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萧亮中老师的笔名叫江鹿，表达了他要在故乡美丽原野上自由奔跑的愿望。1972年12月5日，亮中老师出生在金沙江边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金江镇车轴村，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连接汉藏两地的美丽村落。1985年，在乡村完小读书的亮中老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甸县第一中学，1991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四年的本科学习，使亮中老师打下了扎实的民族志基础，系统地熟悉了民族学、西南边疆史地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在中央民族大学求学期间，亮中老师曾多次荣获青年民族学会论文竞赛二等奖；中央民族大学“五四”论文竞赛二等奖；1993年和1994年，亮中老师曾两次荣获人类学界“吴文藻奖学金”。

1995年7月大学毕业后，亮中老师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工作，笔者在云南民族学院求学期间，曾有幸成为了他的学生。在这期间，亮中老师曾做过一些实地调查，有意识地训练调查方法，有了一定的田野调查功底。1996年7月至1997年7月，亮中老师参加了云南省政府组织的扶贫和社会调查活动，在云南边疆临沧地区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勐库镇工作了一年。借此机会，亮中老师对边疆政治、经济，乡村组织与动员，民众和基层政权的互动有了细致的观察，并进行过一系列社会调查。经过一年的下乡，亮中老师对农村情况更加熟稔，并初步有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从而更加激发了亮中老师的学术热情。

　 1997至1998年间，亮中老师参加了由云南省社科院和云南大学组织的“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课题，并承担了藏族家庭调查，最终提交《夏那藏家》书稿。此书叙述了云南滇西北历史、中甸(现称香格里拉)一个藏族村落的百年史，用一个家庭，写出那个地区藏族的百年变迁。并于2001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夏那藏家》一书，极富学术价值，内容非常有趣，充分彰显了亮中老师深厚的学术素养及非凡的研究天分。

二

1998年9月，亮中老师再次考入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成为了我国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的关门弟子。

在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亮中老师接受了系统的科班训练。1999年，亮中老师再次荣获人类学界“吴文藻奖学金”。亮中老师是一个勤奋、敏锐的学者，在读研究生期间，其文字驾驭能力和文字功底也是游刃有余，日益成熟，并有近百篇优美文字和摄影作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南方周末》、《中国国家地理》、《大地》等海内外知名报刊。作品《夏那人家》曾荣获《南方周末》2000年第一季度优秀作品奖。在写作《大凉山田野手记》时，亮中老师还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人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但其严谨深细的田野报告，充满着丰富的细节，提供了生动的“在场”证据，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亮中老师写大凉山、写彝人、写头人德古，写祭司毕摩……篇篇都充满了浓郁的乡土味。除此之外，亮中老师还有许多相当成熟的小说作品，见诸于各大报刊，在他流淌的笔端里，都显露出了很多的信息，意味着丰富的可能性。

　 亮中老师的学术立足于他的家乡，我不知道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的偶合。冥冥中似有定数在主宰着我们的生活，亮中老师开掘了民族、族群、田野文化的源头和先河，却不能由自己把这条路走下去。但与生俱来的激情与社会责任感，却使得亮中老师最终成为一位社会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亮中老师公开发表的众多作品当中，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是：2001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夏那藏家》；其硕士论文《车轴权力过程及认同范畴变迁研究——从本土居民与移民群体的双重角度分析》；2004年2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

　 早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亮中老师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并希望通过对滇西北一带多族群杂居地区的文化描述与历史考察，揭示改土归流后，西南边疆一带的文化接触与变迁，并探讨这个过程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最后，亮中老师选取了云南省中甸县金沙江边一个叫“车轴”的典型的多民族杂居村落为研究对象，并于2000年8月到12月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了12万字的毕业论文《车轴村权力过程和认同范畴变迁研究——从本土居民和移民群体的双重角度分析》。该论文获得了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赞誉，并被评为“2001年度中央民族大学优秀毕业生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及社会科学应用研究论文奖金计划2001年度获奖硕士论文”。

三

2001年7月，亮中老师顺利完成了学位论文，并取得了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据说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曾准备录用他，此后，数家准备聘用他，并有着优厚待遇的单位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不久之后，亮中老师却去了商务印书馆做了一名编辑。在这期间，亮中老师依然笔耕不辍，并以惊人的毅力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及《人民日报》等知名刊物公开发表了大量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及文学作品。

