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戴高帽
　　　　　
　　张家庄是白马潭大队的一个生产小队，就坐落在弯弯曲曲的君山县唯一的一条与四百里外的洛阳城相连接的公路南边。到了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全生产队就十二户人家，五十八口人，四十一二亩地。整个庄户除了五六家是土木结构的蓝瓦房外，剩下的全是土木结构的草房子。
　　张家庄的四十几亩地，一半是平地，在路南的住户周围，一年主要种些小麦、蜀黍、小豆等粮食作物；一半是坡子地， 在路北的后坡上，主要种些红薯、土豆、高梁、棉花、芝麻等杂粮。
　　母亲赵兰来到父亲张斌家的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白马潭大队的妇女主任，张家庄的妇女小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三年，国家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的方针，各生产大队开始放粮食卫星。
　　春季，公社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议，围绕粮食生产，各大队大队长都要在大会上表态。
　　这个说：“脚踩大地，头顶天，誓叫粮食亩产上八千！”
　　那个说：“党号召，红旗飘，我的亩产上万了！”
　　黄白菜脸的白马潭大队大队长吴河东急了，把旱烟袋里的烟灰一磕，走上台去，说：“您们说一千到一万，俺大队的粮食亩产要在您们的基础上翻一半！”
　　于是，白马潭大队就成了白马镇公社的粮食生产典型大队。
　　于是，吴河东回到大队后，就三天两头的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学习《为人民服务》，学习《愚公移山》，学习《纪念白求恩》。各生产队全体社员天不明就下地干活，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地里的草锄了一遍又一遍，连个草毛英也没有了。地里的土翻了一遍又一遍，连个指头豆大的土坷垃也没有了。各家各户牛圈里的粪，猪圈里的粪，鸡圈里的粪，茅坑里的粪，全掏空了，上到地里了。人都累得几个月，晚上没有兴致搂着老婆弄那事儿了。可是，地里的庄稼该咋长还是咋长。收获季节，收了，打了，称了，亩产仍是几百斤。
　　三天后，公社要在白马潭大队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各大队各生产队干部，上百号人都要来参观学习这里的生产经验。这可咋办？弄抨圈了要戴高帽子的。吴河东急得昼夜睡不好，吃不好，眼红得像灯笼，嘴角起了水泡泡。
　　吴河东把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全召集起来，到大队部开会商量对策，可半晌子时间过去了，谁也没有拿出个主意来。他实在没办法，想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站起来说道：“这次，谁能出个办法，要公社的经验交流会在咱大队开好开成功，我就要他干大队的副大队长。”
　　坐在大队部会议室圪崂里的张家庄生产队队长二伯武，“嘿嘿，嘿嘿”两声，开了腔：“俺这道有个办法，不知咋样？”
　　他的话把会议室里的目光“唰”地一下，全吸引过来了。
　　那时候，我的妹妹已经出生，父亲给起名字叫张红艳，乳名艳艳。
　　母亲赵兰抱着妹妹红艳，坐在主席台一边的木石轱辘上，纳着鞋底子，望了一眼二伯，没吭声，继续纳着鞋底子。
　　二伯看也不看谁，自顾自个从腰带上取下旱烟袋，从烟布袋里，挖了一些旱烟沫，用大拇指按了按烟袋锅里的烟沫，拿出汽油打火机，“吧嗒”，打着火，点燃，抽了起来。
　　吴河东“噔、噔、噔”跑到他面前，弯着腰说：“有屁快放，你把人急死呀！”
　　二伯把烟抽完，磕了烟灰，瞪着吴河东问：“你放的屁，算数？”
　　“你出的主意只要管用，老子一口唾沫一个钉！”吴河东跺了一下脚道。
　　二伯又咳了两声道：“这事儿，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没有分给社员的粮食不分了，再把各家各户的粮食全收起来，集中到要参观的几个生产队去，用圈把粮食全圈在几个生产队的打麦场上。因粮食可能还不够用，就在圈里做些文章。”
　　“啥文章？”吴河东追问。
　　二伯笑着不答了。几个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一下子全明白了。
　　吴河东笑着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又问道：“那复杂呢？”
　　二伯得意而又严肃地说：“复杂就是保密工作。一定要把群众的工作做好。不能让来参观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听到啥看出啥。要不，炸圈了，天王老子也难收拾后果。”
　　听完二伯的计策，会议室里立刻炸开了锅。有说此办法妙的，立刻赞成的；有说这是弄虚作假胡求来的，坚决反对；还有保持沉默看笑话的。
　　“听我说。”吴河东亮着嗓子开腔道，“弄虚作假咋啦？三级干部会上，各大队大队长的表态不就是弄虚作假吗？公社干部啥样？不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扫了一眼会场，见没有人吭声，又说，“就照张武说的办法办。回去要把社员们的工作给做好，谁那里出了问题，我就撤他的职，给他戴高帽子！”
　　母亲手里纳着鞋底子，脸上气得一会儿白，一会儿紫，一会儿青。这时，她把手里的鞋底子在会议桌上“啪”的一拍，站了起来。
　　母亲高声说道：“你们这样胡来，是要出大问题的！”
　　吴河东眨了眨眼问道：“能出啥问题？”        
　　母亲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接着说道：“这几天，我到各生产队转了一圈。很多家庭都已经断顿了，都在等着分来的粮食下锅呢。我七嫂家人口大，七八张嘴，已经断顿两三天了。若再这样搞几天，那是要出人命的。”
　　“可不这样，生产出来的粮食指标上不去，我就要戴高帽子呀！”吴河东苦笑着，摊开两只手说。
　　“别怕，这事儿我现在就去找公社领导说。你们给我糊个高帽子，明天，我戴！”
　　母亲说完，抱着妹妹，离开了大队部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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