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我妈这边亲戚的情况，他们一共姊妹六人，舅舅是老疙瘩子，所以比较受宠爱，我妈他们几个姐姐也比较娇惯。当然这和我没关系，所以我也懒得理会这些事。

再介绍一下我家情况，我家是种地的农民，家里仅靠几十亩地的微薄收入度日。以前种地苦不说，收入不高还要交纳种种税费，所以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连吃一顿肉都是奢望。而我的那几个姨都在单位工作上班，有固定工资收入，所以比我家情况要好很多，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家里的情况才有改善。

这一情况在二千零几年的时候改变了，国家农业政策调整，不但不交费了，国家还给补贴钱，耕地一下子变得值钱了。

关于我家的耕地，我还需要再作一个说明。在上世纪八几年的时候，生产大队按户口上的人头分田包产到户。那时候我父亲因为是从外地来的，没有户口，也就没有分到土地，只有我妈和我哥分到了，而那时候我还没出生。而我姥爷又不爱种地，就把分给他的土地全给我家耕种了。那时候，我父亲除向国家交纳相应的税费外，每年也会给我姥爷一笔“地租费”。在一九九八年耕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合同签订后，我爸已取得当地户口，这些耕地全变成了我父亲名下的承包耕地，我父亲还是每年给姥爷“地租费”。这些情况我都是知道的，也没有阻拦，因为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地租费，父亲他每年孝敬姥爷点钱也是应该的，至于姥爷这笔钱是怎么花的，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也没有打听过，随他自己心意高兴就好了。

后来国家不收地费，反给地补，父亲也在地租费基础上又另外加了一些地补钱给姥爷，我家也没有人反对。

姥爷去逝后，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就把这钱给舅舅了。当然这事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以为姥爷去逝了，父亲不必再孝敬给他钱了，直到一天这件事被我二姨给捅破了。

那天我正和父母在山上种地，上山挖野菜的二姨看见我妈就问地补钱给舅舅没？我当时问道给舅舅什么地补贴?我母亲紧张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而父亲离我们比较远，还不知道我们这里发生的情况。二姨就说种姥爷地的地补贴。

我问道：“这是我们向国家承包的耕地，什么时候成了我姥爷的了？”

二姨说道：“你爸原来年年给你姥爷钱，怎么不是你姥爷的地？”

我冷笑道：“即使是我姥爷的地，那跟我老舅又有什么关系？”

二姨道：“你姥爷的地，不就是你老舅的地吗？”

她的逻辑我也是醉了，道：“他有地租证（耕地承包合同）吗？他跟我家签过租地合同吗？我家跟国家签的合同承包的土地什么时候变成他的了？”

二姨说不出道理来，却口口声声硬说地是老舅的。我也再懒得跟他费话，直接道：“你要认为地是他的，地补贴应该给他，上法院告我们好了，走法律程序吧。”当时把二姨堵攮的气呼呼的走了。

后来父亲知道这件事，虽然也很生气，但他生气的观点却是这笔钱应该由老舅亲自来要，而不是二姨来要，要是二姨来要就给他了，算是怎么一回事？而我的观点则是根本就不应该给他，因为耕地跟老舅丝毫关系也没有，为什么要给老舅地租费和地补贴款?

于是几个姨开始轮番登场，无非是又翻出地是八几年时分地分给姥爷的，姥爷死了就应该给老舅之类的话，我驳斥道:”都什么年代了，不要拿封建社会的那一套老传统了，凭什么姥爷死了地就该归老舅？难道女儿就没有继承权吗？更何况这还不是姥爷的遗产，还提八几年分地的历史，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你最好查出来是谁开的荒、破的垄，谁开垦的这块地！这一切都是历史了，现在我们签的是三十年不变的承包合同，是和国家签的，已经早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了。”他们一个个都被我顶撞了出去。

最后搬出了我老姨，她是村委会书记，说话比较有份量.但我没想到，为了这件事，她竟然也开始无耻了起来。她跟我说，当时签三十年不变的合同时，并不是我父亲亲自签的字，所以到法庭上也不会有效力。对这个情况我是了解的，当时村委会和乡政府为了迎接完成上级的检查，所有的承包合同村民签字都是由他们代签的。

我冷笑一声道：“不是我父亲签的，那是谁签的字啊？是你们村委会还是乡政府？如果法院追究起伪证罪的话，应该判谁的责任呢？”一席话把她说的恢溜溜的走了。

但我妈还不依不肯，非要把钱给老舅不可，还要说老舅家困难，就当是救济了。我说救济可以，但也只能当救济款给，而不能当地租、地补的名义给。就说看你生活困难，条件不好，所以才给你钱花。我妈道，那你老舅还好意思拿吗？我则不客气道：“当了婊子还想立贞洁牌坊？”母亲便威胁道，如果上法庭，她就给老舅作证。我对她坑自己家补贴别人的做法也是无语了，便道：“如果你认为你老弟会给你养老，你就去作证好了。”母亲听我这话，就再也不敢提这件事了。

但我其实知道，父亲后来还是每年偷偷给舅舅一笔钱，只是瞒着我。我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装不知道了，但是要通过这件事要让他们知道，给钱是人情，不给是本分，没谁该他欠他的。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