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与挣扎——读黄仁宇之《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系统阐释其“大历史观”的一部名著，在业内影响深远。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本书英文版的名目——《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更能贴合作者试图阐释的观点和叙述的路径。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其时，  在大明朝廷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一年，名将戚继光在贫困交加中死去。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一位记事中就此事上疏表示异议。而就在头一年，万历皇帝在殿试题目中突然莫名其妙地以“无为而治”为题，暗示了他对朝政已经可能心存倦怠。这也是他未隐于深宫前临朝听政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哲学家李贽剃发为僧的前一年。用作者的话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应该说，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在穷究万历朝1587年的历史细节，而是通过对这些历史事实的叙述，剖析其内在的关联，厘清其脉络，构建了一套更完整更合理的逻辑发生链条，彰示了作者名之谓“大历史观”的一种研究方法体系。以1587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年做为横截面，综合近代多种学科的方法分析梳理了各事各方的来龙及走向，勾勒出明帝国经张居正处心积虑短暂的中兴之后，各方终不敌体制和制度的痼疾沉珂：名将在穷困潦倒中陨落，君主不耐繁缛空洞的仪式和文官集团对成例的维护而日益倦怠懒政。敏锐的哲学家在难以调和的思想矛盾中纠结挣扎。首辅在此消彼长的各方势力斗争中，在官僚集团与主君的意见纷争中穷于调和，筋疲力尽。不知不觉中，帝国的大厦已渐渐倾斜。

在域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史上，君主得以在如此广袤的地域中掌握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权力。依靠的是所谓的“天命”——授命于天。依靠儒家尊卑有序的伦理体系，以天地道德圣人之言来作为国家社会运行的指导性原则。天子，臣属，辅僚，诸民之间均依靠这种既定的等级秩序和成规来约束或指引彼此的心思和行为。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是因为天意之所归。而天意是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而这种信念的铸造又多体现在各种庄严华美的仪式上。比如无数次的磕头即是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整个国家的运行不是遵循严密的法令和细致的技术，而是依靠儒家简单宽泛的伦理：将各种问题道德化人事化，统治者无需处理各种繁杂细密的技术问题，只以道德和礼法为纲要，以人事调和其中。举纲而张目，以这种粗放的管理原则维护社会运行。因此，敬天法祖就成为守成之君的不二法则。凡事需合乎传统道德的规范和祖宗的成例。守成之君除了保全祖宗基业，并求得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的责任以外。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己的个人情趣，冲动，以使自己的私生活也尽量符合礼教和祖宗所允。

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碰到这样的麻烦。依靠儒家纲常所赋予的无上权威掌御天下，同时又难摆脱这些伦理成宪对他实现个人意图形成的羁绊，几乎困顿了一生。朱翊钧自幼便熟经各种礼仪，在这些繁缛的礼仪中承担一种授命于天的角色。在前十五年中他始终诚心诚意，以期早日确立并强化自己天下一君的地位。史记他聪明，有心计，四岁即能识字。幼年时便有高贵的仪表，成年后仪态庄严，气度威雅。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沉稳有力而且余音渺渺。严格的说万历并不是残忍无道骄奢淫逸之人。他敏而好学，内心洞明，是个能见招拆招顺水推舟的好手。1587年，他已经御宇十五年。前十年，他生活在元辅张先生巨大的身影下，在张先生的票拟上用朱笔提上“如拟”二字。在张不断地耳提面命下，励志勤俭拂去了各种不当的繁华豪奢。甚至欲行給内宫的赏赐都因为没有出处只能暂时挂账。但在朝臣对张的命后清算中，他逐渐知晓了这位元辅口口声声的简朴，只是对他这个年幼的小皇帝，对其他臣僚的训诫，自己却安享锦衣玉食美女如云的生活。随之，他更查觉到张首辅在他面前言之确确的“作威作福”并不是真正出于对朱氏江山的忠心，而是专权揽政。作威作福之间只出于其一人之口一己之念。黄仁宇先生写道在肃清了张的恶劣影响后的一段时间里，万历也曾为政勤勉夙夜在公，每天处理批阅各种奏章十几个小时。但又是因为在内苑骑骑马而连遭言官的上书，再三恭请他珍惜玉体。他精力充沛，意兴盎然地在内苑操练兵马，也被群臣以君上亲操兵戈，有损承平气象等道理暗暗施压，私下加以阻挠而搁浅。尤其他敏锐地察觉到那些积极倒掉张居正的臣子也非忠臣良属，而只是为了争权夺利。而那些口口声声道德宗法的大臣其内心也不是一如表面的慷慨激昂，实有“讪君买直”沽名钓誉之心。而且依他的敏感，不难察觉出这些大臣欲加于他身上的各种仁君风范，难道不是心存对皇权的一种无形羁绊？

