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时体重只有四斤，在武汉市第八人民医院的产科病房里，五十岁的祖母看了我一眼，沉默半晌后说，太小了，能养活么？母亲愧疚不已，自责孕期没有忍住日日翻江倒海的呕吐，才使这个小女婴的重量不及菜市场的一只普通个头的鸡。祖母大约是看出了母亲的忧伤，她迅速提亮了一下嗓门，语调稍微和缓地说，有苗不愁长，只要奶水好。这一个关于初生的我的故事，我听了无数遍。接下来的情节是，母亲有奶水，小女婴夜夜啼哭。去医院让医生检查，医生说没有毛病。也试了其他的方法，比如写“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字条张贴门外路口，比如在母亲的枕下放一把剪子......都没有用，这个小女婴哭了一个月。

满月的那天要上秤，祖母借了邻居家一杆秤，把我用小包被裹好，腰间系紧一根布带子，秤钩子吊住布带子，祖母左手拎着秤绳，右手拨弄连着秤砣的那根线，母亲用双手在小女婴的包被下做着托接的样子，她担心那秤钩子不牢固，或是那布带子不结实，她的孩子滚落下地。忙乱中这杆大秤总算是两端平衡了，她们在秤杆上瞅了好一阵子，识别秤星对她们来说颇有难度。好在秤主人就在隔壁，祖母大喊一声说，她杨爷爷来帮着认一下秤吧。隔壁就缓步走出一个白须的老人，用戴着老花镜的眼在秤杆上瞅。祖母和母亲眼巴巴地等着杨爷爷报出一个数，然后把我放下来，解开包被，安顿在床上，再去称那包被。婆媳俩那天大概折腾得出了汗，南方的十月是暖秋，白天依然微热。后来她们坐下来，算出一个除去包被以后的净重。她们笨拙于秤，却不笨拙于算数，随后两个女人默不出声。这个折腾了她们一个月的小女婴，体重没有增长。

祖母认定是母亲的奶水不够，母亲虚弱地争辩说，有。那你胀不胀啊？祖母追问。母亲不言语，祖母便也不再言语。那天傍晚，祖母在厨房熬粥。她们晚餐其实不喝粥，武汉人晚餐习惯吃油盐饭，用午餐的剩米饭炒制而成。祖母抓一把米放进小奶锅，淘洗了两遍，添一点水没过米。微小的火苗舔着锅底，祖母守在炉边，袅袅热气吹动着虚掩的锅盖，小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此起彼伏的小泡泡。那个夜晚，这所老房子一楼的住户没有听到三号门里小女婴的啼哭，她喝了半奶瓶粘稠的米汤，安静得像一只吃饱的猫。

后来母亲对我说，在随后一周的时间里，祖母对她没有好脸色。母亲给在北方工作的我的父亲写信诉说委屈。父亲寄回了安慰，也寄回了他为我取的名字和一包南方人稀罕的大红枣。

那个年月，我父亲微薄的工资不足以给这个小女婴购买高价的奶粉，一种叫做炼乳的乳制品伴着米粥成为我婴儿期的辅食。天天熬粥，成了这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是家里最好的米，圆粒的、饱满的、晶亮的，因为太少而不能用斤两计数，用把，半把或一把。按照祖母的要求淘洗两遍，不能多也不能少，又干净又不损失营养。从午后就开始熬，小小的火，久久的功夫，久到祖母会在暖暖的炉火旁打一个长长的盹儿。

我猜那粥初始的颜色应该是乳黄的，炼乳大概是乳黄色的吧，这种乳制品在我长大后似乎就很少见了。很多年以后，我初为人母，去商店为儿子挑选奶粉，在货架的某个角落里我看见了包装简陋价格低廉的炼乳，孤单单的，无人问津，落满灰尘，落满岁月的清寂。

