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中“走”的意象分析

  《野草》是鲁迅最本色的一部作品，收入1924～1926年所作23篇散文诗，书前有题辞一篇，以曲折幽晦的象征表达了20年代中期作者内心世界的苦闷和对现实社会的抗争。鲁迅自己曾说过，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里了。

  鲁迅写作《野草》时，适值“五四”退潮，正如作者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编成本书的时候，如《题辞》篇末所记，正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的稍后。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鲁迅谈到《野草》时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正如王乾坤所言：“鲁迅对于“当下”、“现在”的关注态度，深深地植根于他对人性的哲学性思考”，“人们当然可以从《野草》中离析出鲁迅的历史哲学、社会哲学，而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生命哲学”，“《野草》讲生与死、人与鬼、希望与绝望，其着眼点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历史逻辑的陈述，更是灵魂的拷打与救治问题”。

  汪晖也说，应“把《野草》当作一种思想性著作、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去阐释”，“作为凝聚了鲁迅深刻体验与哲思的思想著述来研究”。王富仁更是把鲁迅喻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徘徊于明暗之间的“夜行者”。

本文从《野草》中“走”的意象着手，将《野草》中的“走”分为三类：群众的“走”、当权者的“走”与先驱者的“走”。笔者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探求隐藏在“走”意象背后的鲁迅思想与哲学。

       一

   第一类，《野草》中群众的“走”。《野草》中涉及群众的“走”的文章有三篇，分别是：《求乞者》、《复仇》与《死后》；主要表现了群众的麻木与冷漠。

在《求乞者》中，读者首先感受到的是弥漫大地的“灰土”——

   我……踏着松的灰土。……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灰土，灰土，……

　　………………

   灰土……

  无所不在的灰土给人一种沉重感、压抑感、窒息感，在这片灰土世界中，没有生机，没有乐趣，也没有创造的欲望与冲动。我和另外几个人就“走”在这广阔无边的灰土之中，然而并不是携手共进，而是大家各自“走”路。这象征着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相互隔膜，需要正视的是，这种隔膜不仅是社会的、历史的，更是人类本身的：这传达出了一种近乎绝望的生命体验。

于是，在这相互隔膜的灰土世界中，“求乞”与“布施”都遭到了严峻冷酷的挑战——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近于儿戏；我烦腻他这追着哀呼。……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而当身份对调时，一切又都反诸于己——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我将得不到布施，德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显然，这里的“求乞”与“布施”都是有所象征的。我们可以把“布施”理解为怜悯、同情与关爱，而“求乞”则意味着得到布施者的眷顾。本来，“求乞”与“布施”都是很正常的行为；然而，鲁迅却在“求乞”的背后发现了虚伪与做戏：求乞者“并不悲哀”，但却“近于儿戏”的“追着哀呼”，甚而至于以“装哑”作为“一种求乞的法子”。于是，这虚伪扭曲的表演激起了布施者的愤怒，所给予的也只是“烦腻，疑心，憎恶”。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求乞”与“拒绝布施”不仅指向他人，也指向“我”自己（“我”也只不过是芸芸众生之一），这是一种彻底的拒绝，这是一种彻底的冷酷。于是，人们自食其果，“各自走路”。

  鲁迅在此揭示了人与人心灵隔绝的普遍冷漠的状态。

  再看《复仇》中群众的表现——

  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

  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

路人们本来是想赏鉴的，但他们俩并无进一步的动作——

  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于是看客们觉得无聊，“慢慢走散”；而他们俩则反过来鉴赏看客们的干枯，是为复仇——

……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正如鲁迅所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让看客“无戏可看”的复仇其实是透出鲁迅的痛心疾首的。

  本来，先驱者奔走呼号，为的是生民群众的利益，然而，后者并不了解前者的意图（有时甚至连深爱儿子的母亲也不能理解儿子的事业，如《药》）。不被群众理解的悲哀进而转化为先驱者奇怪的“复仇”逻辑：夹杂着爱与恨、轻蔑与怜悯的憎的火焰。正如汪晖所说，“这是一匹受伤的狼，惨伤的嚎叫中燃烧着愤怒和复仇的火焰！”

  同样地，《死后》也表现了群众的麻木与冷漠。

  “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然而“知觉还在”，我“听到脚步声，走路的吧”，“切切嚓嚓的人声，看热闹的。他们踹起黄土来，飞进我的鼻孔，使我想打喷嚏了”，“陆陆续续地又是脚步声，都到近旁就停下，还有更多的低语声”，我的死只不过“使他们添些饭后闲谈的材料”而已。群众的“走散”只是得不到满足后的无聊而已。