2001年，亮中老师接受了广西人民出版社约稿，在其硕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该书利用其硕士论文的前期资料，亮中老师再次奔赴生他养他的故乡——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金江镇车轴村，并在车轴村进行了两次田野调查，补充拍摄了大量民族志图片，力图从更新的角度做出一份西南边疆的人类学新民族志文本。

在全书写作过程中，亮中老师延承了人类学对家族、信仰等话题的经典探讨，又对地方文献、文物、口碑资料进行了饶有兴致的调查考证，还对今日地方族群生活常态及社区文化变迁有着细致、有趣的描述。除此之外，全书写作形态讲究，文笔流畅、语言优美，并充满新意，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亮中老师还采取了一种较为轻松、带有故事性的笔调，在兼容学术性的同时，保持了内容的通俗易读。书中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自始至终也融入在充满亲切的社区民俗生活描述中来加以讨论，既保持了人类学的学术视角，又使作品本身具有了普及性与可读性的田野志作品的特点。我们甚至可以从章节标题上就体味到了这种描述的亲切和趣味，像“寻找土著”、“纳西与博，和而不同”、“苗民，最后的迟到者”、“漂失的母语”、“车轴的‘国家人’”、“讨生活的外迁户”等，连最后一章结论“车之轴？”，亮中老师也取村落名为意象（image），喻指如果以时间为维度，村落就是一辆不停前进的车，那么，支撑它前进的“车轴”又是什么？

我喜欢亮中老师的文字，更喜欢他的文字间时时透露出来的尖锐。

　《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除延续了亮中老师人类学硕士毕业论文的特点外，在思想性和文本撰述上还表现出了一定的新意和先锋。

　　其一、该书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与人文地理学相关知识，并在整本书中把握了这种写作方式。在“寻找土著”、“最后的‘轴’”、“家族袭夺”这些章节里就充分运用了人文地理材料来构拟、考证社区族群的历史状态与文化行为。

　　其二、在田野调查时，亮中老师首次发现了车轴岩画。该岩画点的发现，把金沙江岩画区往上游推进了80多公里。这一发现，与亮中老师在调查时始终采取认真、宽泛和敏感的态度有关，也可以说与田野调查的辛苦成正比。

　　其三、全书配上大量实地场景图片，与现在流行的图文书插图不同的是，所有图片与内容均密切相关，或是内容的切片，或是从影像角度来诠释文本。

　　其四、现在描写到民族地区采风、探险的图书(大多会自称人类学)很多，文体内容大多改变了过去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误读和偏见，但又经常带有两种倾向，或简单表现作者的“文化关怀”，或带着一种矫枉过正，甚至是“土著优越论”(亮中老师在毕业论文里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描述)的思想。《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也采取作者价值介入的态度，但文本却非常清醒，并没有简单贩卖“文化关怀”的眼泪，也没有表现所谓的“土著优越”。——可以说，亮中老师是用实际的文本批判了这两种偏颇的态度。

　　其五、全书撰述规范、严格，重视一手材料，尊重本土及地方性知识。全书上下注意还原土著居民语言，像纳西语的家号，都一一标注了国际音标。

2004年12月，通过自身的努力，亮中老师终于如愿以偿的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始从事他极度热爱的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

2004年，亮中老师和一群学者、记者、环保工作者发起了保卫长江第一湾与虎跳峡的活动，要求决策部门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将不可再生的宝贵的自然与人文遗产留给世界，留给子孙后代。为了捍卫金沙江流域这片乡土社会和人民的权益，作为文化人类学者的亮中老师，便对金沙江流域长期以来多民族共存的文化图景进行了理性的研究，源自学者的人文关怀使他毅然行动，竭尽所能让金沙江流域的多样文化和社区生计免遭大坝淹没的厄运，亮中老师几赴金沙江，把生死置之度外，四处奔走呼号，被乡亲们称作“金沙江之子”。

也正是由于他的参与策划，来自云南不同流域的原住民代表，参加了水库移民与可持续发展的研讨，并首次在联合国水电论坛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社区的能力建设明显加强。亮中老师也多次促成多位著名记者与学者到金沙江流域考察，让中国最主流的媒体，多次深入报道该流域的多样文化以及关于建坝的论争。

