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

  吴敬梓以自我生活经验为立文基础，借助锋利的刀笔，站在先进的思想角度下，把矛头直指儒林阶层，以环绕在科举制度周围徇私舞弊、贪婪虚伪的官僚，横行霸道、武断乡曲的豪绅，平庸昏聩的膏粱子弟，利欲熏心的举业中人，招摇撞骗的清客、附从的小市民为刻画对象，集十年之功，终成《儒林外史》，小说讽刺手法运用的淋漓尽致，是整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把我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新的高度，代表了我国古代讽刺艺术的最高成就。《清朝野史大观》评说：“近日社会小说盛行，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状》、《官场现形记》，最著者也。然追溯源委，不得以《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嚆矢也”鲁迅先生也曾赞许“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成讽刺之书。”它的讽刺风格不是剑拔弩张的犀利，而是娓娓道来的深沉。

  一.现实主义

  在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中，神话宗教迷信色彩不乏，小说人物神化、常不具备常人的思想情感，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过于绝对，正面人物神化而反面人物则十恶不赦，使人读之不亲切、不真实，艺术感染力不强。只有《儒林外史》才真正摆脱了传奇述异的性质，成为表现人人所密切接触的平常生活的艺术，在《儒林外史》中人物不再是高不可攀万人之上的奇人，不再是超人式的英雄，不再是一无是处十恶不赦的恶人，从生活风貌到精神风貌都是人们日常生活所见，“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猪肉却舍不得买一斤，胆小怕事，在正妻病重之时，为了让两位舅爷同意将妾扶为正室，痛哭流涕，收买王德王仁，即日便不顾王氏之病危，张灯结彩，大摆喜筵……严监生临死之前，迟迟不肯咽气，实为家人多点了一茎灯草，名副其实的悭吝鬼。然而吴敬梓并非就此展现严监生这一人物的丑恶面，在正妻王氏死后，严监生不小心发现了王氏积攒的银子“我说他的银子那里就肯用完了！像这都是历年积聚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他往那里去了”一回哭着…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回。可见严监生对妻子还是有感情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再者，在严监生临死之前嘱托二位舅爷照顾外甥教他读书，挣着进个学，这是严监生真挚的父子之情的流露。还有作者重点描写的马二先生，头脑迂腐、醉心举业，却极具善良义气，他拿出全部积蓄为篷公孙解脱灾祸，出资埋葬假仙人洪憨仙等。吴敬梓将人物描写的有血有肉、性格丰富饱满、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立体人。

  中国古代的诸子寓言、唐人传奇、元明戏曲中都间存讽刺作品或带有讽刺意味的描写。但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一脉相承的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学思想传统里，讽刺文学的发展史很弱微、很艰难。即使偶然流露一点讽刺的光辉，但那光辉也比较淡薄。直到吴敬梓的出现，才以其洞察社会的锐利透彻的眼力，嬉笑怒骂、酣畅淋漓的文章，向旧社会的制度、道德及各种醉心利禄、虚伪无耻的人们，作了普遍的嘲弄和鞭挞。在中国文学史上初次树起古典讽刺文学的丰碑。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盛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第一部真正足以当得起讽刺小说之名的文学作品。鲁迅曾说：“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即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之所以被视为讽刺小说，正由于它极为形象地反映了我国18世纪极具浓郁讽刺意味的社会现实，而这基于《儒林外史》并不是作者向壁虚构，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据吴敬梓的姻亲晚辈金合所述《儒林外史》所写人物“或象形谐声，或庾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有八九。”其中，杜少卿即为作者自况，马纯上即马萃中，迟衡山即樊南仲等。作者表面是写明代生活，实际上是将清代中叶的各士林人物经艺术加工后搬上舞台，使其隐藏在科举制度后的悲剧、丑恶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大彰于世，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时人读之，在暗语之下对比所录诸生的真实举动，不觉意趣横生，讽喻辛辣，力透纸背。

