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犹如聆听台湾歌手彭佳慧《相见恨晚》那样在心头久久挥之不去。是因为李劼人《死人微澜》给人留下难以磨面的印像：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个了解近代成都以及其近郊构成的川西坝民俗风情、起居服饰等的文化窗口。在秋意渐浓的台州阅读这部反映辛亥革命文学著作。有一种莫名的相见恨晚式的愁怆与感怀。李劼人《死人微澜》曾经被鲁迅誉为填补近代以来文学史空白。连巴金也这样说，只有李劼人才是成都的作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李劼人的笔下。在当代国人心目中，成都就是这样一座来了“不想走的休闲城市”。有一句俚语更能说明这一点，麻将响，成都到！成都的休闲值得去品味，去体验，这是一份来自天府之国的魅力与诱惑。所谓，心，在巴山蜀水间起伏、激荡。真有些涟绮的。
本书展现了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七年清朝未年四川成都地区底层人民生活及挣扎的全景。小说结合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给读者细腻地构画了一幅具有浓郁巴蜀文化特色的地方市井生活画卷。这在艺术手法上无疑了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性，文学的可读性，文化的趣味性。如赶东大街花灯火炮、赶青羊宫等为小说增添活的生命力。这丝毫没有影响小说宽广的视野。
    《死水微澜》跳出中国传统小说重情节、重故事的框框，通过一连串的故事，将一幅生动形象的天回镇“市民阶层”的群画像呈现于读者面前，对市民心理的刻画细微入理，惟妙惟肖。在《死水微澜》中，作者李劼人对中下层妇女不幸遭遇深表殷切同情。小说中对于妇女的描写就非常有特色。当时巴蜀地区道德文化积淀相对浅薄，思想观念的淡薄为四川女性的种种“表现”创造了社会环境，形成了女子们的“川辣子”气。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因子，使得川妹子既叛逆又现实。在蔡大嫂生活的天回镇，就有很多同样不守规矩的小掌柜娘，她们也并未遭到过多的道德谴责。蔡大嫂当然不是什么新女性，她只是一个为生活所累的女人，在她身上自然谈不上个性解放、妇女独立的命题，但是，正因为有了蔡大嫂这样的大胆叛逆的女子，才能在这沉寂的川西坝搅出波澜，正因为有了这反抗的气魂，才能有打破“死水”的希望。
许多人提到《死水微澜》，肤浅认为是义和团运动前后当时的四川社会的“袍哥”和“教民”之间的摩擦，其实那只是故事的表面现象。作家花大力气描写的，乃是辛亥革命之前完整的晚清社会各阶层众生相，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沉溺在各自的尘俗生活与欲望中，没有一点宗教超越的因素——一般人，比如贪恋而乐不思蜀的罗歪嘴与邓幺姑固然没有宗教信仰，而小地主顾天成之所以“奉洋教”，也只是想借洋教“曾师母”的力量报复曾经在赌场设局坑害过他的仇人罗歪嘴，但是恩典慈爱何曾降临到他头上。这实在是一潭未曾被外界新鲜空气吹拂过的“死水”，一个卡莱尔在同情的意义上所说的“异教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自己的神，信仰的基础却根深蒂固，只是那些民间的信仰不仅早已丧失了和本源的联系，变得不伦不类，而且始终处在晦暗状态，经不起时间的拷问。罗歪嘴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某位乡绅名流关于“为什么该打教堂?”的文白夹杂的长篇大论，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那里面几乎集中了当时不少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和因为误解而产生的仇恨。邓幺姑自幼长在乡间，一听别人在闲谈中说到自己其实从未接触过的“洋教”如何跋扈，就怒从心起，责问罗歪嘴们为什么不敢把它灭掉，生动描写出一个普通的中国内地无知无识的女子对于“洋教”似乎与生俱来的仇恨，其中混杂着原始而暧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伦理，实在值得细细品味与研究。邓幺姑为什么对“洋教”有如此激烈的态度?作者只是当一种现象草草地写出来，似乎并无深意，却因此留下空白，耐人寻味。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