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他读过几年的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又略懂些草药。因此村里的大小事务，邻里纠纷都离不开二伯。二伯是村里的“百事通”。就连村里的干部都很尊敬他，村里的事务也要和他商量。
    我记得事的时候，二伯个子很高，浓眉、大眼。留着一口山羊胡，说话声音洪亮，走起路来地皮都一闪一闪的。
    在我们这个偏僻的村子， 人们都是靠种地生存，到镇上要走三个多小时，而且要一周才赶一次集。
    这个村子中，我们的姓氏人口最多。因此，二伯成了未经推选却名副其实的族长。甚至于其他姓氏的也把二伯当成他们的族长。
    由于我的父辈和祖辈都是单传，到我这辈除了三个姐姐就我一个是男丁。父亲很老实，又没亲弟兄。因此分地时二伯给村里说我家可以少分点，原因是女孩长大了都要嫁出去的。且看我年小体弱，将来也种不了多少地，就没按人口分。父亲很老实，也没和他们理论。他知道，理论也是多余的。于是我家六口人只分了两亩地。
    我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决定送我到镇上去读书。和我同龄的都到地里放牛或打猪草，稍微大点的就进地干农活。
    我有个姑姑住在镇上，父亲准备把我寄宿在姑姑家。
    听说我要去读书。二伯到我家来，铁青着脸对父亲说：“你娃儿不去学种庄稼，送他去读啥子书，只有锅里煮米汤，哪有锅里煮文章哦。你看我们这几辈哪个当过官。你家祖坟又不是比别人的好。要不你家会三代单传。”父亲默不作声。母亲忙解释说：“娃儿体弱，不是种庄稼的料，也没指望他当官。只是让他认得个倒顺。”父亲趁机倒了碗酒给二伯，吩咐母亲做饭给二伯吃。二伯临走时还叮嘱父亲：“要教娃儿好好种地，别忘了本。”父亲忙说：“是是，感谢二哥，放假我一定好好教他种地”。二伯才打着酒嗝哼着小调踱着方步回去了。
    送走了二伯。父亲回到屋里，关好门窗，小声且严肃地对我说“娃儿，你得给老子好好读书，我才不相信我们家祖坟没他们家好。你得给我争气。这光景你也看到了的。”
    我躲在母亲的背后，因为父亲从来没这样严肃过。母亲忙劝父亲：“你别吓到孩子。”然后蹲下身来对我说：“幺儿别怕，听妈妈话，好好读书，将来当官，有好吃的，好穿的。”我点点头。
    我就在姑姑家一直读到初三，在我读书的日子，家里从来没杀过年猪。
    我读初三那年，三姐不幸病逝。
    我回家给三姐送葬。我对父亲说：“把三姐葬在祖坟山奶奶的墓旁吧。”父亲对我说，“你三姐是短命鬼，又是女儿，没有子嗣，不能进坟山的”。我说：“这是谁规定的？”父亲说是我二伯规定的。我对父亲说，“那你去跟二伯商量嘛。”父亲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没有棺材，用几块木板钉个盒子，就把三姐装进去了。晚上，我瞒着父亲跑到二伯家表达了我的意思。二伯大发雷霆“你个龟儿子，你想违背祖训，破坏祖坟的风水，你以为你读了几年书，就自以为是了。你给我滚！”二伯不容我解释，就把我轰了出来，还到我家数落了父亲一顿，父亲默不作声。后来就把三姐葬在我家的一块荒地里，用几块石头砌了个土堆。
    后来我考取了毕节卫校。在当时，只要考取中专就意味着是吃皇粮的。并且我是村里唯一跳出“农门”的“状元”。
    听到我考取的消息，二伯第一个到我家，手里还提着酒和鸡蛋。笑喝喝地对父亲说：“老弟，你可享福了，我说嘛，你家小四（我排行第四）是有出息的人，我看二老祖（我的曾祖父）的坟风水很好，那上边的扁竹根（当地习俗，在坟上栽的一种植物）就是开得很茂盛”。父亲忙说：“哪里哪里，还不是托你老哥的福，以后这娃儿还要望二伯多关照。”二伯说：“族里出了状元，是我们族人的荣耀。有什么困难，你打个招呼就行。”于是母亲倒了碗酒给二伯。父亲问“吃饭没？”二伯说“吃了。”喝完酒，二伯从兜里掏出100元钱递给我说：“小四，二伯现在也不太宽裕，你先拿着，如果读书时有困难，二伯帮你想办法。”我赶忙推辞。二伯说“你不收下就是嫌少嘛。”母亲对我说：“小四，你就收下吧，这是你二伯的心意，还需要你二伯关照的事还很多呢。”二伯说：“这就对了嘛。”然后对母亲说：“我先回去了，我叫小四家二伯娘送两挂腊肉过来，你家年前没杀猪嘛。”
    母亲说：“不用了，没事的。”二伯说：“这怎么行，小四还要读书，正长身体呢。”
    于是二伯就回去了。这回没听到他哼小调，脚步也很轻,腰板也没以前直了。不一会，二伯娘果然送来了两挂腊肉。
    毕业后，我分到镇上工作。几年后，由于我工作出色，我被提为院长。
    自从我到镇上上班后，二伯的威望每况愈下，族里的大小事务他们都来找我解决我对他们说：“你们去找二伯吧”。他们说：“二伯充其量只是个秀才，而你是状元，你是吃国家皇粮的。”族人们找我解决事情时，无论我怎么处理，双方都心悦诚服。回去即便是家人不服，他（她）们就会说：“你算什么，你二伯院长（从我当院长后，长辈都以孙子称呼我二伯院长，平辈则以小辈称我二伯院长。后来，无论什么辈份都称我二伯院长。二伯成了族长的代名词，加上院长二字，一来是为了和我二伯的区别，二来是对我的敬称，三来让外人听到后就知道他（她）们和我有不平常的关系。）手下几十号吃皇粮的都得听他的。”家人即便不满意，也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再说什么。
　　后来，我给三姐立了块墓碑。给三姐立碑那天，二伯对我说：“小四院长（我想二伯这样称呼我，一来是还想保存他仅有的威严，二来又不得不敬重我），把小三的坟迁到祖坟山去罢，她在这里很孤单。”我对二伯说：“不用了，三姐在这里过得挺好的。”二伯不说话，但我分明看出他脸上掠过一丝愧色。
　　二伯的身体一天天衰下去。临死时，二伯拉着我的手说：“小四，族人就交给你了，你得叫娃们多读点书，多出点像你这样的状元。”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