  现实主义艺术还表现在作品形象处处保持着生活本身固有的自然姿态，作者站在局外，冷静地描写人物常态，通过人物言行展露人物性格，如经典的张静斋范进打秋风，“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汤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的竹子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作者描写的就是这样一次普通的饭局，娓娓道来，没有评价，没有贬词，简单的一个“大虾元子”便戳穿了范进虚伪的道德面具，将范进的道貌岸然展现的一览无遗，讽刺嘲弄淋漓尽致，如鲁迅所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文学一旦离开真实，也就如纸花一般。吴敬梓把他的讽刺艺术建立在了对现实生活真实描写的基础上，因此赋予了作品人物无穷的生命力。吴敬梓的讽刺，唯其所以公心，故能从根本上有别于历来的一些专事人身攻击、直泄私愤的格调浅薄卑下之作，而具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这种深沉的感时忧世之作，使作品充溢着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和深切的人生关注，从而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儒林外史》具有独特的清醒的现实感，从而把它与那些以专攻谩骂为能事的‘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相区别，使它成为一部伟大的讽刺杰作。

  二悲喜交融

  《淮南子·齐俗训》“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而《儒林外史》就恰当运用了这一讽刺手法，“戚而能谐”挂着轻蔑微笑的否定将讽刺体现的更加辛辣。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来看，达到很高成就的标志。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是第一部显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

在科举八股取士的恶劣风气下，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迷失本性、丧伦败行，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典型的周进、范进，周进连考几十年，连最低功名都混不到，活的痛不欲生；范进是几十年梦想突然实现，结果痰迷心窍、疯狂失态、坐进泥塘。讽刺效果最揪心的非这些原本出身下层，然而却挣扎着向上爬的人物莫属了，这几个人物堪称吴敬梓讽刺典型的精品。周进撞贡院号板，嚎啕大哭，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一副贡院号板关联着天下所有读书人穷通仕途，一声哀嚎，一口鲜血，包含了白首童生大半辈子的屈辱辛酸。作者这样着力的描写，使人们对一个呕心沥血，日思夜想向爬上科举高峰而不得志的可怜虫感到可笑，同时也注定了可悲，确实描写出了一个被科举毒害而灵魂已畸形的艺术典型。范进欢喜而发了疯，大半生科举经历的他饱受摧残，无论是来自自我内心还是来自外界的鄙夷，早已让他失去了希望和信心，突如其来的大喜冲击了他绝望而苦楚的心，不料欢喜的痰迷心窍而发疯。他是被考取功名后的“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显亲扬名，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这些功名利禄诱骗到科举道路上的一个牺牲者，弄的发疯发痴，最后走向堕落。这些读来令人捧腹大笑，大笑之余我们看到了悲剧，看到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吴敬梓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那些成天竞于举业场上的儒林人士。

  作者还有意安排一些不合气氛的情节，以调侃戏谑。如第三十回季苇萧骗杜慎卿神乐观寻美男，不料是个头戴道帽，一副油晃晃的黑脸，两道重眉，大鼻子，满腮胡须，五十岁光景的来霞士，可笑至极，也可悲至极，看看我们的杜大才子是多么的空虚无聊。再有第十回中写篷公孙入赘鲁编修家，众人都都说公孙和鲁小姐是才子配佳人，一双两好，但作者却并不这样认为，篷公孙把八股举业看做是俗事，而鲁小姐确是受鲁编修影响，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肚里历科程墨，宗师考卷熟记三千余篇，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两人全然不搭，然而受妻子影响，篷公孙也做起这般俗事来了。作者对此持戏谑的态度，于是出现了婚礼喜庆宴上梁上老鼠跌入燕窝粥和鲁编修气恼不慎将鞋甩向陈和甫的滑稽事件。笑声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儒林阶层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风气残害下的悲剧！这就是吴敬梓《儒林外史》要传递给我们的辛辣搬的讽刺与深思。

  在小说里，有各种可笑可叹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最惹人发笑的片段恰恰是内在的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吴敬梓送给读者的，不是轻率的戏谑和廉价的笑剧，而是这些貌似喜剧里边的悲剧涵义。全书大多篇幅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吴敬梓谑语间的泪痕，在可笑中注入辛酸，在喜剧性形式下埋下了悲剧性内容，放大了讽刺效果。

