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传
　　
　　第二章
　　705年，李白五岁。
　　长安五年（七0五）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神龙，自即日起，即为神龙元年。此时武后虽在病中，但中宗尚未复辟，故“神龙”仍系武周年号。至正月二十三日，中宗以太子监国；二十五日中宗即帝位，不复改元，始变武周年号为李唐年号。
　　神龙元年（七0五）正月，太后仍卧病洛阳迎仙宫之长生殿，病重，宰相张柬之等思乘机拥太子复辟。然太后宠二张，只许二张侍侧，太子、宰相及外臣俱不得近。初，群臣欲以谋反罪诛二张，太后不以为反，至是，张柬之等决以兵诛之。先是久视元年（700）柬之由荆州长史擢洛州长史时，与代者杨元琰语及太后革命（周革唐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及柬之入相，遂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曰：“今日非轻授也。”柬之又用司刑少卿桓彦范、中台右丞敬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柬之又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耶?”多祚泣曰：“大帝（高宗）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二张）所厄，大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柬之既联络北门诸军，然后与宰相崔玄玮、相王府司马袁恕己及敬晖、桓彦范谋举事。适姚元之自灵武至，柬之复以其谋告之。太子于北门问太后疾，彦范，晖同谒，密陈其策，太子亦许之。二十二日，柬之、玄啼、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先至北门（即玄武门），而遣多祚、湛及驸马都尉王同皎往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帝位）付殿下，而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地有灵，北门（禁军）、南牙（宰辅），同心协力，以诛二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本当夷灭，然上（太后）体不安。恐致惊吓。诸公更为后图。”李湛曰：“诸将相不顾家族以保卫社稷，殿下奈何置之死地?请殿下自出止之。”太子深知传位巳定，不必乘母病危，而诸臣急于求成，借诛二张之名，以图拥戴之功，故不得不出。于是同皎扶抱太子上马，合柬之、玄玮等从玄武门斩关而入，至迎仙宫，迳斩易之、昌宗于庑下。史未言二张拥兵对抗，则知其无谋反之图；史已言立庐陵王为太子乃吉、张之谋，益知二张无取代太子之意。二张少年弄臣，爱之者莫过太后，知之者亦莫过太后，苟或谋反，一夫一绳缚之可已，何待北门南牙汹汹然若有介事哉！
　　柬之等既斩二张，遂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榻前，太后惊起，问道：“谁在作乱?”柬之等回答：“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先告。在宫禁用兵，臣等该死！”太后看到太子，便说：“是你吗?两小子既死，你可以回东宫了。”彦范上前说：“太子怎能再回东宫?当年天皇（高宗）以爱子托给陛下，现在年纪已大，天意人心都归向李氏，群臣都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所以拥护太子以诛贼臣，希望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右羽林将军李湛是李义府（高宗、武后时宰相）的儿子，太后一见，便说：“你也是诛易之的‘将军’吗?我待你父子不薄，不想竟有今天！。（可见太后深痛二张之死）湛惭，不能回答。太后又对崔玄玮说：“别的宰相都是由别人推荐，只有你是朕亲自选拔，今天也来了这里吗?”（可见太后深憾此次兵变）回答是“此乃臣所以报陛下之大德。”于是柬之等逮捕了张昌期、昌仪、同休，皆斩之，并将易之、昌宗等都在天津桥枭首示众。其党羽韦承庆、崔神庆、房融等都被捕入狱。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监国，赦天下，首先以相王府司马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名使者奉玺书宣慰十道各州。二十四日，太后传位太子。二十五日，中宗即位。二十六日，太后徙居上阳宫（洛阳禁苑之东）。二十七日，帝帅百官诣上阳宫，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二十八日，以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玮为内史，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桓彦范皆为纳言，以上诸人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琅邪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其余大小功臣皆有赏。二月四日，复国号为“唐”，凡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复永淳（六八二至六八三）以前故事。计武则天自唐载初元年九月壬午（九日）改元天授，改国号为“周”，至今（六九0至七0五）已十五年。
　　神龙元年（七0五）二月十四日，中宗立妃韦氏为皇后，追赠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初，中宗为庐陵王，迁房州，与韦后同幽闭十余年（六八四至六九八）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中宗每闻敕使至，常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岂可随便一死！”朝廷颁食至，后恐有毒，辄先尝。中宗尝与后私誓曰：“他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限制。”及再为帝后，果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中宗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如“二圣”焉。桓彦范上表亟谏，俱不听。后生邵王重润，久视二年（七0一）九月，为太后逼令自杀。生长宁、安乐二公主，安乐生于道中，中宗特爱之，嫁武三思子崇训（崇训死，再嫁武承嗣子延秀），骄纵不法，人皆切齿。
　　神龙元年（七0五）二张既诛，五臣（张柬之、崔玄玮、袁恕己、敬晖、桓彦范）执政，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以吕产、吕禄比武三思）。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几上肉，有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宜复加。”朝邑尉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在，公等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后悔无及。”皆不听。二月十六日，中宗即位仅二十日，即以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拜相）。十七日，以武攸暨（太平公主之夫）为司徒、定王。上官婉儿者，以祖父仪之死，没入后宫，为则天所爱，百官表奏多令参决。及中宗即位，初拜婕妤（后拜昭仪），使专掌诏命，益委信之。婉儿与三思私通，又荐三思于韦后，韦后喜，亦与之通。三思遂得出入禁中，中宗信之，每与议朝政，且使韦后与三思双陆（二人游戏），而自居旁为之点筹（计算筹码）焉。三思子崇训娶安乐公主，中宗屡微服幸三思第，监察御史崔皎密谏曰：“唐命初复，太后尚在，周之旧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私幸武氏，不察隐患?”张柬之等渐有所悟，谏中宗曰：“太后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戮殆尽。今陛下反正，而武氏犹滥官爵（谓封王、作相），请损抑之！”不听。柬之等抚床叹愤，曰：“主上昔封英王（仪封二年封），时称勇烈，吾等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主上自诛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庸怯如此，奈何！”