鲁迅“喜用蚂蚁和苍蝇来比喻庸众的渺小琐屑”。[9]本篇中，梦中的死者感觉有蚂蚁在他背脊上爬，又有青蝇嗡嗡地飞来舔他的鼻尖，其实暗示着群众对于先驱者行为的不解与麻木。与此相似，杂文《战士和苍蝇》中写苍蝇在战士死了以后，“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

   群众作为麻木的看客，他们的各自“走”路、“走”散，有着难言的麻木与残忍。

                二

   第二类，《野草》中当权者的“走”。这体现在《失掉的好地狱》中，当权者的“走”是一种“出走”：被迫让位于新的当权者。

这是一篇不同凡响、构思绝妙的佳作，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性质，表现了鲁迅对社会政治斗争卓越的洞察力与预见性。

  文章开始时是一片虚伪的“太平”景象——

……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天下太平。

这是已被人类整饬过的地狱，在火焰、油、钢叉的震吓下，鬼魂们只能发出低微的叫唤，这象征了新的统治者取代旧的之后出现的“秩序”而“太平”的社会景象。之后，一个“伟大的男子”，“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的“魔鬼”，向我讲述了自己怎样失掉好地狱的故事——

  “地狱原已废弃得很久了：剑树消却光芒；沸油的边缘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花极细小，惨白而可怜——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地上曾经大被焚烧，自然失了他的肥沃。

  “鬼魂们在冷油温火里醒来，从魔鬼的光辉中看见地狱小花，惨白可怜，被大蛊惑，倏忽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

  “人类便应声而起，仗义直言，与魔鬼战斗。战声遍满三界，远过雷霆。终于运大谋略，布大罗网，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最后的胜利，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

然而，在赶走魔鬼之后，人类并未给鬼魂们带来幸福——

  “当魔鬼们一齐欢呼时，人类的整饬地狱使者已临地狱，做在中央，用人类的威严，叱咤一切鬼众。

   “当鬼魂们又发出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久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

  “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

当忍无可忍的鬼魂再次发出反狱的绝叫时，却被视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久地惩罚，陷入比魔鬼统治之下更加悲惨的命运。写作本篇一个多月前，作者在《杂语》（《集外集》）中概括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时曾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鲁迅以地狱的象征告诉人们一个现实的真理：那些自称代表人类利益的英雄在取代旧势力之后，并不兑现自己的诺言，反而变本加厉，而人民大众依旧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所以，要警惕那些打着“替天行道”旗帜的人类代表者，更要彻底废掉这人间地狱般的社会。

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自己作嫁衣裳。魔鬼的被迫“出走”只是旧的统治者被赶下台的无奈之举，即使有一天再次登台，地狱仍是地狱。

                   三

  第三类，《野草》中先驱者的“走”。《野草》中先驱者的“走”最为复杂，涉及到的文章有七篇，分别是：《这样的战士》、《颓败线的颤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死火》、《墓碣文》、《影的告别》与《过客》。先驱者的“走”是一种夹缝中的“走”，交织着与统治阶级、与不觉醒的群众、与自我的复杂矛盾，充斥着困惑与决绝。

鲁迅说：“《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这样的战士是勇猛的，然而当他正要战斗时却突然发现没有了对手——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无物之阵”正是鲁迅所说的那种“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应当注意的是，“无物之阵”上的“旗帜”和“外套”几乎囊括了所有美好动听的词语，前者标志着一种身份，后者则体现为一种价值；然而都被垄断了。也就是说，这样的战士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被垄断了的社会话语，一方面，这种垄断实际上是名不符实的，有着极大的欺骗性；另一方面，话语垄断者正是靠这些被垄断的话语去对付反抗的战士：要进入就必须臣服，要拒绝就遭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反抗极为艰难——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正如鲁迅所说，“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又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所以，尽管处境艰难，战士还是选择了坚持——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最后的大踏步“走”，走得坚定，走得决绝。

  然而，先驱者支撑自己走下去已然不易，有时却还要面对群众的遗弃或驱逐。在《颓败线的颤动》中，那位为亲人牺牲了一切的垂老的女人，却被逐放，“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这里所反映的先驱者的感情世界上复杂而纠结的：作为被遗弃的对象，他充满了决绝、复仇、歼除与咒诅的欲念；然而他又不能割断一切，他仍然摆脱不了眷念、爱抚、养育与祝福之情。在这双重的纠结中，他陷入了一种“失语”状态。因此——

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

   这无语的言辞撕心裂肺，动人魂魄。先驱者的“被逐走”也是鲁迅对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光明的地方去”的历史选择的质疑，有着难言的隐痛。

同样地，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先驱者作为“傻子”，为了帮助受苦的奴才，动手就砸那泥墙。然而奴才却哭嚷着，引来一群奴才，将傻子赶走，于是得到了主人的夸奖。这里的先驱者也遭到了“被赶走”的命运。

