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地中来，到灵魂中去
——国土资源作家2009-2014创作印象
徐峙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历了世纪初的沉默与蛰伏之后，国土资源文学正在迎来全新的突破。在过去的5年里，国土资源作家没有陷于行业文学的语境自说自话，而是既扎根大地，从这永恒的母体中汲取营养，又奋力突破行业的局限，把笔触伸到生命的最深处，描写人性的丰富，探索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质，难以一概而论，却又隐约显露着某种藕断丝连的相似质地。他们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在熹微的晨光中，迈着大步向文坛走来。

栖居的诗意与文明的忧伤

     在城镇化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中，传统的家园、诗意、美感步步后退，人们对大地这个亘古不变的母体的归属感日渐残缺。对此，国土资源作家忧心忡忡，用他们的文字书写着与大地相依为命的情感、对乡土社会的眷恋，以及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尖锐冲突的忧思和焦虑。

     江苏诗人汪洋（风子）深得我国传统山水诗的真谛，同时吸收了海子等当代诗人的抒情经验。他对乡村事物有着敏锐的体察，以审美的视角和悲悯的情怀审视客体，用朴素、凝练的笔法营造令人回味的意境。在他的诗集《在大地上行走》、《醒来》中，无论是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还是麻雀、芦苇、槐花、麦地这些常见的乡村景物，诗人总能以简洁的语言写出它们美的特质，并将它们导向大地与存在的形而上层面。在《我要画下九月的乡村》中他写道：

     我要画下九月的乡村/画下站在麦地里的一个忧郁的少年/我要画下九月的晴朗/画下快要降落到我们身体里的霜/我要画下收割后的田野/画下清水湾，云的倒影/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宁静/我要画下水边的那间小屋/在记忆里，它破旧不堪/陈旧得像一句说不出的话/……/接下来，我要画下我自己/画下我的面孔、眼睛、心跳的声音/画下我柔弱的外表，骨骼里的铁/我还要画出我的前世和来生/画出时间里那挥之不去的阴影/好让晨风吹着它，有些颤抖，陌生/像微凉的命运

     九月的乡村，收获的季节，汪洋却从这九月的晴朗中感受到了忧郁。乡村是静美的，它曾经承载少年的梦想。它也是沉重而陈旧的，有着无人知晓的贫穷和挣扎。汪洋通过清水湾、云的倒影、飞鸟、芦苇等细节，展示了乡村令人留恋的宁静，同时怀着深深的忧伤，咏叹美好事物的不可复得，以及命运的难以捉摸。在极富艺术感的诗写中，汪洋呈现了平凡的乡村生活不一样的质地，并在余音缭绕中留下令人回味的哀伤和痛惜。正如汪洋自己写下的那样：“它们简单，平凡/却都带着谜一样的质地。”

     同样来自江苏的诗人黑马（马亭华），在他的诗集《苏北记》中，构筑了现实与精神世界的双重故乡。在黑马笔下，苏北不仅仅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世界，更是他“生命打开、灵魂飞翔”的词语世界。“如果老了，就学会用一把骨头去爱/用一把揉碎的土坷垃去爱”(《亲人》)，作者直接把心跳和呼吸变成了诗歌语言，面对家园、亲人，面对风、雪、虫鸣，他写下热爱也写下惆怅，写下牵挂也写下感伤。他的表白沉郁而内敛，语言晓畅而细腻，既有扑面而来的乡土气息，又有浪漫婉约的真挚情怀，展示了语言和梦想的温柔气质。像黑马这样在地域概念中构建精神家园的，还有铁夫的诗集《金家坝》、尹嘉雄的诗集《铜仁词典》、胡礼忠的《巴地荡千觞》、孙大顺的组诗《丘陵书》（《大地文学》卷十八）等作品。

