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裴、彭德全《杜鹃花》三十年特约稿

工作中的一些事，随着年代的久远，很容易成为淡忘的过去；人生中的一些事，随着岁月的流失，也容易被遗忘。

然而，在工作和人生中的一些重要节点上，有一些事却是永远不会被忘怀的。

《杜鹃花》在许多地质人心中，便可称为这样的一件事。

2015年6月5日，在这个初夏多雨的季节，《杜鹃花》创刊三十年座谈会在好事多磨、多次推迟后，终于尘埃落定。

《杜鹃花》创刊三十年座谈会虽然规模不大，却是贵州地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隆重盛典。为迎接这个重要时刻，贵州地质文联、《杜鹃花》编辑部从去年就开展了约稿、征文活动，还相继举办了“111找水杯”职工摄影大赛和“115找矿杯”职工美术、书法大赛活动。

在《杜鹃花》创刊三十年座谈会之际，省地矿局一楼大厅赫然展出了三十幅地质职工书画获奖作品和三十幅地质职工摄影获奖作品；2015年《杜鹃花》春刊及115队的《枫叶》、117队的《晶簇》、103队的《梵净风》、113队的《乌蒙山》等基层地矿文化期刊也在此前后带着油墨的清香味，纷纷出炉。

这一天，虽然有贵州省直工委领导来局里检查、验收机关党员活动室标准化建设情况，贵州省地矿局局长、党委书记何刚，局党委副书记杨在锋仍然如期出席和主持了会议。贵州地矿局三十位老、中、青三代《杜鹃花》作者、编辑；四任《杜鹃花》主编、副主编聚集一堂，共话《杜鹃花》三十年的风雨春秋与童话传奇。

当然，《杜鹃花》创刊三十年座谈会盛况远不止如此。《杜鹃花》创始人之一、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李裴，在百忙之中，赶来出席了；《杜鹃花》首倡者、贵州省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彭德全，在外地出差，一下飞机就直奔《杜鹃花》会场；《杜鹃花》培养的著名作家、贵州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欧阳黔森提前推辞了几个重要活动，全程出席了《杜鹃花》创刊三十年座谈会；《杜鹃花》创刊编辑之一、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贵阳市电视台台长、知名书法家刘宝静不但按时到会，还专门为《杜鹃花》创刊三十年题写了一幅“百花园里杜鹃红”的书法作品。

如前所说，由于会议规模所限和开会时间的一再变更，仍有一些与《杜鹃花》素有渊源的文学成功人士未能到会，如王蔚桦、陈国栋、苏丹、张幼琪、拓石、冉正万、冯飞、秦连渝、刘宝成、童洁、龚章河、胡正连、刘道明等。他们的缺席，成为了这次聚会的重要遗憾。

在座谈会上，何刚局长、杨在锋副书记代表局党委作了重要的主题讲话，提出了继承贵州地矿文化传统，发扬《杜鹃花》精神，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常态下，通过建立专业地矿文化社团组织合法机制，进一步将地质文学创作扩展到地矿文化建设行业领域的改革、创新构想，描绘了地质文学创作与地质文化建设与时俱进、共生繁荣的美好蓝图。这无疑又为以《杜鹃花》为旗帜的贵州地矿文化和谐家园，构筑了新的梦想追求。

此时此刻，当座谈会的热烈气氛随着会议的结束、人们的离去而归于寂静的时候，绿野诗棚书桌前的2015年《杜鹃花》春刊，在子夜时分的灯光下，便成了我注目的对象：李裴副秘书长所写的长篇论文《杜鹃花，我心中的童话——贵州地质文学30年回眸与思考》与彭德全副书记所写的纪念随笔《杜鹃花开别样红》，有如梦魂般在我眼前萦绕。

这两篇文章，都是我为纪念《杜鹃花》创刊三十年向两位在贵州省重要工作部门负责的领导约的稿。没有想到的是，这礼节性的约稿，竟成了他们高度重视并积极践约的实际行动。

仔细拜读他们的文章，心潮不由随之起伏，青春往昔的情景，也一幕幕浮现于眼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与李裴曾是省地质局宣传部的同事，他比我早到宣传部，同在李绍珊部长手下工作，应有师兄之份。然而，在文学上，他是正宗的贵州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我则是一名源于地质队的草根业余文学爱好者。那时，他正为筹办《杜鹃花》忙得不亦乐乎，却给了我不少文学创作上的帮助，记得我第一篇上《贵州日报》的散文《路》，就是经他修改、推荐发表的。因此，李裴与我，有半师半友之谊。