最终“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让曾经生龙活虎的亮中老师走到了生命的极限。2005年1月5日凌晨，年轻的亮中老师因长时间的过度劳累工作，和郁结在心底的焦虑与压力等诸多原因，在首都北京猝然去世，年仅32岁。亮中老师最终以生命的代价，感召更多的行动者参与到保护大河流域文化与自然多样性、保护社区生计的事业中来！

四

《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是亮老师一生当中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此书于2004年2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

亮中老师以一个人类学硕士研究生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写出的这本书稿，是没有理由不令人由衷喜悦的。书中有许多迷人的细节，不容我在此转述，只就亮中老师在书中提出的一些不乏挑战性的问题，笔者就曾和亮中老师做过一次有趣的畅谈对话……

问（杨）：请问你写作《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的初衷是什么？

　　答（萧）：可以这么理解，云南中甸是我的家乡，我从小就浸染了其中的多元文化。学习人类学后，我更是发现这样的文化形态在西南一带是一个很普遍的类型，而这又与移民和土著、中央和边疆政治力量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还有，在新时期，这样一个小村落对全球化的反应也非常值得研究。按照人类学的惯例，我照例要选取一个村子做调查，从民族志的角度来以小看大。就我个人来讲，我首先是一个当地人，但又有着异文化的生活和研究经历，并经过一定的人类学科班训练。我想，自己能不能尝试去跨越“外来者”和“当地人”两种不同的角色？这种尝试也包括去跨越外来人类学者和本土人类学者各自的研究局限。

问（杨）：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答（萧）：我希望能在保持一定距离和客观化的同时仍然有一种亲切感。人类学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参与观察。参与观察其实就是一种学文化的过程：调查者要不断反思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这样才会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文化和行为。照我原先的想法，我认为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一个调查者进入社区，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生理、价值观这样一些变化，而我一直认为这些对我是应该没有障碍的。

问（杨）：你身上既然流着白、汉、纳西不同民族的血液，究竟精神上的归宿何在？

答（萧）：情之所系，就在金沙江边的那方土地。

　 问（杨）：我认为你是在城乡之间自由地穿行……

　 答（萧）：可以这样说吧。但尽管我在语言和生理上能很愉快地进入当地社区，但我还是觉出了自己的不适，像价值观这类东西，我就已经与当地人有了很大的区别，这一点我起初也没有想到。

问（杨）：你毕竟从金沙江边走出来一些年头了。

　 答（萧）：是吧。我在适应城市的同时也与乡村发生了一定疏离。所以，我也一直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研究角度，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就拿访谈内容来说，我设计了框架，重点设计了一些很感兴趣的问题，但当地的老百姓却觉得有些问题没有意思，也理解不了，或者干脆就无法回答；而他们觉得有意思的，我却又一直在熟视无睹。

　问（杨）：我觉得你还是最大限度地走了进去，对村落有了一定的真实描摹。我想这是不是与田野调查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你在书里一直强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似乎有一种学科“准入证”的味道。我想问这里的田野调查有什么具体要求和规范？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各种对文化的探寻方法和田野调查的区别？

答（萧）：这里有个前提，作为民族志来说，如果我们从“记载”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志”，那就应该是完全真实的，是对地方文化的实录。但尽管这样，学术界对人类学作品的真实性争论还是由来已久，个别人从田野调查资料推演得出的文化原理也会受到其他人的质疑。客观地讲，每个人从自己角度出发的研究，其实都先天地带着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样的视角表现在作品里，也是对文化的不同角度的诠释，但这样的诠释是要能自圆其说的。学者认知文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人类学有一套独特的手段，那就是严格要求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取第一手材料。因此，田野调查也被称为人类学家的成年礼。如果是在这个层面说，它被称为“准入证”也未尝不可。田野调查有一套严谨的规范：包括与被调查对象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参加日常生活，建立社会关系，还要随时随地进行单调、费时的观察记录。更为苛刻的是，由于调查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地方族群进行缜密观察并做出文化描述，它甚至对调查时限都有着严格限制，这就是至少要求调查者在被调查社区度过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的生活。