再稍大些粥的颜色又有了菠菜的翠绿，继而是胡萝卜的浅红。这些颜色，揉成汁、碎成末，如彩虹融化在粥里。这是祖母和母亲给我的最初的颜色，我最初的世界里有彩虹。

父爱以红枣的形式呈现。那个年轻的地质队员，在北方的大山里和他的同事们为一种贵重的金属而战，女儿的出生也不能使他离开岗位。我上中学的时候，读一篇地质学方面的论文，看到豫西小秦岭这样的山名，然后看到父亲的名字被作者多次提及，当年的那场会战以发现小秦岭山脉的大金矿而圆满终结。父亲缺席我的出生，随后也缺席我的童年，他的名字写在闪闪发光的金子或其它冰冷的金属矿物旁边。

祖母和母亲不关心金子，她们只说豫西的大红枣肉厚味甜，是熬粥的好枣。我却记不得那些红枣，就像幼时的我忆不起父亲的面貌一样。老房子里的老邻居却记得清晰。我十八岁那年的一个冬天，重返我出生和度过童年的武汉，老街坊陈奶奶认出了我，她昏花的眼睛那一刻格外清亮，她说，哦，你就是三号门里贾奶奶家那个爱喝粥的姑娘啊？你家的煤炉上，天天煨着一小锅粥，滚圆的大红枣，这里买不到的哦，都是你爸爸从北方寄来的，满厨房都是枣香哟，别的东西你不吃哦，你在前面跑，你奶奶端着小奶锅在后面追，追上了，还要叫一声红大姐，你才肯张口，一顿饭下来，个把小时，能吃一小锅粥，哎哟哟，你真磨人哦......陈奶奶自顾自地说着，没有留意我的表情。她走向暖洋洋的太阳地，在朝阳的墙下站定，嘴里依然在絮叨，像讲一个悠远的故事。

风穿过老房子昏暗的走廊，吹到我的脸上，我很深地吞咽了一下，像咽下一口带枣的粥。我看见了那碗柔润的粥，香气袅袅，记起了浮在粥上面的大红枣，它们像缺席我成长的父亲的眼睛，在一碗粥里完成他对女儿的凝视。

冬日里午后的阳光照耀着这座我欢跑嬉闹过的老房子，老式的筒子楼即将被拆除，尘埃在温暖的光柱里轻轻漂浮。用不了多久，公用厨房里斑驳的老墙，滴答的水龙头，都会因为它们的残破而永远消失。一座高楼会在这里拔地而起，而阳光依旧，尘埃依旧。

那束暖暖的阳光和飞扬的灰尘啊，还会记得一座曾经飘扬着缕缕粥香的老房子么？还会记得么？还会记

（二）

 

我成年以后仍然在众多的食物中独独钟情于粥，粥一直在我家餐桌上占据主角的地位。母亲熬粥依然沿用祖母的老法子，用煤炉。虽然那会儿已经有了液化气，但那种老式的液化气灶具火力太大，即使调至微火，对一锅需要细火慢熬的粥来说仍然是太威猛了。

这煤炉便经年累月地燃着，这锅粥也经年累月煨在我家的炉子上。炉底半开的风门正好维持粥想要的一团火焰，不急不缓，温和持久。米与水结合生出粥香，由稀薄而浓郁，轻轻缭绕。我家的厨房被日久的蒸汽和煤烟熏得墙面斑驳，但家人并不嫌弃这样的厨房，我们都喜欢挤在厨房里，父亲说厨房是一个家庭最暖的地方。老式单元房的厨房很窄小，母亲一人在里面刚刚好，油盐酱醋就在她手边，父亲却偏偏喜欢凑在跟前，他殷勤地给母亲当传递手，母亲边嚷着嫌他碍事儿，边又喊他递个勺子递个锅铲什么的。不过是一锅粥和两三样简单的小菜，哪里需要两个人在厨房这么忙碌？但他们愿意做出忙碌的样子。粥也配合他们，在火炉上沸腾。我和弟弟也配合他们，摆好碗筷，呼爹喊娘地嚷着饿。

