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哲学经典》读后感

来源:作者:周秋平(笔名:宇清)时间:2012-02-29热度:0

《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汤一介 主编)》
读后感
                               宇清/文
之(一)
在我市国学研究会会长郑安刚同志及副会长李尚武同志的推荐下,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保留本阅览室”读到了此书。此书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主编。
读了此书后有以下几点体会:一、伦理道德与美学也是哲学的研究范畴;二、人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三、中国传统哲学与大同世界。
一、伦理道德与美学也是哲学的研究范畴。
(一) 关于人是社会的主体的观点,在哲学领域是普遍认可的。但是人的主体性在哲学中占多大的比重,则是很多人忽视的。我们的哲学,从根本上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学科。人对自然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在中、西方的哲学领域的观点是不同的。
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自然主义,他们认为大自然是上帝造成的,因此上帝代表大自然,上帝决定大自然,大自然又决定人类的命运。因此人类应该被动地受上帝和大自然的恩赐或惩罚,在上帝和大自然面前,人是听天由命的,否定了人的主体性。
另一个极端的观点是“人定胜天”论,人可以随意破坏大自然,改造大自然,使人成为大自然的主宰。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人看成大自然的主宰,从而肆无忌惮地破坏大自然,给人类带来了灾难。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说得好:“动物和自然没什么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它们为同一个自然法则所支配。但人类不是动物,他们是通过漫长的历史实践终于全面地建立了一整套区别于自然界又可以作用于它们的超生物族类的主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人性的存在就必然出现伦理道德的问题。也就是体现了人类主体性问题的伦理学。
(二) 康德认为人的本质不应脱离社会的存在,从而成为某种外在的主宰势力。康德认为本体高于现象。所以哲学可以包括认识论,也就是是说包括科学方法论。比如科学哲学、分析哲学、自然辩证法、辨证唯物论等。它们曾构成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等于哲学的全部。哲学还应该包括伦理学和美学。
康德的伦理学认为:当一个大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在即将写完他的相对论时,他的邻居失火了,为了救一个残疾老人,爱因斯坦牺牲了。爱因斯坦这个做法是不是应该?是不是符合道德?康德认为是应该的,是符合道德的。而用功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不应该的。
但是多年来,在人们脑子里对哲学的印象似乎就是辨证唯物论,认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地把哲学实用化。这都是受了苏联的影响及新中国成立后对哲学的实用主义宣传。甚至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而“斗争”就指阶级斗争。如果列出一个公式,则可写为: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哲学。于是根据如此简单的连等式,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哲学。于是哲学便充满了火药味而失去了人情味,这一点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 但正如《百年中国哲学经典》中李泽厚所说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时期,阶级社会只占很短的一段时间。”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序应该是原始共产主义→阶级社会→高级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在阶级社会消失以后,阶级消失了,阶级斗争消失了,阶级性消失了,但人性还在,所以关于人性的伦理学和美学还在。马克思也曾说过,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应是人类自身的完美人格的实现,这人性的完美就是伦理学与美学的范畴。
但西方的康德与马克思提出关于人性完美的伦理学与美学是哲学的研究范畴时,却落后于中国两千多年了。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以研究人类怎样使自己“尽善尽美”地成为一个君子,一个完美的人。这是个哲学范畴的问题。可见中国哲学家们如孔子、孟子等人的伟大。
二、人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一) 什么是人性
通常人性表现出以下特点:喜怒哀乐谓之情,衣食住行谓之需,理想与向往谓之思,所作所为谓之行。以上四点概括起来可以谓之人性。人性在以上四点表现中,已体现出社会性。因为人是不能脱离社会的。
但有人把人性片面地说成是动物式的原始生理需求而不提人的心理需求。从而把人与社会相分离,并且使人降为兽,变成了没有人格的动物。他们只知道为了生理需求而无恶不作,为非作歹,极端自私地疯狂地侵害社会和人类,成了犯罪分子。
(二) 人类的人性是与社会性分不开的,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和渗透的,因此要先给社会性下个定义。
笔者认为社会性是一个社会在长期人类的精神与物质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理念,它包括人们的生活习惯、社会制度、法律法规,脱离了感性又支配主宰感性的纯理性的东西。这种纯理性的东西(即社会性),是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形式又反作于人类的一种精神。它就体现在人类的理性之中。