　问（杨）：这样看来，人类学家与记者采访和作家文人采风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绝不是走马观花，游山玩水似的到处跑来跑去，而是要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呆下来，集中精力应付琐碎的日常生活。

　答（萧）：当年就有个叫霍滕斯·波德马克的人类学家在《陌生人与朋友——一个人类学家的心路历程》，一书里提到她在澳大利亚莱苏岛田野调查的故事。她说尽管身体健康，资料收集也越来越多，但实在无法忍受贫乏无味的生活。她甚至提到，当两个陪同的人离开时，自己就像独处的鲁滨逊，甚至还没有仆人“星期五”。确实，田野工作有一点显得非常绝对和必要——要耐得住寂寞；也惟有如此，才能在日复一日的参与观察中，逐渐认知地方族群的人性与文化。人类学的作品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会不断地反观自身，对自己遵循的文化体系提出质疑、修正。这和书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我想这也可以被视为人类学入世的一种表现。

　　问（杨）：读《车轴》一书，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新意。比如你对当地“家号”的总结就非常有意思。

　　答（萧）：家号是我在车轴田野调查中比较得意的一个发现。这要感谢当地几位非常关键的报道人。家号是至今仍在当地民间使用的一种与汉姓、家族不同的认知体系，这方面的研究尚无人触及。家号对住户畛别有着明显的标识作用，这类同姓氏的某些功能，但它仍在各个层面与姓氏截然不同。简单说，家号是一些原生态和直接描摹的没有经过修饰的标识符号；而姓氏则是经过简约、抽象化的畛域系统，即便这样的畛域性也有逐渐模糊的趋势，就像民谚所说的“同姓不同祖”、“五百年前是一家”这样相反的提法。还有，姓氏是固定在血缘群体上，除特殊情况，一般不会因为迁徙或者其他原因改变；而家号相反，即便住户迁徙或另换屋基，家号也不会跟着“带走”。车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原住户迁走后，新到户往往承袭了原住户的家号，接着唤作“某某家”。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表明这种限定发生了变化。这与改土归流后汉人和其他族群移入对传统家号体系的影响相关。纳西族家号是一个绵密而又系统的认知体系，在汉姓进入纳西社会之前，社区完全靠这一套系统区分自己与他者。汉文化或者说是姓氏文化和汉人的家族观念进来后，这一套体系曾有过积极的文化调适。像对早期迁到当地的客籍户，一定会对他们冠以一个家号，但后期移民就直接用上“李家”、“陈家”这样的汉姓称呼。

　 因此，接下来就有大量的“家族袭夺”现象发生。家族袭夺让家族制与家号系统相互作用，但双方并没有相互替代，最后的结果是一种互补；只是相对来看，家族更为彰显，而家号则相对隐性一些。袭夺现象让我们看到父权制的发展对一个地方社区文化习俗的巨大影响。可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但又隐身于日常实践中的潜移默化的力量。

　　问（杨）：你这里的袭夺概念是从地理学借用过来的。你是怎样把两者关联起来，并提出这样一个新概念的？

　 答（萧）：说来有意思。我在车轴村调查了一段时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也接触到了大量的这一类个案。这时我感觉到自己可能会有一个突破。一天我到石鼓镇赶集。石鼓在江边一带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能拍一张整个长江第一湾的片子。我在对面的村里歇了一晚，第二天和几个朋友往山上爬，最后几乎是爬到了那一带最高的一座山头。我见到金沙江以石鼓为中心，绕一个“Ｖ”字型大拐弯转而北上。我为长江第一湾的地貌震撼了。这个地貌曾长期被解释为河流袭夺。有了这样的意向，我回到车轴后就自然地将家族结构变迁中夺取承祧、财产甚至家号、屋基等有形无形资源的现象与“袭夺”概念联系到一起。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非常有意思的：被袭夺家庭发生了承祧断裂，它重新续过袭夺家庭的承祧甚至祖先代际序列的记忆，而这又与袭夺河和被夺河的特点何其相似，甚至可以将它与河流袭夺的各个概念一一对应起来。很多被袭夺家族消失了，但它们的一些特征会保存在袭夺家族中，形成一种新的“合成文化”；就像河流袭夺发生后，我们可以在断头河的河谷形态沉积物中觅见昔日的影子。有意思的是，这样一来，很多调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问（杨）：读这本书，觉得文本上同样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你不断地穿梭于故事内外，像一位熟知各项情形，深知内幕消息的讲解者，向读者讲述着车轴的人和事，平静的叙述与作者的追问相互交织；渗透字里行间的，是对车轴的人、风俗、土地的真正的亲切感，并成功跨越了“外来者”、“当地人”（或外来的人类学家和本土人类学家）各自的研究局限，努力让文本的撰述在距离化（客观化）之后仍有亲切感，无论是作者或读者都能共享这种文本的内容。你在作品中也没有一味地追求标准的论文写作，也不像时下流行的散写体，一抒发起感觉来就开始无边无际。你的书里既有对话、杂感、随笔，同时也有标准的结论。