  在与统治阶级、不觉醒的群众的周旋中，先驱者早已疲惫不堪；然而，更纠结的还是先驱者内心的自我矛盾。

在《死火》中，先驱者的“走”是一种困惑之后的决绝——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

　　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枝叶都如松杉。

　　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

  这是一个宏阔的冰的世界，无论是“冰山间”还是“冰谷”，颜色都是“一切青白”，给人的感觉都是“一切冰冷”。这青白的颜色、冰冷的感觉有着死亡一般的宁静，但却没有生的动感与活力。正如王乾坤所说：“冰谷，其实就是严酷可怕的人生之渊。”同时，这寒气逼人的冰谷同时又是一个枯焦生命的“火宅”。正是在这冰冷青白的冰谷，我遇见并救起被遗弃的死火；我正思索走出冰谷的方法的时候，死火因为我的身体的温热而燃烧起来，于是就有了以下的对话——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唉唉！那么，我将烧完！”

　　“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

　　“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反而问。

　　“我说过了：我要出这冰谷……。”

   “那我就不如烧完！”

  死火对我说，他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留在冰谷将会冻灭，而走出冰谷也将会烧完。无论选择怎样的生存方式，都不能避免最后灭亡的命运。这是鲁迅对所谓的“黄金世界”的彻底否定，体现了鲁迅一贯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当然，我们从中也能感受到鲁迅式的绝望与悲凉。但是，在被动的困境下，我们依然拥有主动的选择：选择冻灭意味着绝对的无意义、无价值，因为生命连挣扎也不曾有过；而选择烧完，生命至少还有一种挣扎的悲壮之美。“冻灭或者烧完有主动与被动、严冷与热情、反抗与忍受、僵死与创造的区别。”所以，“我”选择了“走”出冰谷，死火选择了烧完。这是对绝望的反抗：尽管对结果不存幻想，但依然抱定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尽管最后“我”与大石车同归于尽，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哈哈”，这是“我”得意地笑。

走出冰谷，燃烧生命，先驱者的“走”有着坚定决绝的反抗意味，使人在生命的有限性的认识中，确立一种投入的、创造的态度。

  而在《墓碣文》中，先驱者的“疾走”、“不敢反顾”则有着更为深奥的内涵。

   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读着上面的刻辞。那墓碣似是沙石所制，剥落很多，又有苔藓丛生，仅存有限的文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陨颠。……

“……离开！……”

墓碣正面的这些“有限的文句”体现出的是一种反常的经验。这里有两组概念：“浩歌狂热”“天上”“一切”“希望”——这是大多数人常规思维下的经验逻辑，然而却是肤浅的、表面的；墓主人看到的却是“寒”“深渊”“无所有”“无所希望”，这是对多数人的常规经验逻辑的拒绝与反抗——然而却是更为真实的。

墓碣反面的文字是写墓主人自剖的痛苦——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墓碣反面的“残存的文句”实际上写出了鲁迅本人无情解剖自己的痛苦与矛盾，同时也是对人类生存本真的逼视。这又是一个反归：对现有经验秩序的怀疑与拒绝，都指向对自身的怀疑与拒绝，即所谓“自啮其身”。然而，无论是创痛酷烈还是痛定之后，“本味何能知？”“本味又何由知？”

想要追寻那些尚未被现有经验、秩序所侵蚀的本真状态，这就把自我怀疑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最后——

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正如汪晖所言：“鲁迅是带着‘负罪’的态度寻找生命的意义”，“对生命本原的充满痛苦的追索”，墓中人对内心的虚无与黑暗的创痛酷烈的体验，正是催促我“疾走，不敢反顾”的内在动因。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把‘死亡’、‘无’、‘空’一概视为消极，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虚脱的。可以说，一切真正的‘积极’人生，都是建立在对死亡的正视与觉解上的；一切有力度的实人生，都是以对虚无的盘问为前提的。没有‘无’，就不可能有可靠的‘有’。鲁迅借死尸观照人生，其最深刻的哲学命意就在于：由死问生，由死知生；由无问有，由无知有。”

再来看《影的告别》，表露的仍然是先驱者内心的彷徨状态——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鲁迅不仅否认天堂与地狱，甚至连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一并拒绝，他曾在《头发的故事》说：“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其实，鲁迅在此提出了一个疑问：所谓的“黄金世界”有没有黑暗与斗争？鲁迅给出的回答是：有。为什么呢？鲁迅说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他说人总是这样的：曾经阔气的人想复古，正在阔气的人想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人想改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到了黄金世界也是一样，因为黄金世界仍然有曾经阔气、正在阔气、还没有阔气的人。在一般人认为，好像黄金世界是个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世界，但是鲁迅却看见了新的矛盾、新的斗争。由此，鲁迅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结论：“至善至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至善至美的未来，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鲁迅的任务正是粉碎这个神话。