　　自武后秉政五十年来（六五五至七0五），杀戮之多，冤狱之繁，不可胜纪。神龙（七0五）再革，屡颁大赦，可见一斑。正月朔，太后改元大赦：自文明（六八四）以来得罪者，非扬（徐敬业）、豫（越王贞）、博（琅邪王冲）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得赦免。正月二十五日，中宗即位赦天下：其为周兴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惟张易之党不赦。三月五日，中宗特制：文明以来破家子孙皆复旧资荫（凭先辈资历享权），唯徐敬业，裴炎子孙不在免限。又制：枭氏（萧淑妃），蟒氏（王皇后）皆复旧姓。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后卒，遗制：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瑷、柳奭亲属皆赦之。
　　谯王重福，中宗之庶子（非韦后所生），其妃乃张易之甥女，韦后恶之，进谗于中宗曰：“重润（韦后生）之死，重福为之也（久视元年太后杀孙）。”由是贬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武三思与韦后日夜进谗，谓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中宗信之，三思因献策，封晖等为王而罢其政事，外示尊宠功臣，内实夺其权。于是神龙元年五月十六日，以齐公敬晖为平阳王、谯公桓彦范为扶阳王、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博陵公崔玄玮为博陵王，罢知政事，赐金帛鞍马，令朝朔望（每月初一、十五可上朝一次）。又恐人心不服，二十五日，制降诸武爵：梁王三思为德静王、定王攸暨为乐寿王，河内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为公。然赐爵为虚，知政为实，自后三思令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逐之，为五王所斥者申之，大权尽归武氏，时距中宗复辟仅四月耳。
　　初，唐因隋制，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并为宰相。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于是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使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尚书）省事。神龙元年（七0五）五月，以豆卢钦望（豆卢姓，鲜卑慕容族）专为右仆射（即不兼中书门下之职），钦望遂不敢预朝政。六月，益命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钦望乃得预政，为真宰相。自后专拜仆射者，但示尊宠而非宰相。
　　神龙元年（七0五）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卒于洛阳上阳宫，年八十二（六二四至七0五）。先是中宗本年正月即位之次日（二十六日），太后即由迎仙宫徙居上阳宫。次日帝即率百官诣宫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自后每十日一往上阳宫问太后起居。五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尊崇庙，仍制“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及卒，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神龙玄武门之变，虽云废周复唐，终是以母传子，与寻常改朝换代异。况临终自愿去帝号，称皇后，合葬乾陵，故终唐之世，李氏嗣君尊之不衰。
　　神龙元年（七0五）中宗复辟。二月，诏令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观，于是改众香寺为中兴寺。右补阙张景源上疏，以为“中兴者，中有阻间，不承统历，既奉成周之业，实扬先圣之资。中兴立号，未益前规。以臣愚见，所置“大唐中兴”寺观、图史、制诰，咸请除“中兴”之字，直以“唐龙兴”为名。庶望前后君亲，俱承正统；周唐宝历，共叶神聪。”（疏谓周出自唐，唐继自周，周唐一体，无所谓中兴。）中宗以为然，降敕“自今已后，不得言中兴之号，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如原改金台观为中兴观，至神龙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再改为龙兴观。
　　神龙元年（七0五）户部奏报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先是长寿二年（六九三）罢举人习《老子》，改习则天所造《臣轨》。神龙元年（七0五）中宗复辟，改周为唐，二月二日赦文云：“天下贡举人停习《臣轨》，依前习《老子》。”
　　是年，李白发蒙读书。
　　李白祖籍在陇西，自称“陇西布衣”，所以把他的故居叫陇西院。山门气势雄伟，中门上竖匾用彩色瓷片镶嵌“陇西院”三个大字，四周有九条浮雕蟠龙护卫。中门的对联是：“弟妹墓犹存莫谓仙人空浪迹；艺文志可考由来此地是故居。”还有一联是：“旧是谪仙栖隐处；恍闻昔日读书声。”陇西院内原有太白、文昌、苍颉、地母四重殿宇，近年又修缮了陇风堂、序伦堂等建筑。
　　在天宝山东麓的萋萋芳草坪上，有李白胞妹李月圆墓，墓周花木扶疏，暗发清香。墓前有象征圆月的池塘一口，白鹅嬉戏碧水，垂柳摇曳微波，好一幅恬静的风景画。
　　天宝山下有小溪自北向南蜿蜒流过，传说李白幼年时见一老妪在此以铁杵磨针，受到感悟而奋发学习，因此将这条小溪叫磨针溪。
　　陇西院向东约一里即到太白祠，这是最早的李白纪念馆，至迟宋代就已经有了。经历千年沧桑，多次兴废。现存的古建筑是清代乾隆年间彰明县令主持重建的。红墙环绕，翠竹掩映，古屋、古碑、古台，组成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群。正殿的李白像，器宇轩昂，飘逸潇洒。柱上高悬的楹联是：“真赏难逢，今古几人如贺监；大恩不市，平生无语及汾阳。”歌颂了李白的超人才华和高风亮节。
　　陇西院向北约一里便是粉竹楼。门前一块古碑上说：“粉竹楼者，李青莲先生为其妹月圆所筑也。自唐迄明，崇祀不绝。”现存的山门是清代遗物，门口对联云：“月圆徽音不远；谪仙何时归来。”楼前翠竹丛中坐着汉白玉石雕塑的李月圆像，端庄静穆，低头沉思，似在思念胞兄。传说李月圆每天将洗脸的脂粉水泼在楼下的翠竹上，天长日久，竹竿上长出一层白色粉膜，故名“粉片楼”，现在还能寻出一些粉竹来，仿佛还能闻出李月圆的脂粉香。
　　在粉竹楼东面不远的一大片竹林农舍中有洗墨池，传说是李白兄妹题诗写字后涮洗笔砚处。池水丰盈，绿中带黑，酷似墨染。池底有泉水冒出，时而有水泡浮起，状如蒲花，故又名蒲花井。传说饮了此井的水，便得太白之遗墨，可以耳聪目明，文思敏捷。
　　在青莲镇街上原有太白楼、名贤祠等纪念李白的建筑，现在仅存李白衣冠墓，碑题：“唐翰林学士李太白之墓”。后墓被损坏，1963年重新培修，立“唐李白衣冠墓”。墓周松柏挺拔、树飘秀、花草繁茂。墓旁一小台上，有一立方大的怪石一块，据说是修建衣冠墓时从天而降，老百姓传说李白念念不忘家乡，化作陨星，回归故里。
　　“天宝罗汉粉竹楼，红岩夜雨卧牛石。”这是流传在青莲的两句民谣。概括了与李白有关的几处风景。石牛沟在青莲镇五家坡西南二里，因出过一头石牛而得名，还流传着“李白咏诗镇石牛”的传说。说是这沟里有一头石牛，每晚要到处乱跑，践踏庄稼，农民束手无策，李白知道此事就写诗一首：
