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应时开 文化琼芳赏
——写在《杜鹃花》第六十期刊发之时
转眼间,《杜鹃花》诞生已四十三个年头,截至2018年秋刊整整出刊已六十期。
《杜鹃花》的成长如同一个人的生长,从蹒跚学步的幼童、到学如饥渴的少年、到青春磨砺的青年,而今已步入了成就初展的壮年。它历经了雨露滋润和阳光普洒,也经历了雨雪风霜、严寒凝冻的考验。
1984年贵州省地矿局创办的内部主流文学期刊《杜鹃花》,以李绍珊、袁浪、张子原、拓石等文学前辈以及王林、李裴、周万强、陈跃康、彭德全、管利明等年轻文人组成的编辑团队,开始了贵州地矿文学艺术的起点探索,局属各单位的文学艺术爱好者如鱼得水、开始有了耕耘之墒。历任主编呕心沥血、精心浇灌着贵州地质文学这块园地;无数位园丁勤奋耕耘、笔耕不辍,动脑子、爬格子、流汗渍,执着不已;成就了贵州地矿文化这块万紫千红的贵州地质文学的园地。
最初与《杜鹃花》相识,还是在一一二地质队从事财务工作的时候,那时兼任着大队机关团支部书记,也正是青年们手提录音机、腿裹喇叭裤、脚蹬白边鞋、高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年代。拨乱反正已经初见成效,尽管被禁锢书籍和电影、戏剧已在逐步地解禁释放出来,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尚处于极度匮乏的时期,各家各户尚未有多余的资金购买添置当属紧俏物资之列的黑白电视机,歌词中有“国人渐已醒”唱段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已作为宣传的意识导向。许国璋英语广播讲座已经开播,全国广大青年们埋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读书、拼搏的热情,愈加高涨。
那年的春天,地矿局政治部与团委联合创办的《杜鹃花》内刊杂志应时而生,李绍珊部长为主编、欧阳黔森、李裴等首批青年人组成的编委大名赫然印在杂志的扉页之上。尽管那时还是铅字排版印刷、尽管很多插图题花尾花均是通过手工白描刻画后交付刊印、尽管那时的纸张粗糙不精、白度欠佳,但闻着较如今更为浓厚的油墨香气,似乎更显得有体感和味觉上的亲切了。
很多作者尚处于初涉、试笔阶段,那时的版面便显得“豆腐块”状态十足,其中以现代诗歌、小小说以及短散文、杂文、短评之类文章见多;大篇幅的文章就显得弥足珍贵和稀缺啦,诸如有韵诗、古词以及大篇幅的小说、长组诗、散文、书评、文评以及文学理论研讨文章鲜为载入,更是缺少了兼容摄影、书画、篆刻之类的文化作品的插页囊括涵盖。
由于分发至局属各基层单位的册数较少,只能首先满足队团委、大队图书室及队属各野外分队一地一册的需求,于是便形成了爱好者排队候车、传递阅读式的景状,饥望渴求之心,不可言表。轮流至我的手中时,已是面目全非,洁白的书页字里行间,被欣赏佳句者多处圈圈划划,甚至在陌生的字词上标注了拼音、释义。爱书者若想自己逐年、逐期收集成为全套珍藏,难上加难、无法实现。
1987年地矿局邀请省著名作家叶辛、顾汶光、王蔚桦、何光渝、张幼琪等前往黔西南金矿区实地采风、采访近半个月,他们的一系列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分别在省报、局内刊《杜鹃花》上的发表。自己作为一个地质队员的子女和名副其实的勘探队员,也十分想试水写一篇反映贵州第一锭黄金在一一二队冶炼成功的演散文讲稿。
那时写稿子,没有电脑。一支笔、一叠信笺纸,台灯下面蚊虫咬,汗流浃背找灵感,这就是那时的文学爱好者的爬格子文青之苦乐。
高中时对碧野老师的《天山景物记》、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文学大师文章的崇敬,以及初、高中阶段因持有一张邯郸钢铁厂图书馆的《借书证》的得天独厚便利条件,通过阅读《金光大道》、《艳阳天》、《敌后武工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中外名著后,对文学及写作开始有了初认识并且开始摘抄上的美言佳句作为积累。
经过几个晚上的苦熬,终于完成了近两千字的散文演讲稿《心中的丰碑》,并在《杜鹃花》上得以刊登。这是《杜鹃花》杂志对我的影响和启发,也是继在《中国地质报》发表《汉俳•四季》处女作之后的第二篇刊印的短文,而后又在《贵州地矿》报发表了《送你•悼三毛》(作品名集)的小散文。稿费微乎,然而对于一个爱好文学的人的启蒙和先开,起到了作为一人一生的必然有利的导向和人生乐趣的开始。
关注着《杜鹃花》、钟爱着《杜鹃花》,期期捧手赏读、篇篇戴镜细品。碍于自己的专业是财务工作,大部分时间弓背低首地沉浸在数字的海洋里、在噼啪噼啪的算珠中度过,看书作文的时间也就少得十分可怜了。