  三对照手法

  首先是自相矛盾，表现在人物用自己的行为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从而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揭露人物心灵深处的虚伪，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如上文提到的范进拜访汤知县席上退前缩后不肯用银镶杯箸而大吃大虾元子的情节，还有范进中举前胡屠夫破口大唾，辱骂范进“尖嘴猴腮”“现世宝穷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范进中举后，因痰迷心窍而发疯，众人要胡屠夫打他一个嘴巴子，他却说“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后来又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女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活画出一副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再如第二十回匡超人偶遇牛布衣，寒暄数语之后，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口口声声吹嘘自己的“匡大才子”竟不知先儒指何人，不料在冯琢庵问起马纯上时已经羞的无地自容的他却说“他的选本也不甚行...唯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作者并无任何言辞去否定他的狂妄、吹嘘，而是通过匡超人自我言行“先儒”二字戳穿了自己牛皮，自相矛盾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不禁使人哑然失笑。

  其次是前后矛盾，表现在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以造成前后对照，产生不言而喻耳朵讽刺效果。如周进60多岁了还以老童生在薛家集观音庵私塾，地位低下，生活贫困，遭梅玖讽刺“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而后来周进做了进士，梅玖谎称自己是周进的学生，薛家集的观音庵也供起了周进的长生牌位。梅玖见了周进早先年写的联对，红纸都久已贴白了，竟指着向和尚说道“还是周大老爷的亲笔，你不该贴在这里，拿些水喷了，揭下来裱一裱，收着才是。”作者这般细致的描写，重在渲染周进做官前后迥然不同的境遇，梅玖的前后矛盾更是体现了他庸俗势利、趋炎附势的劣性，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

  最后是典故对照，指人物巧妙借用典故，并加以改造重构，以此披上“合理”的外衣，达到自我安慰的效果。如第二十回，匡超人本是有妻，当李给谏问他是否成家时，他羞于说出丈人在抚院当差而谎称自己无妻，不料李给谏将自己的外甥女许配给了他，虽说匡超人有点不安，但是转念“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便应允了。恬不知耻的匡超人与蔡状元有着本质区别，蔡状元是在权势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再婚的，而匡超人压根没有人逼他，完全是有心攀附权贵。吴敬梓这样描写，故意插入典故，意在以蔡状元的这面明镜来反射匡超人的伪善嘴脸。让读者在阅读中，细细体味典故在前后两种不同境遇比照下衍生出的意趣，以彰显强大的讽刺力度。

  四细节描写

  所谓细节就是构成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或环境特征的最小组成单位，也就是表现事物感性特征的具体而细小的材料。细节描写是最生动、最有表现力的人物塑造方法，往往借助极精彩的笔墨将人物的真善美、假丑恶和盘托出，通过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描写达到“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的效果。如第五回王德王仁被严贡生叫去商量事时，作者这样提了一句严贡生妻子王氏“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外貌描写与动作描写相结合，透露出这位王氏夫人似乎特别尽心尽力，但是作者的本意并非如此。在王氏病重后，作为小妾的赵氏却乘机在旁侍奉汤药，极其殷勤，看他病势不好，夜晚时便抱了孩子在床脚头坐着哭泣，“我而今只求菩萨把我带了去，保佑大娘好了罢”王氏没有感动，只是说道“你又痴了，各人的寿数，那个事替得的？”赵氏又一番哭诉，然而王氏听了，也不答应，通过对赵氏王氏的语言描写，不难让我们猜想到二人暗地里较着股劲而。有一晚，听丫鬟说赵氏每夜摆个香桌在天井里哭求天地，他仍要替奶奶，保佑奶奶就好。王氏听了，似信不信，这样的心理细节描写，细细品味我们不难看出一是王氏与小妾赵氏的心眼算计，二是让我们所有人包括王氏都明白了赵氏的诡计，“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第二日王氏说道“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我们细细品味王氏语气，是试探！赵氏二话不说忙叫请爷过来，一个“忙”字，更是证实了赵氏多日来的忙碌究竟为何。严贡生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晨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为何严贡生不反对反而如此着急办此事呢？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妾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然而王氏无子，赵氏却生了儿子，在那个“母凭子贵”的年代，严贡生还是偏向给他传宗接代了的赵氏的。在喜庆之时，赵氏又独自走进房内拜王氏做姐姐，那时王氏已发昏去了，“独自”表明王氏发昏只有赵氏知道，赵氏却没有通知众人，而是继续行礼。等奶妈通知大家王氏已断气时，“只见赵氏扶着床沿，一头撞去，已经哭死了”神态、动作描写“扶着撞去”“哭死了”赵氏的虚伪和假情假意昭然若揭。王氏死后，不巧被严贡生发现了她的私房钱，结合上文提到的面黄肌瘦的办围碟，王氏是怎样一个人呢？工于心计、老谋深算、悭吝成性之人，她才是这个家真正的管家。作者并未大篇幅去描写王氏、赵氏是怎样的人，寥寥数语，几个细节描写，将两位妻子虚情假意争夺家室地位的劣性刻画的穷形尽相、入木三分，二人性格一览无余，为我们上演了一场妻妾明争暗斗的好戏。吴敬梓准确地描写那些有表现力的细节，丰富了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并从中挖掘出任务自身潜藏的深刻矛盾和戏剧性，讽刺效果不言而喻不愧为鲁迅先生所称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