与多数命当九五的皇者不同，万历皇帝朱翊钧一生只宠爱郑妃一人，这个女人聪明美丽机智勇敢，也只有她一人得以窥探万历的真心实性。看到了这个至尊至上的皇帝虽然不乏聪明，但内心其实非常柔弱，优柔寡断。也就容易把万历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伤的男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苍天指定的偶像。考量一下万历迟迟不立太子这件事，可以看出外人很难估量郑妃在他内心的份量。在九重深宫内，在国事万绪中，在幽幽私情中，他俩其实也是个正常人，普通人，能心心相印相惜，彼此都是一种心灵的依靠吧。我猜测对于皇三子朱常浔，万历本人可能并不见得多么多么钟爱和赏识，他真正难以割舍和拒绝的是皇三子的母亲郑妃。所以才有先于皇长子的母亲王氏而提前加封郑为皇贵妃的殊宠。这本已出离了本朝伦理和习惯，受到一名记事中的上疏异议。而这只是臣下与主君发生隔阂心生芥蒂的开始。万历并没有其叔祖正德皇帝我行我素的个性，也不具备太祖杀伐果断威慑群臣说一不二的魄力。因此他的私生活问题，爱好情趣等屡遭文臣上疏表示关切。在这些措辞卑微恭敬或言之慷慨的文字后面，他敏感地察觉到庞大的文官集团在潜意识里已将他视为一个只拥有政治决策力的偶像，不能有任何出格的个性。他后来久居深宫是倦怠懒政不假，更是对群臣喋喋不休的一种变相的报复。也是出于一种躲避，并存有一丝侥幸的等待和期盼。（在皇长子的生活待遇和宿卫条件中可以隐隐透出这一点）。他很烦恼群臣对他的各种督促和异议，其实正是他无法摆脱的一种在意。这从他秘信求计于前辅王锡爵，苦诉言官给他不胜其烦的骚扰来看。他还真没有那种大度，可将这些劝他早日立储，远离酒色的耿耿忠言都视为蛐蛐叫（禽鸟之鸣）。千百年来，集权赖以成行的天子制度和渐渐庞大的文官体制强迫把他纳入一种成型的道德规范，要割舍他自有的生活情趣和个性。他要保证这些个人的情感和性格就要与这些规范彼此难容。而选择打压，他又魄力不够手段匮乏。也极容易就此与整个文官集团对立。而这个文官体制又是他得以位居天子御宇天下的保障。尤其是废长立幼这种头等大事是绝对与儒家的伦理纲常背道而驰的。任何一位皇者无论如何英明神武也不敢轻易尝试，除非是长子意外或犯有不可饶恕的重罪。否则就是对皇权依存的古老的道德成宪体系的一种挑战，此等大逆不道就等于亲手打碎了自己授命于天的神话。于是他选择推脱，并以与皇长子同一日为王的方式抬高郑妃和皇三子的地位。以期事情慢慢得以反转。但伦理纲常作为治国的核心原则和庞大的文官集团始终让他无法回避无处腾挪。同为皇家骨血，长幼之序让他自身先于兄弟履至尊之位。可做为他的子嗣，长幼之序又让这位最高执政者难越雷池。在与众臣公的反复角力反复博弈中，朱翊钧在这个问题上势穷而力尽。人烦了，体倦了，意懒了，心疲了。于是他选择躲避，躲到九重深宫避见群臣。我猜想一开始他可能并没有长期的打算，只是一时的倦怠和赌气。但看到帝国仍然在自身的惯性和各级臣属的打理下，似乎没什么异样。于是渐生侥幸，渐渐地顺水推舟“无为而治”了。自己掖起军机和人事大权，仅靠一张张纸片往来于内阁之间，维持这个泱泱大国的运转。