所以,人性与社会性是相辅相成的。李泽厚在他的论述中得出结论如下:“人性应该是感性与理性的互渗,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融合。这种统一不是二者的相加、凑合或混合,不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而应是感性中有理性(自然性中有社会性),或理性在感性中的内化、凝聚和沉淀,使二者合二为一,融化为整体。这也就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人的个体性与社会的主体性的融合。”
(三) 人性的意义在于:对个体实践要求树立主体性的意志。李泽厚在他的关于人性的论述中说:“这就要求个体应有担负人类的存在与发展的义务和责任感。这样一种责任感和道德行为作为人类主体的意志结构(心理形式),表面看来,似乎超越任何时代、社会、团体的具体功利之上,好象是先验的能力。其实却仍然是历史的成果、社会的产物。即使是心理形式、意志的结构的继承性也如此。这种意志结构是人类理性的凝聚。它使个人和人类一致起来。因之也就好像具有超乎任何集体或个体的因果规律或功利效应,并从而具有无比崇高的性质而激动人心。由此而产生的道德感情才是“敬畏”——只有人类才有的自觉的理性感情。这样一种伦理行为和理性感情便与基于本能的动物牺牲个体,保护群体的行为根本区别开来了。”
(四) 李泽厚在他的论述中又写道:“中国古语说:‘太上立德’。个体存在的这种一次性,在这里显示出它的无比的光辉。而这却只有通过人的自觉有意识的理性建构才存在。这属于建立人的主体性的范围。这是在人的实践、行为、活动、情感、愿欲等感性中的理性凝聚。(如同在认识论的感性直观中有理性内化一样)。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与认识论中的自由直觉相对应)。”
他又写道:“中国古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一书中说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见,功与德是本应统一的。但有时会有分裂和矛盾。”
李泽厚教授在论及人性与社会性中又写道:“所以,看来似乎是某种纯形式的原则,康德的伦理学却比功利主义伦理更深入地接触到道德的本质,接触到人类主体性行为的核心和道德教育以建立意志结构的重要性。
所以哲学不仅是认识论或科学方法论,还应包含主体的理想、意向和责任感。通过伦理学所建立起来的人的自由意志的主体性,这一点更明白了。”
李泽厚教授指出:“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却愈来愈迫切而突出,不是经济上贫困,而是精神上的贫乏、寂寞、孤独和无聊,将日益成为未来世界的严重课题。”
“哲学不是实用药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更是建设的哲学,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哲学。它应该高瞻远瞩,走在前方,除了继续研究物质文明的问题外,也应该抓紧研究和解决文化心理问题,注意使科学与道德、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集体普遍性制约与个体多方面潜能的统一融合起来。
这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语言学是二十世纪哲学的中心,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
在学习了李泽厚教授以上各种论述以后,笔者确实非常同意教育学应成为未来人类发展的主要的中心学科。但也存在以下疑虑:
1、当今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不应被丢弃。
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之初”固然“性本善”,但在为了金钱欲望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的社会现实中,很多金钱至上者的“善”的本性消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恶”。对这种社会中的剥削者进行“善”的教育是否有效呢?当然是无效的。中国封建社会一贯推行的孔孟之道,为什么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中国五四运动中被打倒了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一门好的哲学,它教人们怎样“做人”,但主要是让下层百姓“做人”,而上层的封建统治者们是否也同样“至仁至善”呢?否。这就是五四运动为什么要提倡新文化运动,打出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因为五四运动揭露了中国上层封建统治者们的“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虚伪嘴脸。五四运动打倒的不是孔孟之道,而是虚伪的封建道德观。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仁义道德应该适用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的剥削阶级是不能用仁义道德作为他的行为准则的。因为剥削就是掠夺,就是最大的不道德,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打倒地主和资本家,人民得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出现了新的变化,民营个体经济已占国民经济的50%以上,“老板”与集团“老总”遍布全中国,中国又出现了新的贵族阶层,新的剥削者,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这已经不是哲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在此仅提出一个思考。但这个问题又与哲学有关。应为中国哲学要求人们成为君子,成为有完美人格的人。但靠剥削与掠夺的大小老板们如何可能成为“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人呢?他们的剥削本性就是社会性的一种,并转化为他们的自私、残酷与虚伪的本性。那些黑心的煤老板,贪得无厌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属于此类如恶魔一般非人性的“兽”了。应该如何面对此种人和此种社会现象?