　　“此石巍巍活像牛，埋藏是地数千秋。
　　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打浑身似汗流。
　　芳草齐眉难入口，牧童扳角不回头。
　　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
　　此诗刻在碑上，立在石牛旁，从此这石牛一直静卧不动，不再危害庄稼。
　　传说李白是天上的太白星君，因直言进谏得罪了玉皇大帝，被贬谪下凡，到了绵州昌隆县（今江油市）青莲镇李家投胎。五岁时还只知贪玩好耍，受观音菩萨化身的武老婆婆铁杵磨针的启示，选中这座清幽秀丽的小山，日夜攻读，每晚都要高挑明灯，一直读到天亮。从此这座山每到夜晚周围几十里都能看得到山尖的灯光，所以把这座山叫“点灯山”。大约在李白十五岁前，还未离开青莲乡时写下了《初月》、《雨后望月》、《晓晴》、《对雨》、《望夫石》等写景抒情诗作，其中：
　　《雨后望月》
　　西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
　　万里舒霜台，一条江练横。
　　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
　　为惜如团扇，长吟到五更。
　　《对雨》
　　卷帘聊举目，露湿草绵绵。
　　古岫披云毳，空庭织碎烟。
　　水红愁不起，风线重难牵。
　　尽日扶犁叟，往来江树前。
　　从这些诗中描写的景色看，与青莲乡环境相符合。如“一条江练横”应指盘江，“古岫披云毳”指远望大匡山、戴天山、紫云山的薄雾云纱，“尽日扶犁叟，往来江树前”描写了盘江之滨、青莲坝农民的农耕图。
　　李白所作的还有一首《上楼诗》：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这首诗作语言浅直，未用典故，但自然天真，且带有儿童式的幻想。
　　在李白五岁时，由他的父亲李客带他回到巴西来的。五岁时，其家迁入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李白少时好嬉戏，见武母磨杵作针，听“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大悟，乃发愤读书。时年约六、七岁。
　　约在706，李白开始在匡山读书。读书十年，其间，从空灵法师学剑术、从赵蕤学纵横术，以诗文见长史苏受到赞扬：“此子天才英丽”，“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此肩也。”
　　705年12月16日，武则天逝世。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续性的截然中断。在705年唐代中兴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谈及武后时说：“亶聪成德，濬哲应期，用初九之英谟，开太一之宏略。”在同一文献中，他继续争辩说，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她恢复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进教育，兴建学校寺庙，量才录用官员，主持许多文学和历史汇编，重新宽恕那些使她受蒙骗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面，不过在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赞扬竟出自武后长期剥夺其继位权的人之口，这件事本身是惊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对待这次篡位的“官方路线”。只是在这个世纪，更具体地说，根据陈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设，周朝不仅代表了一种政治变化，而且代表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社会革命；从此以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改变传统的观点。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武后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唐代社会中的贵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历史学家近来则设法认定有一个“新兴”阶级，武后企图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宽恕的传统贵族的支持。但在关于唐代史料性质的几大问题得到解决以前，有关社会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论题必然是得不出结论的。在唐室诸王之乱失败后，周代的改朝换代进程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遭到反对。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细则并定都洛阳。早在7世纪60年代，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诏书中认定洛阳在交通和供应方面优于长安；而中国的经济中心向南面和东面的逐渐转移从此又加强了这些优势。当武后选洛阳为都时，她一定意识到自己与唐都及那些已调到那里任职的忠于唐朝的氏族断绝关系的好处。作为安全的额外措施，据说她从关中的长安周围地区迁移十万户去充实该城。有才能的官员像徐有功、狄仁杰和李昭德等人也来到新都，正像《资治通鉴》在少见的一段赞扬文字中所解释的那样，这是因为“〔武后〕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部分是由于这些官员的影响，部分是由于“民心已定”，武后几乎立刻着手缓和恐怖统治。691年，特务头子周兴被声名更为狼藉的副手来俊臣请去，要他或是供认曾参与最近一次阴谋的事实，或是投入自己的瓮中。他被“逼供”后，在放逐途中被以前一个受害者的家属所杀；次年，有850名他的仆从被审讯、判刑，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武后表现出，她既能在以前满不在乎地支持这些酷吏，也能在以后满不在乎地处理他们，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她继续让来俊臣及其党羽为她效劳。不久，他们不是被武后而是被武后的长侄武承嗣所用；后者已被指定为武后之父的后嗣。他与更加狡猾的堂兄弟武三思一起约在670年已来到京师，但在高宗死前一直不引人注意。从高宗去世起，他已成为劝进者中最坚定的人，显然他把自己看作是他姑母的继承人。武家的势力迅速发展；在新王朝的最初几年，由于武氏中的几个成员被授予高级文武官职，所有的成员都被封为王和得到实封，他们都牢固地树立了最有力的地位。在691年，虽然睿宗保留了皇嗣的头衔，但武承嗣却信心十足地发起了一场要求宣布他自己为太子的请愿。整个朝廷陷入一片争吵声中。武后对她侄儿的请求表现得很惊奇，所以在朝廷广泛征求意见。有的人大胆直言反对武承嗣；但其中大部分人遭到流放，甚或死于他的心腹来俊臣之手。唐皇室利益最重要的维护者是李昭德，他是从小士绅通过科举考试发迹的另一种“新”型官员；此人是如此刚直不阿，以致一次他把一名其绣袍违背了节约规定的官员鞭笞至死。692年，他成功地使武后相信让她家属拥权过重的危险性；不到一周，她剥夺了其中三人——包括武承嗣——的一切政治权力。当她侄儿怒冲冲地前来抗议和污蔑李昭德时，她平静地对他说：“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事情到此结束，但只是暂时的。如果说这一次武后对她家属抱敌视态度，但其他几次她的态度又迥然不同，竟让他们在公开典礼中作她的助手，还命他们统带她的几支大军。为了防止出现睿宗被指定为她的继承人的猜想，她小心翼翼地惩办了那些与他关系过于密切的人；693年，她放肆地害死了他的两名宠妃。其中一人就是未来的玄宗之母。