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辛勤地耕耘着他的田地，挖掘出一块块属于自己血汗的闪光的珍宝。 一个饱受争议的农民作家，却在艰苦的环境下连续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发行      他的小说、诗歌散文、影视剧本，并获得大奖。这是专业作家所不能达到的。应该扪心自问，难道一个没有身份的农民作家就不是作家了吗？                                               

      章社友的《浩劫》小说，再现了十年动乱的那一场没硝烟的战争，是后代人能够了解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这是一部记载历史的传记小说。具有很高的文学含金量，无疑给我国的历史文学作出了贡献。这点将被历史所见证。是为序。

                                                                              二月河     2016年9月

                         浩 劫 

                       序言
　　
　　公元1966年至公元1976年的这一段中国大陆的历史，被称之为“文革”年代，“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由执政党发动和领导，由全国人民积极参加的。尤其奇特的是在长达十年的动乱中，执政党不但是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结束者，而且始终是这场革命的控制者。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进行这样的一场乱中有序的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这场革命虽然被称为“文化革命”，却充满了血腥味，其残酷程度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在这场革命中，直接死去的人和遭受迫害的人可说是成千上万，如果算起这场革命的间接受害者，可能更加难以估算。死去的人会慢慢地被我们淡忘，曾经遭受迫害的人也会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但是这场革命给我们的影响，却会成为历史长久地存在。
　　
　　文革无疑是上个世纪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其影响超过辛亥革命的改朝换代，超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超过民国的成立，甚至超过抗日战争。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帝王的统治，但那只是形式上的改变，正如鲁迅先生在文章中所描写的那样，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多大实质性的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出了反封建、用白话、讲科学、争民主等许多划时代的口号，但其实际影响，基本上只局限在占当时人口总数比例很小的文化人小圈子里。民国虽然成立了，但他的实际控制能力始终没有能真正达到大陆的全部领地。抗日战争确实动员起了全民族的力量，但在抗日的大后方，以及一些偏远的乡村，国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的影响。
　　
　　或许正因为如此，巴金先生提出过建立文革历史档案馆的建议。遗憾的是他的这个建议似乎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积极响应。我想，巴金先生提出建立文革历史档案馆的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文革，而是为了让后人牢记这段历史，并从中汲取教训。
　　
　　文革离开我们虽然还并不遥远，但如今网上一些对文革的议论，已经给人以面目全非的感觉了。真不知道再过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文革会被人们描写成什么样子。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人对文革的了解，已经不是真实的样子，而是经过文人过分修饰的样子了。比如，在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伤痕文学，于是，文革就成了产生伤痕的历史。现在有人下岗了，出现腐败了，于是有人就喊出了怀念文革的口号。更多的文革当事人，以及海外相关人们，往往为了自身利益，对文革做出了种种符合自己利益的描绘和解释。至于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他们似乎并不关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被人为编造的历史将更加容易被后代当着“真实”来接受。
　　
　　文革是一场革命，像任何革命一样，都会有革命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所以要想让文革的当事人对文革做出比较公正的结论，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巴金先生提出建立文革历史档案馆，目的之一，就是想先将物证留下来，让我们的后人可以去做出公正的结论。但是这个道理巴金先生懂，那些不愿让历史的真相让后人知道的人也懂，所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会拒绝出示，甚至销毁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所以我觉得，要想让历史的真相保留下来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让文革的当事人和见证人，真实地写下那段历史。当着其他同龄人还活着的时候，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并将写出来的东西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确认和质疑。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比如普通老百姓明明知道某名人写的东西是胡说八道，但也只能在私下评说一番，是几乎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在媒体上对那些文过饰非的名人们提出质疑的，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不具备同样的话语权。但是有了互联网后就不一样了。比如我这篇文章写出来，任何人都可以对我写的内容随时提出质疑。
　　我不是名人，只是一个经历过文革的普通见证人。但是我想，如果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将文革中的真实感受写下来。不是以文革中双方争斗的某一方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或者说旁观者的身份，来写出这段历史，可能会更加客观些。这样一来，也许对揭示和保留文革历史的真实性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反思并从文革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是有帮助的，对防止我们的后代再犯同样的错误是有帮助的。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十三岁，还是一个少年，文革结束时我二十三岁，已经是一个青年。这个系列文章，写的就是我整个少年时代对文革的种种感受和回忆，是透过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的眼光看到的文革十年缩影。所以这里没有什么文革内幕和机密，也没有什么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见证，有的只是一个生活在远离首都北京，位于伏牛山城的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在文革十年中的一些生活场景。
　　
　　我是文革中长大的孩子，如今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已经人到中年，正成为今日中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要了解今日之中国，便不能不了解今日中国四五十岁人的思想，要想了解这些人今天的思想，便不能不了解他们的少年时光。
　　

　　
　　

　　目录
　　
　　01，造反从火烧开始
　　02，交出你的变天帐
　　03，小学生的大字报
　　04，大串联的纪念品
　　05，表态文化盛中华
　　06，挂牌游街悲喜录
　　07，拾荒讨饭的滋味
　　08，触及灵魂闹革命
　　09，文攻武卫历险记
　　10，全国山河一片红
　　11，我们总是吃不饱
　　12，可怜的鸭子死了
　　13，半夜里去抢鞭炮
　　14，备战备荒为人民
　　15，追查反革命标语
　　16，狠斗私字一闪念
　　17，教育改革二三事
　　18，于无声处听惊雷
　　19，白云苍狗话前仇 
　　20 忆苦思甜露了馅
　　21，阶级斗争这根弦 
　　22，我最阴暗的日子
　　23，未举行的追悼会
　　24，巨星陨落神州哭
　　25，欢庆粉碎四人帮
　　26，功过是非后人评
　　
　　
　　
　　 
　　

　　                 一， 造反从火烧开始
　　
　　“看游街啦！看游街啦！”
　　
　　十三岁的我听到邻居的喊声，急忙从屋里跑出来。只见街边已经挤满了人，看不到街当中行走的游行队伍里有什么好东西。我左钻右挤，还是穿不过面前的人墙，只听见游行队伍“刷，刷，刷”快步走过，还伴随着阵阵的口号声，和重物从地面隆隆拖过的响声。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破四旧，立新功！”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游行队伍的口号声令我振奋，我奋力一挤，终于挤了进去。其实不是我的力量变大了，而是人墙有点松散开，原来游行队伍已经走完。我只看到了一个游行队伍的尾巴——见到几个人用绳子拉住木头佛像在地面上拖着前进。于是我和许多小孩一起尾随游行队伍而去。
　　
　　我随着游行队伍来到县城，只见那些拖佛像的人们，将一尊尊佛像散放场地上，分别洒上煤油，然后点火焚烧。
　　
　　这里没有那么多大人看，而且有许多佛像，所以我很容易就站到了人群最里面，清楚看到火烧佛像的情形。
　　
　　奇怪的是，在熊熊大火中的佛像，丝毫没有痛苦的表情，依然在慈祥地微笑，仿佛在说：
　　
　　“烧吧，烧吧，佛是不怕烧的。”
　　
　　也许是距离火堆太近，也许是因为跟着游行队伍走累了，我感到很热。再转身一看，周围的许多人已经不见了。我走出场地，见对面的广场上挤了一群人。人群围成一个圈，上面有阵阵浓烟冒起，远远看去仿佛是一座活火山在喷发。
　　
　　“难怪刚才烧烧佛像时没有人看，原来都跑到这里来看了。”我想。
　　
　　我立刻来了精神，又奋勇挤进了人群。这里果然好看，这里不是烧佛像，是在烧演戏的服装。有人用长矛大刀挑起一件件漂亮的戏服，往火堆里送。那些可都是上好的绸缎布料做成的呀，比我身上穿的布料高档多了。就连围观的人群身上穿的衣服，也无法跟那些被烧的戏服相比。所以每次往火堆里挑进一件漂亮的戏服，人群就会发出“哦！哦！”的声音，不知道是叫好，还是惋惜，还是什么意思。
　　
　　再仔细看，发现火堆旁边还跪着几个小佛像。不对，不是佛像，是活人！那几个人还穿着戏服，戴着古代的官帽，上面有两根长长的翘翅还在上下颤动。我不知道那几个跪着的人是干什么的，于是竖起耳朵听围观大人的议论。
　　
　　“嗨，你看，那不是唱头牌的张老板吗？”有人小声地说。
　　
　　“哎呀，这下要倒霉了，还有一个女的！是一号青衣。”
　　
　　我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胡里胡涂已经被挤出了人圈，想再挤进去又挤不动了。看看太阳快到中午，感觉肚子有点饿，便不再继续看热闹，回家了。
　　
　　我家住在北堂学校旁，刚进学校，就见学校操场上也有一堆大火在熊熊燃烧，这里不烧佛像，也不烧戏服，在烧书。
　　
　　“这么多好书都要烧掉啊？”我不解地问。
　　
　　“这些不是好书，都是祸国殃民封资修的大毒草！小孩不懂，一边去！”烧书人说。
　　
　　我看这几个人不是学校的老师，也不是学校的学生，不知道干什么的，有点怕，不再敢看他们烧书，赶紧溜回家。
　　
　　院门居然是关着的，大白天关什么门，我有点奇怪。打开门一看，原来爸爸正上在房坡上挥动掘头砸房脊。
　　
　　我吃惊地高喊“爸爸，你别砸房子啊！”
　　
　　爸爸好像没听见我的喊叫，一个劲儿地砸房脊。（当时我不懂，后来才知道，破四旧立四新，爸爸在砸房脊上的龙兽，因为那是封建迷信）
　　
　　
　　
　　
　　
　　
　　

　                   　二，交出你的变天帐！
　　
　　“社友，今天晚上你待在家里不要出来乱跑，造反派要借学校里的教室审查坏人。”妈妈说。
　　
　　“审查谁啊？”
　　
　　“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你要是到处乱跑，当心造反派打你！”
　　
　　“快开门！快开门！”正说着外面传来了激烈的敲门声，妈妈顾不得再跟我说，慌忙跑出去开门。
　　
　　我不敢出去，在院里听到乱轰轰的脚步声，知道有许多人涌了进来，然后去了学校。第一阵脚步声过后，又络绎不绝的来了许多人。耐不住好奇心的蠢动，我决定不顾***告诫，偷偷地去看一看造反派怎么审查坏人。
　　
　　我偷偷溜出家门，来到学校，走近那间审查坏人的教室。教室里面已经塞满了人，门口也站满了人。我看到有几个人趴在教室窗子上往里看，便也爬了上去。
　　
　　在平时老师站着讲课的地方，跪着一个中年妇女，她低着头，脖子上挂着碾盘，我看不清她的脸。在平时学生座位的第一排，坐着几个满脸怒容的人，他们大概就是妈说造反派吧。其他的许多人，有的坐在后面，有的站在周围看，都是街坊邻居。
　　
　　“地主坏分子杜晓涯，老实交代你的罪行！”一名头领样的人猛一拍桌子吼道。
　　
　　“我没有什么罪好交代。”声音不大，却很倔强。
　　
　　“没有？！你不但旧社会有罪，新社会也有罪！”
　　
　  那中年女人不吭声　
　　
　　“你是地主反动资本家，你们一家都是靠残酷剥农民的血汗而生存，还敢说你没有罪？”
　　
　　“打倒地主坏分子！”有人领着喊口号。
　　
　　杜晓涯不老实就叫她灭亡！”众人也应和着。
　　
　　“坏分子，必须老实交代罪行！”
　　
　　口号喊过后继续审查。
　　
　　“你在旧社会的罪行我们都清清楚楚，现在你必须交代你在新社会的罪行。”
　　
　　“新社会？我一直是在家老老实实做人，哪里还敢犯罪！”
　　
　　“你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对新社会满怀仇恨，做梦都想变天吧！”
　　“没有啊，我，我，……”
　　
　　“交出你的变天帐交！”
　　
　　“什么变天帐？”
　　
　　（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变天帐”，后来才知道。说有旧社会的地主资本家，在解放后被没收了家产，于是他们暗中记下了被没收的家产，悄悄收藏起来，好作为有一天变天时夺回家产的凭证。这个记录被称为“变天帐）
　　
　　“你不要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抄你家时，已经找到了你想变天的充分证据，因为你家里还私藏武器！”
　　
　　“绝对没有武器！”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随着一声怒吼，一名造反派“啪”地一声将一把带鞘的匕首拍在了桌上。半尺多长的匕首在灯光下闪着银光。
　　
　　“那不是武器，那是我丈夫他防特防匪用的……”
　　
　　“啪”有人在我的脑门上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是邻居张大叔。
　　
　　“还不回去睡觉，这不是小孩子看的！”
　　
　　也许是这一天跑了太多的地方，看了太多的东西，玩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睡梦中我看到了许多奇怪的景象，我看到城里到处都起火了。我拼命地往城外跑，一直跑到护城河的大石桥上。却见城外也烧起来了，有人往城里跑。两边的人都往大石桥上挤，人越挤越多，我一下子被挤进了河里！
　　
　　“有人跳井啦！有人跳井啦！”我依稀听到有人在喊。
　　
　　“我明明是掉进了河里，怎么有人喊跳井呢？”我正感到纳闷，又听到有人喊；
　　
　　“有人跳井啦！有人跳井啦！”
　　
　　我睁开眼，发现我还睡在床上，天已经亮了，几条太阳光柱从门缝里穿进来，直射到我的木板床上，光柱中有许多小东西在上下翻飞。
　　
　　“有人跳井啦！有人跳井啦！”我又清楚地听到了这句喊声。。
　　
　　我立刻起身走出大门，发现许多人正围着街边的一口大井在议论纷纷。
　　
　　
　　
　　“是昨晚就跳下去的，今天早上被捞上来关进了黑屋，听说今天还要开她的批判会”
　　
　　“是昨晚被审查的章怀德老婆，”有一个知情人说，“听说昨晚审查了一夜，今天还要将全县的地富反坏右全部集中起来开批斗大会。”
　　啊！我的头像是被谁打了一棒，懵了。因为我不知道原来昨晚挨批斗的竟是我妈妈。

   我好像受了极大的委屈，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想找妈妈却不知道妈妈在哪里。爸爸告诉我，社友呆在家里，那里都不要去。后来，因爸爸是革命派，暂时保护了妈妈没有再挨批斗。 

