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尽铅华见人性

                      ——沈从文与张爱玲作品中的人性探析

  不变是一种如流水般自然而然就会维持的状态，而改变总会或多或少的引起人们对它的敌视。因为人的天性总是依赖过去，追求舒适和稳定。尤其当一个维持着一种宗法制度近乎百年千年的社会开始转变成另一种制度的社会时，它所引起的阵痛程度是难以想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正是如此，权势阶层横行霸道，弱势群体苦苦挣扎。中国向何处去是压在每个有识之士心中的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沈从文和张爱玲，作为社会交替时期的两位文学艺术家，一位用朴实的文笔推砌与构筑自己为之倾心的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讴歌那种纯美自然，不受任何玷污与践踏的人性美；一位把人间描绘成一个荒凉的世界，她调侃着一个个爱的梦幻，并将其轻轻击碎，揭示了人与人之间因无可奈何而相互依存，又仍然逃脱不了自私虚伪的本质。

  一．人物身心的特点——“健康”与“衰朽”

  在沈从文缔造的“湘西世界”里，无论是传记、小说还是散文，其人物形象往往聚外在的健壮与内在的秀美与一身。外在形象的强健，是湘西儿女最基本的属性。无论是男子——如《边城》中船总的儿子天保和傩送“两个年轻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够做的事，他们无一不做，做去无一不精”，又如《龙朱》中的男子，“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如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还有《柏子》中的年轻水手们“手脚露在外面让风吹……桅子上的绳索掯定活车，拖拉全无从着手时，看这些飞毛腿的本领，有的是机会显露”；或是女子——如《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是“照着荷仙姑捏塑成就的，人间决不应当有这样完美的精致模型”，还有《萧萧》中的萧萧“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萆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甚至是《边城》里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翠翠，也是“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晒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所有这些人物看似都是造物者完美的杰作，作者毫不吝啬的用笔墨勾勒他们的健康形象，散发着由内到外的生命魅力。

  外在体格的健康令人着迷，但作者对人物内在美的挖掘，则更打动人心。他所供奉的“湘西世界”，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人性世界”。在这里，没有压迫，没有妒忌，没有猜疑，没有都市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毁灭。“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者笔下的人物凝结了人类灵魂深处至真至善的美，大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格。作者称这种人性美为“童心”，意为天真、质朴、坦率、真诚。尽管被世人尤其是所谓的都市人看作是呆痴，但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美德，这种呆痴是植根于对生活的认真对待。如作者在《边城》中写到的端午节：“初五划船，河街上初一开会，……十六个结实如牛犊的小伙子，带了香、烛、鞭炮，……把船拖入水后，各人上了船，燃着鞭炮，擂着鼓，这船便如一支箭似的，很迅速的向下游长潭射去”[1]P64。作者说乡下人划起船来类似疯狂，一点不假，这些人在生活中不一定都是强者，但只要他们对生活有着满腔的热情，生命便会接近如痴如醉的境地。在这些人物中，无论贫富尊卑，都如真善美的化身。出身富裕人家的天保和傩送，“皆结实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粗蛮的土匪光明磊落，勇武好战；甚至是妓女，也丝毫没有让读者感到龌龊，反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状态。作者始终不遗余力的挖掘着湘西儿女身上的率真与自然，也表达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使人们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真、善、美，从而达到改造人性的目的的美好愿望。

