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铸就胜利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这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格局朝着有利于抵抗日本侵略的方向演变。作为当时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国共两党,也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随着形势的转变,国共两党逐渐由分裂走向联合,由对抗走向合作。由“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政局演变的基本特点是以中日民族矛盾变化为主线,以国共关系为核心而展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并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逐渐下降并最终服从于中华民族利益之需要,具体表现就是国共两党由严重对抗走向缓和,直到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民族共赴国难,为实现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开创了国共关系的新时代。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空前的民族危机不仅向全国人民,而且也向国共两党提出一个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立即停止内战,携手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然而,当时国共内战非但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严重的分歧使得民族危机更加严重。

   首先,国民党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阻碍国共不能合作抗日的主要因素。“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提出。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统一,则不能攘外。”因此,“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面临着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双重压力,处于两难境地:既不能联共抗日,又不能完全倒向日本。故而,只好坚持“先安内后攘外”错误的旧政策。为了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对日妥协退让,不断丧权辱国,却集中主要力量进攻中共。在军事上,前后动员150万中央军及南方数省军阀与民团武装,连续对苏区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围剿”,把国共内战推向顶峰。

其次,1931年后,中共临时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推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没能有效地团结国内各派抗日力量扭转时局。“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高潮。全国各界一致批评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要求抗日。但是,当时的临时中央没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大好形势,没有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拒绝了各方面统一战线的要求和建议,使自己陷于孤立之中。

   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而导致的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社会政治局势朝着有利于抵抗日本侵略的方向演变。作为当时决定中国政治方向的国共两党也不能不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国共两党的这种转变,其原因一方面是内战的结果所至,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制造的华北事变造成的民族危机所至。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共两党不得不认真考虑对日战争的问题。

之前的种种分歧、分裂，让本就脆弱的国共没能进一步合作，所以团结对抗战胜利至关重要。

   从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国共两党开始了沟通求和、边打边谈阶段。在此期间,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内战规模不断缩小,直接抗日的武装力量也迭遭日军重创,在日本的政治谋划下华北正逐渐沦为第二个满洲。国际上,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威协着世界的安全,远东地区英美同日本矛盾的激化和苏联面临德日两面夹击的威协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国共两党面临新的挑战,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处境,反思自己过去的内外政策。国民党意识到再不站出来领导抗日战争,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其统治必将难以继续维持,福建事变、“一二九”运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等,是一次又一次的警钟。共产党在内战中损失惨重,内战继续下去虽危险,但在外患日重的情况下也不是毫无生机,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和张学良、杨虎城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红军东征的胜利,长征的胜利等等也能说明这一点。

   因此,1935年10月以后,国共双方在进行军事战争的同时,开始在抗日的旗帜下寻求政治和解。蒋介石首先选择苏联作为突破口,一方面想与苏联建立抗日互助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又希望苏联对中共施加影响以达到政治解决的目的,再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和中共的和解来影响苏联换取更多的抗日援助。蒋与苏联驻华大使几次密谈都表明了这一点。此后,围绕这一目的,蒋介石把政治解决中共作为一大目标和手段,开通了多条同中共秘密接触谈判的渠道。尽管蒋介石坚持把收编红军作为政治解决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些接触谈判使中共认清了蒋介石抗日的一面。1936年夏,中共逐渐放弃推翻蒋的统治的方针,8月确立“联蒋”方针,9月,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中共实施“逼蒋”方针。它标志着中共的“反蒋”已从推翻蒋统治的总方针,完全转变到反对蒋不抗日和行内战之具体行为上。经过西安事变,中共的方针基本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局已成,剩下的只是解决如何合作及何时对日作战的问题。

   从1937年1月到9月,国共两党经过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多处多次的艰难谈判,在日本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的情况下,终于达成了中共政府及其军队改制改编,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合作形式。随着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陕甘宁苏区改称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及蒋介石对此发表的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此为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有了巨大的改变。“七七”事变前的中国的抗战,包括东北的义勇军抗战、凇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绥远抗战等局部多次的直接对日作战,和全国人民在精神物质方面的间接呼应,在政府的“四不”对日方针和“安内攘外”的国策下,这些抗战处在不战与战的夹缝中徘徊，直到国共实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去进行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抗日战争发展成为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全民族的战争。它将国防战争和民族战争都结合起来,使抗战的言论、行动和民众自发武装参战都合法化，为中国人民最终实现了抗战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中华民族再一次站在了世界伟大民族之列，又一次昂首阔步走向又一次崭新的明天。

后记：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以悼念千千万万浴血奋战牺牲的英雄的中国人民，2015年7月19日作。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