　 答（萧）：我是希望能尽量给予读者一些更多和更直观的素材，引发读者的思考，所以我做了一些文体转换的尝试，这样的努力确实还等着读者们的批评。

　 问（杨）：你把车轴村的变迁概括为自在社区、新边疆和后革命这样渐次推进的过程，而这其中又有清楚的前国家、国家和全球化三个不同时期。你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

　答（萧）：在对车轴的历史进行剖析时，我对改土归流进行了很细致的考察。这样的事件，在正史中是从权力中心外延的单维向度来思考。其实改土归流对西南一地的影响非常巨大，它带来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仍然影响到今天的当地族群。对车轴这样的村落来说，它的影响力恐怕只有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才能与之相比。所以，我从这两个时间点上就基本上可以看出前后变化的不同；从国家力量的介入来观察，它基本上又与变迁过程有着重合与不重合的地方。改土归流后，进入一种新边疆时期的同时基本上也就迈入了国家控制时段；一直到１９５０年和平解放，新边疆状态才告结束，但国家的控制仍然在延续，直到今日在本质上也看不出有更多的变化。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心的权力开始进行地方自治的尝试，这就是车轴村２００１年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另外，与其他小小的村落一样，它同时也开始面临着全球化的压力。所以说，从村落来看，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走向两极：一端是国家继续控制，另外一端是对全球化力量介入的逐渐感受。从对村落的观察、村民的言语里，我们时刻可以感受到即使像车轴这样边远的传统村落，也已经毫不例外地有了另外一种超出国家力量的外部势力存在并且开始作用……

　问（杨）：在具体的事情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答（萧）：具体地讲例子很多。像中甸县对“香格里拉”的成功操作，就是要利用西方世界对东方、对前工业时代的一种想象。现在，就连一个普通的老农也将自己目前的处境与所谓的“国际”、“外国”联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说，一些替代确实是在悄悄地发生。全球化不是一种想象，而是真真实实的一种力量，并且已经切入到传统中国所谓的草根社会深处。连一个普通的老农，他也以通过这种表达获得他在其中的权力想象，也可以说他会敏锐地利用其中的关系来进行一种类似讨价还价的交换。当然，就目前来说，尤其像中国，民族国家的范畴格局确实是抵挡国际上不平等交换的一个屏障，应该说这样避免了草根社会直接受到全球化的压力。应该说草根社会、民族国家和全球化力量三者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关系，并且逐渐抵达互相制衡。但我想，他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其实，国家也开始在向基层草根社会让权，比如车轴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就是这么一个具体的过程。尽管这样的尝试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会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像车轴村就有村民以不同的团体集结的趋势；但我对这样的开端仍然非常激赏，有时候，不同利益通过一种程序博弈也是一种公平的游戏，最后的结果会是一个中和各方面意见的杂合体，这也许会更接近民意。通过我对车轴村的追踪采访，新的班子确实也在有效地实施一系列工作。确实，这样的事实也让我改变了原先对选举结果的消极观点。

　问（杨）：但农村还有更多的问题，像车轴这样位于边疆，各方面原生态保持更为完整的小村子，我相信也会与内地同构的。

　答（萧）：在很多问题上，不管边疆、内地还是不同的民族，中国的农村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当然，像车轴这样的村子会比内地农村慢半拍，矛盾也会相对弱化一些。但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呢？我想历史终结的一个过程表现——战争、革命将不再是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办法。这不仅仅是因为上面强调的力量悬殊过大，这也与政府权力逐渐缩小，不再像过去一样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做各种事情密切相关。

