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半个月时间（3月20日—4月5日），读完了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带灯》。掩卷沉思后醒悟过来：原来作家写的就是“我”。

当然，“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带灯是带灯，“我”是“我”。“我”是不可能进入贾平凹的视野，不能像带灯那样可以接二连三地给贾平凹发短信。试想，“我”，一个凡夫俗子，贾平凹那么一个伟大的作家，怎么可能想到“我”呢？想不到“我”，又怎么会把“我”作为主人公写进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里呢？如果真的那样，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带灯有“我”的影子。只不过，带灯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带灯是陕西秦岭地区的一个叫“樱镇”的镇政府干部；而“我”则是曾在湖南湘西地区四个乡镇当过乡镇干部；“我”到北京接过访，不止一次，而是多次，这一点带灯不及我，她只在县城接过访，对“我”来说到县城接访，那是家常便饭。

这部“忙了3年，写了3稿”，被称为“贾平凹最瑰丽忧伤的小说”现实感极强，反映的“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事”（《带灯》后记），从一个中国乡镇的角度描写了乡镇政府日常工作的繁杂和琐碎：上访、救灾、选举、计划生育……勾勒的是复杂的乡土社会中农村不同阶层的群体样态：有老弱病残、孤儿寡妇的贫困群体；有蛮横霸道、欺压百姓的富人；有精于政策的代理上访者。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作家塑造了带灯这样一个人物。

带灯是个大学生，被分到樱镇，当了镇综治办主任，“综治办”这个看上去没啥色彩的机构，恰恰是各种社会矛盾交集的所在，尤其是在基层，“位卑、权轻、责重”，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处于矛盾和责任的第一线，而最后为乡镇的综合治理竭尽全力，却事与愿违，终至于落下辛酸的结局。带灯所列出的矛盾纠纷基本覆盖农村的问题，很细很具体：林地纠纷、宅基地被仅占、土地承包权属纠纷、修建村组道路补偿、退耕还林款的发放、村集体未给村民补偿款、灾后生活困难户补助、村账目不清、村长多占宅基、村长生活作风发生纠纷、修路拆迁补偿、耕牛被盗、妇女儿童被拐卖、镇部门集体占村民土地、救灾款发放不公、村民之间出路纠纷、打架赔偿等等。带灯每天面对的能称得上是人物的太多了：上访名人王后生，老村长元老海，元老海的族人元黑眼五兄弟，另有张膏药，王随风，朱召财，孔宪仁，尚建安、杨二猫、张正民、曹老八、马连翘、马副镇长，书记、镇长、白仁宝、陈大夫、“24个老伙计”、“13户患病家人”、竹子，还有换布、拉布、乔虎……人过一百，形形色色。带灯要做“综合治理”这些杂七杂八的工作，和这么多人打交道，是何等的艰辛？快乐并痛苦着？

事非经过不知难。当年，“我”因得罪了单位领导，先是下岗、打工、摆摊，后下乡，当了14年的“对上顶不住，对下压不住”乡镇干部，名义上是党委委员和党委副书记，然而从事和分管的则是综治工作。“我”和带灯一样，“我”“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农民的鸡毛蒜皮和纠缠麻烦”。“我”在乡镇14年，经历了由“催粮催款刮宫流产”，到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转移；14年里，“我”调解和处理了大大小小各类纠纷不下400起，其中突发性群众性事件30多起，这30多起中，有100多移民到省城集体上访的，有交通事故死人的，有无业社会青年群殴用枪打死人的，有抗旱争水打死人的……当然，更多的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争山林地界，赡养老人纠纷、征地纠纷，婆媳矛盾、邻里纠葛等，甚至有因口角而引起的纠纷；有的纠纷还牵扯到乡镇书记和乡镇长、甚至县里领导，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于是，“我”和带灯一样，常常置身在错综复杂的漩涡中。农村的琐事让“我”心烦又让“我”同情，“我”和带灯一样，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我”既不愿意伤害老百姓，又要维护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但是，“我”和带灯一样，以一颗执着的心，从事自己的工作。有一次，处理一起交通死人事故，从发生车祸起，到死者上山安葬，“我”四天三夜没有合眼，“铁人王进喜”恐怕都做不到吧？还有一次，记得是2002年6月，在五里坡发生了一起2死3伤的交通事故，“我”乘车去乡政府刚好路过，就和几个人下到坎下抬人，后来交警赶到时，又与交警一起抬人，“我”的皮鞋、衣服全烂了……年底，召开见义勇为表彰大会时，竟然没有“我”；事后，“我”问县政法委的一个熟人，他说，曾和你们乡党委联系过，说没有那回事。

这里，要弄明何谓“综合治理”？“综合治理”这个词常被人挂在嘴上，但不是人人都明白其中的“意识”的。所谓“综合治理”，诸如治安冲突、突发事件、邻里纠纷、上访、计划生育……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就是这些年基层最难弄的“维稳”工作。有了综合治理，当然就有了“综治办”；那么，“综治办”又是怎么回事？带灯对竹子解释综治办的由来说：“人贫困了容易凶残，使强用狠，铤而走险，村寨干部又多作风霸道，中饱私囊；再加上民间积怨深厚，调解处理不当或者不及时，上访自然就越来越多。既然社会问题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往下落灰尘，政府又极力强调社会稳定，这才有了综治办。”“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日他娘！这就是“我”在乡镇14年的工作责任和压力。

