从上午11点一直等到下午2点过，才等来了亮中回家的灵车。车轴村的乡亲们都站在村口等他”——我只能从彭应全的叙述中想象当时的场景。后来从拍摄的现场录像中，我看到了亮中老师的妻子——马茜老师正捧着遗像往村里走，画面中的马茜老师秀丽、苍白的脸庞，纤弱的身躯，美丽的眼睛眼神空洞，显得楚楚可怜，她还完全没有从这个过于突然的打击中回过神来。乡亲们站在大树下，一位大嫂追上来，用手轻轻抚摸亮中老师的遗像，痛哭失声……

   彭应全伤心的告诉我：“一想到祖祖辈辈留下的田地可能会被大坝淹没，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多亏了亮中老师的努力和媒体记者们的报道，我们才知道了修坝的一点内情。这就像是对我们快要淹没的人伸出了一只援助之手！”

   2005年1月13日，就在为亮中老师举行葬礼的当天,附近村落，很多不相识的人也抬着柏树枝扎成的花圈来了。原本宽敞的萧家大院，却坐满了从远乡近邻赶来的6００多位村民，他们中有的是来自金沙江以西的乡镇上的农民，就在他们自发包车前来吊唁亮中老师时，手无缚鸡之力的村民们，曾一度受到了当地派出所的阻拦和威胁，张贴的讣告也被撕毁了，带头的村民们愤怒的冲着派出所的干警们说：“萧亮中是为保护金沙江的老百姓献出生命的！保得一寸土，留与子孙耕！这‘耕’字也是‘根’字，世世代代耕种的良田不能在我们手上给卖了呀！萧亮中是当之无愧的金沙江之子，我们金沙江两岸的老百姓感谢他！就算剩下我一个人也要来！”结果，当场就有不少和亮中老师素昧平生的人也赶来吊唁了。萧家大院被送灵的人流塞得水泄不通，哭声响成一片。很多老人牵过小孩子，一起给亮中老师磕头。按照江边的习俗，年轻人去世，老人是绝对不磕头的。这几百年来，江边还从没有哪个年轻人享受如此隆重的礼仪。

  萧家的山墙上，贴满了一长排追忆亮中老师的悼文。亮中老师的人类学硕士导师庄孔韶教授写道：“他刚正不阿，带着他的理想和憧憬为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奔走，是我的学生中的智勇双全者。”和亮中老师交浅言深的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熊蕾女士在悼文里写道：“有不甘书斋寂寞而入世的学问人，傍的是腰缠万贯的大款和富翁，而你，却始终和自己无财无势的父老乡亲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声气相关，是为所谓弱势群体的权益奔走呼号。”亮中老师家北面堂屋的两壁，贴满了媒体记者们撰写的关于虎跳峡建坝的相关报道，亮中老师的弟弟萧亮东说：“我们要贴下去，一直到胜利为止！”而今，堂屋已成灵堂，这些报纸仍然在陪着亮中老师。

  院子里的电视机还在循环的播放着北京告别仪式时制作的录像。11点43分，悼念仪式正式开始。发言者依次走上摆满花圈和挽联的灵堂。车轴村的代表在台上泣不成声，坐在台下的老乡们不少也在抽泣。在亮中老师去逝前，几乎天天和他进行电话沟通的吾竹村村民葛全孝含泪念完了他的悼词。是亮中老师推荐他和其他三位村民参加了云南“绿色流域”组织的培训班，3个月之后，葛全孝在首都北京召开的“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雄辩地发出了水坝非自愿移民的心声。葛全孝回忆说：亮中老师生前反复对他说过，淹没土地是永失家园，比战争还要可怕。如果老乡们梦想谈条件，就会给开发商诱之以利的可乘之机！

  在追悼仪式的间歇，村民们把从首都北京赶来，参加亮中老师葬礼活动的，新华社中国特稿社著名记者林谷先生，从北京同来的“野性中国”工作室制片人史立红女士团团围住，纷纷表达起各自的心声……

  “大坝把田地都淹了，我们拿什么奔小康？多少代人都活过来了，现在到了生死关头！”村民们激动的对记者说道。

“国家都在说扶贫，有的人还在人为制造灾难。中央的话不听，群众的疾苦不管，让我们往后面搬，去山头上住怎么活？吃啥子？去喝西北风？”村民们激动的对记者说道。

　　一位退休中学教师不紧不慢地说：“既然有人号称为百姓谋福利，为什么具体的计划安排不让我们晓得？还是多亏亮中他们找来了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文件和国内的新闻报道。中央都在说科学决策，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等一系列内容都要保证，为什么要这样急急忙忙上马？想把我们都蒙在鼓里？”

　　这种情景，对史立红女士已不在陌生。就在2004年12月初，史立红女士在亮中老师的陪同下来到了江边。她想以职业的冷静与客观来记录老乡的真实想法，杜绝任何可能的渲染。在山道上，在渡口边，在集市里，她把镜头对准了最普通的老乡们。车轴村的一个白族妇女李桂清主动走向镜头，拉着史立红女士说自己的家乡一年的粮食收成够吃三年，大家把肉都随便当菜吃。吾竹村的和桂芝感叹说：“如果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卖了土地，对子孙后代就成了罪人！”

  史立红女士在片中拍下的亮中老师唯一的镜头，就是他站在高山之巅，背对金沙江，对着镜头侃侃而谈的那段鼓舞人心的话语：“现在在发展主义的影响下，认为任何东西，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田地都可以用货币支付，但这里的金沙江老百姓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块土地是可持续发展的，可以世世代代使用来满足非常安逸的生活……我见到了他们的呼吁书。他们说：你哪怕用黄金把这条金沙江河谷铺满，也换不来这条自由流淌的大江，也换不来我们的家园!”