于是朝政，朝政也渐渐地"上下否鬲，中外睽携”（上下离心，众叛亲离）。纵首辅申时行“阴阳调和”手段再妙，“与众以诚”再诚，帝国的大厦也在无声无息中开始倾斜了。

矛盾与挣扎——读黄仁宇之《万历十五年》

分类：工余之闲2016-05-1619:58阅读(31)评论(21)编辑删除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系统阐释其“大历史观”的一部名著，在业内影响深远。但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本书英文版的名目——《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更能贴合作者试图阐释的观点和叙述的路径。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其时，  在大明朝廷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一年，名将戚继光在贫困交加中死去。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一位记事中就此事上疏表示异议。而就在头一年，万历皇帝在殿试题目中突然莫名其妙地以“无为而治”为题，暗示了他对朝政已经可能心存倦怠。这也是他未隐于深宫前临朝听政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哲学家李贽剃发为僧的前一年。用作者的话说：“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应该说，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在穷究万历朝1587年的历史细节，而是通过对这些历史事实的叙述，剖析其内在的关联，厘清其脉络，构建了一套更完整更合理的逻辑发生链条，彰示了作者名之谓“大历史观”的一种研究方法体系。以1587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年做为横截面，综合近代多种学科的方法分析梳理了各事各方的来龙及走向，勾勒出明帝国经张居正处心积虑短暂的中兴之后，各方终不敌体制和制度的痼疾沉珂：名将在穷困潦倒中陨落，君主不耐繁缛空洞的仪式和文官集团对成例的维护而日益倦怠懒政。敏锐的哲学家在难以调和的思想矛盾中纠结挣扎。首辅在此消彼长的各方势力斗争中，在官僚集团与主君的意见纷争中穷于调和，筋疲力尽。不知不觉中，帝国的大厦已渐渐倾斜。

在域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史上，君主得以在如此广袤的地域中掌握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权力。依靠的是所谓的“天命”——授命于天。依靠儒家尊卑有序的伦理体系，以天地道德圣人之言来作为国家社会运行的指导性原则。天子，臣属，辅僚，诸民之间均依靠这种既定的等级秩序和成规来约束或指引彼此的心思和行为。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是因为天意之所归。而天意是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而这种信念的铸造又多体现在各种庄严华美的仪式上。比如无数次的磕头即是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整个国家的运行不是遵循严密的法令和细致的技术，而是依靠儒家简单宽泛的伦理：将各种问题道德化人事化，统治者无需处理各种繁杂细密的技术问题，只以道德和礼法为纲要，以人事调和其中。举纲而张目，以这种粗放的管理原则维护社会运行。因此，敬天法祖就成为守成之君的不二法则。凡事需合乎传统道德的规范和祖宗的成例。守成之君除了保全祖宗基业，并求得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的责任以外。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己的个人情趣，冲动，以使自己的私生活也尽量符合礼教和祖宗所允。

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碰到这样的麻烦。依靠儒家纲常所赋予的无上权威掌御天下，同时又难摆脱这些伦理成宪对他实现个人意图形成的羁绊，几乎困顿了一生。朱翊钧自幼便熟经各种礼仪，在这些繁缛的礼仪中承担一种授命于天的角色。在前十五年中他始终诚心诚意，以期早日确立并强化自己天下一君的地位。史记他聪明，有心计，四岁即能识字。幼年时便有高贵的仪表，成年后仪态庄严，气度威雅。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沉稳有力而且余音渺渺。严格的说万历并不是残忍无道骄奢淫逸之人。他敏而好学，内心洞明，是个能见招拆招顺水推舟的好手。1587年，他已经御宇十五年。前十年，他生活在元辅张先生巨大的身影下，在张先生的票拟上用朱笔提上“如拟”二字。在张不断地耳提面命下，励志勤俭拂去了各种不当的繁华豪奢。甚至欲行給内宫的赏赐都因为没有出处只能暂时挂账。但在朝臣对张的命后清算中，他逐渐知晓了这位元辅口口声声的简朴，只是对他这个年幼的小皇帝，对其他臣僚的训诫，自己却安享锦衣玉食美女如云的生活。随之，他更查觉到张首辅在他面前言之确确的“作威作福”并不是真正出于对朱氏江山的忠心，而是专权揽政。作威作福之间只出于其一人之口一己之念。黄仁宇先生写道在肃清了张的恶劣影响后的一段时间里，万历也曾为政勤勉夙夜在公，每天处理批阅各种奏章十几个小时。但又是因为在内苑骑骑马而连遭言官的上书，再三恭请他珍惜玉体。他精力充沛，意兴盎然地在内苑操练兵马，也被群臣以君上亲操兵戈，有损承平气象等道理暗暗施压，私下加以阻挠而搁浅。尤其他敏锐地察觉到那些积极倒掉张居正的臣子也非忠臣良属，而只是为了争权夺利。而那些口口声声道德宗法的大臣其内心也不是一如表面的慷慨激昂，实有“讪君买直”沽名钓誉之心。而且依他的敏感，不难察觉出这些大臣欲加于他身上的各种仁君风范，难道不是心存对皇权的一种无形羁绊？