在对这个问题上,五四运动提出了四个字的办法:“科学与民主”。“科学”可以使社会高度发达,从而消灭三大差别,进入共产主义,剥削自然消失。“民主”可以使社会的政治制度走向公平、公正、公开,有利于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合理的社会调节,既能控制统治阶层的行为,又能充分发挥基层民众的主人翁精神。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人大、政协参政党作用的发挥看来,中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看,基本是成功的,有效地使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也出现了贪官,但不是主流,所以中国的经济才如此繁荣,中国百姓才安居乐业。是“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创新。
三、中国传统哲学与大同世界
(一) 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伦理学,强调长幼关系、君臣关系,“制礼作乐”,强调等级关系和中央集权制。这似乎看起来与“民主”思想相抵触。但中国传统哲学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三套基本理论:普遍的和谐观(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观);内在的超越精神(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
在以上三套基本理论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由于过分强调和谐和统一而使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很慢,使封建社会持续两千多年。如果中国哲学的以上三套理论加入民主和创新精神,则中国现代社会会进步更快。
(二) 儒家把和谐社会称为大同世界。在这个“大同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自然与自然的和谐。人要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实现和谐社会,中国哲学这种把人与天、地并称“三才”,把人看成高于一切的思想中已包含了人道主义、民主精神,强调“仁者爱人”。
在这个大同世界中,人们为追求“真”、“善”、“美”而自觉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
在道家思想中,老子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提出上述四点社会动态,都突出了“民”,他告戒“我”(统治者)们要“无为”(既顺应客观规律办事),则百姓“民自化”是指民众很自然地也会自我提高,顺应国家的利益。“我(君主)好静而民自正”,指君主别总“折腾”(例如搞政治运动),则老百姓自然也会端正生活与工作的态度,安居乐业。“我无事而民自富”是指君主们不去做干扰百姓生活的事,则百姓自然会慢慢富起来。“我无欲而民自朴”,是说君主自己要清廉,百姓自然思想作风就朴实,诚信。以上四点都是对君主提出的修养自身品德的要求。这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民主。
(三) 中国式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区别
改革开放以后,有人提出全盘西化,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比如两党制。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是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如果也实行两党制,进行自由竞选,实行在野党、反对党可以不断地对执政党进行攻击、抵制和争论不休,中国就会什么事也办不成,和谐气氛一破坏,天下大乱,内战兴起。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两千多年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平均每两百年就有一些人造反、打仗,战争使社会财富消耗殆尽。所以古代中国一直是处于落后,被少数民族侵略的状态。
有人提出中国哲学是一种模糊哲学,一种含糊的概念,不如西方哲学精确,中国的法律也比西方笼统。其实这也是与中国地广人多的现实条件分不开的。中国哲学家们懂得治理社会主要靠法律制裁是不行的,主要应使“民自化”,使百姓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当今中国社会治安比西方要好,就是一个证明。西方虽然法律严细,但犯罪率仍然比中国高。
当今世界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人们在享受高科技的成果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高科技发明了毁灭人类的武器,并且对贫穷国家不断地掠夺和侵略,造成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的战争。这些皆因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者为了追求金钱的目的之所为。
以追求金钱为目的的人疯狂地剥削别人,追求物质享受,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他们成了社会的毒瘤和阻挡社会前进的阻力,造成了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道德的沦丧。失落感日甚,幸福感日减。
面对如此诸多社会问题及世界问题,对人们进行“普遍和谐”的教育,通过道德修养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使人们反朴归真,成为仁善之人,放弃掠夺和剥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人成为人格完美的人,才是社会的终极理想。当然,马克思主义是强调阶级斗争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不是纯粹的斗争哲学。因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世界的和平和和谐,实现大同世界。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人类哲学的最高境界
中国哲学过分强调“和谐”,就会压制新生事物,反对改革,不利于社会前进,好比一个人如果生了毒疮,不动手术剔除,只喝汤药是不行的。所以还要有斗争,有法律的制裁,当由于统治者掠夺民脂民膏时,当社会民不聊生时,人民就应当起来反抗。例如2011年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和示威的行动,就是因为大财团对民众的掠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号召被剥削阶级要起来反抗剥削阶级,打倒地主和资本家,在阶级社会里是完全正确的,它在当今世界上是没有过时的,对侵略者和剥削者进行“和谐”教育是与虎谋皮、完全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各国都在积极  备战研发武器。