  再来打开张爱玲的小说，繁华与腐朽，封建与现代，道德与人性的种种冲突，构成了一幅空虚与颓废的图景。将其笔下人物的身心特点加以剖析，又是另一番景象。外在形象的衰朽与软弱，是人物内心的直接表现。在这些旧式封建大家庭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存在着的是典型的“没落贵族”，有前朝遗老，也有并不年少的遗少，还有遗老遗少的孩子们。他们形体残疾、精神残障、一无所能，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显得最为鲜活。《金锁记》里得软骨病的姜二爷，他的身体“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了，摸上去的感觉”；曹七巧的儿媳芝寿得了肺痨，后在婆婆的心理折磨下“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面对自己母亲时“声音灰暗而轻飘，像断断续续的尘灰吊子。她仿佛做梦似的，满头满脸都挂着灰尘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扑……”。在张爱玲的笔下，鸦片仿佛是这种旧式家庭人物的不可或缺的一剂“药品”。在烟雾的升腾和缭绕中，这些遗老遗少由于不能准确的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而带来的心灵上的冲击，可以暂时获得心灵上的解脱。《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与儿子长白“盘踞在烟铺跟前的一张沙发椅上嗑瓜子”，遂支使儿子陪她烧一夜的烟，“长白打着烟泡，也前仰后合起来。七巧斟了杯浓茶给他，两个人吃着蜜饯糖果，讨论着东邻西舍的隐私”；在《茉莉香片》中，也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满屋子雾腾腾的，是隔壁飘过来的鸦片烟香。他（聂传庆）生在这空气里，长在这空气里……”。张爱玲将他们比喻成“酒精缸里的孩尸”，破败、衰朽与年龄已无必然联系，因为肉体的生命已不再有意义。

  而肉体生命的落魄不正是精神生命的外在表现吗？作者笔下人物的内心对生活已经失去希望，这种荒凉感，在一些人物的身上表现为空虚，或惶恐。《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被娘家人卖到姜家作了残废的姜二爷的正房，由于只能陪伴着一堆“没有半点儿人气”“腻滞的死去的”“没有生命”的肉体，她在婚姻生活中从未有过合理的性的满足。长安与长白的出世，七巧说：“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她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使得自己用很多变态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强迫女儿裹足、逼死自己儿媳、毁掉女儿婚事……赤裸裸的表现了她仇视、嫉妒和性变态的心理。在张爱玲笔下，此类形象还很多，如《心经》中的许小寒，具有强烈的恋父情结，连自己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母亲也不惜伤害。《半生缘》的曼祯，漂亮，简单，然而在自己亲生姐姐的欺骗和陷害下，与自己的姐夫发生了关系并生下了孩子，虽在一对好心夫妇的帮助下逃脱了火坑，但仍然舍弃不下自己的孩子，在姐姐死后，竟令人诧异的与姐夫结为夫妻，虽然最终还是离了婚，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悲惨的命运。其小说人物的心计、所受的折磨和压迫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扭曲，深刻揭示了封建家庭自私、残酷、无奈的本质。

   二．面对困境时的态度——“顽强”与“软弱”

   在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中，无论是面对大自然的灾难，还是面对人类社会中的困难，都抱以坚强与执着的态度，做到不惧怕困难并最终战胜困难，促成作者对其坚韧与刚强的讴歌和赞美。作者笔下的人物，如水手、妓女等，都抱着“将人生沉重的透不过气的悲哀和难言的苦痛，化作或急或缓的流水和风闲云淡悠远的空天”的态度，活在世间，怡然自得。《柏子》中的水手柏子，“日里爬桅杆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依然不知道疲倦……预备将这一月贮蓄的金钱与精力，全倾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尽管生活环境黑暗、艰辛，但他们仍然对生有着强烈的眷恋与追求。又如《丈夫》中的老七，在烟船妓船上当妓女，作者将其走上这条道路的心路历程写的非常顺其自然：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上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而他们的丈夫在逢年过节还会照规矩来与妻子见面，当妻子有客人时，“来了客，……一上船就大声的嚷要亲嘴要睡觉”,“于是这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躲到哪后舱上去低低的喘气”，“这丈夫到这时节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最后，他彻底失望了，羞辱了，坚决要走，妻子从他一系列动作中看到丈夫所做的这个决定已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心中激起了比话语更沉重的心理压力，做丈夫的尊严和威严在这些动作和欲言又止中终于得到了体现。最终男人和妻子一同回家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悲哀和苍凉，不可否认。但更能让读者感受到的是这种卑贱“生命”在这片土地上顽强生存的神圣感，一种平淡中的悲壮!正如作者所说：“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