　问（杨）：政府应该与民众商量，建立一个合理输导和耗散的机制，但事实呢？

　答（萧）：事实要复杂得多。就在离车轴不远的村子，１９９７年由于铅锌矿开发导致水资源污染，老百姓聚在一起，拥进乡政府把乡长捆了。

　问（杨）：比较激烈？这样的事件在历史发展中怎样定位呢？

　答（萧）：不管历史最后是“最后的人”还是“共产主义”，它总之是要走向“终结”的。人的活动不同，这个过程也会多种多样：可能较为平缓，可能通过战争、暴力。当然，过程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这个终结同时就是毁灭。像车轴这样的小村落，在这样的过程中它是被彻底侵蚀掉，还是保留自己的独特性作为一个分子加入“最后的人”行列？可以预设，如果进程被人为打断，这个终结过程无疑会增加很多危险性，会走上无法预估的弯路。 

　问（杨）：现在有这样的危险吗？

　答（萧）：我当然做不了一个准确的预计，但我一直在对车轴村做追踪调查。长江第一湾和虎跳峡的雄浑壮观曾经为云南“三江并流”成功申请世界遗产起到了关键作用。早在2003年7月２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第２７届世界遗产年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们一致决定：将中国云南省的“三江并流”列入该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从而使中国列入这一名录的自然和文化遗产项目达到２９个，而我们车轴村和沿江一带都包括在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之内；而我听到的消息却是：当地正在酝酿虎跳峡大坝的修建，并说已经有了规划，很快就要上马。这类信息越讲越多，乡间已经开始有了恐慌。

　问（杨）：这显然有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宗旨，这样一块接近原生态的地方，一块当今世界的梵天净土!保持它，恰恰是对地球最大的贡献。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解释？

　答（萧）：至少我没有听到。

　问（杨）：是不是吸取了怒江建水库的“经验”，先不做声张，不吸引媒体的眼球，暗渡陈仓？

　答（萧）：在开发的名义下，有时自然遗产的名头只是一个对外的广告语。中甸就有这样的说法：申请“三江并流”搞错了，现在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放不开，还谈什么发展？另外，１９９７年电力系统改革，首先就是官和商分离，能源部撤销，成立了中国电力总公司。现在公司化向进一步纵深发展，国家电力公司分出的五大家公司为了竞争，为了发展，当然就来到西南圈水圈地，让大自然成为他们公司的资产。这是一种典型的公司行为。

　问（杨）：完全听不到政府的声音？

　答（萧）：至少目前是这样。政府应该把一切有关水坝的事实告诉群众，包括现在是怎样一种运作方式，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要有更多的时间去讨论。最终决定是否修建大坝的，应该是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各民族民众。地方民众要和电力公司进行平等对话，在知情、没有压制和利诱的情况下商谈，因为地方民众在对话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而现在，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现在的声音都是那些受益群体，地方民众还都蒙在鼓里，完完全全没有参与进来。

　问（杨）：其实商业上以效益为目的的河流开发，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建坝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和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很多事实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商业行为中，地方民众这样的弱势群体只会由于不公平分配而更加贫困，像云南省漫湾电站建成后，当地群众并没有像当地政府承诺的那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贫困，甚至还不如建坝之前的生活。

答（萧）：是的，有些事情非常可笑。现在江边的老百姓告诉我，已经有人来丈量家里房屋的面积，但还是没有一个说法。我与当地的一些报道人是经常沟通的，他们很紧张。老百姓的想法，我在北京嘛，应该会知道得多一些，可我一介文弱书生，无职无权，人微言轻，又帮得了什么忙？又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宽慰他们说“相信政府”。

五

亮中老师撰写的《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它不仅仅带给我们一份滇西北村落的个案实录，更向人们展示了亮中老师在民族志撰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代表着当代中国本土民族志的一个全新的实践方向。　　