与多数命当九五的皇者不同，万历皇帝朱翊钧一生只宠爱郑妃一人，这个女人聪明美丽机智勇敢，也只有她一人得以窥探万历的真心实性。看到了这个至尊至上的皇帝虽然不乏聪明，但内心其实非常柔弱，优柔寡断。也就容易把万历看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感伤的男人。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苍天指定的偶像。考量一下万历迟迟不立太子这件事，可以看出外人很难估量郑妃在他内心的份量。在九重深宫内，在国事万绪中，在幽幽私情中，他俩其实也是个正常人，普通人，能心心相印相惜，彼此都是一种心灵的依靠吧。我猜测对于皇三子朱常浔，万历本人可能并不见得多么多么钟爱和赏识，他真正难以割舍和拒绝的是皇三子的母亲郑妃。所以才有先于皇长子的母亲王氏而提前加封郑为皇贵妃的殊宠。这本已出离了本朝伦理和习惯，受到一名记事中的上疏异议。而这只是臣下与主君发生隔阂心生芥蒂的开始。万历并没有其叔祖正德皇帝我行我素的个性，也不具备太祖杀伐果断威慑群臣说一不二的魄力。因此他的私生活问题，爱好情趣等屡遭文臣上疏表示关切。在这些措辞卑微恭敬或言之慷慨的文字后面，他敏感地察觉到庞大的文官集团在潜意识里已将他视为一个只拥有政治决策力的偶像，不能有任何出格的个性。他后来久居深宫是倦怠懒政不假，更是对群臣喋喋不休的一种变相的报复。也是出于一种躲避，并存有一丝侥幸的等待和期盼。（在皇长子的生活待遇和宿卫条件中可以隐隐透出这一点）。他很烦恼群臣对他的各种督促和异议，其实正是他无法摆脱的一种在意。这从他秘信求计于前辅王锡爵，苦诉言官给他不胜其烦的骚扰来看。他还真没有那种大度，可将这些劝他早日立储，远离酒色的耿耿忠言都视为蛐蛐叫（禽鸟之鸣）。千百年来，集权赖以成行的天子制度和渐渐庞大的文官体制强迫把他纳入一种成型的道德规范，要割舍他自有的生活情趣和个性。他要保证这些个人的情感和性格就要与这些规范彼此难容。而选择打压，他又魄力不够手段匮乏。也极容易就此与整个文官集团对立。而这个文官体制又是他得以位居天子御宇天下的保障。尤其是废长立幼这种头等大事是绝对与儒家的伦理纲常背道而驰的。任何一位皇者无论如何英明神武也不敢轻易尝试，除非是长子意外或犯有不可饶恕的重罪。否则就是对皇权依存的古老的道德成宪体系的一种挑战，此等大逆不道就等于亲手打碎了自己授命于天的神话。于是他选择推脱，并以与皇长子同一日为王的方式抬高郑妃和皇三子的地位。以期事情慢慢得以反转。但伦理纲常作为治国的核心原则和庞大的文官集团始终让他无法回避无处腾挪。同为皇家骨血，长幼之序让他自身先于兄弟履至尊之位。可做为他的子嗣，长幼之序又让这位最高执政者难越雷池。在与众臣公的反复角力反复博弈中，朱翊钧在这个问题上势穷而力尽。人烦了，体倦了，意懒了，心疲了。于是他选择躲避，躲到九重深宫避见群臣。我猜想一开始他可能并没有长期的打算，只是一时的倦怠和赌气。但看到帝国仍然在自身的惯性和各级臣属的打理下，似乎没什么异样。于是渐生侥幸，渐渐地顺水推舟“无为而治”了。自己掖起军机和人事大权，仅靠一张张纸片往来于内阁之间，维持这个泱泱大国的运转。

于是朝政，朝政也渐渐地"上下否鬲，中外睽携”（上下离心，众叛亲离）。纵首辅申时行“阴阳调和”手段再妙，“与众以诚”再诚，帝国的大厦也在无声无息中开始倾斜了。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