     在散文领域，国土资源作家们对大地、乡土的主题倾注了同样的热情。夏磊是近年来散文创作成绩突出的一位作家，他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一枕清霜》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干净纯粹的风格。他以超乎寻常的耐心和细腻记录下生命历程中的斑驳光影，在轻描淡写中营造水墨山水般的隽永与韵味，既不断地唤起人对于乡土社会的温暖记忆和情愫，也深深触动着缺少归宿感的现代人。郭友钊的书信体散文集《阿钊行记》，将自己居所周边的“竹、菊、梅、兰”作为倾诉的对象，以主人公阿钊与其书信来往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在大地上行走的所见所悟，其对人与大地之间复杂关系的关怀令人深思。李汀的散文集《农谚里的村庄》将农谚作为进入乡土社会的大门，以自己独特的生命经验和生活阅历重新诠释了农谚的丰富内涵，从中一丝一缕地揭开了乡村社会的生活密码。石绍河的《大地语文》以一个生活在大地上的普通人的身份，讲述土地与人生死相依的关系，土地的博大精深、缤纷多彩、酸甜苦辣，都在他笔下获得了生动而深刻的表现。刘光富《我的土地我的村》在小说般曲折的叙事中展现了乡土生活的动人，充溢着“新散文”的艺术气息。此外，宋长征的散文集《住进一粒粮食》、秦锦丽的散文集《月满乡心》、叶浅韵的散文集《陌上花开时》等，也都是近年来描写此类主题比较成功的作品。

生命的追问与存在的理由

     也许是因为大地和存在从来就是两个相伴而生的概念，大地带给人力量和安定，也让人怀疑和不安。在感怀大地的宽厚与深广的同时，国土资源作家纷纷进入时间的深处，追问着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

     叶世斌是一位被诗坛低估的诗人。生活带给他的坎坷和苦难，形成了他内心情感的郁积和性格的坚忍。他从这片土地上不断发生的生与死、爱与痛、创伤与抚慰、良知与罪恶、坚守与逃避等对比入手，揭示现代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荒诞感、焦虑感、挫折感、苦难感，以及灵魂的矜持与忏悔、堕落与救赎、无助与挣扎。从诗集《在途中》到最新出版的《存在与象征》，诗人一直执着于对生命存在状态和意义的追问。在他看来，时间是命运套在人身上的最沉重的枷锁，对人的自由形成无处不在的压迫。“四季确立和搭建在那里/在时间的框架内，仿佛一座/古老的宅院包围我们。我们/居住其中，承受着压力”。（《高大的四季围绕我们盘旋》）“我不想节省生命，但我必须选择这活着的死亡。”（《蛰伏。但我必须选择这活着的死亡》）。人终将面临死亡，这是时间对人的命运的规定。认识到了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无力，叶世斌试图在诗歌内部寻找战胜时间的可能。世界是带不走的，行李却可以放下。放下行李，就是放下“风霜，雨雪，以及无形的沉重和忧伤”（《放不下的行李，带不走的世界》；就是褪去“夏天和这个世界，我的外壳”(《蝉》)，把时间和空间抛在身后。一旦“放下”了时间强加于人的枷锁，生命获得了自由，原始的力便被激发出来：

     谁能阻止它？阻止马蹄莲/马不停蹄地开放，在春天卷起/马蹄的喧响？马蹄莲//马踏坎坷和壕堑，田垄/和山岗，一路狂奔!谁能阻止/它？阻止生命一泻千里的//爆发？马蹄莲再也停不/下来：能够跟上它的只有奔跑/本身。马蹄莲被奔跑放逐/为奔跑疯狂!马蹄莲啊/它跑得太快：一下子就跑过了/春天!一下子就没有了踪影

——《马蹄莲马不停蹄地开放》     

     生命的律动，只有律动的生命才能够跟上，生命成为自身的原因与结果、召唤与回答。叶世斌由人的焦虑出发，一路追问存在的意义，并最终实现了生命的自我超越，作品因而充满了令人敬畏的力量。

     吉林诗人阿未（魏连春）近年来的创作呈现“井喷”之势，先后斩获“2013年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等，并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主编的《2013中国诗歌精选》，显示了厚积薄发的创作实力。阿未具有一种语言天赋，能轻而易举地在诗歌的叙事和抒情之间找到平衡。他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个体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思考生命的自我价值，并在精神返乡的道路上独自悲伤地吟唱。就像他在《他活得越来越像一个伪命题》中所写的那样：