　 此书无论从作品撰写手法、表现方式还是从内容上看，都将为人类学开辟一条更为广阔的民族志研究的道路。而且，亮中老师对于文字和图像的深厚驾驭功底，使该书的上述思想和人类学知识点，能通过轻松的笔调和形象化的笔触及画面，娓娓道来，可谓妙笔生花。阅读此书是一种亲切的享受，无论是情感交流、知识传递、观点认知都与当地的血脉息息相关，没有丝毫的距离。相信，此书无论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记得当年在云南民族学院求学期间，在亮中老师的指导下，我初次拜读学界泰斗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一书时，我曾被他那游笔式的学术写作方式震慑住了，一种纯正地道的人类学思考居然可以用如此自由新异的手法去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后来，又读林教授高足庄孔韶教授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感到庄教授在继承林教授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和推进了这样的笔法和思考。如今，在阅读庄教授得意门生，也就是亮中老师的《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时，我已经感到自己不仅适应并且欣赏起这样的表达。亮中老师用他精细、漂亮的文笔为我们展示了令人向往的滇西北一个普通村落的文化面貌，这一切恰恰完美地体现了人类学队伍中林派学术文章风骨的一脉承续。

生长于金沙江边的亮中老师，从血脉上当然可以归于当地的土著，他研究的田野点也是他地道的人类学本土；但从文化层面上讲，亮中老师又全然不是一个真实的车轴人，他像一只自由穿行在家乡和异乡之间的骏马，一如他自己所说：“田野调查和旅行是不相同的，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描摹这个村落。这片河谷是我的家乡，我也总是在家乡和外界之间奔波着。我意识到自己离社区生活不可避免地远了，尽管它是我最熟悉的———是角色转换了吗？但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会努力地重新走回去，去复原、构拟车轴村逝去的社区人事，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在《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一直令我记忆犹新，讲的是村里的苗家为了强化民族传统的认同，将在别省苗族聚居区流行的“花山会”移植到了本地。在花山会的歌唱比赛中，亮中老师的父亲萧嘉麟充当主持人，乡亲们组成评委团，而他们很多并非苗族。村里６个民族、４００多户人家其乐融融、桃花源般的景象让人神往。但在书的结尾流露出来的忧患意识，却不得不令人喟叹，诸如全球化的浪潮无一例外地影响到了这个江边的村落，外出打工的人也多起来，车轴未来的命运何在？许多接受过人类学训练的人，都会像亮中老师一样看他的本土，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把异域当作田野，很少有人像亮中老师那样既把本土当作田野，又把自己当作本土的看客和外乡人。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和他的《江村经济》。但车轴不同于江村，车轴人的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与江村也是大异其趣。

   在车轴村，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型社区。那里有6个民族杂处在一个共同的地盘内，7种民族语言让当地人成为天然的语言能手，人们自由穿梭在各种习俗和表达方式当中，相信那应该是语言学家研究“皮钦语”（pidginlanguage）的理想场所。尽管纳西语一直被视为“本地话”，但使用起来又十分不确定，于是亮中老师便把它描述为“漂失的母语”。读罢他对这些杂语区的语言承继和失落的文化分析，确实发人深思、怅怀。在这里，不仅母语是“漂失”的，而且族群的血缘纽带也常常居于“漂失”状态。这个民族成员娶了那个民族的女子为妻，那个民族的家户因为自身的利益需求，而把闺女嫁给另一个民族。通过姻亲关联，使利益分享，血缘互渗。于是，纳西族的“家号”就成为住户甄别的明显标识。亮中老师注意到家号不同于姓氏，“即便住户迁徙或另换屋基，家号也不会跟着‘带走’”。围绕着家号，我们可以看到车轴如何从一个群龙无首的传统村落，随着民族力量的消长起伏而变成地方势力和国家权力相互扭结的“历史戏台”。其中，从古至今的车轴“生命过客”们谁也无法逃离“文化的文法”（culturegrammar）的摆布。不惟如此，中国的其他村落的凡夫俗子，他们不也一样被文化的“戏法”操纵着么？

历史让人变，人们就会相应有许多应变的法子加以调适，于是就有了亮中老师描述给我们的许多“变术”。它也许是乡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袭夺”的变术，也许是汉夷互化中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占有和文化“投降”，这些文化现象频繁地发生在村落的信仰圈或其他的生活及文化范畴。独特的《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提供给了我们面对今日全球化不能不着意反思的文化变术的复现。这种变术，从遥远得看不见面影的时代早已存现在那里，今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复蹈它。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