  当然，正如汪晖所说：鲁迅是把“光明”的到来与自我连同“黑暗”的毁灭联系起来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

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先驱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自己却只能葬身在“黑暗的闸门”之下——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

……

  朋友，时候近了。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影的彷徨无着，是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先驱者痛定思痛，反而以反抗为酒，硬唱凯歌。这是一种大澄明，在这种状态中，毁灭本身就是涅磐，有限直接与本体相融——

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独自远行——如此的安详而充盈，从容而大勇，自信而尊严！

在《过客》中，鲁迅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过客的形容状态——

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

       这旷野中步履蹒跚的过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鲁迅本人的形象，我们甚至可以说，这过客就是鲁迅的自命名。开场时，他就一直再走，然后他遇见了老人与孩子，老人问了他三个问题——

   翁——你是怎么称呼的。……

客——我不知道。……

翁——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客——我不知道。……

   翁——我可以问你到哪里去么？……

　　客——我不知道。……

   老人问的这三个问题其实也是古往今来一切人们都在探寻的永恒之谜：“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然而过客对着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当时，他有三种可供选择的路。一是回去——

翁——我……你莫怪我多嘴，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对于回去，过客断然拒绝，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压迫与奴役。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所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既然后面的世界如此不堪，所以这觉醒的先驱者不愿回去。

第二，停下来“休息”，这是老人的劝告——

   翁——你息不下，也就背不动。——休息一会，就没有什么了。

　　客——对咧，休息……。〔但忽然惊醒，倾听。〕不，我不能！我还是走好。

　　翁——你总不愿意休息么？

　　客——我愿意休息。

　　翁——那么，你就休息一会罢。

客——但是，我不能……。

尽管过客“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力气稀薄，疲惫不堪，但他还是选择了第三条路：往前走。对于前方是什么，剧中三个人物有不同的回答：小女孩说前方是花园，老人说前面是坟，而过客明知道前面是坟还要往前走，他说——

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那声音也曾叫过老人，老人不理它，它也就不叫了。但过客却无法拒绝那声音，正如薛毅在《无词的言语》所说，这是他内在生命的“绝对命令”。也就是说，虽然对走的结果有所怀疑，对怎样走也有所怀疑，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往前走。鲁迅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反抗绝望”——

   《过客》的意思……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正如汪晖所言：对于“过客”来说，那“呼唤”不是空洞的精神许诺和自我安慰，不是对于一种未来生活的美妙设想，而是自愿地面对自我与世界的无可挽回的对立和分离的执著态度，是确认了自我的有限性和世界的荒诞性之后的抗战——绝望的抗战。绝望的反抗中流溢着对生命的珍惜和紧迫感，这要求着人对自己的每一行动负责——历史正是人在时间中的抉择过程。

过客是这样一种人，他首先是一个悟透了生活的智者，断灭了一切尘世的希望。但他以超人的勇气承受这种断灭，并反抗这种断灭，而反抗断灭并不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承当，是反抗（“走”）的意义本身。作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走”表达的不仅是实践人生的方式，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执著态度。

   正如王乾坤所言：过客的“走”不能理解为走向净土，不是走向无尘的天国，不是逃离现实的隐遁，而是根据自己的能在更彻底地走向此世。

这里的“走”是一种生存论姿态。

  其实，“走”在鲁迅的哲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从《野草》中“走”的意象切入，分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走”，探讨了鲁迅思想的一个侧面。

鲁迅是一个“罪感”深重的人物，他看到了人生的虚妄不实，看到了“无所有”，看到了“没一处没有”可“憎恶”的东西，尤其是看到了包括他自己的人类的缺陷、罪过和黑暗，从而把人的解放、人的眷顾问题放在一个甚深的哲学情怀而不只是人文主义的激情中。

但是，“鲁迅虽然看到了‘无’，却不用它来勾销‘有’的意义。在他看来，只有在‘无’的背景下，在与虚空的苦斗中，才能确证生命意义，享受‘大欢喜’，而不是取消生存意志，在逆来顺受的受苦中，获得至乐。所以，《野草》之音也悲，却有超人的昂扬。”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鲁迅把希望比作路，走就是一切，大家都走起来，路在其中，希望亦在其中。希望与安慰就在这行之过程中，在行本身，而不在行的结果。

鲁迅一直以“立人”为己任，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虽然有过迷茫与彷徨，但最终方向是坚定的，正如他在《彷徨》扉页上的题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