     究竟还有多少是真的？隐藏或伪装的部分/离真相究竟能有多远？鉴于此，他活得/越来越像一个伪命题，作为/虚假的嫌疑，他已病入膏肓，神情恍惚了/孤独又羸弱的内心，实在难以支撑/遍体鳞伤的身体，一个被谎言/过度开发的人，早已用谎言为自己掘好了坟墓……时辰到了/他只好无奈地完成一生的虚构/瞬间消失于灯红酒绿的生活，只剩下一个面具/重重地掉在地上。

     诗人揭开生活的面纱，看到了人性的虚伪和存在的本质。但他没有任由生活的浊流吞噬心灵，而是选择了坚守。“而原地未动的身体，看着自由的灵魂翻山越岭/走街串巷，就暗自庆幸自己/没做自己的囚徒……”(《所幸我没做自己的囚徒》)通过对个体经历戏剧性的重新审视，阿未呈现了“敏感的心灵对世俗的抵抗。”（臧棣语）。与叶世斌的沉重、悲怆不同，阿未的诗歌更灵动、纯净而唯美，充满了生命深层的忧伤。

     湖北诗人刘将成始终站在生活的低处，坚持以草的姿势从泥土中吸取力量。他的诗没有宏大的背景和历史的厚重，而是日常生活出发，在喝酒、散步、聊天、睡眠这些琐碎的细节中发现残存的诗意，一丝一缕地剥去虚伪的面纱，为我们呈现生活残酷的真相。揣着一颗悲悯的心，刘将成孤独地走在红尘中，用“迷茫的眼睛仔细搜寻着一座城市的破绽”，看到的是屋檐下拉琴的老人、风烛残年的守夜人、抱头痛哭的人、雨中的乞丐、背背篓的老翁、画画的疯子、逃亡的蚯蚓、流浪的猫……他把自己当做他们中的一员，用灵魂去碰撞他们的灵魂，并试图以“低处的阳光”照亮生活的暗处。但他绝望地发现，“彼此都是生活在这盘棋上的一颗/小卒子，我们必须按照宿命的轨迹向前/再向前。一生没有退路”。（《宿命》）人在强大的命运面前如此无力，存在的荒诞与生命的荒芜像野草一般长满了他的内心，他的诗因此流动着一种宿命的悲观：

     一匹蒙着双眼的驴子绕着生活的轴/一点一点将夜磨碎。一直磨到取下眼罩/也看不清那个挥鞭喂磨的人。（《独自一人在深夜散步》）

     绝望之后的刘将成以调侃的姿态和游戏的精神，将世俗的秩序、崇高以及喧嚣轻轻推翻在地，并最终走向了内心的虚无。

     女诗人张洁是国土资源文学最新的“发现”。她一直在襄阳一隅安静地写作，不事张扬，却以自己出众的才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草间的月亮》是张洁最新出版的诗集，这部作品显示了她不同于一般女性作家的强大内心世界和语言能力。她带着一颗空旷的心，逃离了废弃的家园，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流浪，“去迎接命定的疲惫”（《仙人指路》），寻找或许存在的彼岸。在不断地抵达、告别、出发中，她深切地感受到生命“一切的悲哀归根结底都是时间的悲哀”（《挽歌》），并反复思考死亡：

     第一次发现/月亮也有一张悲苦的脸啊/因为无力拨开浮云吗，还是/为最近众多不能不赴的死

——《夜景》     

     昨天，我又埋葬了一个人/埋下他时，我把自己/也埋了一次

——《秋雨》     

     把身体内的水还给水/开一场，就死一场

——《水边的阿狄丽娜》     

     生命的痛楚没有让张洁走向颓废，而是让她的内心趋于宁静。“现在，空旷已经来临……/凯撒的，已归凯撒//上帝的，必归上帝”。她澄澈的世界向神性的光芒敞开，对她来说，那正是永在的彼岸。张洁高度的艺术敏感，使她能够轻松地捕捉到生活和自然细小的秘密；异乎常人的想象力，使她能够在意象与本质之间游刃有余；特立独行的个性，又为她的诗歌打上了生命体验的鲜明烙印。一种内敛、节制而富有张力的艺术风格由此形成。

