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艳阳天》在五六十年代是很受读者欢迎作品，不仅因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也因为作者写出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萧长春、韩百仲、焦涉红、焦克礼、马翠青、韩小乐等社会进步人士，也写出马之悦、马立本、马大炮、弯弯绕等负面人物；《艳阳天》更突出特点是生活气氛浓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读者都有很深印象。现在有很多人对那个时代背景有看法，对写那个时代小说也有看法，所以对《艳阳天》不怎么爱读了，对这部书不怎么了解，有的说这部小说人物脸谱化，这是毫无根据的。要说这部小说人物鲜明是挺鲜明，也挺丰满、多元；不足的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那是受那个时代影响。另外这部书叙述语言，也不太精练，但大部分语言表现力很强的。
   著名评论家雷达评价：“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浩然，“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60年代我们有浩然的《艳阳天》，是一本充满了矛盾的书，一方面有有血有肉的人物，另一方面受是八届四中全会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物。他的第一部保留的田园诗意比较多，第二部越来越模糊，到第三部政治需要压扁了艺术，这就是《艳阳天》。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萧长春死了老婆三年都没有续上，现在萧家是两个筷子夹一个骨头，三个光棍。生动吧！这就是浩然，他就是用农民的语言，因为他有农民的生活体验，但同时也受了阶级斗争的影响。他的书中有很多的内容写得非常精彩，比如写到焦淑红和那个男人两人在炕头上默默对视，中间是一个小枕头。其实那个人是她暗恋的恋人，内容写得非常漂亮。这就是浩然，我们看文学现象要历史地看，包括十几年前的作品。”
   而另位对中国文学比较熟悉的汉学家，顾彬说：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没有什么文学价值。这说明他对《艳阳天》、《金光大道》没怎么读过，或者没细读过，是主观判断。我觉得现在写农村小说，不用说没有《艳阳天》那浓郁生活气氛，就是人物也没有《艳阳天》那么鲜活，把农村各类人物都写的那么有血有肉。
   我把其中一段抄给大家共享：
   正往桌子上端饭的玉珍吓了一跳，“我的天儿，这是谁给你剃的呀？”
   焦克礼笑着问，“你先说是咋回事吧？”
   “像个皮大西瓜啦。”
   “花皮大西瓜不好吃吗？”
   坐在炕上喝粥的小妹妹喊着：“嫂子，瓜在哪儿，我吃。”
   焦克礼把脑袋一伸，说：“这儿，啃吧，嘿，吃西瓜啦！沙瓤的可口甜，五分钱一块啦，再不买，可没有啦！”
   端着咸菜碗进来的妈妈笑着说：“唉，都娶媳妇大汉子又当队长了，还像个三岁两岁的孩子。”放下猪食桶进来的小弟弟说：“一点也不像队长样。”
……
   焦克礼见有人响应，就更神气了：“好，好，别看妈上年记了，比年纪轻返还这精明，妈，我先嘱咐你两句。”
妈妈笑着说：“你别顺着杆儿往上爬了，先嘱咐你媳妇吧，最要紧的是她。”
   玉珍说：“我不用她嘱咐，我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焦克礼说：“光知道不行，嘴上说是空的，咱们得术实际。依我看，咱们家每个人都找个学习目标，订个计划。拿你来说吧，你的目标是百仲大婶子，得学她那样支持百仲大叔。”
   玉珍说：“我比得了人家呀！”
   “怎么比不了？你比百仲大婶子优越性可多啦，第一你年轻，第二你识字儿。你不跟她学，你跟孙桂英学呀！”
玉珍呸地朝他吐了一口，红着脸不理他了。
   焦克礼又冲弟弟说：“你呢，得学韩小乐那样。”
   弟弟说：“我又不是共青团员。”
  “不是团员，你要向共青团员看齐嘛？你嫂子人家还不是共青团员呢，人家干啥不先进！”
   弟弟妹妹同时叫起来，哟，哟，当着人夸媳妇，没羞！没羞！“
   对妹妹说：“你学习人家涉红姐。”
   “我有人家涉红姐个大呀？”
   焦克礼哈哈笑了，“又不是卖东西，让你比个大来了，学习人家热爱农村那份心。”
   妹妹一歪脑袋说：“这还用你说，我长大了还要当拖拉机手哪！”
   当然，这段再好，如果单成一文，也不算佳作，这就像葱、姜、蒜，油、盐、酱、醋等佐料，没有主菜不算什么，也谈不上营养；如果在菜中放上它们，如果放的适量是时候，就出味。要想让作品让读者喜欢，就少不了这些东西。
当然，想写出这些浓郁生活情趣儿、 生活气氛的细节，没有深厚生活底子是写不出来的。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