  “三角恋”这种本是贬义的词，但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它成了折射人性美好的一面镜子。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和理所应当，却又带给读者深深的震撼。在天保、傩送都对翠翠有着感情的情况下，没有暗处的厮杀，也没有背后的算计，更没有假意的拱手让人，有的只是公平的竞争——老大走车路，由其父亲做主，请媒人正正经经同翠翠的爷爷说；二老走水路，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他们大胆的示爱，无所畏惧的说，勇往直前的做。这种对待感情的态度和做法，也洋溢出作者诗人般的气质。虽然最后的结局并不完满，大老淹死了，二老也离去了，但就是这般令人潸然泪下，长久不能释怀的情节，塑造出了两个敢爱、敢恨、敢追求自己所希望的人物形象。

  反观张爱玲笔下的众人物，无论是浮浪子弟，还是都市凡人，绝大多数都是软弱凄凉的。当自身受到威胁时，他们不能正视所面临的困难，要么听凭命运的摆布逆来顺受，要么就弯弯曲曲的找个小缝隙逃避过去。当人的情欲被长期禁锢后难免会变异，演化成用物欲疯狂报复他人同时也报复自己的故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她家原是开麻油店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指示下嫁进了姜家做二少奶奶。爱情自然是没有的，但由于姜二少爷身患骨痨，整日躺在床上，似没有生命的肉体，七巧正视了这个不幸命运的安排，只为一个目的：争夺家产。在情欲的长期压抑下，她爱上了风流成性的小叔子姜季泽，两人却未敢越雷池半步。丈夫和婆婆去世后，她分得了家产。姜季泽把自己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多的时候，便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了。起初她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但立即又揭穿了他的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爱情葬送了。因为这些钱是她用青春甚至是一生换来的，像一把沉甸甸的黄金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情欲的压抑和金钱的束缚使他的心理遭到严重的扭曲，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她的报复对象。她将儿子当做半个情人对待，“这些年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的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她一生没有拥有幸福，也不愿看见儿子拥有正常夫妻的幸福。她刻薄的挖苦他，让他陪自己彻夜抽烟，谈论儿子儿媳的隐私，再说给旁人听，就这样将自己的儿媳折磨致死。她对自己的女儿长安也是一样，不让女儿接受正规的教育，控制她，折磨她，知道女儿三十还不许出嫁。好不容易与一位留洋归来的年青人谈及婚嫁了，却恶毒的辱骂自己的女儿，百般阻挠婚事，最终只能解除婚约。“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这沉重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位被生活摧残后将自己锁在黄金屋的变态了的女人，而长安长白在母亲的意志下也只是默默的担待和承受。这类软弱悲剧的角色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很多。《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为了不依靠自己的父兄而独自生存，像一颗有着旺盛生命的毒蜘蛛，不只是凭着自己残存的姿色混迹在香港各大交际场，还不惜将自己的侄女葛薇龙作为诱饵勾引情人。这种生存的方式不禁让人胆寒，也反映出置身在那个物质社会下的女人的生存心理和真实状态。他们的软弱个性导致了最终的堕落，于是自毁也便成了必然.