对她的这种行为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武后确实被自己的氏族和诸子争夺继位权之事弄得焦头烂额。结果，狄仁杰的论点——集中在母子纽带和有朝一日她需要后嗣的祭祀两方面——才使相持的形势有利于她的长子。但第二种解释同样可以讲得通。她把决定拖延至698年，因为继位问题是平衡和分裂大臣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很有价值的手段。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它只能被视作武后整个执政期间表现的政治技巧的一个方面。她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对宰相们的皇权，在这方面她是十分成功的。宰相在唐王朝开始时被授予中央三省首脑的职位。它逐渐也被授予其他高级官员，所以宰相的人数可从3—15人不等。他们的职责范围是辅弼天子，指导官员和掌管政务，从而使宰相成为最重要的官员。到7世纪中期，已经出现触犯帝权的强烈的集团意识、主动性和愿望的种种迹象；这些特征明显地表现在围绕废黜高宗第一个皇后的争论方面。太宗没有大力反对这一倾向，似乎常常只把自己看作是群臣之首，因此儒家的历史学家从此就对“贞观之治”大加歌颂。这些历史学家之蔑视武后，既是由于她使用了独断专行的手段以阻止大臣权力的发展，又是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和篡位者。她半个世纪的统治造成了皇帝和宰相之间的一种新关系；要衡量她的政治技巧，人们会发现，她几乎使人觉察不到而做到了这一点，因为采用的方法一般没有超越传统的框框。例如，任免权无疑是皇帝的一个特权，而武后使用它时有她的特定的目的。在太宗的23年统治期中，被任命的宰相有21人，每人的平均任期为七年。从684至705年，66人被任命，平均的任期只有两年。60岁以下被任命的为数甚少，职务的调动空前频繁。甚至唯一得到武后充分信任的大臣狄仁杰在他担任宰相的三年中也担任了不少于七个不同的职位。临时任命和在京师外执行长期任务的情况比以前更加频繁；部门职能的自然重叠使武后取得在集团内部制造对立和分裂的机会。她常常把像狄仁杰和李昭德那样的杰出人物与自己家族中的平庸之辈和道教的术士一起安置在相应的职位上。当697年来俊臣最后被处决时，她竟听任一个捏造的罪名把来俊臣的主要敌人李昭德同样处死。武后的宰相中有高达惊人的80％的人从高级职位上被迫撤下来，有的人被流放或处死，有的人干脆被降级任用。太宗时这样的人占33％。在她统治时，官僚的高级圈子中一直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令人感兴趣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是696年的一首赋，它向那些一心向上爬的人提出种种危险作为警告。它名为《思慎赋》。其他传统的控制办法也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武后精心制定了专门的奖赏制度，它旨在提醒人们，荣誉的取得不但靠科举中试或靠成为高官显宦，而且还靠在职时取悦于统治者。像清代多产的史学家赵翼就有时称赞她能接受大臣的规劝和批评。但是一经考察就可以弄清楚，她始终划清对她自己的批评与限制帝王特权的企图这两者的界线。李昭德一次取笑那块她奉为祥瑞的白石，因为她重视这块白石的“赤心”。当李昭德观看时，他说：“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她与其他人一起也为之解颐。在另一次，她的宠臣吉顼坚持提出继位问题，虽然众所周知，她把此事视作“家务”。她告诉他，太宗曾对她谈到一匹不能驯服的新马。她冷冷地看着吉顼说，“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这个大臣颤抖退出。
　　有时武后干脆摒斥宰相的议政，她宁可依靠她的宠臣和女儿太平公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依靠一个通称为“北门学士”的非官员顾问集团。它是后来翰林院的前身，不但为武后草拟以她的名义发表的大部分文学作品，而且还协助决策。当宰相们阻挠兴建明堂的奢侈计划时，武后干脆绕过他们而依靠这些学士。武后之治的矛盾现象是：存在一个发展和扩大的官僚集团，而同时它的上层又正在被削弱和限制。一个日益发展的官僚阶层遇到了武后这位对手，这可能是在她被废黜时只有一个大臣哭泣的原因吧。武周的最初几年相对地说是平静的，恐怖的缓和带来了处理若干老问题的机会。在边境，突厥、吐蕃和西南蛮诸部落正为进行了相当时期的内讧所苦；在690至694年期间，超过35万名“蛮夷”前来中国避难。两名有才能的将军王孝杰和唐休璟说服武后，收复678年丧失的“四镇”的时机已经成熟。在692年阴历十月，他们在西面击溃了吐蕃军，并在龟兹重建安西都护府。可是在朝廷，武后对严重的行政问题表现得认识不够，自己忙于汇编文学作品及设立新职位以安插和滥用官员，再就是忙于与佛教打交道。她又为自己加了“慈氏越古金轮”的头衔；她一改唐王朝重道轻佛的做法，甚至禁止杀生。在这一时期，她对这一印度宗教的庇护说明了面首和尚对她的影响；这个和尚的爱好似乎已趋向在明堂周围的寺庙群主持秘密的、有时是血腥的礼仪。由于五方杂处，这些礼仪被称作“无遮”会，但它们似乎在怀义和尚死后即烟消云散。以后，武后又重新庇护华严宗和此时迅速发展而深受欢迎的禅宗。她的庇护还扩大到科举制度。武后一贯重科举制而轻靠各种特权进入官僚集团的方式；在689年，她首创君主亲自策试贡士的做法。武后显然看到科举制能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因为在693年，她用几年前自己编写的《臣轨》“经”以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后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后本人写的，正文包括有关帝国政策的结构十分严密的观点，反复提出如下的格言：“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在705年前，每个应试士子被要求牢记这一著作。最后，在695年武后取消了她本人以前在抡才考试过程中采用的糊名法。这样做的原因不详。但这一措施可能与那一年出现的问题有关，因为容许一定范围的循私舞弊是堵塞批评的一个权宜之计。还有许多事情可以批评。武后与怀义面首的关系已日趋冷却，这部分是因为他的行动越来越骄恣，部分是因为她已找到了一名合意的儒家医生来代替他。怀义和尚是一个易冲动的人，他在695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虽然武后公开谴责不慎的匠人，但她知道谁应该负责，于是决定行动。她驳回了公开审讯的做法，因为这不利于她重建明堂的决定，而且还会带来令人难堪的证词，所以她采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这个和尚诱至宫内并秘密处死。随着他的死亡，武后对佛教的态度似乎改变了。她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称号，终止了杀生的禁令；在她的年号中，在皇宫及诸如重建的明堂等新建筑中，开始使用像“天”那样的儒家字眼。但这些建筑决不是按儒家精神兴建的。史书中也有“用财如粪土”的记载，御史们也经常提出耗尽民力和国库的警告。武后的奢侈是否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具有毁灭性，现在没有办法作出确切的估计。