     女作家杨沐擅长在社会历史的模糊背景中展开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描述。她的短篇小说集《阿那提的牵马人》非常独特，故事退居其次，作者以独特的生命体验，探讨着人的心理、情绪，思想，追寻人存在的轨迹。它仿佛一座巨大的人性迷宫，每一个路口都面临着多重选择，读者初次进入时也许会茫然，一旦深入，就会感到因无穷的可能性而带来的趣味。在《破·裂》、《博·弈》、《力·量》、《邦金梅朵》、《阿娜提的牵马人》等作品中，杨沐探索着人自身的三重分裂与三重悲剧：人与自然的第一重分裂与悲剧，“他”与“她”的第二重分裂与悲剧，身体与灵魂的第三重分裂与悲剧。“他”与“她”在相遇相合的时刻，也就是抗争与逃离开始的时刻。主体与客体、男性与女性、自我与本我之间，就像船与岸的关系，船在漂泊，岸也在崩塌，船永远无法两次抵达同一个岸，岸也永远无法只系住同一条船。杨沐从一开始就只面对女性的问题。在诗一般跳跃的节奏和写意的结构中，杨沐无限地放大自我存在的意义，并衬托出人在沉重的现实世界中的茫然、无力。她获得“海南文学双年奖”的长篇小说《双人舞》更是一部带有鲜明性别立场的小说。这部小说通过一个现代女性寻找自我精神源头的戏剧化过程，对女性精神血缘进行了探究与批判，并从中寻找着“母系精神血统的确认与回归”。

     女作家邹蓉的长篇小说《飘来飘去十一月》，同样探索着人存在的不确定感。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在一年中的出行与漫游。尽管双脚在大地上行走，但人却并没有从大地中获得安定的力量，她的出行“飘来飘去”，毫无目的，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下一站去哪里。“她”时常被一种幻觉所包围，感觉自己是妖不是人，“她”身边睡着的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别的男人。“她”的这种无目的性和虚幻感，正是现代人对时间的焦虑和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质疑。相比邹蓉“飘来飘去”的虚无感，言子的小说《我的云南》（《大地文学》卷一）则在温暖的记忆中踏上精神返乡之路，并从中重新确认了自我的存在。

     冯炬明的长篇小说《路南路北》以纵横交错的时空结构，展现了地勘单位机关大院里官场的种种乱象和一个机关干部真实的家庭生活。在小说中，路南是“我”的工作单位，在官场里“我”不得不戴着面具生存，这里的“我”不是生命的本我，而是符号性、虚拟的、两面性的。路北是“我”的家，在家里“我”可以放下面具，展现自由、真实、完整的自我。小说通过“我”每天在路南路北之间的身份变化，串起了路南路北两条线索的纵向和横向发展。官员们表面的虚伪和卑微的内心，与家庭生活柴米油盐的真实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展现了个体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的挣扎和无奈。

     此外，陈武的散文集《青苔》通过对生活场景和细节的描述，梳理出对个人对人生的思辨；贾志红的《人在非洲》（《大地文学》卷六）等系列散文则以在场的生命为依托来展开时间和空间、生命与自然的对话，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社会的维度与人性的立场

     文学最终是人学，它面对的是社会结构中复杂的人，既面对人的优点，也面对人的缺点，尤其要展现历史洪流中人性的选择。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土资源作家们不囿于“国土资源”行业约束，自觉地回到生命本身，观察社会，考察人性，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

付秀莹的中短篇小说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她的作品前期多关注处于变迁的乡村社会中小人物爱与生的苦恼，在家长里短、生老病死的过程中展示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彷徨。近期多从现代都市中人的欲望和现实的冲突入手，揭示现代人心灵深处的茫然、无助和虚幻感。无论写乡村还是城市，付秀莹不关心故事，而把笔触伸向生命最深邃最柔软的地方，探索人的丰富的可能性。从早期的《旧院》、《爱情到处流传》，到近期的《无衣令》、《锦绣年代》，她笔下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情色男女，在诱惑面前他们暗恋，他们出轨，他们偷情，他们相思相望……付秀莹不以世俗的道德标准评判他们行为的对或者错，而是以她与生俱来的温婉和澄澈赋予他们人性的美学光辉，让读者思考人性的选择，使小说获得了巨大的审美空间。