但充满不稳定与不和平的气氛的当今世界,不是古人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指和谐的理想的社会。在《礼记•礼运》中记载着大同世界的蓝图——这个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有着和谐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富足公平的社会,和平宁静的社会,夜不闭户的社会。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和孟子所说的“施仁政”的社会。这个“大同世界”与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相似的。但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要更具体得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消灭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的差别。物质极大地丰富。人们以劳动为光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克思所描绘的这一美好社会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科学的人类发展观是在他们研究和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并发展了西方传统哲学,提出了唯物辩证法以后,才指出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几种社会阶段是必经之路。当它们发展到顶峰时,就走向自己的反面,衰败消亡而向新的历史阶段前进。当今社会的主流是已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但这个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自己反面而消亡,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自然产生和自然发展的过程,是人类靠自身智慧自我调节、自我改革的过程,即不能操之过急地纯粹靠开展武装斗争方式解决,又不能放任自流地让社会毒瘤存在。而应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脑体劳动、城乡、工农差别逐渐消失时,人们的和平、民主、博爱精神形成时,就会进入世界大同。
(五)但正如毛泽东所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也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因此,革命的斗争还是需要的,对人们的教化还是需要的。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而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家”。资本家过着醉生梦死的放荡生活,为残酷剥削和掠夺劳动者而丧心病狂和为富不仁,这就是把“人本身——从而也把资本家自己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尽管他“还没有体验到财富是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
关于上述马克思的观点,已经为西方许多资本家所逐渐认识到,他们把公司高管工资限制到一定数额,不得超过一般员工的若干倍,比如十几倍。政府官员的工资与平民百姓工资比例也不应越过十几倍。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工资年薪四十万美元。美国国民工资年平均三到四万美元。各大公司董事长们的财产要经常给社会的慈善事业捐献。他们的遗产税占总财富的60%。西方的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缩小贫富差别,稳定社会,同时对资本家本人也是一种限制,使他们不至于过度地掠夺劳动者的财富而恣意挥霍,浪费财富,毒害社会精神生活。
大家都熟悉的美国首富比尔•盖茨把他的财产大部分捐给了慈善事业。美国许多资本家都“平民化”,开着私家车上班,或走路上班,衣食住行都很“平民化”。其实他们这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样有利于他们的健康。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也是要求自立自强,不当游手好闲的“富二代”。
在中国当前有两个新名词“富二代”和“官二代”。他们构成了一个新贵族阶层。这些人当中有人自立自强,也有人靠老子势力而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成了贪官和恶人。这些人都是不懂得酒色乃伐性之斧,既害了社会,又害了自己。据统计,那些不清正廉洁的贪官污吏由于长期公款吃喝,吃出了糖尿病和心脏病,由于贪赃枉法,为富不仁,心怀鬼胎而心惊胆战地活着,从而癌病缠身。正如电视小品中所说,没见一个贪官长寿的。
所以,对人们进行审美教育,让人们多一份自我完善的心理需求,就是挽救那些醉生梦死的人们的一剂良药。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又兴起了国学热,兴起学诗热潮。因为国学和诗歌中包含着真、善、美。所以大同世界的到来,与孔子学院遍及全世界,是有必然联系的。而国学之所以“热”得起来,原因有三:1、民族对祖先有天生的敬畏和继承的愿望;2、人性向善,大多数人不愿自己成为恶棍,而是有自尊的荣誉需求;3、国学自身的魅力。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每个有志之士,都要充满信心地去为早日实现世界大同而奋斗。为了这一美好理想,从2000多年前的祖先孔圣人开始至今,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捐躯,为之洒热血。古代文天祥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孔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近代的李大钊的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文学家鲁迅的名言:“我以我血荐轩辕。”烈士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柔石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革命先驱为了人类的和平、民主、博爱的大同事业奉献了青春与生命,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走下去。同胞们,努力吧!