   出殡时间是在当天下午五点鸡时。亮中老师被乡亲们安葬在村背后的椅子山山脚下，从坟茔的位置上望出去，看得见山脚下清澈的金沙江和车轴村鱼鳞一样的屋顶。

葬礼后的第二天，是圆坟，立山神。坟茔周围的缝隙先用碎石头塞了，然后用灰浆勾缝。坟头上的土没有封。亮中老师的二弟萧亮东说，这是江边的习俗，“坟头土要见天”。

亮中老师的三弟萧亮远，则在坟头后面5米远的山岗上，端端正正地给大哥立了个新“山神”。这是江边萧家第8代的第一座新坟。坑里预先撒了一些米、茶叶、盐巴和黄豆，还放了一个写着“本祖山神”“备钱几千贯买葬亡人”的鸡蛋。这是一个人类学者熟悉并喜欢的方式。

就在亮中老师的葬礼举行后不久，金沙江边的老百姓们，在风景旖旎的金沙江畔，自发的凑钱在江边为他竖起了一块石碑，上面写了五个大字：“金沙江之子”。

   亮中老师去世后，《南方周末》副主编陈明洋先生这样评价亮中老师：“(亮中)这样的人往往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或内心深处的某种召唤，将自己的命运同人类、同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使命感，他们往往有可能对人类做出独特的贡献。”但是，他走得太早了，“他的贡献有了端倪，但远未充分展开。”

　直到亮中老师去世后，前去吊唁的亲朋好友们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公认的家族的、民族的骄傲，写出了那么多有价值的作品，发表了那么多新颖的创建的年轻学者；一个只做实事，重行动，不做表面文章，不尚空谈的年轻学者，竟然会住在一个贫民窟里，过着穷困寒碜的生活？

我知道，像亮中老师这样贫困的青年并不鲜见。很多年轻人放弃了优渥从容的生活环境，放弃了金钱和别的方面的满足，为了自己心爱的事业，过得都非常艰苦。可是苦到像亮中老师这个地步，勤奋到像亮中老师这个地步的，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也难以承受的，只能说亮中老师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很贫穷，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智慧、学识和见解，留给大家的财富，又可以说是很富裕的。尤其是他那么年轻，就获得了和一条伟大河流共命运的意义，在众多英年早逝的学者当中，却是非常罕见的。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有德好学如此，贫困寒蹇如此，初试啼声而夭折如此——斯人而有斯疾矣，时也，命也，运也？也许真正是“宜其然哉”。

   窗外，灯火次第，满天星斗在静静闪烁，是典型的乡村夜景，安稳而美丽。夜色里，只有山风沉醉在梦中。而我却感到有一阵阵说不出来的、沉重坚硬的东西，在心里打着结，令我久久挥之不去……

                                                                             九

   2009年6月11日，就在金沙江之子——萧亮中老师，去世后的第五年的上半年，环保部终于通报了云南中甸金沙江流域，这两家大型国企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水电站未获审批开始截流，环保部称：由于“严重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准入条件”，决定“从即日起在完成科学论证和各项整改措施前，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除新能源及污染防治项目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这意味着，上述企业和地区的相关项目在“停批令”内均不得上马。

　据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介绍：云南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华能龙开口水电有限公司，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在金沙江中游建设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并已开始截流。水电项目一旦“环保缺失”，会对上下游生态及社会生活产生不利影响。陶德田还说：上述两处水电站擅自截流，对减小水电建设环境影响极为不利。环保部同时表示：对规划的龙头水库和虎跳峡河段的开发方式与相应的环境影响，也需要深入研究。

　对于华能华电遭停批罚单，陶德田表示：此举将警示拥有众多“两高一资”建设项目的大型企业集团，加强环境管理，履行环保责任。

　环保部环评司发言人还说：中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杜绝大小公司“跑马圈水”、“遍地开花”现象。而“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保护压力最大、地质灾害最频繁”，开发工作必须严格做好环评环保。

  环保部最终作出这个决定，我推测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华能、华电作为电力企业，其深厚的背景很难让别人对其产生影响。首先，两家集团都是国企，而且是电力行业举足轻重的领军企业，素有“电老虎”之称，谁都不敢去碰！在中国经济建设中，一直充当“先行官”角色的电力企业，要上马新项目，台面上的理由很充分，对经济提速有帮助，而且意义不仅仅限于经济；其二，两家集团都是A股上市公司，雄厚的资金实力使他们有能力做好任何前期的准备工作；其三，社会(包括股票投资者)也对这两家企业非常关注。