　　虽然帝国仍旧繁荣，人民缴税一般没有怨言，但在武后后期已有人对财政事务越来越关心和开始打算处理帝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财经问题。695年，李峤上疏提请注意浮逃户的数字日增，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从登记地出逃，作为未登记的占地者在其他地方定居。他提议规定这些人向当局投案的期限。他们或可以重返故地，或在他们的定居地登记，但不论何种情况，都要成为正式登记的纳税者。新政策不仅由地方官员推行，而且要受中央政府派往各道的御史的监督。武后批准了这一计划，而且御史也实际上被任命了。但计划受到朝廷几名大臣的阻挠，最后被搁置下来。然而它在8世纪初一定被恢复执行，因为人们从敦煌和吐鲁番发现了括浮逃使执行这类政策的有关文书。这些文书的日期是从702年和703年起，当时李峤又成为朝廷中的主要人物。在8世纪的最初几年，由于商业日益重要而引起的问题也受到相当的注意。通货问题显然更加严重了。在7世纪90年代中期私铸成风，政府是如此缺乏金属，以致必须熔化农具去建造京中一座新的方尖塔。从701至704年，某些私铸钱获准使用，作为应付通货长期短缺的一个措施。703年，曾有对商人和贸易征税的企图，但它被朝廷的传统主义分子所阻。造成国库真正严重枯竭的两个因素——迅速扩大的官僚集团的俸禄和防务费用——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但从695年起，防务费用开始成为大问题。在前一年，北突厥的新可汗默啜已开始在边境袭扰，他从此折磨中国达好几年，时而掠夺，时而又要求归顺；时而叛乱，时而又要求和亲。在他的生涯的开始阶段，他顺从绥靖；在695年，当武后将注意力转向吐蕃的更严重而紧迫的威胁时，他被收买，得到了一个中国的“公”的封号。自7世纪60年代以来，吐蕃已一直在进行它的领土扩张，但随着幼王（赞普）在676年登位，实权落到了属于论氏的大臣们的手中，统治者对他们也难以控制。695年秋，最有权势的大臣论钦陵率军侵入中国，次年春天在离长安不到200英里的地方打败了王孝杰和娄师德率领的中国大军。武后立刻降了二将的级，但这一年爆发的大规模的契丹反叛使她不能〔对吐蕃〕作进一步的报复。这场叛乱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契丹自648年被太宗并入松漠都护府以来，一直平静无事。契丹人在这里享受很大程度的自治，他们之中的李疽和孙万荣升任很高的职务。但他们在中国官员的管辖下并不是一贯走运的，这时的中国都护是一个冷酷和傲慢的人，在此地不久前的一次饥荒中，他没有提供救济物资，并“视酋长如奴仆”。他们便举兵叛乱，在一周内两名首领武装了数万人。官方的反应是迅速的。28名将领率领数目不详的军队奉命征剿，但在今北京附近的第一次大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这次战败是一大震动，它的规模造成了危急局势。次月，一份诏令提出大赦和重赏那些愿意参军的罪犯或私人奴隶，这一提议是如此异乎寻常，以致她的一名官员气吁吁地说它有损国基。同月，当契丹人在今北京周围地区筑垒自固时，突厥人侵入今甘肃的凉州，仍占领陇右的吐蕃利用这一局势要求中国军队从“四镇”撤出。武后是很少因她的对外政策而受到称赞的，但在这次危机中她表现出的冷静和果断完全值得赞赏。郭元振使她相信，论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顺应时势，派使者前往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默啜因地位稳固而要求优遇，他的野心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个突厥人一定很熟悉中国的宫廷政治，因为他在以前已经提出，如果武后愿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并收他为养子，他就攻打契丹。这时武后答应考虑这些条件，同时又颁发了承认他为可汗和封他为帝国将领的证明。默啜把这些荣誉视作受宠遇的标志，于是利用李疽之死进攻契丹的基地，并带走了不在那里的领袖的家属和生活用品。这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促使契丹人南下侵入中国；同月，他们新联合的军队抵达营州边界，在冬季被阻。据史书记载，“河北震动”但即使如此，人民拒绝了契丹人要他们参加废黜武后的圣战的号召。
　　697年在阴郁的气氛下开始。默啜已变得不耐烦了，于是又开始掠夺中国的边境诸州。同时，一个与名门望族有关系的刺史刘思礼被一个术士的夸夸其谈的预言所惑，组织了一次夺取皇位的阴谋。他吸收了一批京师官员，但在他们能够行动前，此事被泄露。全神贯注于契丹威胁的武后已不能容忍，便让到处插手的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约在这时，同父异母弟兄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两个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锦绣袍”，靠与太平公主和被认为与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宠，从而平步青云。虽然武后年约七十，但据史籍记载，她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可能在这时使她长出新齿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药，增加了朝廷中关于他们关系性质的谣传的可信性。张氏弟兄的权势迅速超越了一切；据说甚至武氏的子弟也“争执鞭辔”。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来俊臣和二张都为了自己的目的威胁其他官员；武后在考虑已用了870吨青铜的九鼎的镀金问题；而同时契丹则无阻拦地进入现在的北京地区。这时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惊而要考虑现实了，他的要求是：割让单于大都护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国内六个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随之而来的朝廷的一次大辩论中，武后开始时倾向于李峤和田归道的“强硬路线”，但契丹的威胁迫使她支持绥靖派。她勉强送给默啜大量贿赂，并答应皇族联姻，以期至少暂时使他得到满足。随着夏季的即将来临，她派两支大军（其中一支兵力20万）征讨契丹，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只有很少中国人参加了叛乱；契丹的首领因一次外交的错误而与默啜疏远，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断送给突厥人。这个消息传到了已与中国人交战的叛军那里；当非契丹族部落民哗变时，士气低落的军队崩溃了。那些在溃退中免遭杀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里避难。契丹叛乱终于被平息，但这是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河北大部分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气氛缓和下来。来俊臣第一个消失，他的下台是自食其果。他权欲熏心，竟同时指控李氏和武氏两个皇室成员都在搞阴谋。太平公主的狡诈几乎不亚于她母亲，她领导被控者进行反指控，并且进行得如此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将来俊臣处决。整个京师为他的死而庆贺，甚至在暴民将他的尸体撕成碎块时，官员们就开始上报他的种种不公正的行为。武后终于相信，首先她承认自己已经受骗，诚恳地答应结束恐怖统治。这次她决意这样做，以狄仁杰和吉顼为首的大臣们迅速行动，立刻提出继位这一微妙问题。698年阴历三月，中宗及其韦后从他们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阳。武后已决定帝国将再次由李氏家族来继承。这一决定使武氏利益集团深为失望。据说武承嗣不久因懊恼而死，但不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与默啜之女结婚这一不光采的场面之前。正统的官员们惶惶不安地抗议，其中一个最直言不讳的官员说道，“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这个批评者张柬之被贬至遥远的边境区，直至704年才回来领导一次复辟政变。对武后来说，派侄孙前往突厥的行动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策。