之(二)
在第二部分的感想中,主要有以下三点感想:一、关于人道主义;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三、让哲学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关于人道主义;
在《百年中国哲学经典》中,哲学家王若水教授论文《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非常精辟地阐述了西方哲学家及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论和人道主义的本质。他说:
(一)马克思在论述19世纪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关系时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社会对劳动者的态度是敌视人的。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在国民经济学中只是以赚钱活动的形式出现。”“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者只是看作仅仅具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诚,席勒等人把“关于人的生存的问题……宣布为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马克思认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资本养活多少劳动者,而是资本带来多少利息,也就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给资本家。”
“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们。但这些话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不也是很有启发吗?”
笔者认为:在我们改革开放后的各行各业中,如果有人把工人或其他劳动者看成是微不足道的,生产指标才是一切。忘掉了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忘掉了人不仅有劳动的需要,还有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这不也是违反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吗?
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异化问题,更加深刻地反映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关于人的论述的评论时说:“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劳动看成是人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创造的手段,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成果,把人的自我创造看成是历史的内容。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笔下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二)马克思指出:“正像在宗教中,人脑的产物统治了人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双手劳动的产物也统治了人。劳动者的产品不但不由劳动者支配和占有,反而脱离了劳动者,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统治了劳动者本身。机器等生产资料是劳动的产物,却反过来成为奴役劳动者的手段。劳动者创造出来的财富越多,他自己越是贫穷。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价值越大,他自己的价值越小。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使人从猿猴变为人的原因,但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却成了苦役。劳动使人降到了非人的地位……。”王若水教授指出:“马克思在研究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为‘非人’以后,从分析异化劳动得出了革命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奴役制等的解放,不仅是劳动者的解放,而且是人类的解放。
(三)王若水教授在他的书中写道:“由于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他就能比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者站得高得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克服自己的某些缺点和不成熟之处,终于和恩格斯一起,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这种科学共产主义与空想共产主义之根本的区别在于强调革命实践的意义。”
