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另一种解读
——读高洪雷《另一种文明》
飞舞的雪花,清幽的书香,萌动的春意,在2014年立春时节,读
也许受到了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的启发,也许对大清翰林王懿荣在打开药包时突然发现甲骨文心生羡慕,作者坚信,尽管中外史书已经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时空,但地球的角落里和历史的夹缝中,仍然沉埋着尽管已经极为罕见但却足以改写历史的密码。我认为作者找到了这组密码。
第一个密码是“东海人”。如作家岳南所说,《另一种文明》提出了一个新词汇“东海人”。作者探索了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就是发生在8000年前的那场将辉煌的旧石器文明无情吞噬的世纪大洪水。从这段神秘的空白说起,讲述了曾经绚丽无比的东海文明之花。如同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概念,作者用归纳法将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连贯的提纲,然后用历史散文的叙事风格,借助于适当的历史推理和心理描写,撷取精华畅叙历史。同时又不拘泥于考据学派和史料学派的条条框框,而是在这些考据和史料的背后,思索一种“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
对“文明”的认识,我们多是从四大文明古国开始,逐步了解那一个一个的文明“点”,多停留在孤立狭隘的片面。而作者却以点带面,以恢宏的视角,将黄河文明、南越文明、日本文明、通古斯文明、印第安文明以及马来文明作为“太平洋文明圈”,把尼罗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爱琴文明、腓尼基文明、迦太基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以及犹太文明等作为“地中海文明圈”,通过文明“圈内”和文明“圈间”的相互交融、碰撞和激荡,阐述了非洲、欧亚大陆、南北美洲等人类繁衍生息的壮丽图景。
所以,“融合”是作者掌握的第二个密码。如同作者的《另一半中国史》(《另一种文明》是其姊妹篇)所述,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都是杂糅而成,最睿智的思想都是碰撞结合的产物,最丰收的庄稼都具备杂交优势,最聪明美丽的民族都是融合的结果。作者不是大汉族主义的拥趸,更不是种族优先说的粉丝,而是以锐利的眼神和冷峻的思考,条分缕析那一个个民族的生长繁衍、消失消融。作者纵横捭阖于历史、文学、地质、考古、训诂、民俗和神话等学科之间,在边缘学科中开拓了一片令“正统学派”艳羡不已的天地。如果说,《另一半中国史》代表了中国民族史的广度,那么,《另一种文明》无疑代表了人类进化史的深度。
人性是一条光河,从永久以前流到永久。作者以对人性的洞见,以饱蘸温情的笔墨,讲述了绕不开的帝喾,帝舜的身世,北魏的孝文帝,阿保机的遗孀,曾经的草原王,一直讲到宽容的美国土著……作者没有非此即彼,没有非左即右,有的只是推演历史的“人性真实”。如电影《第五元素》所说,人类要生存繁衍,光有风、火、水、土四块神石还不够,还应有人类最圣洁的情感——“爱”。只有当人性的光辉照耀大地,人类的繁衍才不会迷失方向,否则,人类与那些未经驯化的偶蹄目动物不会有什么区别。因此,我认为,“人性”应该是作者掌握的第三个密码。
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从哪里来怎么能够知道往哪里去?《另一个文明》从这个人生哲学出发,开始了人类的进化之旅。《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德•戴蒙认为,人类历史的大跃进时期在大约5万年前,明确迹象是东非遗址出土的标准石器和第一件保存完好的首饰(鸵鸟蛋壳做的珠子项链)。作者引用英国科学家布莱恩•赛克斯的理论,得出了人类的“夏娃”确实在非洲的结论,“单一起源说”在与“多地起源说”的争论中占了上风。作者从诺亚方舟说起,讲到东方“亚特兰蒂斯”,考证了世纪大洪水,讲述了从东海大平原侥幸逃离的“东海人”,东奔西走、“南渡北归”,远渡重洋、开拓美洲,分别来到山东半岛、长江入海口、蒙古草原、日本岛以及美洲,成为东夷人、越人、兴隆洼人、日本人和印第安人祖先并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故事。
毕淑敏在《预约死亡》中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为什么人们歌颂大自然的秋天而不歌颂死亡?如同落叶飘零腐烂然后肥沃土地、反哺大树,人类在生命的轮回中周而复始,开启了文明进化的欢唱。一代又一代,漂荡到山东半岛的一支,演绎了“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盘古开天地”等一系列精彩绝伦的神话故事。作者并不迷信于所谓的“权威”史料,而是引用最新考古成果,对中国人的祖先“三皇五帝”作了逻辑严谨的考证。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作者根据“龙山文化”的发掘,依据丁公“陶书”与景阳冈“陶文”,确认中国文字的发明权属于华夏之外的东夷人。从而演绎了一段让“尊夏卑夷”者面红耳赤的“源”、“流”之辩。如作者所说,“尊夏”无罪,但“卑夷”无知。我们不仅可能是炎黄子孙,也可能是蚩尤子孙。在“三皇五帝”的出身问题上,司马迁的“黄帝中心论”不足为凭。只要不认死理,完全可以按照易中天的观点,把女娲、伏羲、炎帝或神农,看作五帝之前“三个代表”,女娲代表母系氏族,伏羲代表父系氏族,炎帝代表早期部落,黄帝代表晚期部落,尧舜代表部落联盟。尧舜并非道德的高标,只是曾经的存在。所谓的禅让,是不得不让。
文明,从来都是经过了残酷的死亡洗礼。经过惨烈的“涿鹿之战”,作为中华民族的一支血脉,蚩尤后裔开始了史诗般的四次大迁徙。苗族,作为一个曾经占据中国中心地带富饶土地的文明部落,一次次退却、逃亡、迁徙、撕裂,最终由低地平原进入蛮荒山区,由文明中心退向边穷地带,由农业居民沦为山地民族、跨境民族、国际难民。过程之艰辛、之曲折、之悲壮、之漫长,在东方民族中无出其右者。在这个意义上,称他们为“东方犹太人”毫不为过。
如泣如诉的《边城》,是“东方犹太人”沈从文的杰作。如《边城题记》里所说,“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朱光潜说,《边城》表现出受长期压迫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我想,这性格应该是流淌在沈从文血液里的苗族“流浪基因”,却丝毫不会影响苗裔人们的伟大。
《另一种文明》,恰恰从另一个视角进行了解读。她不是“文明”的另一种,也不是“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文明”,更不是“文明”的对立面,而是“文明”的另一种解读,她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和文化概念。作者既不讨厌“现代”,也不厌恶“文明”,只是如琢如磨、抽丝剥茧地剖析多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敏锐而又理性。正如后记所说,《另一种文明》既不同于小说,也不同于专著,而是采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利用国际最新考古成果,在一个几乎无人涉足的领域,向传统史学发起的一次“近乎狂妄”的挑战。
最后,我不认为作者的创作是唐•吉诃德式的,因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生中一道永远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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