一碗粥被我们吃得红红火火，我们能发出很大的声响，吃得又快又香，额头冒汗。母亲说你们倒是文雅一点啊，父亲却说这样才好，这样才好。

如此热闹的拥有粥香的日子在我父亲患病以后终止。我父亲四十五岁那年得了绝症，到他四十七岁去世，整整两年的时间，厨房里只有中药的味道。那里失去了往日的拥挤温馨，失去了所有的暖色，药味驱逐了粥香，家里阴云笼罩。

母亲整整熬了两年的中药。我当然记得母亲熬药，时至今日仍然历历在目。

她哆嗦的手拿着一张张中药方子，说，你瞧，这方子是专为你爸爸开的，不像西医，那么多人用同一种药。她说服我们也说服她自己，她盯着药方子说吃中药一定要心诚，心诚则灵，她说这句话时表情坚定。在对西医绝望以后她像敬神一样信那些面无表情的老中医。她摇摇晃晃地从医院回来，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中药袋子。进厨房，洗药罐，在往日熬粥的灶台上打开炉火，把药倒进罐子里，又磕磕纸袋子，不放过最细小的碎末。她不离开灶台，偶尔离开也会尽快返回。有些药是一次性放入，有些药则要依着火候渐次放入，她得守着。她斜靠着墙，在昏暗中盯着药罐子，盯住火焰，眼里也燃起火焰。

药方子里都有药引子，药引子是几枚大红枣。

母亲不认得草药，她敬畏那些玄奇的植物种子、叶子、茎、根，她必是依着医生的要求，该浸泡的浸泡，该炒制的炒制，不敢差之毫厘。唯有这药引子，她认得，她做得了主。她用最好的红枣，豫西小秦岭的红枣。每一颗都饱满丰盈。医生说七八颗吧，她必用八颗；医生说八九颗吧，她定用九颗。这是引药归经的大任啊，岂能少？但又绝不敢擅自增多。只这一颗两颗差异的决定权，就足以使母亲认为自己参与了药方的制定，这参与感鼓舞她，令她在两年的时间跨度里始终保存希望。

可是，两年，中药没有留住父亲，纵使拿我们的心做药引子，终究也不能挽留住父亲。

父亲去世的那一天，母亲砸了药罐子。那药罐子还是温热的，刚刚熬过最后一次药。母亲在药罐落地的一声脆响中身体僵硬面如死灰。后来我们又在院子里烧了剩余的中药，青烟散尽，一地的碎片和灰烬。

这个家荒凉了，那间厨房，也荒废了，炉火不再经久地燃着，没有粥香也没有药味，没有人间烟火的气息。在很长的时间里，厨房在我家的全部功能就是当饿这个生理现象闪现时，打开液化气灶煮一碗快餐式的面而已。灶台的上方，两面墙之间，一只蜘蛛结了一张纹路缜密的网。

母亲不进厨房，那个她熬过粥也熬过药的灶台，令她生出恨意。她木讷僵硬，不饥不渴，不言不语，不悲不啼，是一具失了魂魄的木偶。

母亲的同事张阿姨说，你妈妈需要一碗清心汤，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攫取了魂儿，她迷糊了，你们得把她喊回来。

张阿姨给了我们方子，我们依着做。我们燃起了久违的炉火，新买了砂罐。终于又有烟火回到了我们的厨房，即使我们只是在为母亲熬药。其实我一直不认为那碗清心汤是药，它更像粥。它的配方有炒糊的米，有山楂。我尝了一口，它有粮食的香味亦有药的苦涩，它是药粥，它游走在药和粥之间。