　　                三，小学生的大字报
　　
　 　那时候我大概是上三年级吧，早晨老师正在上课，忽然外面涌进了几个人，将老师赶出教室后，其中一人走上讲台开始了   演讲。
　　
　　“同学们，我们是起风雷战斗队的，我们现在是杀回母校闹革命。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由我们战斗队全面接管这个学校。让我们一起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一起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炮！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来检举揭发老师和校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写出革命的大字报！现在就给你们发报纸、毛笔和墨水，什么都可以写，不要怕，有我们为你们撑腰！”
　　
　　被他一说，我们都显得很兴奋，顿时热闹地议论起来了。但是要提起笔来写，却一时不知道从那里写起。
　　
　　“是不是造反了就不要上课啦？”有同学问。
　　
　　“当然了，现在是全国都停课闹革命，还上什么课。”
　　
　　“大字报写什么好呢？”又有同学问
　　
　　“什么都行，比如平时老师讲过哪些反动话，干过什么坏事，有什么对你们不好的，都可以写。”
　　
　　“我没有交作业被老师骂也可以写吗？”
　　
　　“当然可以写，尤其是老师怎么骂的，写得越详细越好。老师打学生也可以写。”
　　
　　“老师向我爸爸妈妈告状，害我在家被打了一顿可不可以写？”
　　
　　“也可以，不过最好写一些老师怎样教你们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的例子。”
　　
　　“那老师说过长大要做文学家、工程师，算不算宣扬成名成家？”
　　
　　“算，算，算，最好写清楚老师是什么时候说的。另外大家好好回忆一下，老师有没有说过什么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话，有没有说过什么反党反毛主席的话等等。”
　　
　　我想来想去，也回忆不起老师曾经说过那些反动话。不过忽然想起了一直埋在心里的一个委屈。记得有一天下课时有同学欺负我，我牢记***嘱托，遇到这种事，不应该与同学对骂或对打，应该立刻报告老师，于是就跑去报告了孙老师。也许是孙老师已经接受过我许多次这样的报告吧，也许那一天她心情不好，当我向她报告时，她不但不为我主持公道，居然还很不耐烦地训斥我说：
　　
　　“不要老是来告状，肯定你也有不好的地方，否则同学怎么不欺负别人，总是欺负你呢？”
　　
　　“这样的老师太不像话了。”想到这里，我就和同学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说好，就写成了大字报，贴到了学校指定的地方。
　　
　　后来我们看到战斗队的人，将几间教室布置成大字报阅览室，在里面用铁丝拉起了一条条直线，然后将同学们的大字报逐一贴上去。贴好后，让全校的老师在校长的带领下，排队进去看革命的大字报。
　　
　　大字报我是贴出去了，心里还是有点担心，怕孙老师认出是我写的，回家再让妈妈打我一顿屁股就麻烦了。好在大字报上只写了孙老师的名字，没有写我的名字，我写的是“革命群众”，所以孙老师不一定能对我进行报复。
　　
　　从那天以后，学校就不上课了。起风雷战斗队将几间教室做成了宿舍，他们住在里面不走了。经常也有一些其他的造反队来学校，一看这里已经被战斗队占领了，他们便不再进来，又去其他地方发动群众闹革命了。
　　
　　那时候年纪太小，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就是那些造反派的活动经费是哪里来的？比如说这个起风雷战斗队在我们学校住了很长时间，谁给他们钱吃饭呢？
　　
　　听大人说，起风雷战斗队不仅仅是发动小学生写大字报，那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开批斗大会。记得第一次全校批斗大会是斗“走资派”——校长，校长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校的代表。可能是批斗校长太寂寞了，第二步就是对全校的老师进行“内查外调”，内查主要是查档案，外调主要是根据档案上的记载，到这人以前工作过的地方去取证。目的只有一个，揪出混进教师队伍的坏分子。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与校长一起被批斗的教师逐渐增加，因为出身不好也会成为老师的罪行。
　　
　　大家只要稍微想一下就不难明白，那时候上了年纪的老师，都是在解放前读的书。解放前能够上学读书成为老师的，有几个是家庭成分好的呢？所以全校上了年纪的老师，差不多一半左右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主持这场审查批斗的主力军，是学校的往届毕业生组成的起风雷战斗队以及学校的年轻老师。
　　
　　所以，我们这些小学生，只在开始革命的时候被当成革命的参加者，给了我们一次写大字报的机会，后来就不让我们参加了，最多也就是让我们参加大人们举办的各种批斗大会和游行。再后来暑假到了，学生们都放假回家了，但是到了应该开学的九月，还是没有接到开学的通知，我们的暑假便被无限期延长了。那时候全国的大人们都在忙着闹革命，谁还有时间来管我们上学的事呢？
　　

　                   　四，大串联的纪念品
　　
　　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串联”是一个物理专用词语，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许不知道在文革中“串联”这个词还有另一种意思。
　　
　　据说，发动革命的大串联是为了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通过“串联”，一方面，将首都红卫兵造反的好经验输送到全国各地去。另一方面，也让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来学习造反的先进经验。当时还没有电视，电话也不普及，更不要说“互联网”了，所以只有使用最原始的方法——人员步行去取经。外地“串联”的红卫兵一般都是十几个人一个小分队，步行去北京，走在路上就像是串联的灯泡。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从北京派出去的红卫兵就像电源一样，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火种点到哪里，直到将全国都串联到一起。这就叫“革命的大串联”，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了表示革命的诚意和决心，红卫兵们决心向当年的老红军学习，发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步行走到北京，有车也不坐。后来串联的人太多了，许多聪明的人不但有车就坐，更有许多厉害的红卫兵通过“卧轨”拦火车的方式，强迫火车停下来，带他们去北京。这件事经报道后，在全国掀起了更大的串联热潮，实质上是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免费旅游热潮。
　　
　　当红卫兵造反派串联到北京后，就出现了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千古奇观。我没有在那时候去过北京，但是后来我们被学校组织起来，看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新闻记录片。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穿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上的红卫兵激动得泪流满面。电影解说告诉我们：“那是幸福的热泪”。红卫兵们大都身穿绿军装，手臂上有一红袖章，上面写着“红卫兵”三个大字，手中挥舞一本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语录，一边挥舞，一边节奏感很强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广场红旗飘飘，形成一片红色的大海。
　　
　　可惜那时候我太小，没有赶上这趟免费旅游车。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候不但中央支持这样的大串联，就连各级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专门的接待站。就连我所在的西峡小县城，也设立了这样一个红卫兵串联接待站。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只要说是串联的红卫兵，就可以到这里来免费吃住。就像和尚可以到各寺庙去“挂单”一样。
　　
　　也就在风行大串联的时候，开始流行毛主席纪念章和毛主席语录牌。外地来的红卫兵虽然知道这里有串联接待站，但出了火车站不知道在哪里。于是本地的红卫兵就主动地去车站接送。开始那些被接送的红卫兵为了感谢接送人员，就主动将自己佩戴的纪念章或纪念牌赠送给接送人员。后来，由于需求量大，就发展到了接送人员主动索要。再后来，就出现为了得到纪念章而去火车站接送串联红卫兵的事。
　　
　　那时候我虽然小，也曾接送过几次，但是却一个纪念章也没有收到，也许是我太小，也许是我不敢开口要。后来听大哥们介绍经验，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不少的学问。他们介绍说，在车站见到来串联的红卫兵，不能马上就开口要纪念章，这样他就不跟你走了。应该主动带路，但是不带到接待站，而是带到县政府。到了县政府，再开口要，他不给就不带到县接待站去。在县政府那里，没有其他的竞争者，外地来的红卫兵分不清东南西北，自然会答应了。
　　
　　这样我也就照着他们说的接了一次，可是到了县政府门前，我还是不敢开口索要。被接送的红卫兵不知道我是故意使坏，他绝对不会相信一个十四岁不到的孩子会向他耍阴谋诡计。他非常着急地说，“不是这里，我想去红卫兵串联接待站。”我不忍心，便打消了索要的念头，主动带他去了接待站。
　　
　　到了那里他很感激，出人意料地主动将胸前佩戴的毛主席语录牌送了给我。我至今还记得那上面的毛主席语录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
　　
　　后来我没有再去接送过红卫兵，因为不久我爸爸就大串联回来了，给我们全家带回了许多毛主席纪念章。我记得分给我的是一枚比一分硬币还要小一点的镀金毛主席头像纪念章。爸爸说：
　　
　　“很遗憾，没有走到北京，到了郑州火车就开不动了，停了几天，我们只好回来了。”
　　
　文革时期，我的家庭关系很复杂，　爸爸当时是北堂大队党支部书记，是革命派。妈妈是地主坏分子，是被批斗的对象。爸爸是跟着学校里的红卫兵学生一起去串联的。
　　爸爸给我的纪念章我没有好意思戴几天，因为太小了。一转眼的功夫，街上已经开始出售各种各样的毛主席纪念章。纪念章越做越漂亮，也越做越大，其中有一种是夜光的，在黑夜里可以发光，最受欢迎。当时我家很穷，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来与同学攀比，只能在班上看着其他同学大出风头。
　　
　　后来毛主席像越来越大，大到在胸前戴不小了，于是就出现各种石膏像、挂像等，再后来就见到各种建筑物上都画上了毛主席像。而且在大多数的毛主席四周，必定画上光芒四射的光辉。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那个时代每天早晨从广播里传来的第一首歌。许多红卫兵去北京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亲眼见一见毛主席。那是当时全国青年们的共同心愿，是发自他们内心的真诚的愿望。也许现在的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想只要看一看今天的追星族怎样追星就不难明白了。其实，人的感情并不复杂，几十年几百年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许多事情外表看上去不一样，本质上都是都差不多。 
　　
　　

　                   　五，表态文化盛中华
　　
　　“问题不在于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语。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在表面上你必须表态，你的表态许多时候将直接决定着你命运的好坏。比如说，你明明没有错，有人指控你错了。如果你立刻口头上承认错误，并做出痛改前非的样子，你可能得到宽大处理；相反，如果你非要去辩解，说自己没有错，那就麻烦了，原来的小罪指控可能会变成大罪指控，也就是上纲上线。又比如，当别人只在口头上或书面上表示响应号召，坚决拥护的时候，你能够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坚决拥护，你的态度就超过了其他人，你就有可能会被宣布为榜样，甚至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那时候我住在学校里，学生停课了，老师还要来学校参加政治学习。这样就多了一项工作——贴标语，不但在学校里面贴，还要紧跟形势，将各种表达学校态度的政治标语贴到大街上去。什么“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回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更有“头顶公字，胸坏忠字，脚踏私字”等的做法，都是那个时候流行的东西。
　　
　　以上那些内容都是用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三忠于，四无限”具体是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稀还记得那些内容主要是用红漆涂刷在墙上柱上，还有就是游行集会时呼口号写文章时使用。“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有两种形式，一是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大街上去表演，二是在“早请示，晚汇报”时作为一个内容来进行。
　　
　　“早请示”时，每天早晨上班后，全体人员肃立在毛主席像前。领导根据当天的政治工作内容，选择适当的毛主席语录，或领读，或齐声朗读。然后全体人员向毛主席像鞠躬。然后，在毛主席像前，跳“忠字舞”，或唱“语录歌”。最后是向毛主席像表决心：“今天我们将照着您老人家的教导……开展一天的工作。”
　　
　　所谓“忠字舞”，就是一种简易舞蹈，由十几个简单动作组成。所谓“言之不足，则手舞之，足蹈之。”是为了将内心对领袖的忠诚之心充分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不过“忠字舞”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跳的，比如说被批斗的人，就没有资格和革命群众一起跳“忠字舞”，也不准私下跳，一般“忠字舞”都是集体跳。
　　
　　“语录歌”就是由毛主席语录谱曲而成的歌，大都是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忠字舞”坏人不可以跳，因为坏人是没有忠心可表的，但“语录歌”坏人也可以唱，因为唱语录歌可以教育好人，也可以改造坏人。我当时跟着大人也学了很多语录歌，有些至今还会唱。
　　
　　比如有一首“下定决心”的歌最为流行，使用率也最高，内容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用不同的曲调唱两遍，第三遍改为道白。这首歌铿锵有力，游行时可以唱，集会时也可以唱，唱完后常使人亢奋不已。
　　
　　唱语录歌确实有利于让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而且记忆深刻。还有一首关于“革命”的语录歌，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还可以清楚地唱出来，因为这首歌，几乎成为每次革命行动前的打气筒：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画，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晚汇报”是在每天下班之前，全体人员肃立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汇报当天的工作，有时是领导一人汇报，有时是每人各自汇报。除了与早请示类似的表忠心的内容，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检讨自己工作中的不足或错误。也叫“斗私批修”，基本上属于自我反省。
　　在上述表忠心的活动中，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头顶公字，胸怀忠字，脚踏私字”。头顶“公”字，就是在我家的大门上钉上一块红地金字的“公”；胸怀“忠”字，就是在我家的两扇门上相当于成人胸部的高度位置贴上一个心形红色剪纸，心形剪纸的中间，剪出一个“忠”字；脚踏“私”字，就是在我家门口的地上，用碎石在地面嵌出一个“私”字，让人进出时，直接用脚踏在“私”字上面。这些内容，并不只是我一家，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必须如此。
　　
　　记忆中这样的全民表忠心的热潮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好像是一阵风之后就不搞了。不过这些表面上的形式虽然淡化了，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却依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年像我一样年龄的人，今天也都五六十岁了，他们正是今天中国各部门的中坚力量。报纸上常常揭发出来的，那些通过搞形式主义被重用，或得到升迁的案例，其根源是不是与当年的全民表忠心活动有一定的关系呢？
　　
　　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一类的表态文化并不只存在于那个特殊年代。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只到今天，世界上许多宗教，也还依然保留着类似的表态形式。
　　