我与彭德全的相识要更早一些。我在114地质队任团委书记时，他是局团委书记，是上、下级关系。当时我在114队办《共青湖》青年文学杂志，很受他的重视与关心。1985年我调入省地矿局，担任了局机关团总支书记，与彭德全的联系就更多了。这时，经他的提议和努力，活跃于省地矿局共青团系统的青年文学刊物，升格为地质局党委主办的地质文学刊物《杜鹃花》。

首任《杜鹃花》主编由局宣传部部长李绍珊出任，副主编则分别由来自104队的袁浪、来自局团委的彭德全及来自局宣传部的李裴担任；首任编委会成员有：局印刷厂刘宝静，111队朱安义、拓石，103队朱崇显、张子原，106队的李华，102队的杨贵平及局科研所廖铁军。《杜鹃花》创刊号于1984年11月出版，发刊词“献给《杜鹃花》的杜鹃花”由贵州著名作家、诗人王蔚桦教授撰写，笔名：艾园。

李裴、彭德全与李绍珊、袁浪等是《杜鹃花》最早的创始人，我几乎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因而看他们的文章，有一种特别的熟悉感和亲切感。

李裴的文章以《杜鹃花，我心中的童话》为题，浪漫的标题下，却是对贵州地质文学30年回眸与思考的严谨的学术论证。这篇文章以洋洋洒洒万余字的篇幅，从人才成果、发展历程、文化繁荣三个方面阐述了《杜鹃花》作为贵州地质文学现象重要表识的历史根据与现实价值。其新颖的立论、翔实的论据及纵横捭阖的论证，使之成为研究贵州现当代文学现象——贵州地质文学现象的一篇重要文论。

不过，在这貌似铁一般冷峻的逻辑阐述之下，作者却怀有一颗对地质文学、对《杜鹃花》温柔、温暖、温情之心。

在座谈会上，李裴谈及了这篇文章背后的纯净的青春期文学梦想与情感沉淀，并延伸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善”的深度解读。他说童话的本真，就是中国人对“善”的极度向往和追求，正如作者命题所言，“杜鹃花，我心中的童话！”此番立言，使李裴这位学者式的官员的人格形象，在我们心目中顿然高大起来。理论上纵有千言万语，不如这内心向善、向美的一句话来得更让人柔肠百结，欲罢不能！

因而，李裴这篇“童话”内涵的情熵能量与魅力，在某种意义上胜过了文论本身的学术分量。

比较文艺学硕士出身的李裴，善长法学推理思维的法学硕士彭德全的文章《杜鹃花开别样红》就显得十分感性、率直和生活化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彭德全自离开地质局后，我们就与他联系很少。可以说与《杜鹃花》中断了近三十年。因而，这次突然向他约有关《杜鹃花》的稿件，几乎是给他出了道大难题，其难度也许不亚于对破获一个重大案件的分析。令人敬佩的是，他在繁忙工作的间隙（这一点李裴与其几乎一样），用一种穿越时空的方式，完美地完成了约稿。可见有关《杜鹃花》的青春记忆，一直保存在他的心底。读完《杜鹃花开别样红》，我内心的真实感受与作者字里行间流露的惊讶情绪一样：《杜鹃花》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文学传奇！

不是吗？在他的描述中，当初创办《杜鹃花》的动机是多么的单纯、想法又是多么的简单，不就是为了活跃当时地质系统共青团工作，丰富一下野外地质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时代洪流，大浪淘沙，有多少豪情壮举，转头成空！可是，三十年后，当初一株毫不起眼的幼苗，竟然长成了一片地质文学的森林！这在当年的局团委书记、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看来：这还不是传奇，又是什么？！

童话与传奇，正是《杜鹃花》这枚铜板的两面；童话出于向善的梦想，传奇见证惊艳的收获！

作为当年《杜鹃花》两位重要的创始人，当他们离开《杜鹃花》三十年后，重新审视今天的《杜鹃花》，恰恰最能透过岁月的重重迷雾，撩开毁誉是非的层层面纱，看到事物的本质特征与核心价值。而我等凡夫俗子，或一叶障目，自以为是；或执意红尘，身陷其中；就象这雨夜里遥望远山，隐隐憧憧，雾里看花，失却清晰判断，难识庐山面目。

古人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果听君一席话之后，再阅君之书，相信你的受益将越发倍增。

是的，参加了《杜鹃花》创刊三十年座谈会，阅读了李裴、彭德全两位领导约稿文章，便有心得如斯：

《杜鹃花》即是地质文学创作的童话与传奇，也是贵州现当代文学现象中的童话与传奇！ 

2015年6月5日

于观山湖绿野诗棚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