精明的默啜当时已认清武后无意答应他的几个主要要求，于是利用这个亲王的来临作为借口，以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对朝廷猛烈攻击，抱怨所收礼物的质量低劣，他嘲笑与武氏联姻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门第。他最后说：“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698年秋，他率军沿契丹正西面的一条路线，穿过耗尽元气的河北入侵中国。武后设法唤起全帝国进行另一次大行动，征募了一支三部分组成的、估计达45万人的军队。当这次大军也不足以阻止机动的夷狄时，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只有征募更多的人。这次人民抵制了。连续的征兵总共只招到1000人，武后最后被迫打出王牌。在一片引人注意的吹擂声中，中宗被宣布为太子和河北几支军队的统帅。史籍可能夸大其词地记载说，五万人立刻响应这一号召，在同年阴历九月末，狄仁杰能够率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开赴战场。随着军队的到达，默啜撤退了；他带着40万大军忙于为自己扩大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的势力。司马光黯然指出，“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在十年内，他控制了从满洲边境直至伊犁河流域的整个亚洲腹地。这正是死里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专门的常备军外，没有采取防止危机再发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最明显的是，朝廷一致力求结束代价高昂的远征和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时一致支持狄仁杰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年初期的一场大病后，似乎满足于吃老本和享乐了。最后，边境的威胁开始迅速减少。当年夏季，吐蕃的幼王终于行使他的王权，对论族及其支持者进行打击并打败了他们，杀死了数千人。虽然内讧削弱了吐蕃人的力量，但他们在次年仍对中国大举进攻。这证明是一场灾难。唐休璟将军在六次大战中打败了他们，使他们溃不成军。武后然后命郭元振掌管陇右道的凉州这一战略中心，他与继任的唐休璟在那里干练地治理了十年，扩大和加固了中国的领土，赢得了吐蕃人的尊敬，并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很大的繁荣。702年，吐蕃人恢复对中国的朝贡，并要求和亲。不久，吐蕃与它属下的民族的内部纠纷、幼王的死亡和七岁的统治者的登基，确保了又一个安定的时期。
　　直到702年春季，中国才听到有关致力于建立对西突厥人统治的默啜的消息，当时他率领一支大军沿传统的突厥入侵路线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围。正当组织反攻时，他又撤军；次年夏季，他要求将他女儿嫁给皇太子的一个儿子。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绝；但有迹象表明，对一个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作了某种安排的。703年，中国人在托克玛克（碎叶）沦于西突厥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组安西都护府。但默啜在鸣沙（今宁夏南部的中卫附近）最后一次大胜中国人后，不再在中国制造麻烦。他不断忙于对付其附属部落的起义，直到716年他在远征北拔野古人时死去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几年被张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团企图推翻他们的种种活动所支配。特别在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恋她的两个面首，对他们真是有求必应。以前十分罕见的包庇和腐化当时变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随之下降。699年，她为二张设置新的机构控鹤府，以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鹤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虽然设置的公开目的是提供有才华的文件草稿和文学作品汇编，但它很快就堕落为类似男性后宫的场所——如果朱敬则的奏疏可信的话。到700年年中，它已变成了一个制造闹宴、赌博、酗酒、反常勾当和荒诞行径的丑闻的地方，又是以后几个世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们取得素材的富矿。武后尽管健康状况日趋不佳，却经常出席，虽然她越来越在京师外约60英里的三阳宫寻求更省力的娱乐。她没有采取约束这些宠幸小人的行动，甚至当关于他们卖官鬻爵的行径、浮华炫耀的生活作风以及灾难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绝于耳时也是如此。在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痛恨的情况下，二张竟然还疏远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对前者，他们主张让李氏成员继位，对后者，他们告发了中宗的两个子女，即他的长女和他与韦后所生的独生子，两人因批评二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也使二张失去了在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死后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与两个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个联合也许可以拯救他们；但他们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来。这一家庭悲剧发生后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长安，准备在那里住两年。史籍都未说明原因；也许这是出于健康的缘故。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迁移，打算表示帝国不久将重归于唐室。她在长安颁发文告，以终止所有反对她的叛乱者的危险处境，并且为有一个成员犯罪的家庭恢复已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迁移的最后一个目的可能是要减轻在洛阳积聚的反对她所宠幸的人的压力。最后一点，她失败了。二张的主要敌人是一个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讳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经遭受多次关押和流放。他或是通过二张的奴仆，或是通过一个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经几次打击二张，并已随朝廷前往长安。二张正确地怀疑他的用心，当703年年中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患重病时，他们决定先对他进行打击。他们无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张武后退位；同年阴历九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审讯开始了。