　                     　六，挂牌游街悲喜录
　　
　　我家住在学校旁，。在文革中，所有的游行队伍不管选择走哪条道路，都非得从学校门前通过。所以用一张凳子，站在看大路上走过的形形色色的游行队伍，就成了我的童年乐趣之一。
　　
　　当时的游行真是好看，五花八门，什么都有。通常，一支队伍的基本构成是，前面红旗开道，后面锣鼓压阵，中红旗飘飘，一路口号阵阵。有的时候，游行的人还会撒传单。如果是押坏人游街的队伍，前面就不是红旗帜开路了，而是被押游街的坏人开路。
　　
　　我们最喜欢看的是押坏人游街的游行队伍。最简单的是坏人在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人的名字和罪名，不过牌子也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最小的牌子只一尺见方，最大的有一米见方，而且是用很重的木板，用铁丝挂在脖子上，脖子被铁丝勒出的血痕清晰可见；复杂一点的头上还戴一个高尖帽子；或将这人双手涂黑，表示这人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黑手”；或将这人头发剃掉半边，表示这人是两面派；还有将一双鞋挂在脖子上的，这人一定是女的，表示她是个“破鞋”；或者让游街的人自己拿个铜锣，走几步，说一遍自己的罪名。被押游街的大都是自己走，但也有的是被两个人从后面押着走的，还有被人在旁边打着走的。除了这些政治性的坏人，还有另一类的坏人，比如赌钱被抓住的，游街时就抗着麻将桌；有投机倒把被抓住的，游街时就将投机倒把的货物挂在身上。
　　
　　一般情况下，这些游行队伍都是步行，但如果是全县集体行动，也会动用汽车。让许多坏分子站在车上，每人后面有两个造反派押着。用汽车不是为了减轻坏分子的疲劳，一来是让大众看得更清楚，二来是游街的范围更大，不只是在城区，还要到四乡去游街。
　　
　　每听到街上传来锣鼓声，我就会兴奋地跑到学校的围墙边，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凳子。观看游行队伍，就当是观看免费的杂耍节目。在我的心目中，被游街的人都是坏人，这些人活该。所以有时也会像街上其他顽童那样，用菜头蒜脑之类的东西往这些人身上扔，以此取乐。一旦击中了，大人不但不管，还会发出叫好声。可是不久以后的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看法，而且从此怕去看游街。
　　
　　那天一大早，妈妈就叫我出去玩，不要待在家里，。妈妈虽然没有说为什么，我也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就听话地出去了，直到傍晚才回家。
　　
　　回到家里，发现四处静悄悄的，爸爸也回来了。爸爸苦着脸，不说话，更看不到生火做饭的迹象。再往里屋看去，一块一米见方的大木牌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XXX必须老实交代！”在***名字上，用红笔画了一个法院枪毙人犯时才画的大大的红叉。
　　
　　我顿时吓了一跳，妈妈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我定了定神，再仔细看，发现这个大木牌是用架子架在***床前。妈妈脸朝里和衣躺在床上，床前地下有一堆煤渣，上面有鲜红的血迹。
　　
　　我知道一定是***病又犯了，妈妈只要受寒，或者受气，肺病复发就会吐血。我想大概是白天批斗时，妈妈肺病复发。但显然造反派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人虽然被送回家，批斗还不能结束，所以才会将这块大牌子放在***床前。他们要妈妈交代什么罪行呢？在我的记忆中，妈妈一直都是教导我们要做个好孩子的呀？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是我进屋的声音惊醒了妈妈，也许妈妈原本就没有睡着。这时妈妈起身说：
　　
　　“你平安回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也不小了，我的事要跟你说一说。我的罪行是旧社会给的，我也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要谅解我。我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原因是我在师范时加入了基督教，还担当了基督教执事，所以造反派说我是反动会道门，反革命分子。他们要我交代我是通过怎样的方法，逃过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我都如实向组织上报告了，档案上也有记载，否则造反派不会知道我这些解放前的事。所以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好交代的。明天造反派还要继续审问我，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审问我，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只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妈妈并没有做什么坏事，我愿意在这场革命中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审查。”
　 我此时已经十八岁了，已经明白事情了。这是妈妈第二次遭不幸。　
　　我不能因此就断定那些被批斗游街的人都是像我妈妈一样的好人，但我在内心是无法将妈妈归到坏人一类的，更不想别人将妈妈与那些被批斗被游街的坏人相提并论，尽管妈妈和他们都事实上已经成了公认的坏人。一想到妈妈也要像那些游街的坏人一样从大街上走过，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我更加不能想象，一旦街坊指着我的鼻子说：“快看哪，那个挂牌游街的是你妈！”时，我会怎样。从此以后，一听到别人喊“看游街啦！”我就会下意识地想躲进屋去。
　　
　　由于***被批斗，并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也就由一个普通贫农子女，一下子变成了地主坏分子的子女。我也因此成了同学们嘲笑和消遣的对象。
　　

　                     　七，拾荒讨饭的滋味
　　
　　妈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不久就被送到远离县城三十公里外的五七农场劳动改造。爸爸这时好像也被集中起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了。爸爸因为没和妈妈划清界限，当时好像也挨批了，不过没有被戴上什么帽子。这样，家里就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爸爸妈妈离开家的时候没有留下足够的生活费，也许是被批斗停发工资吧，我也不很清楚，反正渐渐地我们发现吃饭成了问题。首先是没有钱买菜，早餐和晚餐是喝粥，放点酱油当小菜。中午买几分钱的萝卜或青菜放在饭里一起煮，就成了菜饭。那时候好像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流传着各种勤俭持家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对我产生了影响，我也照着故事里说的做了，可是还是没有见效。
　　
　　那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很会当家，为了勤俭节约，就在每天量米做饭时，从量出的大米里面抓出一把大米放回米缸。这样日积月累，一年就节约了不少的大米。听了这个故事后我们在量米做饭时也学着抓出一把大米放回米缸。可是后来眼见米缸里的大米还是毫不客气地一点点减少，我们这才恐慌起来。
　　
　　幸亏这时邻居老李为我们出了一个注意，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老李在废品收购站工作，他建议我们去拾废品卖钱。当时正是停课闹革命的年代，学校都停课了，于是我和妹妹就去拾荒，当时一起去的还有许多其他邻居的孩子。
　　
　　有句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后来我才发现“处处留心都是钱”。比如说，我们是住在学校里，只要留心，每次下雨后总能从地面拾到一些碎玻璃，旧铜钱等，这些可以卖钱。走在街上，地上的废纸和墙上的大字报可以卖钱。垃圾箱里的骨头，破布，鸡鸭鹅毛等也能卖钱。后来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那就是本县的垃圾堆积场。原来城市里的垃圾都由环卫所用板车集中拉到护城河边的一块空地上堆放。
　　
　　我至今还记得，收购站玻璃和铁的收购价都是二分钱一斤，中间有孔的小铜钱一分钱一个，中间没有孔的小铜板两分钱一个，破布和骨头都是七分钱一斤。黄铜一块五一斤，紫铜两块钱一斤。别小看这一分两分钱，当时的五分钱可以买两个烧饼，够买一顿早餐。
　　
　　这样我也就成了那个垃圾场里拾荒队伍中的一员。我们期待着每一辆垃圾车的到来，就像新郎期待新娘子的花轿一样。每当垃圾车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一涌而上，去寻找，甚至是去抢夺那些可以卖钱的好东西。我属于那群人中比较小的一位，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他们抢夺以后，再去寻找一些剩下的小东西。就算这样，我们拾荒换来的钱，也足够让我们每天继续喝到用酱油拌的粥，和用蔬菜烧出来的菜饭。幸亏那时候物价便宜，一斤上好的大米只卖一毛四分钱。
　　
　　我记得我还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了在五七农场的妈妈。我们以为妈妈一定会回信夸奖我们，谁知妈妈回信时除了给我们寄来了生活费，还写信让我们不要再去拾荒了。妈妈在信中说：“如果你们继续去拾荒，等于抢走了那些以拾荒为生的人们的饭碗，那些垃圾还是让给那些人拾吧。”
　　
　　我从此没有再去那个垃圾场拾荒。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贫穷，所以我们并不觉得拾荒是多么丢人的事，或者说，我们原本就已经成了城市里的贱民，反而为能凭自己的劳动减轻家庭的负担感到自豪。
　　
　　由于妈妈又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我不但被人看不起，也时常被一些人欺负。再说我们独家住在已经停课的学校里，也觉得有点害怕，就养了一条狗。当狗还小的时候，觉得很好玩，狗吃的不多，平时剩一点，它自己到街上去找一点，也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小狗长得很快，它的食量也越来越大了。我们连自己都吃不饱，哪里有多余的饭菜剩下来给狗吃呢？就只好让狗自己去外面找食吃。可是不久就听说外面掀起了“套狗”风。人们用一个铁丝做成活节，看到狗，朝它头上一套，拉着就跑。一般都是三四个人一起套，大家轮流拉着狗跑，一直跑到狗断气。等狗断了气，也基本上离开了狗主人的住地，将狗往树上一挂，剥皮，开膛，破肚，下锅，上桌。等到狗的主人发现，慢慢追寻而来时，整条狗可能已经全部进了人肚子。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吃了也是白吃，不吃才是白不吃。当时的人好像都特别饥饿，也特别能吃。
　　
　　为了我家的狗不被别人吃掉，只好关在学校里不让狗往外跑。这样饥饿的狗就常围着我们团团转，一边转一边咕咕叫，尤其是那双期待的狗眼，看得你心慌慌的，恨不能在地上钻个洞躲进去。怎么办？怎么办？
　　
　　我忽然想起妈妈曾经带我去过的饭店。虽然我们全家已经好久没有去饭店了，但是饭店并没有关门。只要饭店开门就有人去吃饭，就可能有客人吃剩下的饭菜或骨头之类的东西，为什么不去拾来喂狗呢？
　　我为自己的这个念头激动不已，立刻找了一个铝饭盒就出发了。有了铝饭盒，拾来的东西用盖子盖好，在路上也不怕被人发现而被取笑，毕竟已经知道这是件丢面子的事情。
　　
　　我悄悄的走进了饭店，果然里面有人吃饭。我四处桌子转了一下，很容易就发现了几块骨头，拾起来放进饭盒，立刻就离开了饭店。回到家，那条狗老远地就冲我摇尾巴，围着我又蹦又跳，当我将骨头倒在地上让狗吃时，狗更是兴奋得边吃边嗷嗷直叫。看着狗那么幸福地吃着我捡来的骨头，我都忍不住有几分羡慕，也咽了几下口水。自从妈妈离开了家，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荤菜了。
　　
　　有一天我的运气不很好，去了饭店好长时间也没有捡到骨头。想到狗那一双期待的眼神，我又不能空手而回，只好一边等待，一边将头慢慢地抬起来寻找正在吃饭的客人。我想看看有谁正在吃荤菜，看看谁快要吃完了，以便尽快去拾取一点剩饭菜。
　　
　　我发现了一个中年人正在独自喝酒。也许是我的目光已经朝他看了几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朝我友好地笑了笑。我胆怯地不敢回应，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朝他笑笑好，还是不笑好，就把头一低，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的微笑。过了一会儿，我想他的目光大概已经从我身上移开了，就又悄悄地抬头朝他看去。谁知他竟然朝我做了个让我过去的手势，我躲无可躲，只好大胆向他走去。
　　
　　“吃吧，这碗饭给你吃。”他伸手指着桌上的一碗饭对我友善地说。
　　
　　“不！我不要吃！”我像被蝎子刺了似地惊叫起来，
　　
　　“那我给你钱？”他有点意外，却继续他善意的努力。
　　
　　“不，不！我不要钱！我不是……”我慌忙又摇手又摇头，顾不得继续说下去，羞愧地扭头就往饭店外面怕去。只听“哐啷！”一声响，我手中的铝饭盒掉在了地上，我顾不得去捡，因为觉得那一刻，好像全饭店的人都在笑话我这个穿着破旧衣服，又骨瘦如柴的小乞丐。
　　
　　“我不是叫花子！我不是叫花子！我不是叫花子！”一路上我在心里喊着。
　　
　　我家的狗从此与我们一样，再次陷入饥饿之中。终于有一天，狗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不知道是被别人杀了，还是饿死在外面，至今依然是一个迷。
　　
　　

　　                         八，触及灵魂闹革命
　　
　　几个月之后妈妈从五七农场回来了。学校还是没有复课，我们也不用去上学，但妈妈每天照样去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据说妈妈和全县的老师一起，被集中在县师范学校接受思想教育。
　　
　　这时候，全县的造反派已经联合起来，各造反派都撤离了各学校，被批斗的对象也集中到了一起。造反派一方面让被批斗的人写检查交代材料，另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具体的教育方式就是让他们背诵毛主席语录。第一天学习的毛主席语录，第二天必须背出来，第二天学的第三天必须背出来，依此类推。
　　
　　背不出来怎么办？一个字——打。造反派说了：
　　
　　“这叫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过去学生背不出课文，老师不是打学生的手心吗？现在老师背不出来，学生也理所当然地可以打老师。”
　　
　　怎么打？打手心吗？太小儿科了，打屁股。凡是背不出来的老师，不管年龄大小，不管是男是女，一律趴到凳子上，由造反派用棍子打屁股。这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古时候县老爷问案时用过，今天造反派坐天下当然也可以用。
　　
　　造反派有许多人，各有分工，有专门确认背毛主席语录的，有专门打人的，还有负责强制执行的，如果有人不服打，就会被造反派强按在凳子上打。更加侮辱人的是必须脱下外面的裤子只穿短裤打屁股！造反派说了：“只有让你们感到痛，感到怕，才能触动你们的灵魂，才能把你们改造成新人。”
　　
　　我不知道那些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造反派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更无法想象他们在棍打像他们父母一样年龄的老师的屁股时是怎样的感受。不过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任何人提出一个疯狂的建议，都可能被立刻执行。一个人的疯狂会很容易变成一群人的疯狂，一个人的变态也可能变成一群人的变态。谁敢提出反对的话，谁就是反革命。
　　
　　每次背不出来打多少个屁股？妈妈没有对我没细说，我也无从知道，不过妈妈回到家中，背着我让妹妹替她被打破的屁股敷药，我是知道的。
　　
　　除了打屁股之外，还有挂着牌子晒太阳，据说这叫“自然消毒”，在阳光下反思自己的罪行。***罪行属于历史问题，也不算什么大罪，所以接受的不是最严厉的自然消毒法，只是站在太阳下几个小时而已。比较严厉的，据说是必须跪在地上晒太阳。后来看到有书上说，最严厉的是强迫人跪在碎玻璃上。不过我没有看到，不敢乱说。
　　也有比较轻松的处罚方式，就是做一些清扫街道校园，拔除杂草等之类的体力活，据说这叫“以毒攻毒”——坏人对杂草。
　　
　　“对待同志要想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热情，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严肃，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这是当时用红漆涂刷在我们那间小学的大墙柱子上的四条标语，也是当时全国最流行的四条名言。所以一个人一旦被打上了“敌人”的标签，任何人都可以对他进行理直气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敌人的打击越是残酷，越能证明你的阶级觉悟高，越能证明你的革命性强。
　　
　
　　
　　那时候，我们没有人权的概念，连同情心都不敢随便表达，因为同情心一旦表达错了，也会成为立场问题，成为一种罪名。
　　