     刘宏伟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以当下热门的房地产行业为主题，在令人目不暇接的悬念叙事中，展示了房价上涨、土地拍卖、拆迁、贷款、囤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官商勾结、腐败等敏感话题，显示了一个作家的担当。在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当下房地产市场上的纷争与乱象，看到腐败的官员和狡诈的开发商，以及金钱背后的肮脏交易。但这不是刘宏伟这部小说的终极目的。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刘宏伟并没有纠缠于房地产故事的细枝末节，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带着一种亲历国家大事的神圣感，来揭示房地产这个巨大的能量场对当代社会和人性的影响。

     安勇近年来的小说显示出了巨大的生长潜力。他具有一种内省意识和悲悯情怀，总能在对人物命运的讲述中写出人性的挣扎与纠结。《青苔》（《小说选刊》2012年第6期）通过“小三”和傻子之间从陌生到关系暧昧的过程，巧妙地展示了人性的冷暖。小说中“小三”因为傻子的“傻”而产生同情，因为他年轻健美的身体而发生关系，又因为他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而产生杀人念头。然而，当傻子真正按照她的想法走进湖中摘荷花的时候，“小三”又因傻子送她的糖而良心发现，想救回傻子却自己跌入湖中。最终，傻子因救她而失去生命。在这样的故事中，安勇带读者进入了一个丰富而新鲜的心灵世界，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是否平等、傻子的世界里爱是否可能、道德与良知的底线何在等一系列问题，大大拓展了生命经验的审美边界。《603寝室失窃事件》（《大地文学》卷22）讲述了地质学校宿舍发生的一起失窃事件，被怀疑为行窃者的老三，在事过多年、当事人都将此事淡忘的时候，依然耿耿于怀证明自己的清白。老三的这种“较真”，正是对现实社会人性缺失的一种呼唤。除此之外，付久江的小说《走灯》（《大地文学》卷四）、刘卫的小说《黑影》（《大地文学》卷21）、李松花（江北）的小说《绑腿上的蝴蝶》（《大地文学》卷23）、张卫平的小说《原村案件》（《大地文学》卷七）、曲从俊的小说《我像雪花天上来》（《芙蓉》2011年第2期）等，也通过当下生活细节的描述对复杂的人性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出道不久的80后诗人张二棍（张常春）以熟稔的写作技巧和举重若轻的语言驾驭能力见长。作为一名地质队钻工，他的诗歌气质就像他每天工作面对的山野一样，带着豪迈的草莽气和扎实的泥土味；他的诗歌语言就像他手中的钻头一样，不断地旋转着向生活和人性的纵深地带钻进，取出其中最富含矿藏的部分。他坚守着诗歌的良心，不停地书写那些落魄、弱小、受侮辱、被漠视的人或物，并通过这些卑微的客体反思自我，探索人性。在《原谅》（《特区文学》2014年第五期）中，张二棍写道：

     原谅少女。原谅洗头房里十八岁的夏天的呻吟/就是原谅她田地间佝偻的父母/和被流水线扭断胳膊的弟弟/原谅嫖客。原谅他的秃顶和旧皮鞋/就是原谅出租屋的一地烟头/和被老板斥责后的唯唯诺诺/也是原谅五金厂失业女工提前到来的/更年期。以及她在菜市场嘶哑的大嗓门……哦。原谅人民吧/等于原谅《宪法》/和《圣经》/它们，和人民一样/被摆放在那里/用来尊重，也用来践踏。