王若水教授还说:“马克思反对口头的批判劳动的异化。他认为异化并不是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幻影,而是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单用‘批判的武器’是消灭不了异化的。必须依靠‘武器的批判’,即革命的实践来改造世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的自我异化,劳动条件和劳动者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资本、利润、利息、地租等,都是劳动异化的不同形态。它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即劳动。”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王若水教授引用的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社会的劳动异化的理论,是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也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根源。但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把人道主义归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围内,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混为一谈,从而在“文革”中这种反人道主义的极左思潮极大地泛滥。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许多知识分子及他们的家属受到了极不人道的非人的待遇,这些残酷的人整人的社会现象就是因为人们头脑中没有人道主义思想,也没有“仁者爱人”的观念。“红卫兵”们肆无忌惮地冲进干部、教师等“牛鬼蛇神”的家中,打、砸、抢,动不动就高呼“砸烂某人的狗头”。
(四)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私营老板也残酷地压榨工人的血汗,许多农民工在干了一年以后,没有领到工钱;许多煤矿老板对矿井下工人的安全生产设施不管不问,使重大矿井事故频频发生,这些都是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缘故。
尊重人的自由,爱护人的生命,是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但我们的大、中、小学缺乏人道主义思想观念的教育,使得社会上竟然出现研究生砍伤亲生母亲的惨剧,出现不孝敬老年人,遗弃父母的可耻行为。这些不人道的行为都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接受过人道主义教育。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在美国及西方中小学,都对学生进行爱护生命的教育,让他们体会到父母孕育和培育自己的艰难和爱心。据美国教育部门报道,有的小学让孩子们每天背者“孩子”来上学,在课堂上,学习怎样照顾好他们的布娃娃;回到家中还要做好照顾“孩子”的记录,然后做为作业交给老师。有的小学校给每个孩子发一个鸡蛋,让他装在口袋中二十天,“孕育着”,不许摔碎。德国规定儿童玩具中不许有枪炮类的玩具,以培养学生们的和平思想。
可见,西方人提出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人类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仁者爱人”的仁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由此体会中西方哲学有许多契合点,因为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精神目标。
在对人道主义进行了上述那些论述以后,我们可以对人道主义下个定义了。《苏联大百科全书》(1972年版)说:“|人道主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一种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承认人本身的价值,承认人有自由、幸福以及发挥和表现自己才能的权利。”
王若水教授认为:“‘人道主义’一词,泛指一切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发展或自由为主旨的观念或哲学思想。”
王若水教授指出:“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不仅起过反封建的作用,而且起过反资本主义的作用。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作为武器向资本主义开火。他们揭露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平等’的口号的虚伪性,宣传真正的自由平等,合乎人道的社会乃是社会主义社会。
(五)在我们充分认识到人道主义对社会的作用之后,我们就要结合中国的实情,去实行人道主义。例如,1、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个人崇拜;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不受侵害。2、反对封建的等级观和特权观。3、反对漠视人的官本位主义和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提倡人是目的,不是生产目标的奴隶。4、重视人才的培养,发挥劳动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创造精神。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建立创新思维,继承古人的悟性思维。
(一)中国古人的悟性思维的主要代表是周易的双鱼图。在这个双鱼图中,白鱼有黑眼,黑鱼有白眼。它是对神秘的宇宙演化规律的一种描述。它告诉人们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而且是可以互相转化,永不停息的。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一种从总体的角度去考虑,去思索的方法。这幅双鱼图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也许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太空人给地球人留下的。因为双鱼的鱼尾是23.5度,正好是地球南北回归线的纬度,也是地轴与公转黄道面的夹角。有的物理学家把双鱼图中的鱼比喻成宇宙,当它坍塌后,就会被黑鱼眼(黑洞)吸进去。黑鱼的白眼就是白洞,宇宙就是从这无限小的白洞爆炸而形成的。