　                         　九，文攻武卫历险记
　　
　　“文攻武卫”是一个文革时期的专用名词，也是一个口号，口号的提出是为了规范革命的行为方式。其含义是，在向对方进攻时只能用文的，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是在防卫时可以动武。这个口号从字面上看是呼唤“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实际上是为“武斗合理化”留下了伏笔。换句话说，只要为武斗找一个“自卫”的借口，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武斗。我想可能正是这种对动武的默认，才会在文革时掀起“武斗”的高潮吧。
　　
　　我的家乡是山区，也没有出现什么全国闻名的大造反派，所以武斗的程度不是很激烈。由于当时我年纪还小，在我们县的武斗中究竟有没有死人，我也不清楚。但是在我县的两大派的群众性的武斗中使用了真刀真枪，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一队人马从西门城外浩浩荡荡冲进城来，队伍中的人全都手拿各种武器，从原始的棍棒，大刀长矛，到比较现代化的步枪机关枪都有。一个挽着袖子年轻女人边走边高呼口号：
　　
　　“打倒反动权威夏国祥！”
　　
　　“打倒反动权威张子华！”
　　“打倒反动分子乔典运！”
　　到了中午，这派的人马已经占领了全县，并且实行了戒严，城内各街口全部有手执武器的造反派站岗，据说在城门口还架起了机关枪。
　　
　　听大人们说，占领县城的是“革联会”，被赶出城的是“红代会”，“红代会”又被称为“保皇派”，那是当时我县的两大派。
　　
　　据说在文革之初是没有两派之分的，都是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造反派，“破四旧，立新功”。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造反派对怎样进一步开展革命发生了分歧。比如说，有的造反派认为凡是单位的一把手都应该被打倒，但是有的造反派认为只有不好的一把手才应该被打倒，好的一把手不应该被打倒。再具体到谁是好领导，谁是坏领导就更加难以统一了。类似问题多了，慢慢地就形成了两大派。
　　
　　两派形成之初，还局限在本单位之内，所以基本上还是以文斗为主，以“四大”的方式进行，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后来，不同单位的两派演变成了全县范围内的两大派，双方的斗争也就变得更加不讲情面，更加激烈了，最后就演变成了两大派之间的武斗。在一个失去衡量是非标准和失去了评判是非公平机构的年代，在一个砸烂公检法的年代，“枪竿子里面出真理”就成了一个非常必然的结果。
　　如果那天没事，我们全家躲在家中，可能也不会感觉到武斗的可怕，偏偏到了中午，妹妹突然发烧了。爸爸妈妈立刻抱起妹妹就往医院去，可是出去不一会就被挡了回来。造反派不准任何人通过，理由是“怕爸爸妈妈穿过封锁线给另一派通风报信。”
　　
　　爸爸妈妈只好用冷水替妹妹进行物理降温，但毫无效果。眼见妹妹的病越来越严重，全家人焦急万分，担心不及时治疗万一转变成肺炎就有生命危险。正在这时爸爸想出了一个秘密穿过封锁线的办法，说从朋友家前门进去，后门出去就可以通过某条小巷子转到医院去。妈妈起先还担心医院关门，不愿意让爸爸去冒险，后来眼见着妹妹高烧越来越严重，只好让爸爸抱着妹妹冒险去闯一闯了。于是，爸爸带上妹妹再次冲出了家门。
　　
　　妈妈和我们在家无助地等待着他们的归来。盼他们快一点回来，又希望他们迟一点回来。太快回来，一定意味着失败，太迟回来又担心他们的安全。最怕的是在穿过封锁线时被诬为另一派的奸细抓起来，或者在两派的武斗中被误伤。
　　
　　我们一声不响地等待着，心里默默估算此刻该走到了哪里，估算着一切顺利几点钟可以回到家中。街道上不时传来人群跑过的脚步声和呼喊声，好像是造反派在调兵遣将攻打什么据点。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门突然被撞开，爸爸满头大汗地抱着妹妹回到了家中。妈妈连忙接过妹妹，问有没有看了医生。爸爸兴奋地说，
　　
　　“看了，看了，已经打了退烧针，还配了药，应该没问题了。”
　　
　　“我一直担心医院里医生不在。”妈妈边观察妹妹，边说。
　　
　　“医生都在，造反派不准医生回家，许多被打伤的人在医院里抢救。”
　　
　　“今天好险，差一点被炸到。”
　　
　　“怎么回事？”
　　
　　“我刚走出巷子上了大街，就见一个炸弹仍了过来，吓得我们又退回巷子。等了半天也没有听到爆炸声。我慢慢伸出头去一看，发现刚才扔过来的炸弹刚好掉在一个破纸箱上没有碎。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一个土造燃烧弹，这个土造燃烧弹是一个小酒瓶，里面估计装的是酒精或汽油，瓶口装了引火线。点上后扔出去，瓶子掉在地上一碎，里面的燃料就被引火线点着了。”
　　
　　我悄悄地看了看妹妹，发现她的脸已经不像出去前那么通红，呼吸也平稳了，此刻正安详地睡着。我们全家终于放心了，街上的武斗怎样，哪一派战胜了哪一派已经对我们不再重要。
　　
　　到了晚上，听到城门口传来了激烈的机关枪声，然后又听到大批的人群跑向城门，还伴随着“红代会被赶出城了，我们胜利啦！”的呼喊声。
　　
　　一连几天，城里都是很紧张，后来大街上的戒严没有了，但城门口还是有造反派把守。据说被赶出城的“红代会”曾组织农民进行过几次攻城，但由于缺少足够的重型武器，一直没有能打进来。而且双方的交战离城市越来越远，我们曾和大人们一起到城墙上去观看远郊的战事，但是只听到一些零星的枪声，没有看到人。我这才知道大人和小孩一样，也是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喜欢看别人打仗。
　　

　                      　十，全国山河一片红
　
　　据说有一张叫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非常值钱。据说这是一张纪念邮票，纪念全国结束了武斗和两派分裂，实现了大联合，全国重新团结在新的党中央周围。这就意味着，曾经一度被混进党内的走资本派掌握的政权，又重新变成了红色。所以设计者将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省份全部涂上了红色。当时台湾不存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自然没有涂上红色。
　　
　　邮票印好后，忽然有人指出这张邮票有重大政治问题——既然是全国山河一片红，那么台湾那一块为什么没有涂上红色？那不是在暗示台湾不属于中国吗？这还了得？那不是想分裂祖国吗？在那样的年代，凭这就可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所有印刷好的邮票被命令立刻全部销毁，一张也不准出售。但是还是有一些被偷偷地流了出来，所以就值钱了。
　　
　　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将修正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清除出领导岗位，并肃清其在党内的影响。所以文革开始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造反夺权，打倒走资派。因此引起了全国性的两大派你死我活的斗争，从“文斗”发展到“武斗”，眼见得“两派”形同水火，势不两立，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于是当时还在掌权的中央政府，开始动用军队介入地方，通过军事接管，让两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统一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
　　
　　当时好像是以上海为首，首先实现了大联合，然后在很短时间内，全国各地，除港奥台外，都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新的革命委员会。比如我所在的西峡“县政府”就改名为“县革命委员会”，县委门前也增加了手持冲锋枪的军人站岗。这样，等到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已经从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手中重新夺回了政权，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所以文革中，武斗的时间并不很长。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上交武器。上交武器的那一天非常热闹，全县两派的人都将各自拥有的武器，从长矛大刀，到冲锋枪机关枪都抬出来。先在县体育场集合，然后开始在县内游行。游行队伍前面是红旗开道，后面是敲锣打鼓，中间是抬着各种武器的人群。最后游行队伍走到县革委会门前，逐一放下各种武器，交给驻守在那里的军人，然后空手离去。
　　
　　政府由军人接管后，学校也派进了工人宣传队或农民宣传队，接管学校的领导工作。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出于毛主席的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属于改造和争取的同盟军。”所以城市学校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以“工宣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手中。
　　
　　“工宣队”的全称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当时是怎样管理学校的，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工宣队进学校后，我***日子更加难过了。首先，工宣队在全校开大会宣布：
　　
　　“从今以后，不准再喊XXX老师了，因为从现在开始，她已经不是老师了，她只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她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劳动。有事需要叫她时，一律叫她的名字。”
　　
　　
　　
　　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最先被批斗的校长就被“解放”了。“解放”的意思是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重新回到了人民的队伍里来了。反而是像妈妈这样有历史问题的普通老师还要被继续审查。校长的被解放，好像是得益于“二七”、“三结合”。“三结合”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新的领导班子的人员结构标准，即由地方的两派各派三分之一代表进入新的政权，再加上三分之一的军队代表。文革后期，也有把“三结合”说成是“老中青”三种年龄的人员在领导集团中的比例的。
　　
　　新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成立之后的中心工作好像是“斗，批，改”。“斗，批，改”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只是在我居住的学校围墙上，用红色的油漆写着一条大标语：“一定要把斗，批，改，进行到底！”每个字的大小有两米平方左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等关于斗争和革命的口号，都是那时候最流行的用语。所以虽然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人与人斗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
　　
　　不过也有了一点非常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从此以后，不管是看报纸，还是听广播，还是听学校的报告，还是我们学生写作文，开头第一句话通常都少不了“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句子。
　　
　　

　　
　　

　                　十一，  我们总是吃不饱
　　
　　在全国形式一派大好，而且越来越好的口号声中，我们家的情况可是越来越不好了，这一点连不懂事的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也感觉到了。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爸爸的工资是55元，***工资是45元，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刚好一百元。这个工资在当时已经算不错了。当时青年工人夫妇的工资标准是，学徒第一年13元，第二年15元，第三年18元，第四年27元，第五年32元。32元是二级工的工资，但到了这一级，在文革期间工资就不再往上涨了。而我的爸爸妈妈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是一百元，到了文革结束时，两人的工资还是一百元，整整十年期间，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增加过。
　　
　　不错，十年文革工资没有涨，物价也没有涨。当然严格来说，物价还是有上涨，不过只是一部分物价上涨，对于城市居民凭票购买的东西，是一点也没有涨。比如买米要粮票，凭粮票到粮店里购买大米一斤是一毛四分钱，没有粮票到市场上去购买是市场价，最贵一斤达到四毛钱以上，差别还是不小。
文革十年，正是我生长发育的时候，夸张一点说，我们这个家庭所需要的饭量几乎每天都在增长。
　　
　　所以我听得最多的是父母关于钱不够用的抱怨：“以前一丈布可以给两个孩子各做一件衣服，现在做两件都不够，你让我怎么办？”那时候物品短缺，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从平时生活的必需品，例如大米，面粉，食油，煤球，布匹，棉花，豆腐，肉等，到过年过节的非必需品，例如香烟，酒，糖等。别人家是票不够用，我们家是连这些票都用不完，因为没有钱去买，作废了可惜，只好作个人情送人。
　　
　　妈妈为了用这一百元钱养活全家四口人，每天都记生活支出流水帐，每用一分钱，都记在帐上，不敢乱花一分钱。然而只节流，不开源，又有什么用？总不能让我们停止生长啊。所以只能以保证大家有饭吃为第一需要。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几乎没有穿过新的衣服，后来大了，奶奶老了，没有人做了，便穿胶鞋，一双胶鞋穿三季，夏天放假不上学就打赤脚。冬天脚冻得实在受不了了，爸爸妈妈会挤出几毛钱来买一双毛草鞋给我。那是一种用芦花编织的草鞋，形状像棉鞋一样，鞋里塞些破旧棉花，比穿单薄的球鞋暖和多了。只是有一样不好，不能进水，也不能多行走，否则，一个冬天没有过完，鞋底就烂了。我记得直到1975年我上高二的时候，才第一次穿过一双新的胶底棉鞋。
　　
　　我总是吃不饱。每天吃饭时是不允许自己盛饭的，爸爸统一替我们全家四口人盛饭，每人两小碗，刚刚好盛完预先煮的饭，如果让我自由发挥，就有可能最后盛的人吃不到第二碗饭了。吃菜也不允许自己夹，必须由爸爸妈妈用筷子一一分给我们，尤其是碰上难得吃一次肉，爸爸几乎在切生肉时就要计算好每人可以摊到几块，然后决定每块肉切的大小。
　　
　　我们的口粮由政府统一规定，成年人每月定量是14公斤，小学生是12公斤，中学生因为正在长身体，每月定量16公斤。这些口粮，可以凭购粮证到指定的粮店里去购买。如果这个月没有买完，可以领粮票。如果不够吃，就要自己到市场上去买黑市粮。由于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吃肉，烧菜的食油也很少。食油不论大人小孩，都是每月每人零点二公斤。所以我们家额定口粮根本不够吃，每月都必须花许多钱去购买黑市大米，才能勉强维持全家半饱的状态。
　　
　　市场上也有黑市食油，但是一般城市平民不怎么买，都是去买点肥猪肉来熬油，或者专门去买猪板油回家熬猪油，油渣还可以做菜。所以那时候，如果万一让我们去买猪肉，爸爸妈妈一定会在我们出门前，千叮咛，万嘱咐：“记住，一定要买肥肉！”
　　
　　那时候老百姓也不都是像我家这么穷，比如说，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只生一个孩子，同样的工资就能生活得比较富裕。
　　
　　但是，我们家的情况还远不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当时学校的学费虽然不贵，每学期只需要几块钱，而且贫穷人家还可以申请减免。可以享受减免学费的标准是家庭人均工资在七元以下。我们家四口人，有一百元的工资，所以达不到减免标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学费都是每个月交一块钱，交完了差不多就放假了。虽然一个月才交一块钱，但因为我家有两个人上学，对爸爸妈妈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我不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十几岁以后，就经常去河道里钓鱼摸虾，抓田鸡，挖野菜，来充实和补充家庭食物的不足，，品尝过以番薯当饭，和将番薯掺在饭里充饥的滋味。
　　
　　看看现在电视上整天播放怎样让孩子增加食欲的广告，我也常为自己的孩子吃饭不香而大伤脑筋，再想想我们小时候吃不饱的情形，真有恍如隔世的