整个朝廷全力证明魏元忠无罪，但只有当后来成为玄宗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张说改变作伪证的主意时，指控才表明是绝对虚假的。但是武后决定压制正义和为她宠爱的人挽回面子，为此她把魏元忠和张说二人都发配到南方，这就使她威信扫地。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动可能决定了她的命运。高级官员看到了二张权势炙手可热的程度，同时也认识到打倒他们的必要性，否则他们自己的命运就会被或真或假的临终遗诏所决定。有的官员走得更远。如果不能把专擅武后宠爱的两个可鄙的宠物打倒，那么武后本人必须下台。阴历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阳。在这时，武后最后显示了她的干劲，她通过放弃建造一座昂贵的佛像、撤换一批贪官和在岭南发生严重抗议后提高道的行政级别的为时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为都不能掩盖二张的问题。她经常生病，只有二张能进入她的内寝，同时粗暴地打发一些失望的大臣们离开。在秋季，张昌宗在一次对他家族的几个次要成员受贿的指控中受到牵连，尽管他明显地有罪，却只处以轻微的罚金。朝廷再次为之震动；部分地为了进行安抚，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声望又干练的张柬之提升为宰相。张此时已80岁，他的漫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半失宠的情况下在京师外度过的，并且他策划倒武后的活动已进行了相当的时间。只有他最亲密的几个心腹才知道他的计划已进行得很顺利，而大部分官员继续把攻击予头针对二张，试图以合法手段把他们消灭。704年阴历十二月，他们指控张昌宗犯有叛国重罪，当连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开脱他时，她就采取了特恕的办法。反对派这时才认识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年正月后期，他们行动了。主要的密谋者张柬之、崔玄玮、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已把身不由己的中宗哄劝出东宫，并带了五百名御林军进入玄武门。他们在庭院内遇见张氏弟兄，把他们就地处决。在他们进入皇宫前，披头散发和狂怒的武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势后，就以轻蔑的字眼对颤抖的儿子和其他密谋者讲话。然后她返回卧床，她半个世纪的权力到此结束。
　　在四川西北部一个叫做青莲的小镇。705年，一户外乡人出现在这里，并住在了这个被后人称之为陇西院的地方。乡亲们只是听说他们从遥远的西域来，但并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来这里做什么。对于这个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偏僻小镇来说，他们的到来颇显得有些神秘。后来这家的男主人被乡亲们叫做李客，而他就是著名诗人李白的父亲。可以看出来李客，当然这个客其实也不是他的名字，他就是迁徙到了清莲乡以后，因为对于当地人来讲他是个客人，所以就以客来叫他的名字。这可能也是他父亲有意要隐匿自己的真实的姓名。从遥远的西域一路走来，李客没有选择长安、洛阳、成都这些大城市，而偏偏选择清莲这个人烟稀少、偏远幽静的小镇来落脚。难道这中间有什么隐情？乡亲们开始不断的猜测。有人说，因为李客生性豪放，武功高强，为打抱不平杀了人，因此躲到这来。也有人说，李白的先祖原本也是皇族，但在宫廷争斗中败下阵来，于是遭到追杀。一时间众说纷纭。人们对于李白一家的来历很是好奇。在李白来讲他认为他是当时五胡十六国的时候，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那么唐王朝也认为这个李暠是他们的几世几世的祖宗，算起来李白的辈分还比唐玄宗要高，可能还要高两倍，所以唐玄宗可能还得把李白叫爷爷，如果这么算，当然他可能是跟李唐宗室之间有亲缘关系。
　　庭院深深深几许，在非常讲究门第观念的唐代，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要想进入上流社会，那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李白真的有皇族的身份和背景，那可是普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然而却发生了这么一件奇怪的事。唐玄宗在天宝元年曾经颁发了诏书，也就是说要让全国漏登记了的李唐宗室的族人，重新登记上，进入他们的宗谱，但是李白没有去登记。李白到了长安的时候，和唐玄宗见了面，但是唐玄宗也没有认他这个亲。风雨飘摇一千载，已经没有人能够摸得透李白当时的心思。究竟李白是不是皇亲国戚，他与李唐王朝是否有着难以言说的渊源，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在青莲的太白碑林刻着李白的《蜀道难》。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因为交通不便，与中原相对隔绝。使得这里的文化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差别。四川曾是中国道教的重要发源地，自古以来这延绵不绝的巴山山脉就归隐着各路贤者。青莲所在的绵州地区，是一个羌族、氐族等多民族的聚居区。盘江的南岸，就是过去在唐代住的是汉族人，这一面就住的是氐族人。李白当时就住在北面、氐族人这个群落当中。说明李白在两族人民交界的地方生活、还有互相沟通往来，对汉族人的文化、习俗也有很多了解，那么这一头对氐族人的生活、习俗、文化他也有很多了解。过去这里是个渡口，当时氐族妇女经常滑着小船到这里来和汉族人做小生意。从西域归来落户青莲的李白一家为什么偏偏对少数民族地区情有独钟呢？难道他们自己就是胡人吗?
　　尽管青莲镇流言蜚语满天飞，但并没有影响李客这个低调的隐者教他五岁的儿子诵读《子虚赋》。从此司马相如成为这个孩子的偶像，他立志要做赋临相如。他在四川五岁的时候可以读《子虚赋》这样一篇文章，证明他已经有很好的中原文化和汉文化的底子。他这个家族虽然长期生活在西域地区，但是可以肯定来讲，他整个这个家族就好像是一个华侨一样，一直没有中断对中华文化这样一个延续和教育。如果李白的父亲真的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西域的胡人。那他又怎么能读得懂铺张扬厉的汉赋，并且把他交给自己的儿子呢？相传李白小时候极为淘气，经常逃学，直到在河边遇到了一个磨铁棒的老婆婆他才顿悟要发奋图强。是否真有这么一个人启发了李白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李白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亲确实是异常重要。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我们中原地区的小孩子，像李白这样大的小孩子，像杜甫从小读的都是儒家的圣贤书，谁会去读六甲呢？六甲其实就是方术之术，奇门遁甲、算卦这一类。十岁观百家，他没说我十岁观儒术，他观百家就是说他看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书。
　　这是一幅匡山图。匡山是四川西北部的一座名山，李白听说大匡山有一位隐居的贤者，精通治国之术，于是就在他十五岁的时候，离开家，到匡山的大明寺开始了他远离尘世的寄读生活。这一去就是十年。李白当年读书时的匡山人烟稀少，山路上经常会有野兽出现。然而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能够十年风雨无阻。当今天走进深山时，李白曾经苦读的地方已经种上了庄稼。诗仙朗朗的读书声已经随历史而飘散。李白从小天资聪颖，博览群书，在匡山苦读十年，学习治国之术，然而他为什么不像其他读书人一样考取功名实现抱负呢？