(二)从黑白双鱼图所代表的玄妙的悟性思维看出其中存在辩证法。但是中国这种从总体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悟性思维不能使人们更深入细致地认识世界。在西方哲学的爱智论的指导下,出现了许多创新思维的思想方法,比如反向思维、多向思维、联想思维……,在这些创新思维的指导下,人们学会了观察与认识世界,并且使自然科学技术有了如今的高度发达。人类如今已能“上天入地”,“千里眼”和“顺风耳”也已不是文学家的描写,而变成了现实。
这些创新思维方法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范畴。它告诉人们怎样分析事物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规律,掌握它和运用它。因此,人们应该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去认真学习创新思维方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在创新方面做出许多努力,例如对学生和公务员进行创新理论的培训,但做得仍然不够。我们应把创新思维的理论系统化,编成教科书,走进大、中、小学生的课堂,并经常开展创新讨论活动,在大学组织创新沙龙,使学生们思想活跃起来。
听说广州市某大学开设了大学生创新研讨沙龙,学生们可以到沙龙内自由地讨论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发表自己的设想。笔者认为各大学都应效法这种做法,使学生们的注意力转到做学问上来。
各大学要让学生在写毕业论文时把创新的思路表现出来,要有突发奇想,有科学的灵感。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没出现一个钱学森式的人物。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也没什么大的发展,更不用说获诺贝尔奖之类的了。这皆因中国学生的创造性远不够,还比不上发达国家。因此,中国教育中关于创新思维的教育应该加强,定出制度。
三、让哲学从教授的书斋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 一提到哲学,很多老百姓就觉得太深奥了,望尘莫及,没有兴趣。因为他们认为不学哲学,祖祖辈辈照样生活得很好。正如一个陕西放羊娃对记者说的:放羊是为了攒钱盖房,盖房是为了娶媳妇,娶媳妇是为了生娃,生了娃再让娃放羊……以次循环往复,祖祖辈辈生生不息。是的,这种田园生活,也确实很美好。然而,在这种碌碌无为之中,外国人的洋枪洋炮曾打到了北京,八国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了中国多年……。中国历史上多次被外族入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没有哲学头脑,没有逻辑思维,不会发明创造出新的抵御外敌的武器。中国人,包括亚洲所有的黄种人的智商并不低,但缺乏正确的、先进的思维方式,所以至今落后于西方。所以,人的头脑必须先进起来,才能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去发明创造,赶上和超过西方。用什么来武装人的头脑呢?哲学!
让哲学及其所派生的思维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在电视、广播及学校中广泛宣传哲学思想方法。这样,全体国人才会聪明起来。如今中国已掀起国学热,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背几首唐诗宋词。但唐诗宋词不能使中国的国防科技超过美国。如果每个中国人见面不仅互相问你会背唐诗吗?而同时又互相问你今天学哲学了吗?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出现顶尖人才了。如今国学知识遍及全国城乡,举国上下,国学知识家喻户晓,国学进社区,进课堂。但我们还要同时把传统的中国哲学的悟性思维和西方哲学的创新思维也大力宣传,进社区,进课堂,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个历史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二) 从中国各大学的哲学系招生情况看来,哲学是一个门可罗雀的专业,因为哲学系学生毕业后就业门路很窄。如果全国各大、中、小学都开哲学基础课,则需大量的哲学教师;加之各级国家机关也办哲学培训班,也需大量懂哲学的教员来授课,则哲学专业也会成为热门专业,就好像英语。由于考大学必考英语的缘故。那么为什么高考不能把哲学课程纳入考试科目?哲学是训练头脑,让人们会思考问题的学问,是工具课,是基础课,难道不如英语重要?
学生们学好英语,只能是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好比做饭时去外面买煤。但是学好哲学,则是使人们自己创造出做饭的燃料,岂不是一本万利之事。当前中国人太注重机械地学习外国科学技术,所以认为英语很重要,但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出国的机会,使用英语的机会很少,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用汉语思考与交流。
目前国家已开始注重对中国学生的汉语教学,并且将要开展汉语四、六级的考试,与英语四、六级考试一样,不过关不能毕业。中国的中小学还要开设毛笔书法课,加强中国汉字的书写能力,以抵御电脑打字带来的中国汉字书写能力的普遍退化。
但人们没有注意到,再练习汉语言能力与汉字书写能力的同时,是否也应对人们的思考能力加以训练和教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是他们的头脑是否灵活,他们是否聪明,是否会思考,而不只是片面地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死记硬背书本教条。
一个民族是聪明还是愚蠢,显然不能用他们是否会说英语,是否会背唐诗,是否会写汉字来决定。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一个会全面地、巧妙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大脑,是否有发明创造能力,是否有创新思维。对此,国家的教育部门是否有所考虑和作为呢?中国教育的中、长期发展纲要是否有开展哲学教育的规划呢?国人应予以关注。

—— 完 ——
   宇清壬辰年春于北京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