母亲灌下这碗药粥，突然大放悲声，像窒息的人被一只大手拍打了背部，终于吐出憋了很久的一口长气。

那个青春的我呀，不明白最终唤回母亲灵魂的是药还是粥。都是，抑或都不是。

那一年，我十九岁。十九岁的我，想念一碗粥。

药味散尽之后，我们何时才能回到人间的烟火里？回到拥有一碗热粥的日子里？那碗粥，它细弱而强大，穿越不幸和磨难，赐予我们挣扎的力量。

母亲终于回到了灶台。她拒绝用电饭煲、高压锅熬粥，她坚持用炉火用砂锅。她说电子锅高压锅都要预设时间，要一次放足粥料，而熬粥怎么能够盖上锅盖，设个时间就一了百了？熬粥要时时揭开锅盖细看，要应着火候放进不同的东西，哪能一起烩呢？母亲说这话时像个功夫极深的大厨。我看着她在厨房为了一锅粥而忙活，她安然镇静。厨房的窗半开着，粉刷后的墙壁洁白明亮。母亲熬粥，大胆搭配，内容丰富。先是豆子，各种豆子，这些豆子事先冷水浸泡。赤豆、绿豆、黄豆、青豆依次放入。沸腾一阵子，待豆子的衣裳在腰间被发胖的身体撑破一条缝，再依次放进黑米、白米、燕麦、麦仁。秋天的时候，山药、百合也会被母亲收编。我想象着这些豆子们和米们在一个锅里互相遇见，会不会也有一些惊愕？但随后它们就热烈拥抱了。

在所有的配料中，母亲拒绝用红枣。

我们都不提红枣，就像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未出现过。

这锅粥，要熬很久很久，先是清水般沸腾热闹，继而粘稠，越接近成熟，粥锅越安静。我常常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母亲和她的一锅丰富的粥，我知道，只要附近的市场里有了任何适合熬粥的东西，邻居们就会向母亲通风报信，他们都知道母亲有一个顿顿要喝粥的女儿。我想象着她在市场里买豆子或米时的情景。母亲年轻时种过地，她对谷物有特别的鉴定力。她抓起一把米或是豆子，手用力握一握，再凑近嗅一嗅，就知道是不是当年的新粮食。她钟爱新粮，她和乡下老家的晚辈亲戚通电话，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来了什么也别带啊，只要一些今年的新谷子、新玉蜀黍。而城市的餐桌上，新粮是稀罕的，也是奢侈的。偶有那么几次，母亲在市场发现了新粮新豆，那一天她会开心得像个孩子，招呼左邻右舍的阿姨们拿着大袋小袋奔赴市场。

当天，这些东西就会以荟萃的形式，色彩斑斓地登上我家的餐桌。母亲说，快尝尝，新粮。我从不去深究母亲的粥是否搭配合理得当，我只知道，每一样东西在她看来，都有着特别的营养，也恰巧就是她的孩子身体里缺失的。在一个母亲的心里，这种补充刻不容缓。

母亲颂扬粮食时就像个诗人，你听，她说，新粮熬粥，有太阳的味道。这话不是诗是什么。那一碗荟萃粥，就是田野的一场展示，我是那个在田野里奔跑的孩子，路过稻田，路过麦地，一路稻花麦花盛开，一路豆荚饱满。

曾经有一个青年在花前的月下对我说，你真好养活，不就是顿顿喝碗粥嘛。那会儿他单膝点地，正进行一场求婚仪式。

我回家向母亲转述青年的言辞，母亲淡淡一笑说，其实你是个最难伺候的孩子，顿顿要喝粥。你知道一碗粥里最金贵的东西是啥？是耐心，是韧劲儿。

我的母亲，在这一刻又仿佛是一位哲人了。她随药罐碎地死去过，又在一碗粥里活了过来，活了过来。

 

 （三）

 

我曾经在非洲西部一个叫马里的国家工作了四个年头。在那里，我和一种叫做古斯古斯的粥缠绵得难解难分。

我第一次闻到古斯古斯粥的香味是在尼埃纳的田野，一个父亲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在庄稼地旁喝粥，他们显然是刚刚犁了地，现在他们坐在田埂旁，一口锅摆在四个人围成的小圈子里。粥是黄色的，很像国内的小米，但是细看细嗅又不是，它比小米有着更浓的的香味，略甜，颗粒更小更碎。黑人父亲看见我对他们的粥感兴趣，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又指着锅说，古斯古斯。我记住了这个发音。