  三．情义与利益的权衡——“重情轻利”与“利益至上”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物质进程与道德水准形成了巨大反差，人性被最大程度的异化。沈从文面对这种变化时，其痛楚也深刻。所以希望凭借文学作品来弘扬美好品德，激起人们在人性上进行自我反省和拷问。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人性皆真，人性皆美，人性皆纯，美好的道德情操在这里被发扬光大。人们不讲地位，不讲功利，一切以义为道德标准。在《边城》中翠翠的爷爷是一位船工，因为渡口是公家所有，所以过河的人不必出钱。但若有人硬塞给老船工，他也并不将这些钱放入自己口袋中，而是为图心安买来茶叶和烟叶，过河人谁若需要便可随意拿去。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忠实的，去完成。端午时老船工上城买办过节的东西，一到河街便有很多商铺的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忠于职守的船工的一点敬意。买肉时人家不愿收他钱，他宁可去别家买也不想占这点便宜。而卖肉的屠夫明白他这种性情，总选取最好的一处肉给他称，还把分量故意加多。一个“情”字牵动着所有湘西人的心，任何功利的思想摆在他们面前都会无地自容。而在这个小镇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并且娶回穷人家的姑娘也并不是什么新闻。连最有钱的船总顺顺也秉持着婚恋自由的态度对待儿子的感情。青年男女的爱情作为优美人性的集中表现，在沈从文笔下如诗如画。《媚金·豹子·与那羊》是青年男女殉情的凄美悲剧，二人是因彼此的歌声而互相倾心。于是，相约夜晚在宝石洞中约会。豹子想送一个洁白的小样给媚金作礼物，为了找到一只中意的、配得上媚金的羊，苦苦寻找了一整个晚上。待他匆忙赶到宝石洞后，却发现媚金以为豹子欺骗了她而自杀了。豹子为了报答她，也为了向她证明自己的爱，也自杀身亡。虽然结局凄惨，但媚金和豹子对于爱情的忠贞和执着，没有都市文明中的物欲横流，一切都是真正的返朴归真，有的只是爱情的纯真。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爱情大多已被虚假化和物质化，与豹子媚金相比，爱情这个字眼，也着实已被无数次的玷污。

  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金钱和功利变成一把把无情的利剑，使血浓于水的亲情瞬间变得比水还没有价值。上面已提过很多次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的哥哥将她嫁进姜家做残废公子的少奶奶，就是为了钱。无论七巧如何向他和嫂子哭诉，他们只会安慰她说总有钱分到手的时候。七巧在姜家地位并不高，加之自己长期在性欲上的压抑，变相的刺激了她的金钱欲。她对这个世界欲加不肯定，随时都有强烈的危机感为此她忍受着种种磨难，为自己打造了一把黄金枷锁，将自己牢牢锁住。围绕着金钱与财产，她阻挠女儿的婚恋，残害自己的亲生子女，终成一段悲剧。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为求得爱情、经济上的稳定和社会地位，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梁太太。面对物质享受，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变成幻想贬值、自信破灭终至人格丧失的悲剧角色。其姑妈梁太太在侄女葛薇龙来寻求经济援助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骨肉亲情，而是自己的利害得失。最终她收留了侄女，作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以满足自己扭曲的情欲。这类人在利益面前都变得很脆弱，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惜以一切手段。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利用，相互算计。《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在娘家屡遭白眼，为了挽回尊严和获得下半生的保障，她与富家子范柳原一同去了香港。本被作为情妇的她为了成为范的妻子，不得不让自己变得风情万种却又要不失贤惠，小心翼翼的同范周旋着。战争的爆发碰巧成为两人心灵结合的契机，这样，白流苏和范柳原便结婚了。无论是曹七巧，葛薇龙，还是白流苏，她们费尽心机走进婚姻，并不是出于爱情的考虑，而是通过婚姻给自己获得生活的保障和地位的提高，名副其实成为了“女结婚员”，纵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正是这种对人性特点的挖掘和思考，使得沈从文和张爱玲作品中看似相去甚远的人物特点有着深层的契合。他们不约而同的避开那个时代的“风云壮举”，而将笔触落在世俗的男男女女中，一个建构人性，一个解构人性。这样一来，沈从文笔端流出的文字对人性之美倾注了理想和希望，读后使人觉得美好却遥远；而张爱玲以苍凉的笔触撕开“爱”的神话，暴露出人性的丑恶，没有温情的浪漫，只有冷酷的现实，给世人留下一份残酷的清醒。他们对个体生命存在思考之专注和深刻，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少有的。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