　                     　十二，可怜的鸭子死了
　　
　　为了解决全家人吃饱饭的问题，我们想出的另一个对策，就是搞家庭饲养。我还记得三十年前那个稻谷飘香的傍晚，我行走在田野上，不时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寻找可能遗留下来的稻穗，或在翻耕过的地里寻找泥鳅，或在水渠边寻找田鸡。如果不是夕阳已经西下，水也有点凉，我很想停下来到水塘里去摸螺蛳。
　　
　　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了，我的袋子里还是空空的。但是我不能就这样回去，因为家里养的鸭子还等着我为它寻找的晚餐。由于家里穷，没有钱买鸭饲料，所以到城外去寻找鸭饲料就成了十二岁的我每天放学后的作业。好在我家只有一只鸭，所要的饲料不多。这只鸭子每天都生一个大大的“双黄蛋”，成了我家餐桌上少有的主要荤菜。一想到那香喷喷的炒鸭蛋，我咽了咽口水，又增添了继续寻找鸭饲料的劲头。
　　
　　我家曾经先后养过兔子，鸡，鸭，鹅等，最后选择养鸭是因为鸭子的饲料很杂，什么都吃，寻找起来方便。可以喂菜叶，蚯蚓，小鱼，小虾，螺蛳，河蚌，田鸡，稻谷以及各种昆虫等。
　　
　　夕阳差不多要完全消失了，我决定从另一条路返回。可是眼见得离家越来越近，我的袋子里却依然空空如也，我不免有点着急起来。就在这时，眼前出现了一大片还没有收割的稻田，那一棵棵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起伏，好像在唧唧喳喳向我笑着说：“我已成熟了，快来带我回家吧！”我的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
　　
　　“这么多的稻穗，只要随手采摘几下，就够鸭子今天的晚餐了。”我想。
　　
　　“记住，千万不要偷摘农民田里种的东西啊！”***叮嘱却冒了出来。
　　
　　“万一被抓住也不得了！”我也有点害怕。
　　
　　“可鸭子怎么办？”我又犹豫不决起来。
　　
　　不知不觉已经走进了这片稻穗的海洋，四周孤零零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前面不远处有一道土坎，我知道，那是水渠，过了水渠就是村子，再过了村子就进城了。
　　
　　“采？还是不采？”我面临着最后的选择。
　　
　　“采吧，这么大一片稻子，又哪里在乎少那么几把呢？”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以此最后说服了自己。
　　
　　在距离那道水渠还剩下十几米远的时候，我开始采摘，我计划采摘五把。每走两步采摘一把，这样不容易被发现，采摘完了也可以迅速离开现场。我走近稻田边，快速采摘了第一把稻穗放进袋里。我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连走了四步才硬着头皮又采摘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突然，我伸出去的手僵住了，我感觉到有一双锐利的目光在注视着我！我慢慢抬起头，看到高高的水渠上站着一位手拿铁锹的冷脸大汉。
　　
　　“糟了！遇到了我们孩子最怕的克星——铁面无私的公社管水员！”
　　
　　我顿时浑身打了一个寒颤，恐惧闪电般传遍全身，平时听到的种种村民严厉惩罚偷庄稼的故事全部涌上了脑海。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管水员在简单审讯后并没有把我押送到村里去接受惩罚，而是将我押送到了我家。
　　
　　“杜老师，小孩我给你带回来了，我家的小孩都在你这里上学，我相信你比我更会教育小孩。一只鸭子能吃多少稻子呢，需要的话叫小孩到我家来拿好了，为这么点稻子万一被别人抓住了打一顿划不来呀。”管水员语重心长地对妈妈说。
　　
　　“是啊，是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好好管教孩子，谢谢你替我把孩子送回来。”妈妈尴尬地又是道歉，又是感谢，还慌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对管水员说：
　　
　　“你看，这点钱赔生产队里损失的稻子不知道够不够？”
　　
　　他没要***钱，说了些“不是钱的问题”，“不要让小孩学坏”之类的话就走了。
　　
　　“跪下！”管水员离开的脚步声还没有消失，就听到了***怒吼。
　　“平时我怎么教你的？”妈妈手拿直尺，狠狠地打在我的手板心上。
　　“丢人现眼啊！”妈妈骂一声，打一下。
　　
　　不知道被打了多久，我的手已经被打得有点麻木了，妈妈似乎也打累了。
　　
　　“是不是我在学校被批斗了，你们就认为我是坏人了？你们就可以不听我的话了？我说的坏话你们可以不听，我说的好话你们怎么可以不听？我教你们好好做人怎么可以不听呢？！”妈妈扔下直尺独自边说边哭起来。
　　
　　“妈妈，你别哭了，我听你的话。”
　　
　　
　　
　　我跪在墙边，悔恨得不敢抬头。过了一会，忽然听到妈妈从刀架上取菜刀的声音。“天啊，难道妈妈一怒之下要杀了我？”想到自己罪孽深重，也没有想到要逃避和反抗。
　　
　　“嘎，嘎，嘎”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了鸭子的叫声。 
　　
　　“叫，叫，叫，都是因为你，我头都要被杀掉了，你还在叫！”我暗自埋怨起鸭子。
　　
　　奇怪，我心里刚刚埋怨完，鸭子就不叫了。过了好一会儿，妈妈也没有杀我，而是开灯做晚饭去了。我这才松了口气，为了立功赎罪，我赶紧主动去打扫鸭圈。
　　
　　走进鸭圈我才发现，刚刚还嘎嘎叫的鸭子，此刻已经躺在血泊之中！原来妈妈刚才拿刀不是要杀我而是杀鸭子。我忘了打扫鸭圈，忘了鸭圈里的臭味，蹲在鸭子身边，轻轻抚摸着体温还没有冷却的鸭子，再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十三，半夜里去抢鞭炮
　　
　　在我的少年时代也有快乐有趣的事，其中之一就是半夜里起来抢鞭炮。
　　
　　现在许多城市已经禁放鞭炮了，我们小时候却是从来没有禁放鞭炮的。只是那时候的人们普遍比较穷，就算政府不禁放，放的人也不多。比如说，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年的时候，爸爸才会买几分钱的小鞭炮给我们放一放，那种二起脚的大鞭炮是从来没有买过。不过我们却放过不少大小鞭炮，而且都不要钱，因为是抢来的。
　　
　　那是文革期间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以后的事。那个时候经常有最高指示要发表，一旦从北京传来了最高指示，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敲锣打鼓地到县革命委员会去报喜和表决心。由于我家距离县城很近，所以经常在半夜被敲锣打鼓的喧闹声惊醒。
　　
　　在夜深人静之时，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接着还传来口号声和游行队伍通过的脚步声。我们闻声而起，破门而出，追随着游行队伍而去。到了县委门口，游行队伍停下，继续敲锣打鼓喊口号。不一会儿，县委大门敞开，走出一队解放军战士，列队站好，随着队长的口号，向来报喜的队伍集体敬礼。这时，来报喜的游行队伍的领队走出来，与解放军队长握手。与此同时，两个人将写好的大红喜报，抬到前面，报喜的领队，将大红喜报高声朗读一遍。喜报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欢庆某某最高指示发表，二是表示坚决服从最高指示的决心。然后两位解放军战士出列，将喜报接过去。
　　
　　这个时候，报喜的队伍就开始放鞭炮，敲锣打鼓，解放军战士回以热烈的鼓掌。为了创造那种高潮的气氛，报喜队伍往往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带来的鞭炮全部放完。因为一支报喜的队伍念完了喜报就必须离开，后面还有许多报喜的队伍等着报喜。所以自己来不及放，就会要求围观的人群帮助一起放。起先大概是主动请人放的多，后来，围观的人群知道了，就变为主动要求放，发展到后来就抢着放了。我们虽然小，一样可以跟大人抢鞭炮放。等到报喜的队伍全部离去后，县委门前的地上会凭空多出一层红色的鞭炮屑，从中还能找到许多没有点燃过的小鞭炮。我们会找出来，带回家留着随后慢慢放着玩。
　　
　　由于报喜的队伍多，基本上要折腾到后半夜才能安静下来。不过第二天一早又会开始另一种热闹，那就是人人学习背诵最高指示。所谓“忠不忠，看行动”，如果你想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习并能背诵最高指示。
　　
　　许多最高指示，基本上都是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在报喜的时候，每一支队伍都必须将最高指示的全文念一遍。所以我们在观看报喜的时候，等于在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最高指示，等到第二天起来，已经能倒背如流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位邻居大叔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拼命朗读前一晚发表的最高指示，却总也背不下来。就取笑他说，“这么容易的东西怎么都背不下来？”他不服气，让我背。我拿过来假装看了一遍，就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让他吃惊得以为遇到了天才。从此以后我便在街坊邻居中赢得了“聪明孩子”的美誉。他还为我的聪明找到了两个根据：一是因为我的母亲是老师；二是我的前额比一般人宽。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最高指示都是每天晚上八点钟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来的。报喜的人们，必须首先将最高指示一字不错地记录下来，然后用毛笔在大红纸上写出喜报，然后组织单位的人集体步行到县委门口去报喜。由于每个单位的组织能力有高低，单位距离有远近，所以就形成了报喜有先后的情形。
　　
　　那是个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的年代，做什么事，都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激烈的报喜竞争——看看哪家单位能第一个赶到县委门前去报喜。为此，许多单位都提前做好了准备，组织一批人，事先在单位里等着，只等新闻联播中的最高指示一发表，立刻行动，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县委去报喜。
　　
　　然而，并不是每天晚上都有最高指示发表，你总不能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守候吧。往往就在你终于懈怠的时候，最高指示突然就来了。后来人们就改为重点准备，就是只在“听说”有最高指示发表的夜晚守候。再后来，人们实在经受不起这种折腾，终于不再在半夜里报喜了，我的抢鞭炮的快乐生涯也就结束了。
　　

　                         十四，备战备荒为人民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也是当时发表的一条最高指示。这条最高指示刚一发表，我的邻居老李就在一次喝酒时告诉我们，这是根据朱元璋的谋臣提的建议改编而成，朱元璋谋臣的建议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老李居然说最高指示是根据封建君臣的话修改而成，吓得我们几个小孩面面相觑，都当他是酒喝多了说醉话。不过事后想想，就觉得他说的很可能是真的，不禁暗暗又有点钦佩老李的通古博今。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发表后，我们虽然还是学生，也被组织起来学习体会落实。这九个字的最高指示，后面六个字与我们无关，“不称霸”是指中国在世界上不称霸，这是国家的事。据说当时在世界上称霸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帝”，一个是“苏修”。“广积粮”也与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是农民的事。不过后来才发现这个理解不全面，自从这条最高指示发表后，粮店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供应大米和面粉，开始掺杂供应山芋干，也就是城市居民的定额口粮中，被强制搭配购买一定数量的粗粮。据说这是为了让国家贮存更多的战备粮。与我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深挖洞”，即“修战壕，挖地洞”。
　　
　　现在许多城市有地下防空设施，基本上都是那时候修建起来的。许多地下防空设施修得非常牢固，直到现在还被人们有效地利用着，当然不是用于备战，而是用来做地下旅店商场，地下酒吧放映场等。我们的小县城，不知道是没有那样的实力，还是地质不适合，还是上级没有要求，总之没有修建那样大规模的地下防空设施。但是最高指示是不能不执行的。为了用实际行动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全县人民都动员起来了。一方面进行防空演习，一方面大肆挖掘防空壕。
　　
　　我还记得在全校的动员大会上，老师是这样说的，“我们这里是后方，也是前方。说是后方，是因为我们这里远离国境；说是前方，是因为外国侵略者的飞机从最靠近我们的公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只要十五分种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城市上空。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我们的战术是打一场人民战争，就是先放敌人进来，然后关门打狗。为了防止敌人的轰炸，必须挖防空壕，保存实力。”
　　
　　动员大会结束后，全校师生立刻行动起来，在学校的大操场上挖起了防空壕。防空壕不能走直线，为了防止核武器的辐射，必须每几米就拐一个弯。由于我们那里的地质不属于粘土地带，无法挖洞，挖洞容易塌方，所以全部都只挖成了敞开的防空壕。只在一些防空壕的部分地方，挖了很浅的几个猫耳洞。这样，我们的操场上很快就出现了一条迷宫式的防空壕，又仿佛一条巨蟒，满满地盘旋霸占了整个操场。我们的教室在学校操场后面，每天上课必须从一道道的防空壕的跳板上跨过去。胆小的不敢走跳板，只好沿着学校围墙，很远地绕过去，极不方便。
　　
　　防空壕挖好之后，就开始搞防空疏散演习。大家正在教室里上课，忽然警报响起，于是立刻疏散到防空壕里面去。最讨厌的就是逢到下雨，防空壕里面都是积水，同学们也只好皱着眉头踩进去。老师说了，“不能怕弄脏衣服鞋袜，是生命重要？还是衣服鞋袜重要？所以越是下雨天，越是要练习，难道敌人下雨天就不来了吗？”
　　
　　不但每所学校都挖了防空壕，就连居委会也发动起来，凡是居民区有一点空地的，都被挖出了防空壕。防空壕基本上都是一人深左右，不能再深，否则就出地下水了，毕竟我们那里属于江南水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防空壕根本起不到任何安全防护作用，真要发生战事，那些防空壕被炸弹一震，立刻就会被震塌，等于是将躲避的人活埋。所以这些防空壕挖出来的最大作用，除了用来做几次学生的防空演习和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之外，就是给孩子们多了一个捉迷藏，玩游戏的好地方。
　　
　　放学以后，我也经常与小伙伴们一起跑进去完，有时甚至一个人也跑进去玩。我会一路慢慢走过一段段防空壕，仔细观察着不同土层中有些什么东西，有点像考古。不过我不懂考古，只懂从中搜寻可以卖钱的东西。有时也一个人踱进某一个小猫耳洞，在里面睡上一觉，因为那里面比在屋里凉快。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没有过多久，突然学校和家长都严厉禁止我们去防空壕玩了。因为有一个九岁的孩子在防空壕的猫儿洞里被塌方压死了。据说是那个孩子做了件错事，怕他的父亲打他，就躲到他家附近的防空壕的猫耳洞里，不知不觉睡着了，就在这时发生了塌方。等到傍晚全家人找到他时，他已经被活活压死了。
　　
　　也许是这件事引起了上面的重视，也许是其他原因，不久以后，学校的防空壕就被全部填平了。
　　