这一连串的“原谅”中，蕴含着诗人对底层群体的悲悯、对社会关系的反思、对生活秩序的质疑，既具个人化的特质，又显示出了诗歌介入现实的巨大能量。

现实的探索与历史的追问

     当代人生存的困境，不在于走不走得进历史，而在于走不走得出历史。“我们的生命只是复写一次历史而不是改写一次历史，我们总是回到历史中完成自己，而不是进入今天实现自己。我们的生命在成为历史的形式的同时，丧失了今天的形式。”（任洪渊语）面对很容易陷入窠臼的历史题材，国土资源作家表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智慧和勇气。他们走进历史而不迷失于历史的围城，复写历史而不复制历史的封面，在开拓创新中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国史》以散文化的鲜活笔法重写了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在高洪雷看来，迄今被我们称作“中国史”的只能算是半个中国的历史，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大多数是中原王朝的兴衰荣辱，各少数民族即使被偶尔提起，也不过是因为其与中原王朝的瓜葛，这一星半点的瓜葛通常也被一笔带过。他对这种残缺的历史观提出了强烈质疑。他用10余年的时间，进入了尘封的少数民族宫殿，捧起那些泛黄的典籍，拂去上面经年的灰尘，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丝绸之路上强盛一时的楼兰、乌孙为何销声匿迹？如日中天的草原帝国匈奴、突厥为何渐行渐远？星光闪烁的南方诸侯大理、夜郎后裔何在？《另一半中国史》带我们艰难地追寻着游牧部落的神秘踪迹，抽丝剥茧地拨开了历史的迷雾一窥真容。没有断代史的宏伟，也没有编年史的缜密，只是追踪溯源，使原本模糊的民族渊源变得清晰；归纳整理，使残缺的民族记忆变得完整；剖析思辨，使单调乏味的历史事件变得生动。在讲述历史的同时，高洪雷以现代生命的身份进入茫茫大漠，赋予那些少数民族英雄们新的生命，让他们重新活在当下。就像惠特曼说的那样：“把死人从棺材里拖出，叫他们重新站起来”，并且大声“对过去说，起来，让我认识你”。高洪雷的新作《另一种文明》，则在人类考古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东海人”这一概念。他从人类学、生物学、地质学、训诂学、民俗学、神话学等领域出发，对远古大洪水之前的东海古人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论证，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真实的东海平原古人的生活图景，还原出承载着黄河文明、南越文明、日本文明、通古斯文明、印第安文明以及马来文明的另一个伟大文明——太平洋文明圈。通过这独树一帜的“另一半”，高洪雷走出了别人的历史，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为当代中国文学、民族学和史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欧阳黔森等作家则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力量——女性的力量。欧阳黔森的电视剧本《奢香夫人》讲述了六百年前彝族首领的夫人奢香在丈夫殉国后，带领族人自力更生、开拓奋进的故事。作品以奢香38年短暂的一生为主线，着重表现她在元末明初的混乱年代，为稳定西南政局、加强汉彝文化融合作出的巨大贡献。一个柔弱的女子，离开了丈夫的庇护，独自面对那个战乱年代的血雨腥风，用她的谋、她的爱、她的胸怀，化解彝族部落的争斗、残元余孽的挑拨，以及“宫里宫外”的权谋。正如导演陈健所说的那样：“奢香不仅是彝族的，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陈玉福的电视剧本《女人的抗战》（《中国作家》2013年第8期）讲述了年轻的抗联战士杜雪颜带领姐妹们，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主动将敌人引向相反方向，绝境中宁死不屈，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通过她们的故事，陈玉福为我们展现了残酷的抗战历史中，看似柔弱的女性是怎样一种不屈的存在。陈廷一的《共和国的红舞鞋》讲述了陈爱莲从孤儿到一代舞蹈大师、舞蹈教育家和著名企业家的成长史和奋斗史。60个春秋的人生坎坷，没有消磨她面对生活的勇气，而是激起了她不断挑战自我的斗志。在生活的苦难面前，她矢志不渝地探索中国古典舞蹈艺术的精魂，潜心钻研如何将新的精神和艺术风貌融入民族舞蹈。无论奢香，还是杜雪颜、陈爱莲，身上都体现出了一种至柔、至善而又至刚至强的女性力量。这种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前行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行业的底色与时代的精神