但是，以上三个因素都没有对环保部作出暂停审批决定产生阻碍。环保部对其暂停审批作出了坚决的、明确的决定，并且在第一时间向新闻界和社会进行了通报。笔者认为，环保部对华能、华电项目的处理，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具有力度很大的敲山震虎的作用！这个决定向中国社会宣布，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宣布，在中国：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时，环保将有可能受到优先重视。今后，对经济发展有利，但又对环保产生破坏的项目，有可能将暂停上马、不予审批。这是一个好的兆头。

  长久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个思考范围从时间跨度上说很长，远至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封建社会，从我们相对比较了解的清朝，再到新中国成立前那段40多年的历史，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的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1978年为分界线。近十几年来，环境保护被提到以往没有过的高度，受到的关注非同寻常，最直观的表现是政府领导的环保机构，从国家环保局到国家环保总局再到环境保护部，逐级升格。这说明什么？一方面是说明国家与公众开始重视环境，另一方面是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而环境被破坏的同时又是经济大幅度增长的好时机。这就产生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孰轻孰重，二者能否并存共荣？在开发水电的同时，是否就意味着要以牺牲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为代价？在水电开发的决策过程中，与之休戚相关的原住民究竟能否发出声音？中央要求保障的农民“四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在水电开发中能否实现？水电开发如何体现中央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这些敏感的讨论让很多人坐言起行，用实际行动在这些关乎国家民生的命题面前慎重作答。而亮中老师仅以一介书生，奋然而成一位坚定的行动者，最终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感召着更多的行动者参与到了保护大河流域文化与自然多样性、保护社区生计的事业中来…… 

  通过与现实状况结合，笔者思考的结论是：环境保护最终将让位于经济发展，二者不仅不能并存共荣，反而会愈加对立，矛盾会愈演愈烈，因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欲望大大强于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在主观愿望上是存在的，但客观上与经济发展相比，就脆弱得不堪一击。如今江河湖海的水质，大城市的环境，全国各地开发区房地产商的疯狂圈地，哪一个不对环境构成威胁!但这些客观因素的变化发展，都能给GDP增长带来喜讯，谁还顾得上环境。只要我的GDP上去，只要我的企业有利可图，只要我的生意有钱可赚，环境便会毫无疑问的被抛至脑后。

环保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世界的难题。既有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干旱、地震频繁等自然因素，也有发展欲望无止境的人为因素。国家环保部此次拿华能、华电水利开发建设项目开刀，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也许后面的故事将会更精彩……

  然而，令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很高兴看到中央政府明确表明对违法水电工程的态度，这是政府、受大坝影响的居民、环境保护工作者、媒体记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此举，是中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成果，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继续走科学发展之路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在规范水电开发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环保部门此次披露的并非是金沙江中游非法建设项目的全部，因为2004年，“一库八级”中的金安桥水电站第一个未批先建，尽管被媒体披露报道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追查，但今天，金安桥大坝已高高竖在那里，一切俱备，只等开机发电了。

　 在这八年间，除了受到环保部门点名批评的鲁地拉水电站和龙开口水电站外，其它电站也并非坐以待毙。就在2011年3月28日，昆明《春城晚报》发表了《金安桥水电站发电啦》的封面文章，报道称：历时8年的开发建设，由汉能控股金安桥水电站发电庆典仪式在丽江举行，这标志着由汉能控股集团投资建设的总装机240万千瓦的金沙江金安桥水电站正式投产发电，建成后的金安桥水电站，将大大促进丽江乃至整个云南的区域经济发展……

  许多水电站的投资开发商，占着自身背景深厚，“后台”硬、有“靠山”，经济条件优越，财大气粗，往往都是未批先建，目的是“将生米做成熟饭”，最后你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他们认为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先上车，再补票”，就像金安桥水电站一样。最为严重的问题是，金沙江中游水电梯级开发还没得到整体批准，尤其是承担调节功能的虎跳峡电站争议很大，在虎跳峡龙头水库未定的情况下，自下游往上推进的单个项目不断未批先建，此举意在倒逼“一库八级”和虎跳峡电站被迫上马。

  我知道，云南中甸长江第一湾，曾因虎跳峡一库八级电站的开发修建，曾一度牵动了那么多关爱自然、关爱长江的人。这其中包括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江边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包括了像亮中老师那样英年早逝的青年学者。环保部门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审时度势,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作用,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建设项目的行动是值得肯定,值得表扬和鼓励的，但如何遏制“先上车，再补票”现象，有始有终地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好这一世界自然遗产地区，保护好10万少数民族的家园和丰庶的滇西北“粮仓”，却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你我就能处理和解决得了的民生问题，它是牵涉到国泰民安的一项艰巨的民生工程。这项工程建设的好与坏，直接关呼着群众的前途和命运，关呼着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作为地球的子民，我们没有理由回避，更没有理由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人类母亲河能否继续健康自由的流淌，她还在急切的期待着更多有良知，有道义，有爱心，有奉献精神的人士们的关注及呵护……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