　                      　十五，排查反革命标语
　　
　　大概是在“早请示晚汇报”最盛行的时候，或者稍后一个阶段，出现了一个排查反革命标语的高潮。“高潮”这两个字可能不太恰当，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那一阶段反革命标语特别多，不是这里出了，就是那里出了，前几天刚出，过几天又发现了。人人都处在高度紧张之中，因为每出现一条反革命标语，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次大排查，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好几天。
　　
　　开始的时候，最起码必须是写出“打倒XXX”才算是反革命标语，后来标准越来越严了，连在XXX的字上画了交叉线，甚至画上一条线，也被定为反革命标语。还有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如果无意中使用了有伟人像的报纸，一旦被人举报，也将被当成反动标语排查。有一天我突然被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叫去盘查，说厕所里发现了这样的报纸，问是不是我。我心里害怕极了，但坚决不承认。工宣队问不出什么来，也只好把我训了一顿之后放了回来。说实话，我自己也搞不清，那张报纸是不是我用的。
　　
　　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放学刚回到家，突然学校来了紧急通知，让我们立刻再回学校排查反革命标语。到了学校，发现全校的师生都到齐了，而且还来了不少公安人员协助排查。全校师生集中到学校操场，参加全校紧急排查动员大会，会上由公安人员介绍了案情和排查的具体办法，最后各个班级回到教室里开始排查。
　　
　　我们回到教室，班主任首先让我们传看了反革命标语的“拓板”，相当于现在的复印件，只是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复印机。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检举谁的字迹与这条反革命标语的字迹相似。我接过来一看，发现这条反革命标语的字数异常少，少得几乎无法构成一句话，因为只有“马克思”这三个字。字是写在砖墙上的，三个字的大小基本上占了普通砖头横截面最小的一面那么大。这三个字之所以被定为反革命标语，是因为被人在上面清晰地打了一个交叉。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也算反革命标语吗？”我的第二个感觉是：
　　
　　“这么小的三个字，写在墙上不注意都不会被发觉，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想可以乱想，却不敢乱说，我将标语传给下一个同学，立刻按照老师的要求写出几条含有马克思三个字的句子。在全班同学写的时候，老师拿着样板逐一对照。写完后，老师让我们坐在座位上别动，然后让我们一个一个走上去，将写好的句子交到老师手中。老师接过去时，会顺便与每一位学生握一下手。据说，握手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学生的手有没有发抖。如果这个学生的手发抖，就会被当成重点怀疑对象。
　　
　　老师收齐了全班同学的笔迹，就去了学校会议室与公安人员开分析会，让我们自由活动，但不能离开学校。这时我们通过私下的了解才知道，这条标语是在距离学校大门不远的，一座居民大院门口的墙上被发现的。发现者是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位二年级的小学生，学校在接到他的报告后，立刻向公安作了报告，公安接到报告，立刻就来学校进行现场侦破了。现场侦破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于是我们就被召集来参加排查了。换句话说，我们都是来协助公安侦破犯罪的帮手，也都是嫌疑犯。排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洗清自己的嫌疑，一个是检举揭发嫌疑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几乎没有学生戴手表，也许是几个小时吧。终于传来了好消息，排查工作已经胜利结束，写反革命标语的人终于被排查出来了。老师只简单地告诉：“写反革命标语的人不是我们班的学生，大家可以回家了。”
　　
　　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小道消息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写反革命标语的人就是报告发现反革命标语的人，他是我们学校的二年级学生。他写那条反革命标语的目的是想陷害他的上四年级的姐姐，所以特意模仿他姐姐的笔迹写的。他在他家门口的大墙上写完了这条反革命标语后，立刻就向学校作了报告。因为他的姐姐在家里打了他。
　　

　                        十六，狠斗私字一闪念
　　
　　那真是一个革命的年代，虽然我们还小，无法理解革命的真正含意，但生活中的一切都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学校不上学时，就叫“停课闹革命”，恢复上课时，就叫“复课闹革命”。报纸上也整天宣传“抓革命，促生产”。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上小学三年级，只有那一次，被学校的造反派发动起来写过老师的大字报，后来直到文革结束，再也没有机会向老师写大字报了。后来中小学有什么活动，比如“斗批改”之类的活动，也都是只有老师参加，学生基本上不让参加了。有些活动就算让学生参加，也是老师和学生分开进行。比如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开展斗私批修等。
　　
　　记得是在上初一的时候，学生开展斗私批修活动成了一个制度，每个星期必须举行一次。全班同学轮流走上讲台，向全班同学作斗私批修发言。我们班主任是个语文老师，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锻炼我们的作文水平，所以比别的班都抓得紧。
　　
　　所谓斗私批修，就是自我检讨。对照毛主席的教导，与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斗争，还要把这种私心杂念上纲上线，与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联系起来，并把自己私心的产生，说成是受了毒害，然后对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等进行批判，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怎样与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呢？根据当时的理论，每个人的私心杂念都是受了反动思想的影响，如果不及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斗私批修，将这些流毒及时清除掉，我们的头脑就会被私心杂念所占领。一旦我们这些革命的接班人的头脑被私心杂念所占领，我们的国家就会慢慢地被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占领，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人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就会白流。还有“千里江堤溃于蚁穴”，“人的头脑不是真空，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定会去占领”等，也都是斗私批修的理论根据。
　　
　　斗到什么程度呢？在极左的年代，当然是越极端越好。于是就出现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就是说，连私心杂念在脑子里闪一下都不允许。当私心杂念刚刚在脑中闪过的时候，就必须立刻抓住不放，狠狠批斗，把它扼杀在萌芽之中，否则，闪过之后就可能会生根发芽，就可能会慢慢侵蚀我们的大脑，直至毒害我们的灵魂。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会好奇地问，就算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口号和要求，那私心杂念在每个人的脑子里，别人怎么能知道呢？根据我的观察，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通过学习和反省，提高了认识，主动讲出来的。还有一种是被强迫讲出来的。主动讲出来的人，有的是为了向组织上表忠心，或者向组织上表示积极进步，也有的是真诚的反省。被迫讲出来的是因为周围的环境造成的，让你非讲不可。当时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人人过关”，就是大家坐在一起，每个人轮流斗私批修，而且还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可，才可以放你过去。换句话说，每个人不但要认真自我检查，这个检查还必须得到与会者的认可，否则你就必须重新检查，就不能过关。因为谁也无法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出现过私心杂念。如果你硬要坚持说没有，那么斗私批修会就可能变成对你一个人的揭发批判会，或者叫“帮助教育会”，大家会根据你的平时表现，证明你是有私心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会主动斗私批修。
　　
　　开始写斗私批修发言稿的时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因为这种斗私批修是必须在众人面前进行的，我怎么敢把内心深处明知是不好的想法说出来呢？所以就替自己找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错误缺点，反正那些错误缺点别人也有，深刻地反省了一番。由于不会说大道理，不会上纲上线，文章写得又短，又没有文采。可是经过几次斗私批修会以后，我的斗私批修水平有了直线提高。不但知道了从报纸上抄大道理，运用流行的政治术语，而且知道了怎样避重就轻地给自己的私心杂念上纲上线，甚至怎样“明贬暗褒”地进行斗私批修。有一天我竟然写出了下面这样的斗私批修发言：
　　
　　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辆满载货物的板车。拉车的工人叔叔正艰难地拉着沉重的板车，他的向前弯曲的身体几乎要碰到了地面，非常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拉。
　　
　　这时我的耳边忽然响起了毛主席语录：“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于是我立刻跨上一步去推车。
　　
　　可是，当我的双手快要接触到板车上时，猛然又缩了回来，因为车上很脏！
　　
　　这时候我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推，还是不推？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决定推。工人叔叔在我的帮助下，车子很快拉到了站。工人叔叔笑着向我表示感谢，说我真是一个学习雷锋的好学生。
　　
　　可是，听到工人叔叔的表扬，我感到万分惭愧，因为在我的脑海中居然闪现过“怕脏”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完全是“私”字在作怪呀！在工人叔叔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工人叔叔们整天为革命拖板车都不怕脏，不怕累，我怎么连帮忙推一下都嫌脏呢？这种私心杂念是多么地危险啊，如果不及时批判，我的思想感情就会离劳动人民越来越远，离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越来越近。所以，今后我一定要更加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长大以后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才可以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
　　
　　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一把手和大家在一起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人敢批评一把手，一把手竭力鼓励大家批评他。于是有一个人开口发言了：“一把手，我今天豁出去了，不管你今后把我怎么我也非批评你不可。这个批评意见我已经忍了很久了，我今天非说不可。”所有的人都竖起了耳朵，双眼瞪得老大，期待着他的批评。一把手紧张得脸色刷白，不知道他会翻出怎样的底牌。谁知这人略微停顿后说：“你以后不能再这样每天加班到很晚才休息，你的身体不是属于你自己的，是属于党和人民。你如果把自己的身体累坏了，还怎么继续为党和人民干工作呢？”
　　
　　许多人一定只把这当成是笑话，但是只要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事一定会发生的，因为文革对人们造成的最大毒害之一就是迫使和诱导人们虚伪和说假话。
　　
　　

举

　                     　十七，教育改革二三事
　　
　　文革是以文化革命为号召，作为培养文化人的学校，如果在这场革命中没有任何改变，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于是在中小学复课后的第一场革命就是学制改革。大约在1968年前后，将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记得老师对我们说，这样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尽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可是后来才发现这一改革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学生高中毕业后年龄还未满十八岁，即不能立刻下放务农，又不能立刻进厂做工，所以到了1978年左右，又恢复成文革前的学制。但我们那几届人虽然有高中毕业证书，却只上了九年学。
　　
　　学校怎样对学制进行改革，我们并不很关心，作为学生，最关心的是“考试是开卷还是闭卷”。关于这个问题，当时校内校外都争论得很激烈。不过虽然当时已经公开批判“师道尊严”，批判“走白专道路”，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甚至出现过一位全国闻名的“白卷英雄”，但似乎还是以主张闭卷考试的一方占了上风。最后两种观点妥协的结果是主科必须闭卷考试，副科可以开卷考试。英语当时算主科，还是算副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但英语考试必须闭卷这一点却记得很清楚。
　　
　　我们是初一才开始学习英语的，当时的中国还处于闭关锁国的年代，尤其是还把美国和苏联当成我们的头号敌人，所以大家并不认为学习外语有什么用。然而作为中学生，不学外语也说不过去，所以学校就象征性地每周安排一两节英语课。
　　
　　第一次接触英语觉得很好奇，记得我们的英语教材第一课的内容不是国际音标或英语字母，而是英文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第二课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万岁”。英语老师在讲解时说，在英语中没有“万岁”这个词，所以用“长久长久地生活”来表达“万岁”的意思。由于没有学过音标，所以同学们大都用汉字记下英语的发音，“万岁”的发音是“狼列夫”，“万万岁”的发音是“鹅狼狼拉衣夫”。
　　
　　遗憾的是这样的好奇维持不了多久，随着英语单词的增加，尽管这种单词增加的速度很慢，还是出现了“学了前面的单词忘了后面的单词”的现象。由于语音没有学好，用汉字注的发音不但不准，而且就算会了发音，也无法准确地拼出英语单词。结果到了期末考试，我只考了四十几分，出现了我从上小学以来的第一次不及格。我感到很惭愧，偏偏我们的班主任在对全班同学考试成绩排座次时，还特别点到我的名：
　　
　　“最可惜的是ATONG同学，所有的科目都在八十分以上，只有英语不及格。”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所以那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英语考试能够开卷，没有想到很快我的梦想就成真了。因为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马振府事件”。“马振府”这三个字不记得是否确切，这是一个地名。在那里的一所中学里，有一位学生因为不愿意学外语与老师发生了矛盾，最后学生自杀死了。学生的遗书里面还有几句：“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开机器。”之类的顺口溜。中央为此派人去做了调查，然后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国转发了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上当然还有中央的批示，从那批示的意思来看，自然是说老师不好，为学生抱屈。一来不学外语符合当时闭关锁国的国策。二来通过这件事证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育战线的余毒还没有肃清，还在继续杀人，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要继续深入进行下去。
　　
　　这样一来，外语老师对外语教学顿时噤若寒蝉。从那以后，我们的英语课不再闭卷考试。上英语课时，大家爱学就学，不爱学老师也不再过问。记得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还几年里，英语分数都是不记入总分的。
　　
　　我想，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中国的学生英语水平普遍偏低，不知道是不是与这件事有些关系。
　　

　                    　十八，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们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当我们听到林彪副主席居然要通过武装起义来谋杀毛主席时，简直惊呆了。更加不可理解的是，林彪已经被指定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而且以书面形式写进了党章，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对此，在传达时好像有专门的说明，说林彪担心活不到毛主席的年龄，那样就无法将政权接过来再传给林彪的儿子，所以才“枪班夺权”。
　　
　　对于刘少奇副主席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文革中被打倒，我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小，对刘少奇副主席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学校和社会告诉我们要打倒他，我们便认定他肯定是坏人。可是当林彪副主席被打倒的时候，我们感到了震惊，因为我们是在对林彪副主席的一片歌颂声中长大的。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手拿毛主席语录紧跟毛主席的是林彪，每天报纸上出现毛主席的时候，紧靠在毛主席身边的是林彪，就连喊口号是也是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现在突然告诉我们说：
　　
　　“林副主席是我们的敌人。”这对十八岁的我来说，实在是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 
　　
　　也就是从那次事件以后，我注意到各种小道消息开始在社会上流传。有趣的是小道消息到后来往往成为了大道消息。就连我们这些中学生在私下议论时政的也多起来了。在这之前，基本上都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任何人如果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观点，立刻会遭到周围人的反对和制止，甚至会有人悄悄地报告给学校的老师或领导。林彪事件之后，真的大不一样了，人们对别人的各种议论也都睁只眼闭只眼了。
　　
　　林彪事件之后我们生活最具体的变化是，我们那个县城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拆掉了。在文革开始后不久，街道上强制每家每户都装上了有线广播，就是那种最简单的纸皮广播，是不要钱的。家里的广播你不想听，可以关掉，但是在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到时候就响，每天早中晚三次，你不想听也不行。我家就住在大街旁边，往往是大街上的高音喇叭的生音远远大于我家里的纸皮喇叭的声音。
　　
　　实际上高音喇叭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生活噪音，尤其是那些上三班倒的工人，更是深受其害。但是没有人敢公开发出抱怨。谁敢提出拆除的建议，很可能被戴上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但是林彪事件之后不久，就被拆掉了。公开告诉市民拆掉的理由是为了清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思潮，反对形式主义。
　　
　　所以我想，文革初期是一个“言论最自由”的时期，因为任何人只要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发表任何言论，甚至可以自由地采取任何非法的行动，上致国家主席，下致普通老百姓，想批就批，想打就打，想抓就抓，想杀就杀。但是到了林彪事件爆发之前，可以说是到了中国社会言论最不自由的时期，言论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惹麻烦。林彪事件之后，情形开始有了转变，所谓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开始走向光明的时候。也就是从那时候，人们已经不再简单地轻信一切，并且开始敢于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同意见。我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周围当官的大人们公开说：
　　
　　“我们现在干脆就不看报了，今天看了是这种说法，明天看了又是另一种说法，我们也搞不清究竟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
　　
　　在当时，连政府和政府掌控的报纸的信誉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国民还能从哪里找到诚信？今天许多人呼唤诚信，其实，诚信并不是改革开放后才丢失的。
　　
　　

　

