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与守望
——读邹蓉的《飘来飘去11月》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郭友钊
蝴蝶从淡墨云雾的天空里飞来,窈窕女子从红花飘流的水面上走来,她们如影随行,款款地落在我凌乱的案头。蝴蝶与女子的呢喃,我在《飘来飘去11月》的字行间偷听,而且上了瘾,断断续续地听了十几天,就象少年时在煤油灯下偷看《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的痴迷。中年的我,仍然听不懂,也不太理解他们所说的话或者话中的话,也理不清他们所讲的故事,仍然不谙其中的秘事。但我有一种感觉,《飘来飘去11月》已经飘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上方,将是一部许多中年人都会想起来的罕见的小说。
一、两部作品——“我”的故事
两部时隔五十年的小说,都在诉说“我”的故事:
2011年底出版的《飘来飘去11月》记录的是“我”和“松哥”的一年生活。我没有名字,我是谁呢?我回答我只是我,一个女人,一个SLE患者,一个经历大地震时“拉不开弓”的我。但松哥有名字,他就叫“松哥”。没有名字的我,因为有松哥,就可以标识成一个特定的我,松哥的老婆。可是,我不能确定我是不是松哥的老婆,唯一的老婆。我因之飘来飘去。整个故事是从“回来了”开始,至“我总想挣扎”结束。开始的时候,我是飘回成都的,松哥在成都。从什么地方飘来?我似乎不太确定,松哥也不太关心。立冬之后的一个个节气,我都在飘,松哥的一件事或者一句话,都让我起飘去。飘去的时候没有一定的目的地,没有一定的方向,象空中的风筝,象空中气流紊乱时的风筝,飘到哪里了,我都恍恍惚惚,不太清楚,松哥也不太在意,也不想知道。我每次飘去,松哥知道,松哥或者不知道。在小说的后半部,松哥因为喝了我的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他就不见了。这实是一个例外。接着女儿也不见了,这更是让人不清楚生活是不是也如梦境一般。我不确定与松哥是否还有情缘要续,但我又确定与女儿还有2700年的约定。生活的样子有所改变,但是我一直在维持生活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在家里,我种上花,我可以等待。
1951年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讲述“我”在校外的数日生活:我是16岁的霍尔登·考尔菲德,出生在纽约一家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现在第四次被学校开除,开除的原因是五门功课四门不及格,这是我第四次换学校。老校长说,“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也希望我赢得比赛,但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希冀不过是“出人头地,将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 我记得老师的话:“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混帐的学校学习。离开学校,我又不敢贸然回家,只好在纽约城中游荡,在地铁、在夜总会、在小旅馆,我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打架、看电影、招妓女,我遇到了林林种种的是是非非,但我觉得都是那样的“假模假式”、“假情假义”,觉得十分的恶心。我在酒吧酗酒后,进了厕所,把头伸进盥洗盆里,冷水让我清醒了过来,可我走到室外,经冷风一吹,头发都了冰,感冒了。可能会得肺炎死去。死去也没有关系,可我永远见不到我的小妹妹菲芯了。于是我决定冒险回家和菲芯诀别。我叫醒了菲芯,向她诉说了自己的苦闷,也告诉她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一个“我”等待花开,等待家庭的幸福;一个“我”守望自由,守望社会的纯洁。
二、两位作家——“我们”的故事
时隔50年的两位作家,都在诉说自己生活时代的事故——
《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年~2010年),出生于美国都市纽约,具有犹太血统,隐居而终老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1934年,15岁的他被送到一所军事学校当寄宿生,17岁毕业,获得他一生唯一的一张文凭。18岁的他寻找喜欢的学院求学,先后进了三所学院,但都在不长的时间退了学,但也有收获,他爱上了一位叫乌娜·奥尼尔的女子。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23岁的他虽然正在热恋,但不得不从了军,接受一年训练后去了欧洲,做着反间谍的工作,每一天给乌娜写一封信。但乌娜却嫁给了“头发花白,全身赤裸地蹲在衣橱顶上,拿着手杖摇头晃脑,像只死老鼠”的卓别林。感情崩溃之余,他草草地与一位女医生结了婚,但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就离了异。1946年,他复了员,回到纽约,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五年后《麦田里的守望者》正式出版。
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之后,塞林格寻觅了一块河边的土地,隐没于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的乡间,并在山顶建了一座小木屋,成为他永久的家。凝视着河上的水波,听着林间的鸟鸣,看着孩子们的嬉戏,他也创作,但已属疏于文事。在小木屋,他接受了温莎高中学生报《每日鹰报》小记者Shirlie Blaney的采访,在回答《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否是自传性小说时,塞林格说:“就算是吧,当我完成这本小说时,我大大松了口气。我的少年时代和书中的男孩相当类似,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是一种巨大的解脱。”
《飘来飘去11月》的作者邹蓉(1975年~),生于四川雅安。成都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后居成都。成都为小说的主要都市背景。就《飘来飘去11月》与邹蓉有过对话,她说:“小说中可能有我生活的影子,还有更多城市女人的生活。我喜欢小说有生活的气息,所以我的小说要贴近生活,贴近真实。”她还说:“小说中的‘我’和‘松哥’生活中随处可见,只是通常情况下都没有被人注意,只有让这样的人出现在小说中,大家才会明白‘她’和‘他’就在身边,我只不过是把许多稀松常见的事收罗起来,让它们集中放在一本书里,然后对应不同的节气表现主人公的情绪,呈现当代女性非比寻常的细腻情感,所以不过是寻常人的普通生活。”
一个“我”,有独特的名字,叫“霍尔登·考尔菲德”,想成为“守望者”,有具体的目标;另一个“我”,没有具象的名字,就是作者的“我”,读者的“我”,那背后的一群人,似乎是“等待者”。这群人在等待什么呢?等待一次次肉体在大地上的出走,灵魂在天空中的浮游?等待家里的花开,爱人的出现?只是在等待。
三、一个作派——两朵奇葩
时隔50年的两位作家,都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在叙述故事,给人现场感、真实感、亲切感,但风格迥异——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大量应用生活语言,俚语、口语,粗话、脏话,显得生动活泼、平易近人,具感染力、感召力;使用快节奏、单线索的文本结构,整体采用“生活流”展现事件的所见所闻、所行所动,局部使用“意识流”呈现所思所想、所感所受,简单、明快、直白,易于打动西方的读者。这种当时新颖的艺术风格,领导了美国文学创作的新潮流,成了丰富思想、激发感情的“塞林格时代”。
《飘来飘去11月》文本也使用单线索,但线索或隐或现、或沉或浮,缥缈不定,如雾里游龙;叙述的节奏非常缓慢,是一组组的慢动作、微动作,慢思绪、微思想,慢情绪、微情绪组成整部小说,这与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开创了前无古人的“慢文体”,无疑会成为都市紧张心灵的舒缓剂、清凉茶、轻音乐。这种“慢文体”,将会受到时间的考验。
两位作家,一种作派,两种风格。“守望者”已成地球人的守望。“漫文体”却是小荷刚露尖尖角,值得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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