而我真正迷恋上它，是在我的女邻居杰内芭家的灶台上。那是个黄昏，杰内芭在几块石头支起的一口铁罐子里煮食一种粥样的食物，那是她和孩子们的晚餐。那天我正在她家的茅草屋前给她十二岁的女儿法蒂姆拍照，早熟的小姑娘扭腰送胯，在我的镜头前搔首弄姿。我突然停住了按快门的手指，把脸扭向灶台上的铁罐子，像一个机警的猎人嗅到兽的体味。气味无声无息地升起并漫延过来。我屏住呼吸又猛然放开，翕动鼻翼，仔细分辨这个黄昏村庄里庞杂的气味。我的嗅觉穿过烈日炙烤过的青草的味道，剔除原野里暮归牛羊荡起的尘土气息，滤出了铁罐子里散发出来的诱人的香味，略甜。庄稼地旁的记忆迅速被我唤醒，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问杰内芭，古斯古斯？杰内芭应道，古斯古斯。

哦，就是了，或者说不仅仅是。还有一种气味作为古斯古斯粥的姐妹，也令我沉醉不已。那是芒果花在热带的空气中散发的如同蒸熟了的馒头的香味。杰内芭家的芒果树亭亭如盖，正值花期，褐红色的花在灶台的上方开得稠密，开得热烈。粥香和花香互相交织，彼此衬托，像此起彼伏的浪。

我一直迷恋芒果花的芳香，我认定芒果花的芳香类似国内北方农村小麦种植区收获时节家家户户笼屉中散发的味道。收获时节，再艰难的人家也会用新麦磨面蒸几个纯白面的馒头以解因长久食用粗粮而生的对细粮的馋意。新粮蒸的馒头在笼屉里等待女主人如仪式般的隆重揭幕。我有站在蒸笼旁等待母亲揭开笼屉，分得一个白白胖胖馒头的经历，那粮香绵延持久。我曾经叫上来自北方的同事小孙和我一起去芒果园，辨别芒果花的味道。只可惜小孙没有和我相似的经历，他太年轻了，他嗅不出芒果花特有的芳香。

现在，古斯古斯粥就在芒果树下，两种味道相逢相融，如一母同胞的姊妹，交织难辨，但它们都有太阳的味道。我嗅到了太阳的味道，母亲所说的太阳的味道。如果说在国内我对新粮和太阳的味道不敏感的话，那么在非洲，这赤道的太阳，以似火的热烈令我嗅到了它的气息。因了这热烈的太阳，这块土地之上的所有果实都芬芳无比，也鲜艳无比。阳光热吻植物的花蕊，令它们激情燃烧。果实是太阳和花朵热恋后诞下的孩子，这孩子身上必有父亲的气味和母亲的体香。

聪明的杰内芭从我的表情上看到了我的迷恋，在她成为我们驻地的女佣后，她天天为我熬古斯古斯粥。我在芒果树下尽情享用。骄阳被浓荫遮挡，粥香被树冠聚拢，杰内芭穿梭往来，我端坐树下，像原野中的女王。我沉迷其中，像中了罂粟的毒。

我在每个早晨如喝酒般慢慢品完我的粥，像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吧唧完最后一口，然后如醉了一般，用朦胧的眼睛看着非洲的清晨，觉得多么美好，这树、这风、这阳光，这炎炎的非洲、这纷繁的世界。

一个人沉迷某件事物的时候，是不是往往会有惊人的妄想？

有一天我对杰内芭说，我们去田野里看看这种庄稼吧，我指的是古斯古斯。我蹩脚的班巴拉语无法使杰内芭明白我的意图，我用手语告诉她我想知道古斯古斯在田野里是什么样子的。

它用怎样的姿态生长在这土地之上，我想知道它的种植方式，我想获取种子，回国后自己种植。

杰内芭领着我走过一段红土路，穿过一片灌木林，来到一块庄稼地。其实这一带的田野我都很熟悉，我知道在不同的时间里田野里分别种植着玉米和棉花，在离巴戈埃河近的低洼地带还有水稻，我甚至在河流的一个弯道形成的水塘里看见过莲花，这些作物都是我认识的。我也仔细观察过这些庄稼的模样，发现它们和国内的亲戚长相相似，只是这里的农民疏于田间的管理，他们懒惰，他们有靠天吃饭的习惯，他们放任野草和庄稼和睦相处。