　                    　十九，白云苍狗化前仇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口号。学校和报纸都反复教导我们：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改变颜色了，变成了修正主义。为了保证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就不但要反帝，还要“反修防修。”只有保证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才可以团结其他亚非拉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团结坚守在帝国主义后院的古巴，和点燃在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以及正在与美国交战的兄弟邻邦越南，去解救那些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
　　
　　我们上学的时候了解到的美国，一是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联系在一起的，被合称为“美蒋反动派”，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代表。那时候电影中一旦出现特务，都会说成是“美蒋特务”。二是与侵略者联系在一起，他们侵略朝鲜，侵略越南，与国民党反动派一起霸占台湾，所以那时候的口号中有一条就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三是与纸老虎联系在一起，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尽管美国把国民党军队武装到牙齿，但还是被解放军打败了；尽管美国侵略朝鲜，但还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尽管美国侵略越南，也将被中越人民打败。四与经济封锁联系在一起，美国对我国长期进行经济封锁，但是我们不怕，毛主席说，“让他们封锁吧，再封锁几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造出了氢弹，原子弹，人造卫星，长江大桥等。
　　
　　在冷战年代，就像美国把我们看成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一样，我们也把美国看成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只是我们都非常看不起美国，觉得他简直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美国曾经在抗日战争中与我们并肩作战，也没有人告诉我们美国的科技经济在世界上处于了怎样的先进地位。
　　
　　对于苏联，从我们记事起，中苏关系就已经不好了，但是对于苏联的评价却非常有意思。首先老师告诉我们，沙皇俄国曾经侵占过我国大片国土，其次，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党和人民是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而且曾经帮助和指导过中国革命，“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是现在的苏联当局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成了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的国家像苏联一样变成修正主义。不过由于曾经有过一段中苏友好的蜜月期，大批苏联专家来华援助，与中国人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的许多管理体系也都学的是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苏联的作品，就算在与中苏关系不好的时候也没有禁读这些作品。所以尽管也有“三年自然灾害其间被苏联逼迫还债”的说法，但在我们心目中，对苏联并无多大的反感。
　　
　　但是有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看法，那就是珍宝岛事件。至今还留在我们脑子中的一副宣传画，是一位中国边防军战士，手握毛主席语录，身负重伤，在雪地里继续向前冲锋。还曾经有参加过珍宝岛保卫战的战士来学校做报告，介绍珍宝岛保卫战的情况，尤其是关于我军怎样在乌苏里江面的冰上打苏联的坦克那一段，至今记忆犹新。从战士的讲解来看，我军在装备上显然落后于苏联，面对苏联的坦克，我军一筹莫展。但是战士们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想出了一个办法对付坦克，就是用手榴弹和炸药包，将坦克周围的冰层炸碎，让坦克掉进水里，然后我军从水下将苏联的坦克打捞了上来。
　　
　　珍宝岛事件之后，据说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随时可能对我发动侵略战争，所以国内反苏情绪普遍高涨。就在这时候，有一天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如果美国总统来我国访问，你将怎么办？请大家每人想一句口号。”为了启发大家，老师第一次跟我们提到了“中国牌”这个词，意思是苏联和美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中国成了左右他们争端战的重要因素。这使我们充满了自豪感，都觉得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连美国都来主动和我们亲近。所以许多同学都大度地表示愿意和美国交朋友，有些读过几本书的人更指出与美国连手抗衡苏联，符合“远交近攻”这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战略思想。
　　
　　所以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策一提出，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然而，与美国建交却并不那么容易，双方讨价还价拖了好几年，而与此同时，曾经侵略过我国，并给我国人民带来巨大战争灾难的日本，却突然不声不响地抢在了美国前面与我国恢复了邦交正常化，真让人大跌眼镜。
　　
　　

　　                     二十，忆苦思甜露了馅
　　
　　虽然在1972年我国就与日本回复了邦交正常化，但是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我们依然不知道中国已经在世界上处于怎样落后的地步。报纸上继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就，基本国策也保持闭关锁国。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普遍下降，民怨在持续上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掀起了忆苦思甜的热潮。
　　
　　忆苦思甜最初出现在解放战争时期，是部队上对战士进行思想教育的方法，让那些受苦受难的战士，以现身说法，激励战士们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到了老师给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时候，除了请解放前的贫苦人“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外，更多强调的是怎样防止“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举的许多例子都是关于一次革命时期“还乡团”向革命政权反攻倒算的事情。有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上面有个恶霸地主的一句台词最有代表性——“我胡汉山又回来了。”目的在于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一旦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劳动人民就会重新堕入痛苦的深渊。
　　
　　为了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旧社会的苦难和黑暗，除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请旧社会的受苦老人来现身说法。那时候，我县因此涌现出了几位知名的“诉苦专业户”，她们被请到不同的学校，机关，企业，驻地部队，甚至居委会等地，去一遍又一遍地作同样的“忆苦思甜报告”。她们基本上都是妇女，其共同点是：“能说会道但不识字，在解放前受过苦，解放前后参加过革命，有表演才能，说到苦处能哭出眼泪，说到甜处能笑出声音，政治觉悟高。”
　　
　　然而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而且请的单位多了，学校一方面不容易请到，另一方面，请过一次就不能再请了。但是忆苦思甜活动却不能搞一次就停，而且不但以学校为单位搞，甚至还以班级为单位稿。这项活动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五年级直到上高中，连续几年一直都在搞。这样对诉苦老人的需求就越来越大，开始还能请到那些能说会到的“诉苦专业户”，后来标准越来越低，只要是郊区的农民老大爷老大娘就行。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学生去郊区，寻找老农民来我们班里做忆苦思甜报告。许多老农并不愿意说，推说不识字，不会说。我们就做老农的思想工作：“不识字正好，越是不识字，越是说明你苦大仇深，也就越对我们有教育意义，我们现在人人都能上学，多幸福啊。”老农说，“我就没有你们这样会联想，说不出这样一道道的话来。”我们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便说：“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你过去的苦日子给我们说几段就行了，你负责诉苦，我们负责思甜。”
　　
　　那位老农在我们的一再邀请下，终于犹豫着来到了学校。不知道是因为他旧社会确实没有受过怎样的苦，还是有苦说不出，还是我们已经听了太多的忆苦报告，总觉得老农说得不过瘾。现在回响起来，其实老农说的已经够苦了，但是由于没有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深仇大恨，残酷凄凉，悲惨壮烈，曲直离奇等内容，于是就有同学建议说：
　　
　　“你再回想一下，给我们讲讲你这一生中最苦最苦的情形。”
　　
　　老农回忆了一下，猛然说道：
　　
　　“有了，要说最苦最难的时候，还是在一九六零年……”
　　
　　大家一听都吓了一跳，老师立刻打断了老农的话：
　　
　　“好了，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然后慌忙把老农送到教室外面，给了他一点报告费，让他回去了。
　　
　　当时除了听忆苦思甜报告，还让我们吃“忆苦饭”。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说，他们那里曾出现“忆苦饭比家里的饭还要好吃，学生吃了还要吃”的情形。我觉得那可能是“艺术加工”，最起码在我所在的城市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有人竟敢把忆苦饭做得比家里的饭还要好吃，那是要冒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标准的忆苦饭是“吃糠咽菜”，也就是用蔬菜，稻糠，极少量的米，盐，油等煮成的稀粥。为了不太难吃，学校在做的时候，尽量多放了些食油。尽管如此，这样的忆苦饭也绝对无法好吃。
　　
　　忆苦饭由学校统一制作，然后各个班级去领取。吃忆苦饭时，全班同学坐在教室里，一大桶忆苦饭放在讲台上，大家自己上去装在带来的碗或茶缸里，不吃完了，不准出教室。有聪明的同学抢先上去打饭，目的不是为了多吃一点，而是尽量多捞一些蔬菜和汤，少捞一些粥里的糠，从而蒙混过关。我曾吃过几次，最难下咽的就是稻糠，吃进嘴里嚼不烂，还刺激口腔，直想往外吐。但是不敢吐，一旦吐出来就有可能成为政治问题，只能强忍着咽下去。后来我们交流吃忆苦饭的诀窍，一致认为，关键是要让忆苦饭在口腔中停留的时间尽可能短，越短越好，最好是像吞药一样吞下去。在我们学校，曾发生过有学生实在无法咽下忆苦饭，偷偷将忆苦饭倒掉而受到严厉批评的事件。
　　
　　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在忆苦思甜热潮流行的某一年的大年三十晚上，妈妈曾在家里烧过一次忆苦饭给我们吃，让我们先吃忆苦饭，再吃年夜饭。现在想起这件事才明白，妈妈当时那样做，绝对不是因为她的阶级觉悟比别人高，实在是她想以此掩饰我们家年夜饭太过寒酸的窘境。
　　
　　

　                       　二十一，阶级斗争这根弦
　　
　　“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是从小就被灌输在我们头脑中的一个概念。起先的口号还泛泛而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来的口号就比较具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后来就成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什么事都要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小小的年纪，就都具备了一双鉴别好人坏人的火眼金睛。
　　
　　那时候城市里的学生每年都要停课两次去农村支援“双抢”，“双抢”是抢收抢种的意思，每年在麦子和稻子成熟的季节，学校都会停课两个星期，由老师带领全班同学下乡去义务支援农民收割庄稼。初中部的学生一般是每天早出晚归，只在城市近郊的农村帮忙干农活，高中部的学生，就要带上铺盖，到距离城市较远的农村去支援。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是当时政府给全国人民树立的三个大样板。平时这些口号只在政治课上学习理解，却没有机会实践，到了支援农村的双抢的时候，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据说大寨的农民每天干完农活之后能记多少工分，不是根据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多少，而是要根据当天的工作态度来评议工分。工分高低决定这个农民的收入高低。
　　
　　我们作为学生去农村支农，自然是没有工分的。在人民公社的年代里，农村的土地属于公社所有，学生义务支农，是帮助人民公社，也就等同于帮助国家，是不能要工钱的。但是为了在支农结束后，评选出支农积极分子，学校要求老师对支农期间每个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并作记录。这样我们每天干完农活之后，也被要求坐在打谷场上，集体评议每个人当天的劳动表现。
　　
　　评议的方式是自报公议，首先自我总结当天的劳动表现，然后给自己的表现定级别，一般是分成四个级别：差，好，良好，优秀。然后大家表决同意还是不同意，并说出具体的理由，不同意的话，还要提出升级或降级的建议。根据我的观察，当时大家一般都比较谦虚，没有人敢自报“优秀”，一般都是报“好”，或“良好”。其实每个人内心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优秀的评语，但是嘴里却不好意思说。即使自己当天确实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明明知道能够得到优秀的评语，也不自报优秀，而要等别人来修订自己的评级，那样既能得到好的评语，又能得到一个谦虚的好名声。
　　
　　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激情式的教育，小小年龄，个个雄心勃勃，不是要“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就是要“保证我们国家不改变颜色”，仿佛人人将来都是大政治家。而且干什么事都讲究“学英雄，见行动”，搞得在任何事情上，只要一个号召，就都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其实就算到支农结束时能评上一个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也只能得到一纸奖状，其他物质奖励什么也没有。但是每个学生还是暗暗竞争，要争当这个积极分子。
　　
　　为了每天得到一个较好的评语，我们除了劳动外，还要千方百计地积极表现。一方面不能有被降级的负面表现，例如，迟到，偷懒，损坏农作物，吵架打架等。另一方面，除了在干农活时积极表现，还要在干农活之外积极表现，例如，在劳动的休息时候去村里做好事。有人像当年的老八路那样主动为农民家里挑水，有人为农民打扫房间，甚至还有人帮助农民打扫猪圈等。
　　
　　有一天，中午吃过午饭后，我和同学小朱去村里散步，无意间走到了村子后面的僻静处。忽然斜刺里走出一位老大娘，老大娘穿得很破旧，也很虚弱，手中提着一小桶水，摇摇晃晃地往前走。我和小朱见了，顿时异口同声地喊道“大娘，我来帮你提。”也许是由于我距离老大娘比较近，我比小朱抢先一步拿到了老大娘手中的水桶。
　　
　　老大娘被我俩的言行吓了一跳，当她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马上又惊恐不安地说：
　　
　　“不！不！你们不能帮我提，我是，我是……”老大娘一边欲言又止地吱吱呜呜，一边又来夺我手中的水桶。
　　
　　“大娘，没关系，我提得动。”我以为她客气，提起水桶直往前跑。
　　
　　“站住！”突然从我们身后响起一声断喝：
　　
　　“把水桶放下，她是地主婆！”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粗壮的村民。
　　
　　我浑身打了个冷颤，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穷困潦倒虚弱不堪的老大娘，与电影中见到过的地主婆联系在一起，此刻的她，完全是一副电影中受苦受难的贫下中农的形象呀。我顾不得联想，赶紧放下水桶，和小朱离开了地主婆。正在这时，召集下午劳动的哨子吹响了，我和小朱走过去集中，又开始了下午的劳动，便把这件事忘了。
　　
　　傍晚劳动结束后，大家坐在一起评议当天个人的劳动表现。我觉得自己表现不错，就自报了个“良好”。班主任老师说：“ATONG今天的表现应该是优秀。ATONG同学在今天搬运稻子的劳动中，不但像其他同学一样多扛快跑，而且在搬运的来回途中，随时捡起掉在地上的稻穗，受到了生产队长的赞扬，说没有想到城市里的孩子也像农民一样这么爱惜稻谷，说我们学校教育得好，为我们的学校增添了荣誉。”
　　
　　听了老师的夸奖，我心中暗暗高兴，谦虚地低下了头，心想，老师一定不知道，捡稻穗是我在家里羊鸡养鸭时养成的习惯。正当我期待着班长给我今天的劳动记下一个优秀的时候，同学小朱的发言打破了我的梦想。
　　
　　“我不同意给ATONG今天的表现评优秀，因为他今天中午曾经帮地主婆提水。”
　　
　　听了小朱的检举揭发，我心中暗暗悔恨，羞愧地低下了头。见此情形，大家知道小朱对我的检举揭发属实。经过一番讨论评议，我当天的劳动表现定为“差”，而小朱当天的劳动表现定为“优秀”。
　

　                     　二十二，我最黑暗的日子
　　
　　1974年冬，我二十一岁，再过半年我就要高中毕业了，却丝毫也兴奋不起来，反而没来由地恐慌起来。那时候正是文革的最后关头，报纸上的舆论是今天批“左”，明天批“右”，今天学黄帅“反潮流”，明天学张铁生当“交百卷英雄”今天批林，明天批孔，搞得人们无所适从，就连我们这些高中学生也感到什么都是乱糟糟的。
　　
　　面对着这样混乱的形势，我对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都感到十分的渺茫，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混乱局面才结束。

 此时的我性情暴燥而孤僻。终于，我忍不住了，就写了几篇对形势的看法，和尊孔文章贴在了学校报栏里。这还了得呀！人家批孔我崇孔。于是，有人把这事反映了上去。没过多久，厄运降临了，我被当作批林批孔运动的绊脚石被挖了出来，公安插手调查我，学校开会批判我。1975年2月20日我以现形反革命罪被逮捕，同时以历史反革命政治教唆犯逮捕了我的妈妈。
　　我在监狱里住了两年七个月，这两年零七个月经常把我们母子五花大绑拉到全县各乡游斗。