这是一部充满隐喻的作品，讲的是一个悲剧故事。带灯原名叫“萤”，即萤火虫，像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这个名字显示了带灯的命运，拼命地烧热和照亮，却命理注定微弱无力，终归尘土。小说以悲剧结尾收场，带灯因“元家兄弟和拉布兄弟”恶斗而引发的“死亡1人、致残5人、伤及3人，为15年来全县特大恶性暴力事件”，顾全大局，代人受过，被行政降两级处分，并因在事发现场制止冲突被“打”成脑震荡，导致精神分裂得了夜游症，遭遇了沉重的身体创伤和精神挫伤双重打击，让“我”深表同情：一个柔弱的小女子，如萤火虫般飞到樱镇，她要在黑夜里给自己带来一盏灯，也想点亮一丝希望，结果她失败了，她已经气若游丝，但她的精神却是熠熠闪光，至少她曾经闪亮过，发出过正能量的光。“我”想：没有“我”这样经历的人，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感情的。

是的，“带灯的痛苦是无法救赎的，她是现世中的萤火虫，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那么，“我”呢？由此“我”想到“我”自己，结局和带灯一样，在乡镇幸幸苦苦14年，做牛做马14年，埋头苦干14年，任劳任怨14年，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乡镇。2001年7、8月，乡镇面临领导班子调整，于是，当时我工作的那个乡，班子成员中除了“我”留在乡政府外，其他他人都进城找关系，谋得谋位置，谋得谋进城；那个夏天连续干旱，村民们动不动就到乡政府闹事，“我”只好带他们到处找水源，协调纠纷，连续2个月没有回家……然而到了9月份，其他人升的升职，进的进城，“我”却原地踏步踏，这就印证了“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光跑不送，进城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民谣。14年，“我”得到了什么？付出了却得不到回报，这是不是社会最大的悲哀？“我”不敢说。不过，我比带灯幸运，14年里“我”没有被处分，但却得了“副科病”，“副科病”至今未治好，真是有苦难言啊。有一次，我遇到已经调到州直某个部门的原县委副书记，他问我现在在哪个部门工作？我说在县纪委；他说：你，我是了解的，你这人清廉、正直、原则性强，写得、讲得、做得，适合在纪委工作。当时，他处于县委权力核心，掌管着干部任用、升迁、调动的命运。如今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混”得不好？也许，组织上早就对“我”的盖棺定论了。这样看来，“我”的结局和带灯难道不是一样吗？真是让人难以释怀啊！在时下这个政治生态环境中，与“我”和“带灯”一样的“好干部”，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没有让你背铺盖回家，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但是，反过来再说，像“我”和“带灯”这样的“好干部”，“就是江山社稷之脊梁，就是民族之精英”（《带灯》后记）。

当然，带灯也有比“我”幸福的地方。带灯受到委屈后，陈大夫、张膏药的儿媳、李存存、李慧芹、陈艾娃、“二十四老伙计”、“十三户患病家人”，合伙做揽饭安慰带灯和竹子，那场面让“我”热泪盈眶。而我呢，当年离开乡镇时，却没有一个人相送，独自一人乘班车回家，那心酸的眼泪撒了一路，打湿了路两边的山林；风起后，树叶上的泪珠纷纷落下，仿佛下了一场泪雨。人之间的感情竟然如此冷漠？！看来，陕西秦岭地区比湖南湘西地区的民风要淳朴的多，这不得不让“我”这个当过14年乡镇干部的羡慕啊。都说湖南湘西地区民风淳朴，那是自吹，自己吹自己，又有什么意思呢？

带灯，如蜡焰般微弱，温暖，无力，悲情。如果一个读者能在作家的作品虚构的人物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能“对号入座”，那么，无疑这部作品就是成功的。作家最怕读者“对号入座”，怕引火烧身；而读者却最喜欢“对号入座”，寻找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同作家一起“我为人民鼓与呼”。无论那些批评家如何看待这部作品，但是读者自有自己心目的“比之”，“读者是最好的批评家”，读者绝不会盲目地跟着批评家的屁股后面转圈圈，不会被批评家不花一分钱地白日一番，作品的好差，读者自有评论，不用批评家在那里指三道四，把读者当成脑残儿。“我”在《带灯》中找到“我”的影子，“我”敢肯定地说：《带灯》写的就是“我”！读得“我”眼泪水都滚出来了！于是，在“我”看来，《带灯》是一部好作品，给当今文坛带来了惊喜，以生活的细处定格了众生的苦难，尽管有批评家质疑，但正如作者在答记者问时说的那样：“很多人根本看不到我的苦心”，“表面上看着很淡，其实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因此“我”要给良知尚存的读者推荐，读读《带灯》吧，一本小说不能改变什么，正如不断在现实与理想中间挣扎的带灯一样，什么也改变不了，但还是存着心中的那份光明一路前行；“或许或许，我突然想，我的命运就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写在《带灯》扉页）。

作家应该是一个有悲剧情结的人。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谁关心、尊重和同情，并如此动情地写过乡镇干部的困境和命运的？除了贾平凹外，“我”敢说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了。在乡土文学这一块，贾平凹是大家。时下，有的所谓“大家”玩得不过是文字游戏，尽管得过这样的大奖、那样的大奖，如什么“茅盾文学奖”啊，“鲁迅文学奖”啊、“老舍文学奖“啊……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有的是贿赂评委得的奖，有的甚至是“枪手”的作品。因此，曾当过14年乡镇干部的“我”，并不看好当代文学。如此，当下文学“繁荣”景象并不被人看好，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是，有的“大家”不服气，说什么“文学在中国太贱，它太不值钱”，这不是放狗屁吗？不服气？那就写部像《带灯》这样接地气的作品。当然这是读《带灯》后的题外话，不足挂齿。不过，作为作家，谁关注、尊重和同情如乡镇干部这样的社会底层民众，并将他们的酸甜苦辣写进自己的作品，谁就会“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杜甫、白居易、郑板桥是如此，雨果也是如此，路遥更是如此……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