杰内芭大概终究是没有明白我的意图，她领着我到达了她家的玉米地，她开心地比划着说再过几天我们就能吃上新鲜的烤玉米了，然后她张开缺了门牙的嘴巴，笑得像个孩子。

这段经历和我的妄想后来成为我朋友们的笑谈。

我的朋友彭博士是农业部派往马里的农业援助专家。他对这个国家农作物的分布和种植像熟悉自家后院的菜地一样。他经常从试验田里带回来几束稻子或谷子之类的庄稼并把它们扎成花束的模样送给我。这结了籽的稻或谷很美，微微低着头，像含羞怀孕的女人。后来它们干在我的花瓶里。它们干了以后也美，令人生出想象或怀念。

彭博士是吃过古斯古斯粥的，他几乎是十分肯定地说这是马里当地广泛种植的一种作物，类似中国的小米，是当地人的主食之一，价格低廉，穷人也吃得起，而中国国内没有这个品种，引进种植谈何容易。

我的激情遭遇了他理性的冷水。我想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只能这样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天理，岂能违背。

四年的时光，我像是和古斯古斯粥进行了一场恋爱，或者说像极了恋爱的过程。初始的惊艳，而后的沉迷，最终妄想永远占有。

但过客终究是过客，谁又不是万事万物的过客呢？

起风了，归期至了。

杰内芭最后一次为我熬古斯古斯粥，她心不在焉，糊了一锅粥。她惴惴不安，我没有责备她，那粥淡淡的苦味令我恍然回到十九岁那年为母亲熬制一碗清心汤的时刻。

...... ......

几年以后，我去意大利南部旅行，在一家突尼斯人开的餐馆里，吃到了古斯古斯饭。是古斯古斯饭而不是粥。但一样的黄色的小颗粒，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古斯古斯。装盘很漂亮，压制成紧密的小圆形，周围用几片羊肉和洋葱、胡萝卜点缀，另外配有一碗香味浓郁的肉汤。侍者教我们将肉汤淋在饭上，拿汤勺搅拌。我们吃得很香。只是这香味不是古斯古斯本来的香味，那浓郁的羊肉汤遮蔽了一切。

这多像是见到了久别的恋人，他分明是他，他已不是他。

回来以后，我在网上查古斯古斯，几乎所有的解释都说那是杜兰小麦制品，是北非摩洛哥、突尼斯一带以及意大利南部撒丁岛、西西里岛等地的一种特产。外形有点儿类似小米，很多地方就把它叫做阿拉伯小米。其实它是杜兰小麦，一种颗粒坚硬的硬质小麦。

可是，所有的图片都和我曾经熟悉的古斯古斯一模一样。

为此，我和彭博士又有了一次微信的交流。这位农业专家查了很多资料，最后他说，马里不种植杜兰小麦，若是进口，一定非常昂贵且稀少，普通的穷人怎么能吃得起古斯古斯粥呢，况且还是他们的主食。或许古斯古斯饭与古斯古斯粥本就是两种作物？

再也无从考证了，我们都已经远离了马里。也没有人为我们作证，其他的同事，几乎无人记得古斯古斯粥。

我们的讨论就此结束，没有下文了。或许彭博士还在查资料，一个研究者大概不会容忍自己游离在模棱两可的结论中。我却不想再去探究古斯古斯的来龙去脉了。世事苍茫，许多事物来路不清下落不明，那又何妨？那又何妨。

 

 

刊发《大地文学》卷47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