     在过去的数年中，国土资源深刻地参与了社会发展的历程。地质找矿、抗旱找水、抗震救灾、地灾防治、耕地保护、土地整治……国土资源人在各条战线建功立业，在历史长卷中写下了独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行业背景，给了国土资源作家取之不尽的丰饶题材。作家们拿起笔，记录国土资源事业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留下的坚实足迹。陆德琮等十几位作家创作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为祖国寻找宝藏》，以一批有着重要影响的找矿重大成果为载体，真实地再现了新一轮地质大调查的风雨历程。修成国、郭传义、秦锦丽、王珊创作的报告文学集《大地作证》展现了土地整治工作给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带来的深刻变化。陈廷一的报告文学《生死系于土地》（《中国报告文学》2011年第10期）描写了新时期百万国土人的“耕地保卫战”，回答了美国科学家布朗提出的“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在作家们的笔下，国土资源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细节更加生动，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在记录国土资源事业发展历程的同时，国土资源作家们紧扣时代的脉搏，敏锐地捕捉到了新时期国土资源行业全新的精神气质。由陈国栋、陈国章创作的中篇报告文学《为了共同的使命》（《中国报告文学》2012年第6期）从国土资源部长与基层国土所长韦寿增灯光下的精神相遇入手，描写了在面对保护耕地红线这一历史使命时，不同岗位上的国土资源人共同的坚守。这种坚守不因生活的贫富而改变，不因地位的高低而区别，不因现实的诱惑而动摇，成就了国土资源人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因为对这种时代精神的弘扬，《为了共同的使命》呈现出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和凝聚人心的温暖质地。

     梁守德、刘扬正、郭友钊、黄世英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生死大营救》，以地质大调查野外救援系统为主题，描写了惊心动魄的遇险经历和艰辛悲壮的营救过程。国家宝藏固然重要，但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尽管这种营救有时即使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仍不能避免死亡，但生命的尊严正是在这一次次不计代价的搜救中得到确认。在地质大调查的宏大历史中，个体生命第一次被放在了这样的高度。《生死大营救》就像地质找矿版的《拯救大兵瑞恩》，让我们“思绪复杂并产生深深的敬意”（李炳银语）。

     黄世英创作的电影剧本《生死罗布泊》（《大地文学》卷一）讲述了地质队员克服重重困难，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发现盐湖的故事。作品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地质队员为国家解难的历史责任感、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以山野为家的浪漫主义，以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大气磅礴地书写了地质人的生命传奇。

     此外，陈国栋、马亮、陈国章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在大地上闪光》、孟广友的电影剧本《国土所长》（《大地文学》卷五），彭湛辉、胡跃飞的电影剧本《国土资源局长》（《大地文学》卷六），郑金兰的日记《地矿手记》以及报告文学集《寻找·感动中国的国土人》，《寻找·感动中国的国土人2013》，《国土资源执法卫士》等国土题材系列作品，通过对国土资源人工作态度、精神追求、人生境界的深入探索，写出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耕耘与收获，在大地上树立起了国土英雄群像。如此大规模地以国土资源“人”为表现对象，在国土资源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可以说，这是“人”的意识在国土资源文学创作中的全面觉醒。

     从创作手法上来看，近年来的国土资源题材作品也显示出了大胆创新和开拓。马行（马利军）的《地平线上的卡车》、《海拔3650之上》等诗集多以地质队员的生活为表现内容。与许多地质诗人不同的是，马行不直接渲染地质工作的艰苦与伟大，而是以一个行走的地质“人”的姿态感悟天地的广袤与美好，在口语化的叙述中构建生活化、细节化的地质工作图景，平实朴素而意境幽远，读来亲切自然。提云积的《春天，在大地之上》（《大地文学》卷四）等系列散文以基层国土资源所的日常工作为描写对象，以细腻的个体感受、敏锐的个体经验来表现具体而琐碎的国土资源工作，作品灵动而富有艺术气息。胡红拴的诗集《地球语汇》，第一次将理性、严谨的地球科学和感性、浪漫的诗歌艺术成体系地结合起来，从地质年代、岩石循环、地壳、地幔这些深奥的地质学名词，到丝瓜、菠菜、大蒜这些日常生活物品，都被作者赋予新的生命，成为诗意的载体。

结语

     在过去的5年里，国土资源作家们带着从大地中来的生猛力量，像叶世斌笔下的马蹄莲一样，在春天“马不停蹄地开放”。无论是题材的拓展上，还是艺术的创新，抑或思想的探索，都带给了人们足够的惊喜。站在时间的地平线上，看着浩浩荡荡的风吹过怒放的国土，人们有理由相信，更盛大的春天就在不远的前方。

     （《大地文学》卷24）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