我清楚地记得每次下去游斗，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嗨！才多大岁数能是反革命吗？”“一老一少都是反革命，这个家算是完了！”这年头啥事都会发生，搞不好，明天把咱也拉去游斗了！”

我毕竟年轻，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我心里实在踏实，没有丝毫胆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罪，更没有错。所以，我面对法庭报以轻蔑和讥笑。

这两年零七个月，公检法提审过我三次，这三次他们没从我口里得到任何东西。

记得最后一次法院那个审判官说：“章社有，你的罪行不轻，性质很恶劣，你要老实交待，坦白你的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你还很年轻，年轻人犯错误难免，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就改正，改正的越彻底越迅速越好！你要认真对待你犯的错误和罪行，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发动的运动，你反对，那不是反对毛主席吗？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吗？所以，你不要执迷不悟……”

那个法官啰嗦来啰嗦去，我忍不住大笑起来。法官把桌子一拍大吼道：“章社有，你笑啥？这都是罪孽呀！你不知死活，还笑？有你哭的时候，到时候，只怕是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次提审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的。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我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母亲判刑5年，在宣判的时候，会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高喊：“这净是胡搞，这么年轻，就判15年长刑，还叫人家活不活，他犯了什么罪？”

就这样母亲和我走向了服刑的劳改队。母亲被送往河南省新乡监狱改造，我被送往南阳市第十六劳改大队，周寨砖瓦厂。刚进劳改场那天，我就像是卖艺人在大街上耍猴，很快被难友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咋回事？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样年轻的现行反革命。难友们七嘴八舌的问这问那，我象一个害羞的女孩头低着一言不发。难友们都十分同情的说：“真是作孽呀！年纪不大就判这么长时间的刑，等出去什么都完了。”

我被分在二中队三分队（严管队），这个分队都是现行犯。管教干事姓李，才去的第一天就找我谈话，安慰我说：“章社有，不要有思想压力，刑期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只要接受改造，认真服法就可能获得假释和减刑。”他向我举了几个例子，说是这些人刑期都很长，但因为表现的好，三年两头减刑，很快就出狱了。

我见李队长人很好，就向他倾吐了自己心里的苦水，对他说明自己想不通。李队长十分同情地说：“哎，章社有，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既然已经这样了，你就得面对现实，放下包袱，等时机来了再说吧！”

周寨劳改场是个砖瓦厂，一中队是专门做砖和码窑烧窑的，二中队是专门做机瓦的。到了冬天就积土备土等待第二年使用。这是一个占地300多亩的大院子，大院里面的小院才是犯人们住的宿舍。院墙外四周驾着铁丝网，网上通上电，四周都有岗楼，岗楼上站着武警，小院里面也有一个犯人们出进的岗楼，白天犯人们出工后就在这个300亩大的院内劳动。每天出工都要查点人数、报数，然后才能出入。看似森严壁垒，事实上，管教干事武警都很好，从不体罚犯人，如有不服法认罪者或越狱逃跑者，轻者关小号，重者加刑。不过谁也不傻，去找着给自己加刑，当然几千人的监狱，毕竟还是有人被关小号和加刑的。

监狱内每周放三场电影，有扑克牌、象棋等玩具，收工后，可以尽情的玩。域内每周搞一次政治活动，批评落后，表扬先进，出黑板报写稿子，逢年过节了还要排节目演出。政治教育和娱乐活动可以说搞得生龙活虎，如火如荼。

监狱安排犯人每个月都可以接见家属亲朋，用外面社会上发生的变化来感染教育犯人，用亲人的呼唤来激励犯人好好改造。

劳改队的生活搞得更好，守法的犯人们都能吃饱，比在看守所要强一百倍，说到这儿要插一句我在看守所号里边的生活，一天连三两粮食都不够，一天三顿菜糊汤，喝的人们天天拉稀，二十多天吃一顿面条，一个月头上吃一会馍，正由于这样，号里的犯人们经常因为饭吃不饱而大吵大闹，这里一闹，武警班长们就拳打脚踢，天天搞得是乌烟瘴气不得安宁。

劳改队里，每周要改善两次生活，肉包馍、大肉米饭，春节那就更不用说了，从正月十五到大年初二每天都变着法子做好吃的，所以，犯人们在监狱里唯一的期望就是赶紧判刑，因为判了刑就能吃饱饭，社会上再没吃的，但监狱里政府对犯人确实是进到了人道主义。我自打进劳改队，就受到政府的关怀，李队长一开始就安排我做轻活，我是二中队三分队的秀才，政治宣传任务是我的，出工在外，我是个记工员，冬天积土我开电拉坡，劳改三年，我一天重体力活也没有干。我把政治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动员大家都投稿，每周出二期黑板报，因为三分队的宣传工作搞得出色，受到了全中队管教干事的表扬，进劳改队的第二年，我就被选为犯人小组长。

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零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六年，这六年中华民族悲喜交加，一九七六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爱的朱老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相继逝世，中国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和担忧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和我党我军，全国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到一九七八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凡冤假错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眉开眼笑。监狱里也是如此，天天组织学习有关政策，党中央的精神。二中队三分队全是政治犯，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中队管教干事开会动员大家实事求是写申诉。我这个书生算是派上了大用场，难友们都来让我写诉状，忙的不可开交，没办法，领队的李队长干脆就不让我出工，专门按次序为大家写诉状。

历史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诉状通过中队管教转呈有关部门，很快就有了反应，难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宣布平凡出狱。我们三分队共60人，每天都有平凡通知书下来，很快60人的三分队，只剩下了20几人。

李队长笑着对我说：“你只顾给别人做嫁衣，别忘了自己了。”我笑道：“谢谢队长关心，只要大家都平反了，离我出狱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这话很快就实现了。

一九八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早上出工的时候，李队长站在还有十几个人的三分队全体难友面前高兴地宣布，“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章社有同志平反了。”

我们分队全体难友热烈鼓掌，热烈地欢呼（因为每平反一个难友，大家都很振奋），欢呼共产党英明，激动的眼泪都夺眶而出。

　　
　　
　　

　                    

　                     二十三，未举行的追悼会
　　
　　1976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一月八日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那时候我是从监狱广播中听到的这个消息。坦率地说，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十分悲伤，因为，周总理是我内心非常敬佩的国家领袖。
　　
　　
　　
　　都传说北京的周总理追悼会预定在下午三点开始。可是到了三点，广播里并没有任何现场转播的消息，也没有其他的播音，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哀乐、讣告，以及治丧委员会名单。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钟，经过询问打听得到的回答是：周总理追悼会全国实况转播被取消了。
　　
　　这个消息立刻就在国民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各种小道消息也开始盛传，核心都是关于中央人事变动的内容。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的全是国家大事，仿佛个个成了政治观察家。人们变得大胆起来，说什么的都有。许多人仿佛恍然大悟般地明白，原来前一阶段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针对邓小平和周总理。许多人甚至担心，周总理会不会也像刘少奇一样被打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人们充满疑惑的时候，忽然开始暗中流传两首词，都说那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我也兴奋地读过这两首词，还在暗中与别人一起欣赏传抄过。
　　
　　发出这两首词的人的初衷，可能是想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纪念周总理，二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来肯定周总理。可是传抄的结果却起了反作用，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真是毛主席写的，为什么不公开发表呢？为什么周总理的追悼会的实况转播会被取消呢？
　　
　　在远离北京的江南小县城，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我们在议论了一翻之后仍旧要继续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也继续我的每天十几小时的糊纸盒的日子。
　　
　　转眼间到了这年的四月四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但是在我们县城的许多地方，确实发生了悼念周总理的事情。说不清是有人发动还是自发的，在许多公共场所都摆出了纪念周总理的花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县的电影院大堂里面，摆设了纪念周总理的大花圈。
　　
　　谁知第二天形势发展就急转直下，晚上八点的新闻联播节目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四五”反革命事件，有人借追悼周总理为名煽动闹事。在我县也立刻开始排查在清明节举行过追悼周总理活动的人。首先被隔离审查的就是负责在县中心的电影院摆放花圈的人，并被关起来审查是受谁的指示干的。
　　
　　与此同时，我们监狱人犯也被集中起来开会学习，讨论怎样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反革命诗词大行动。
　　
　　
　

                       　二十四，　巨星陨落神州哭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是歌曲《东方红》的唱词，从我们懂事起，全国人民每天都在唱这首歌。在整个文革期间，每天早晨全国的所有电台的前奏乐都是《东方红》，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从太空传来的旋律也是这首歌。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文革中，全国的电台在每天的广播结束时的旋律是《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儿就一定要实现。”
　　
　　现在仔细回味，才发现这两首歌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国际歌》宣传的共产主义是所有公民的平等和当家作主，而《东方红》宣传的是个别人成为所有公民的大救星。“大救星”与“神仙皇帝”只有字面上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尤其是对于政治性问题的独立思考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上小学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上中学时学习英语的第一句话也是“毛主席万岁”可是，1976年9月9日突然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人民顿时陷入了一片悲哀和恐慌之中。
　　
　　整个县城到处都传来哀乐声，大街上，马路上，摆放着一台台电视机。由于当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接到了通知——将电视机放到单位门口，给公众观看关于毛主席逝世悼念活动的报道。广播里也全是相关的报道和连绵不绝的哀乐。大街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如果有谁笑，肯定会受到公众的谴责。
　　
　　所有的单位都停止了一切工作，连我们这些多劳多得，不干活就一分钱工资也没有的手工作坊也停止了工作。大家一起做花圈，听广播，等待着北京追悼会的召开。
　　
　　后来，全县人民被组织起来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其中一项是到县政府设立的灵堂致哀。在县大会堂的舞台上，设立了毛主席纪念堂，台上安放着毛主席遗像，挽联，花圈等，最上面是一条巨大的横幅：“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全县人民排起队，轮流进来向毛主席像鞠躬致哀。
　　
　　县大会堂里面非常昏暗，全场一片肃穆，只有人群缓缓移动前进时发出的小声响。许多人当场流下了眼泪，但克制着不放声哭出来，仿佛怕惊醒了睡着的人一样，不时有个别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当场晕到了，被人急速地抬出现场。任何人走进去，都会忍不住悲从中来。
　　
　　
　　
　　虽然我们远离北京，但在这样的日子里，也都和全国人民一样，关心起国家接班人的问题。几乎在毛主席逝世的同时，报纸上就发表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遗言。可是，我在心里想，这么几个字无论如何不像是国家主席遗言的样子，但是这种想法可不敢与任何人交流。
　　
　　很快报纸上又发表了“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据说那是毛主席身前对接班人华主席说的话。随着这几个字的发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类的表态文章。我们街道上也贴了很多类似的大幅标语。
　　
　　然后是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主席著作第五卷。关于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我没有能够参加，但是参与了毛主席著作第五卷的印刷装订工作。随后还和大家一起多次参与了毛主席著作第五卷的学习。在众人面前朗读毛主席著作第五卷也就成了当时经常做的日常工作之一。
　　
　　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二零零二年一月，我才有机会去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一代伟人毛主席的遗容。不管后人将怎样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在我的心里，他永远是伟大的。
　　                     二十五，  欢庆粉碎四人帮

　　
　　正当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时候，突然从北京传来了“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惊人消息。
　　
　　关于“四人帮”的说法，是直到中央宣布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这些远离京城的小市民才第一次听说。从后来披露的消息介绍，“四人帮”这个词居然属于毛主席的原创。不过对这四个人却是早就知道了。王洪文是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是当时中央最年轻的领导人。关于王洪文，没有听到有什么关于他的不好的传闻，人们在谈论到他时，基本上是羡慕他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居然能当上了国家副主席，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却一直没有能在中央掌握实权。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我的印象中都是靠写文章发迹的，文革中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这两个人写的。记得我曾经疑惑不解地问过当中学语文老师的父亲：
　　
　　“我看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有些文章也不是很好呀，比如说，许多其他的作家的文章都比他俩好。而且也没有听说他们除了写批判文章之外写过什么出名的文学作品，怎么他们两人能够靠写文章当上大官呢？”
　　
　　“你真是天真，真以为他们两人是靠写文章当官的吗？中国文章写得比他们好的人多了是啦。但是文章好有什么用？要中央有人说你好，你的文章才好。”
　　
　　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在文革中是文化棋手，八个样板戏的缔造者。至于她在文革中还干了什么其他的坏事，在她没有被逮捕以前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不管我们这些远离京城的普通老百姓知道不知道，反正四人帮被粉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全国人民还是像获得了解放一样载歌载舞。我所在的县城立刻在县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庆“十月的胜利”，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那是党的九大召开之后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庆祝大会，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每个人脸上都是兴奋的笑脸，仿佛在巨大灾难之后庆祝获得新生一样。我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庆祝“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出现公开发泄对四人帮仇恨情绪的现象，更多的是一种对四人帮的丑化和嘲笑。比如许多单位在全城大巡游的队伍中，都是将四人帮当成小丑来丑化，有的是做的假人四人帮，有的是真人化妆成四人帮，一路做出各种丑态来引人发笑。
　　
　　当这些形形色色的“四人帮”从观看游行的人们面前走过时，常常会引起阵阵开心的笑声。这种笑声也许是十年文革中被压抑的人们从心里爆发出来的，所以格外地响亮、痛快，仿佛从此以后各种不幸和灾难都将离我们而去。又仿佛文革中一切不快乐、不幸福、不合理、不公正、一切的担心害怕等等都找到了原因，原来都是四人帮在搞鬼！而现在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所以一切都将变得好起来。
　　
　　对于被突然打倒的人，我也并没有多大的仇恨。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所以对有人被突然打倒，诸如今天的国家领导人明天突然成为了阶下囚之类的事情，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或不可接受。尽管心里也悄悄地疑惑过：毕竟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啊！可是一听到有文件传达，说江青的历史如何有问题，文革中又是干了多少的坏事，再加上相声等文艺节目如何讽刺嘲笑江青，便觉得她确实不是一个好人。
　　
　　由于中央宣布文革结束了，而且把四人帮定为反革命集团，所以人们开始大胆批评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不过我注意到，当时人们不管怎样公开和私下批评，都没有说毛主席有什么不对，都是说“毛主席没有错，错的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毛主席。

　                     　二十六，功过是非后人评
　　
　　轰轰烈烈震惊世界的十年动乱结束了。极左路线是我们这个国家一大批革命老前辈受到迫害，并泱及全国各民族。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看文革的蹉跎岁月，我们会清楚的得出公正的结论。那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浩劫。在日益强大的中华民族面前我们不希望再看到内战，中华民族将以包容、创新、团结合作的姿态展开广阔博大胸怀容纳世界，一个富强伟大的中华民族将魏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