尽管如此,书是要读的,文是要写的,但想要读透写精便没有了理由。
《杜鹃花》以及当时的部刊《山野文学》始终伴着自己的业余闲暇,因为那是咱们自己行业的刊物,看身边人、写身边事、作身边文,欲识庐山真面目,只有身在此山中。
看着看着,原来的编者、作者突兀地变为大家、名人,欧阳黔森、袁浪、冉正万等老师成为名流中的砥柱;读着读着,原已入爬格之列的写者,渐渐地销声匿迹,黔野、泸生、小英子等兄弟姐妹淡出了读者的视线。品着味着,一晃就是三十余年,三代同堂的《杜鹃花》园地,一代一代地传承开来,作为亲历旁睹的我,心中的激动均在不言中。
成名望者不休止,后赶至者推前浪,这就是《杜鹃花》精神所在。人休文不休,精神永留久,拓石老师生命虽已止矣,文化精神后人继续承传。
作为爱好文学的我,如今年岁虽几近花甲,然廉颇老矣,亦尚能饭,目睹贵州地矿文化的繁荣盛况,积极操起键盘,以当江河汪洋滴水之效、可起喜马拉雅微沙之能,虽不为巨,然从一而起,不违文心。
近些年来,受《杜鹃花》近任老师的助拔,加之于自己终于有时间可以做作文、爬爬格以及始终未曾消失的文学兴趣爱好的驱使,试着练笔,已在《杜鹃花》中刊发各类文稿近十篇,得益于有机会请教大家、老师,何乐而不为?得益于手不懒、人稍勤,一旦有空即变心声为电子版本、为博客,而后积极投稿以成铅字,积一而成多,留于后人阅,权当是一种爱好与学习、责任和义务的结合。
常言:书到用时方恨少,读书不仅要识人生,更重要的是做文章。在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第二届《书香之家》荣誉的同时,若是只读书不作文,书中吸收的营养只顾丰富自己,而不去召唤、发声,便显得十分的自私和低效无功、事与愿违了,只有读进去、写出去、说开来,继承而后光大,愈发显得尤为重要。
回顾热爱《杜鹃花》的过往,不由地想起老父亲:“家有万两金,不抵一典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人过留音、雁过留鸣”等有关由读书至写文到做人的警句教导。
父亲原本是一名毕业于北京地校的地质物探工作者,为支援大西南三线建设,从福建“转战”至贵州,直至退休。一次放射源意外遗失的事故,身体受到严重的辐射伤害,因而转行从事党政务、宣教工作。
退休前曾与《杜鹃花》第一任主编李绍珊先生局队上下共事十多年,成为了《杜鹃花》创刊、发展阶段的亲眼目睹人。退休后不忘继续笔耕,陆续在《杜鹃花》刊物上发表回忆录、散文等文字作品十余篇,间夹着投稿刊发书法、绘画、摄影等作品。
父亲曾说:老一辈的阅历就是历史的财富,不及时地把这些素材挖掘整理出来、让其变为白纸黑字,无论对己、对家庭、对单位、对社会都将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种顾虑便可从父亲投发的作品中看出,老人家也是这样一如既往地坚持做到的。尽管双眼老年性白内障较为严重,尽管身负长期职业病的苦痛侵扰,始终如一地在《杜鹃花》投发作品、在安顺西秀区文联的《西秀诗词》投稿、积极参与全国各类征文、书画活动,成为了他的每一堂课必须完成的作业和一种自我逍遥的乐趣。
受父亲的感召,面对当下载体如云、修剪自如。我便利用业余时间协助父亲,录入编辑了他的部分作品投载于《贵州地调》、《贵州地矿》等网页微号媒介中,并将老人家所有作品整理贴入我的新浪博客的《父亲作品》分栏里,以作为文化的继承和家庭文化遗产的保留。目前,仍尚有大量诗词作品散落于《西秀诗词》等刊,待归集后及时录入归档。
《中国荒原诗人》主编阿贵先生有诗云:父亲,你是一座峰峦,更是一座伟岸的主峰,耸立在我的心中,我深深铭记。
地质儿女一代一代的文化承传,不同于别的行业。它工作艰苦孤独便有了苦中寻乐的必然;它奔波于大山沟壑之间便有了领略风光的独到;它入微渗浸在民间便有了民俗风情的搜捡;赏风物倜傥不羁,看岩矿斑斓绚丽,尝山泉清澈凛冽,任风雨吹头湿衫。
正是有了这些特质,造就了地质队员的文思泉涌的灵感,成就了《杜鹃花》的灿烂。
《杜鹃花》开放在山野,灿烂多彩;《杜鹃花》人顽强耕耘,乐可御苦。
有《杜鹃花》这一灿若彩霞的文化园地、有无数位大家名人率先垂范、有三十余年耕耘编纂的基础,有六十期的文化文学积淀,有老中青几代人的促膝交流之利好,提笔写,把所学所读变为文字,得于老师指教、利于铅字成行,逐步磨练,不图成就大器,但求无愧初心。
《杜鹃花》,已绽放在贵州的山野田间,
《杜鹃花》,已步入了贵州的文学殿堂。
你是那应时而开的文化奇葩,
你是那赏之芬芳的文学艺苑,
美艳如锦,永不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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