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广厦千万间

  18平方的一间屋子，两张办公桌三把椅子，靠窗处摆一个木架，上面放了脸盆、毛巾和一片肥皂，这便是一个地质队子弟学校校长和书记的办公室。

  1982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南地矿局地调一队子弟学校。因为单位宿舍不够用，就把两个新教师安排进校长办公室。于是从队上领到四个简易条凳，两块三尺宽的床板，我俩在屋子两角一支，两纸箱书和杂物往床板下一塞，就安家了。这样我俩白天上课，领导办公；晚上领导回家，我俩寝办合一，改作业并且住宿。那一年我26岁，黑瘦老相，偶尔有些生人，常把我当做年轻的领导毕恭毕敬，弄得我尴尬莫名。

  参加工作两年，要告别单身生涯，没法再与领导“合署办公”了，学校便把一个教室隔为三间，分出16平方给作为我的新房。我和妻子欢天喜地，载歌载舞，金窝银窝俺不稀罕，有个自己的小窝真的就心满意足了。然而好景不长，婚后一载，女儿急不可耐地来到世界，屋子开始显得狭窄，开始有了哭闹、有了唇枪舌战、有了万国旗飘扬、有了锅碗瓢盆交响曲、有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鸡零狗碎……

  忙忙碌碌的日子，不知不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谢天谢地，已中级职称三年的我，在地质队终于有了住楼资格。乔迁新居，一室一厅，三口之家，总算搬进一个13.5平方的旧楼：一套老家具、一张大床、一个书柜和沙发，无论怎样优化组合，还是霸占了蜗居面积的五分之四。那时女儿五岁半，睡觉按分配不准超床宽45公分，但一入梦，她就开始侵略我和妻子的地盘。冬天好凑乎，三人唇齿相依共御寒冷，倒也团结友爱和平共处。夏天则不然，一对半火炉身，谁也怕挨谁。妻身体不好，不敢打地铺，那么一家之长的我就得与床忍痛割爱。我患风湿性肩周炎，睡水泥地背疼，只好委屈了七尺之躯，每日练虾功蜷缩在沙发上过夜。妻心难受，就牢骚满腹，我倒能豁达处世：“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蜗居虽小，有仙则灵。一可修身养性，专治急脚风症；二利感情融洽，比如夫妇白天干架，晚间照睡一床，如屋多了各自为政，天长日久岂不生分？”妻闻言撇嘴，笑我是苦中作乐的阿Q。

  苦中作乐也好，精神胜利也罢，反正比先前好多了。想当年我刚到学校报到时，宿舍与领导办公室联姻，白天八小时之内不便回屋，如遇夜里领导加班，还得乖乖地外面呆着哪！然而光阴似箭，蜗居狭小的矛盾日益突出。先是女儿上学，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继家里陆续添置的饭桌、洗衣机和冰箱，又无疑形成一群吞食地盘的饕餮。按理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照顾调个大点的房子。可单位是知识分子密集型的地质队，老百姓说工程师一毛钱买十一个，一分不值呀！虽说这一套小楼房住得窝窝憋憋，却不必怕刮风下雨跑职工食堂打饭，不必怕挂外的衣服被拾破烂的顺手牵羊，不必一日三餐等在公用水龙头下排队洗刷，不必临解手前10分钟就急匆匆奔公共厕所……总之，这一切“不必”时时勉励着我，知足者常乐！  

  星移斗转，风卷云舒。1994年，我终于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楼房。四年后国家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我在洛阳交了5万多元，买下了原单位一套70平方的两室一厅。2009年我工作调动到省局，就一直攒钱在郑州买房。攒到2013年，终于交齐60万购房款，接着又花去20万装修和买家具费，于退休前两年的2014年底，搬进了这套安装有电梯的高层住宅楼。整套房143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是我以前连做梦都没敢想到的。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出身农村，1978年考学时还是住在乡下的土窑。参加工作后，我先在学校“寝办合一”住集体宿舍；继之住单位分房，从平房到楼房，从一间到一套，从一室一厅到两室一厅；再从住公房到自己凭工资买房，从两室一厅到三室两厅，一辈子吃苦了，奋斗了，也收获了，自豪了！眼下的人，一说起那些贪官污吏、大款土豪和戏子明星们，便是存款多少多少亿，别墅多少多少套，可我总是淡然一笑，安然处之。——因为在中国，似我这等渴望独善其身、还想兼济天下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总还深深扎根着唐代杜老夫子《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那句千古绝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呜呼……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