  五合乎情理的夸张

  夸张是一种能够起到特殊效果的讽刺艺术手段，夸张手法的运用通常先把一个人物的主要特征作为人物心理与行为的描写基础，描绘的手段不是轻描淡写，而主要是采用浓墨重彩的方式，尤其是着重地夸大描写细节，达到淋漓尽致的讽刺效果，所以夸张是讽刺小说最常用的艺术手段，《儒林外史》中的讽刺也稍加夸张，通过运用夸张使读者清晰地看出了社会的荒谬和人们灵魂的扭曲。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运用适度的夸张，准确揭露了讽刺对象的丑陋，抓住社会生活的某一个角落，合理地去放大和暴露丑恶，虽是夸张，但是读者仍能感觉是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如余敷余殷二人充大师看风水，“余敷正在打开拿出土来看，余殷夺过来道‘等我看。’劈手就夺过来，拿出一块土来放在面前，把头歪在右边看了一会，把头歪在左边又看了一会，拿手指头掐下一块土来，送在嘴里，歪着嘴乱嚼。嚼了半天，把一大块土就递与余敷，说道‘四哥，你看这土好不好？’余敷把土接在手里，拿着在灯底下翻过来把正面看了一会，也掐了一块土送在嘴里，闭着嘴，闭着眼，慢慢的嚼。嚼了半日，睁开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尽着闻。又闻了半天，说道‘这土果然不好’……”“左边看了一会、右边看了一会、歪着嘴乱嚼”吴敬梓将二人的滑稽神态描写的惟妙惟肖，不乏夸张色彩，但就当时崇尚封建迷信的社会风气来看，却也是事实，也是人物性格本质所为，而这种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上的夸张，使讽刺显得更加犀利、深刻而更具生命力。

  另外，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的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例如第五回严监生之死，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得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再跟前，故此纪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作者把严监生“伸着两个指头”的细节通过否定大侄子、二侄子、奶妈的解释加以放大，造成难解之谜，最后由小妾赵氏把谜底揭开，从而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使这个守财奴的形象跃然纸上。吴敬梓将这些真实本质适度放大、变形，从而令其原形毕露，讽刺效果意趣横生，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艺术形象。

  总之，吴敬梓将《儒林外史》深刻的批判思想和高度的讽刺艺术完美结合，其成就毋庸置疑。作者通过犀利的笔触，“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在以现实主义为基本手法的前提下，将悲剧与喜剧相融合，并采取丰富多样的讽刺手法达到了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效果，客观冷静的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以及儒林阶层醉心举业、思想闭塞、头脑僵化、虚伪迂腐的丑态，是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