　　确实他从小胸怀大志，他总想为国家建功立业，安社稷、济苍生，但是他又想走一条非常的道路，他自己说要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因为李白这个人很自负。他不屑于像一般人那样走那种仕途的道路。李白一生虽饱读诗书，却没有参加过任何一种朝廷举行的正规考试，这与白居易、杜甫等唐代著名的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道这么做只是为了显示自己超凡脱俗吗？他家的先世是被流放到西域，是回到四川过后，才恢复了李姓。也就是说，有的学者认为，他不参加科举考试肯定是和他的家世有一些难言之隐有关系。因为在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话，也要把家世填写得很清楚。
　　在唐朝一般要三五年才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次应考的都是天下的有才之士。数千人参加考试，最终录取也只有几十个人。连杜甫都屡次落第。也许真的是因为家世背景的难言之隐，让李白连尝试一次的机会都失去了。很多学者都认为，如果李白真的成了政治家，真的做了官了，那么我们就没有李白这样的诗人了。即使他仍然在写诗的话，那么也可能是王安石一样的诗人、苏东坡一样的诗人。
　　太白碑林里收集了李白一生创作的百余首诗文，绝大多数都是古风。李白从小读汉赋、诵六甲、观百家，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学样式，为什么他就偏偏喜欢古风呢？对于李白来说，他不是说格律诗他写得不行，李白的格律诗要写，也能写得很好。关键就是说，像他这种个性，他更喜欢也更擅长使用歌行体来表现自己这样的一种性格，来表现自己这种不受约束的这样一种情怀。他要是老写格律诗题的话，对他自己来讲是一种很大的约束。这就好比杜甫写歌行体写不过他一样。对于李白来说，他不是说格律诗他写得不行，李白的格律诗要写，也能写得很好。关键就是说，像他这种个性，他更喜欢也更擅长使用歌行体来表现自己这样的一种性格，来表现自己这种不受约束的这样一种情怀。他要是老写格律诗题的话，对他自己来讲是一种很大的约束。这就好比杜甫写歌行体写不过他一样。在李白纪念馆的太白书屋，陈列着一件珍贵的文物。这幅《上阳台贴》是目前李白留在世上的惟一一幅的诗歌书法真迹。李白的诗有上千首，但是他留下来惟一的能够确认的就是这一幅。这里有宋朝时候宋徽宗的亲笔题跋，用的瘦金体，这里有他的章，太上皇帝之宝。还有集贤殿大学士张宴敬的评价，还有元朝时候欧阳玄的这个诗歌。
　　读六甲、观百家，不考科举、偏爱自由奔放的古风，李白与中原文化孕育下的传统文人相比，他从小到大的行为让人费解，难道他真的像传说的那样是个胡人吗？不知能否从他的相貌中看出一些端倪。李白有个朋友叫魏颢，在一篇文章里头对他有个描述就说，他叫“吃如恶虎，”意思就是说他张嘴的时候，张嘴或者笑、或者发怒的时候，就像猛虎一样。李白本身也说过他的形象，虽身不满七尺，而心胸万夫。那么有人根据这个身不满七尺就推算，七乘三，两米一多。那就说他是二米一多，外国人，个子高大。但事实上他是理解错了。因为七尺之躯七尺男子，这个成语是春秋战国时候的成语，那个时候的尺子，一尺就是0.23米，那么折合起来七尺男子就是1.61米的样子。那么他说了身不满七尺，那就是说他还不及一般的男子的身材高。可以感觉得到，他身量不高，能量很大，可能眼睛未必很大，但很有神。他自己肯定是这个形象和个性和他的诗一样是能够配套起来的。古人没有照相术，自从吴道子为李白画的惟一一幅写生也失传了之后，我们再也无法看到一个真实的李白了，当然也无法从他的相貌断言李白的血液中是否有胡人的基因。但是，因为李白的父辈来自西域的这种特殊经历，使他的身世成了一个悬念。因为他的先世被流放到西域，他的哪一代祖先是否娶过胡地的女子，这个是说不清楚的，有胡人血统也不奇怪，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开始了民族的大融合，汉族人中间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实际上也是不奇怪的。
　　传说李白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喜欢随身带着一把龙泉宝剑。他自己在诗中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难道李白真的像侠客一样杀过人吗？唐朝有部法律叫做《唐律疏义》，这个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部大典。后来很多封建主义社会的法律都是以唐律作为一个标准。那里面你别说手刃数人，你打断对方一条腿，你都跑不了，那如果按手刃很多次人的话，李白自己也可能被刃了很多次了。所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更多的表现一种气概。仿佛恍惚之间，摇身一变自己在梦中或者在诗里，变成了一个侠客。李白在匡山时，每天闻鸡起舞、苦练剑术，更有人说李白武功了得，他在树林中挥舞宝剑，树叶落在地上竟是他即兴所作的诗句。有这样一个趣事，在长安他在街上遇到一帮小混混，跟小混混在一起打了一架，结果他还被打伤，说明李白的武功并不是十分高强。
　　无论是将进酒、杯莫停，还是举杯消愁愁更愁，在人们眼中李白总是举杯邀月、醉眼惺忪的模样。酒似乎是李白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坛子里装的是江油本地生产的白酒，但在李白生活的时代，这里并不产酒，而是盛产砂金和中药附子。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他在江油这二十五年关于喝酒这方面的记叙。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李白在江油的青少年生活时期，他没有饮酒或者是不大饮酒。当时唐代那个酒和我们现在不同，那个时候酒的度数比较低，就像现在的米酒和醪糟水这种，所以他不会喝得很醉。偶然在诗里面出现他喝的烂醉如泥，他只是一种诗歌的艺术夸张和描绘。
　　天子扶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李白的生命中，不知是酒创造了诗，还是诗成就了酒？虽然人们说，唐太宗召见李白的时候，李白喝醉了酒，让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捧砚是小说家的杜撰，但足以证明酒让李白享受到了众星捧月一般的幻觉。因为唐朝是个诗歌的王国，对于诗人，那是特别景仰的。那就像我们现在追歌星一样，比追歌星还追得厉害。那时候追的是诗星。然而等待李白的不是皇上的赏识、宰相大臣的职位，相反是一生漂泊的失意和无奈。李白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远在四川青莲的父母也不可能再给他任何的帮助。当身为宰相孙女的妻子也去世之后，李白失去了所有经济上的支持。他又如何能够远游四方呢？据百姓传说，是（皇上）给他赏了一枚金牌，这个金牌上面就说的“走州吃州、走县吃县”，走到哪里，哪里就要供应。就像给了他一个现在所说的信用卡，走到哪里都可以提钱了。
　　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李白写过了自己在四川的最后一首诗《别匡山》之后，他上路了。他不知道这次出发的目的地、更不知道自己这一生都只能永远的遥望故乡了。
　　晓峰如画参差碧，
　　藤影摇风拂槛垂。
　　野径来多将犬伴，
　　人间归晚带樵随。
　　看云客倚啼猿树，
　　洗钵僧临失鹤池。
　　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小时候，李白不喜欢读书。一天，乘老师不在屋，悄悄溜出门去玩儿。他来到山下小河边，见一位老婆婆，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很纳闷，上前问：“老婆婆，您磨铁杵做什么？”老婆婆说：“我在磨针。”李白吃惊地问：“哎呀！铁杵这么粗大，怎么能磨成针呢？”老婆婆笑呵呵地说：“只要天天磨铁杵总能越磨越细，还怕磨不成针吗？”聪明的李白听后，想到自己，心中惭愧，转身跑回了书屋。从此，他牢记“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发奋读书。老婆婆自己说她姓武，现在磨针溪旁有武氏岩。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