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儿兰娃儿——我的母亲，自从三年前在县城医院由实习生医生做了宫外孕手术之后，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好，肚子内时不时还会隐隐作痛。
　　生活的拮据，生产队里忙碌的生产，加上她要强的个性，手术一年后，她就开始到生产队的地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父亲张斌，被县邮电局开除回家后，头上像压了一块儿碾盘，不愿与人见面，更不愿与人说话。他自己提出帮生产队放羊。每天，一个人赶着一片白云，洒在山坡上，与风儿说话，与白云交心。
　　花开花落，时间到了秋风逐叶的季节。
　　母亲和社员们一起在后山上的一排枣树行的两长溜儿红薯地里干活。男的撵着红薯行刨红薯，女的有在前面扯红薯秧子的，有跟在男的屁股后，蹲着身子，整理刨出来的每颗红薯上的泥土块儿的，然后把整干净的红薯笼成一堆儿一堆儿。刨完红薯的社员又把满地里一堆儿一堆儿的红薯拾进箩筐，担到队长我的二伯父张武和会计七娘的老二孩子张军站的地头上，上称一称一称称斤数，一称一称的记斤数，倒在大红薯堆上。下工前，队长和会计把这些斤称计算出来，按照生产队的人口，把红薯再一家一家的分给社员。
　　蓝天上飘动着白云，山坡上滚动着白云，时不时还有脆生生的鞭花子声传来。
　　母亲兰娃儿看到还有一对箩筐闲着没人挑，眼看就到了中午，还有半地红薯一堆儿一堆儿地堆在地里，她也是一时性急和要强，就把箩筐挑了过来，装了一担红薯向地头挑去。
　　“哎呀！”在下一个小土堰的时候，母亲跌倒了，肚子里急聚地疼痛起来，痛得她在地上打起滚儿来。
　　“三嫂，你咋啦？”
　　“三婶，要紧不？”
　　社员们一下子涌了过来，二伯父和军哥放下手中的称和记工本也跑了过来。
　　母亲的脸已经变得苍白，汗珠子大颗大颗地从脸上浸了出来。
　　“张军，你快去山后叫你三叔回来，他在那儿放羊。你们几个，赶快把兰娃儿送到公社医院。”二伯父既是生产队长，也是父亲张斌的二哥，他迅速地指挥着。一个年轻后生背起母亲，向山下公路跑去，社员们紧随其后。
　　父亲满脸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公社医院的时候，母亲正在急救室里，有几个医生手忙脚乱地诊断着。母亲的肚子已经鼓起来，鼓得像十月怀胎的孕妇。她疼痛的叫喊着，已经没有力气发出太高的声音。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医生们还没有诊断出母亲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死神严重地威胁着母亲的生命。
　　急救室外，医院大院里，街面上，人们都在议论着这件要命的怪事儿。
　　公社书记的办公室里，书记正在与洛阳解决军医院的一位巡访医生在说话。他们听到公社大院许多人在吵吵闹闹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就一起走了出来。当他们听了议论之后，书记和郑医生立刻向公社医院奔去。
　　郑医生在急救室仔细察看了母亲的病情，又在急救室外详细向父亲询问了兰娃儿以往的病历和平时的表现，做出诊断说：“你妻子得的是急性肠梗阻。也就说，她在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手术完毕后，由于医生的不细心，或者是缺乏手术经验，把病人的肠子缝合在肚皮上。这次，她担红薯，下土堰，那么巨烈一运动，她缝合在肚皮上的肠子打了个折，引起梗阻。必须立即在这儿做手术，否则，病人会有生命危险。”
　　公社卫生院的院长眉毛拧成了疙瘩做难地说：“我们这里一没有做手术的器材，二没有做手术的医生啊。”
　　郑医生吃惊地问道：“什么？这都七十年代了？公社医院的医疗条件还这么差？”
　　公社书记苦笑了一下，解释说：“这都是我们工作不力，公社经济条件有限，你看”他指着医院的房舍说，“就连这也是解放前大财主家的宅院改造的。”
　　郑医生叹了口气，立即表态说：“如果你们相信我，手术我来做。手术器具，书记同志，院长同志，你们想办法到县医院借。手术台吗？用两块大门板拼起来，用两条板凳支起来，铺上白床单就行了。我们再来一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地救护’吧。”
　　事情定了下来。可公社医院距县城医院30多里路，公社医院没有交通工具，只有公社有台拖拉机，还在乡下搞农作，时间根本不允许。
　　父亲张斌马上站出来说：“我去。我到公社邮电所借辆自行车，我去把手术器材拿回来吧？”
　　书记和院长相视了一下，点了点头。
　　当父亲骑着自行车，沿着洛栾沙石简易公路，狂奔着把手术器材从县医院借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了水人，完全虚脱了过去。
　　母亲兰娃儿手术后，三天才醒过来。据说手术很成功，手术时从母亲的肚子里抽出来一桶多的积水，肠子也被截去了六厘米长。
　　母亲很想当面谢谢那位解放军的郑医生，可郑医生已经去下一个公社巡诊去了。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