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铁骨柔肠的壮丽颂歌
——评电影文学剧本《国土所长和一个女人》
曹世忠
孟广友、张昌全创作的《国土所长和一个女人》(载《大地文学》,以下简称《国》)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剧本。它唱响了一曲国土人心系人民冷暖,坚持人性执法,铁骨柔肠的壮丽颂歌,给影坛吹来一股清新和煦的春风。
好电影仅有一个吸引眼球的故事是不够的。电影剧本《国》结结实实地讲了一个接地气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击中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靠的是从精彩的故事中升华出执法者的最高境界——铁骨柔肠。在邪恶势力面前“威武不能屈”,那怕流血牺牲也不徇私情而严格执法,在百姓面前文明执法,传递雪中送炭的情谊。剧作深情关注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在广博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上,通过主人公的命运沉浮,来探求我们民族精神的哲理底蕴。它以国土资源队员们呕心沥血,不屈不挠全力以赴保护矿产资源为主要线索,讴歌了他们在执法过程自始至终坚持人性执法,文明执法,为党的事业洒下一腔忠诚的革命精神。对真善美的歌颂,聚焦在对崇高和无私无畏的礼赞,是电影剧本《国》的突出特点。丁大亮坚守原则和不徇私情的高尚人生观,铁骨柔肠执法为民的美丽情操,棉菊的真诚质朴高尚带着几分执拗,与暴布、吕二愣等人唯利是图的狭隘庸俗,每时每刻都在激烈地碰撞。光明与黑暗,高尚和卑俗,正义和邪恶,二者在激烈的搏斗较量中倾力演绎人性的真善美,让假恶丑一败涂地。即使电影剧本中要大量描述人心人性的行动轨迹,几个高潮几个回合下来,最终决定胜负的不是金钱权利,而是道德良心的力量转化。
电影文学是视觉艺术,然而更重要的是人的艺术。剧本所塑造的几个人物,一个个都个性鲜明,性格各异,有声有色,形象生动,艺术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作为最大众化的电影艺术,电影剧本《国》设置了丁大亮与女人棉菊的主要矛盾为主线,与暴布、吕二愣在维护矿产资源上执法与违法激烈斗争,与小石等队员们在执法过程上产生的工作矛盾为副线,他们相互间的恩怨纠结,以人物之间情感线索的推进,铺陈为全剧的主题情节构成;让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境界、性格特点、行为方式、情感状态在现代化发展的大环境中,在融合碰撞中生发出鲜活的故事,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时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和心灵震撼。《国》描述的不仅是国土队员为保护矿产资源不屈不挠的斗争故事,更弘扬了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旋律。尽管丁大亮最大限度地关心和考虑棉菊的利益,但由于这个女人受家庭环境因素的限制而显得过分执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近情理,导致丁大亮也有急躁和难以忍受的的时候,但对人民的感情仍然做到了善始善终。在这里,它摈弃了主人公要么“高大全 ”,要么“脸谱化”的那种概念化图解政策的粗劣手法;从日常生活伦理的细微之处切入,使艺术的魅力得以体现。他们高尚,却不是被任意拔高了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他们同样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酸甜苦辣和企盼。
思想的高度,决定了作品的高度。真正有思想的作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让读者通过文学审美,抵达人生之旅的每一个驿站,让青春常在,使生命永恒。丁大亮和暴布曾是同窗同学,走向社会之后,一个成了国土所长,一个成了了企业老板,两人在金钱、利益、情感、为人等方面,观念和人生操守是那么不同。作品的主人公或许都带着与世俗习见相异的色彩,却不乏亲情、友情和真情,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人格缺陷或者是“污点”,读来仍然感到可亲、可爱。剧本对各种矛盾关系的转化处理的分寸把握恰当,让人真实可信。棉菊急需钱而不贪钱,讲究取之有道,她缠着丁大亮要丁大亮为她男人的摔伤负责,却不去拿暴布50万元的感谢费,特别在最后,她在吕二楞导演的栽赃丁大亮的把戏面前,在那个紧要关头,不坏良心,讲出了真话,至此,人物的个性和情怀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审美的愉悦发挥到极致。
应该说,丁大亮这一艺术形象客观上具有的公众审美意义,已经超越了剧作家主观上的美学思想期待,从执法为民的原点升华为一曲铁骨柔肠的主旋律之歌。国土所长丁大亮尽管他有时无法和也不好走出现实的困境,但他坚持人性执法,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他和他的队员们每做的一件事情,都和时代风雨息息相关,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正是这种关联,使剧本《国》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还在于剧本所表现的人物,都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都活灵活现有血有肉。尤其在处理棉菊的男人受伤时的过程,那份真挚淳朴的打动、人心的幽怨,那种人性的善良,人文的温馨,正是生活的写照。当观众沉醉在如诗如画、如泣如诉的描述之中时,我们能感受到作家的追求和才华。将一系列的对立元素统一在作品的框架之中,收到了以小喻大,以简驭繁,单纯之中见丰富,平实之中见奇崛的艺术效果。
长期以来,作家孟广友、张昌全坚持艺术操守和责任担当,在弘扬主旋律的旗帜下,着力表现现实生活中复杂多变的人物形象,而非简单的概念化;充盈着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和理想品格,而非粗俗廉价的逢迎。他们努力使文学作品的内涵在电影艺术中延续乃至升华,进而成为电影剧本自身的灵魂核心。无论从具体的文本层面上,还是从全剧的思想基调的把握上,作家尽可能再现原作对当代现实的密切关注,以及对温情善良的价值追寻;同时,又根据电影本身的特点,将原作的素材重新组合调整,对社会的丑恶和粗俗给予积极化解,进而以人性进步、境界提升和走向和谐来构成全剧的精神导向,从而让观众找到回归精神家园的途径。自然,笔者深知用电影艺术匡正社会是很难的,但以艺术情感温润人心是可能的。愿《国》这个剧本早日开拍,使观众在被戾气裹挟、物欲横流的不正之风刺痛或者愤慨时,多多少少感受到缕缕人间的温良之气,为实现“中国梦”而增添信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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