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完《记住乡愁》第三季《娘子关镇》后，听到片尾曲关于儿时“过家家”的描述：野菊花，黄泥巴，草堆围成一个家，前院妹妹后街娃，难忘儿时过家家。红公鸡，绿青蛙，日出唱到夕阳下，一场大雨哗啦啦，童年岁月走远了。天再高，地再大，月儿圆了就想家，常在梦里回故乡，村口站着小二丫。山一重，水一洼，那里住着爹和娘，春草绿，发新芽，岁岁年年都开花。我不禁潸然落泪，那样的亲切，那样洞开我的记忆，那样让我记住乡愁，遂把我的记忆勾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儿时黄土高原峨嵋岭上的一个小村庄。

可以这样说，过家家是我小时候最经典的游戏。我私下认为，它在我们那里乡土化的过程中丰富了内容、增加了浓郁的色彩。

“过家家”首先是一个多人游戏，至少两个人，也就是一个家庭的最初组成，一对夫妻，孩子可以用布娃娃来代替。如果是三个人，一个人就可以出演孩子了。如果五个人，可以增加一个辈分爷爷和奶奶，当然也需要他们的岁数稍大几岁。如果人数再多，别的人也只能充当孩子，也只能“委屈”他们的自尊心。没有外公和外婆，没有舅舅和妗子，浓缩就在一个院子里的亲情，蔓延也没有伯叔和婶子。一般“过家家”是没有超过三辈的“家庭”，这在我们小时候是习以为常的家庭组合。

组织“过家家”游戏的一般是岁数稍大点同一条巷子里的孩子，年级小的没有“号召力”，当然也就没有能力说服大家来“过家家”。他们一呼应，我们马首是瞻唯唯诺诺，即使好迷瞪着眼，也会靸着鞋出院门，闻着他或她的声音而感到约定的地方。我没有这样号召力，因为我本不爱说话，也不太喜欢这样的游戏，只是为避免被人孤立，我还是尽量响应他们的号召。也或者在滚铁环、抽陀螺、打纸包、玩洋火枪、弹杏核等玩腻了以后，参加这种集体游戏来丰富我们的娱乐。即使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别的比我大的孩子自愿退出，我也无心成为“孩子王”。只是学习上的优异，还是给我迎来烂漫的春天。“过家家”是不分季节的，不过冬季还是少有人组织这样的游戏，因为我们被厚厚的棉布衣裹挟着，确实无法履行剧情中的角色，尤其年长一些扮演我们父母的那些大哥哥和大姐姐，“父亲”无法展示自己劳作的场景，“母亲”无法展现自己的勤劳和善良。另一方面，狭小的温暖空间制约了我们演员的发挥。当然，在冬日暖暖的中午，也还是能让我们倾情上演。

“过家家”的地方一般选择在大巷中那根沿墙根摆放的老榆木附近，或着一间废弃的老砖窑中，还可能在一家大人不在家的人家。当然最多的还是老榆木旁边，因为那里一般不受大人的吆喝赶撵，又在他们经过的地方或是目光所及的地方。况且老榆树上或旁边还经常坐着几位失去劳动力的老人，他们对我们的游戏熟视无睹，我们也就旁若无人地玩。偶尔有老人用拐杖敲着老榆木的树干，近似教育地说：娃呀，小声点。虽然扫了我们的一部分情趣，但还是知趣地蹑手蹑脚地进行我们演出。因为他们不是这位小孩的爷爷就是那个孩子长辈，黄土高原上的孩童无疑是最注重孝顺老人的。“过家家”的游戏不仅是我们对未来家庭构建的设想，和我们将来生活情节的演示，更是对中国传统孝顺老人的教育。

家是陪伴我们每一个人遮风挡雨生活的地方，家是我们最先接触最先认知外面生活的地方。“过家家”就是幼小的我们对家的生活的理解和感受。

通常“军娃”和“民娃”是我们“过家家”的组织者，“霞娃”、“小草”、薛昌和我等同一个巷子里的小朋友是参与者。一般“军娃”是父亲的扮演者，母亲的扮演者是“霞娃”或“小草”。高大是“军娃”最大优势，没有别的小孩和他争抢，抬头望他已经是我们有了一定的自卑。“霞娃”最大的优点是漂亮，所有大多数时间统治母亲或是新娘的角色。我们只能搬砖块垒锅灶，最后当“孩子”的料。锅灶就垒在老榆木的旁边，因为老榆木可以当“炕”或“饭桌”。“过家家”首先从“做饭”开始，一块碎瓷片可以当锅也可以当碗，更可以当舀水的瓢舀饭的勺。有次还真的生了火，取来纸屑和干柴，就是差点点燃了老榆木，肯定会受到大人的指责。青菜用野草来代替，墙根随手会扯来一把。切菜刀用铁片代替，煞是介事地切，在放在垒的锅灶上的碎瓷片上一“炒”，出来就是一道菜。泥巴（有时用尿和黄土）在碎瓷片上装腔作势“蒸”一下，馍也成型了。把“菜”分盛到每个人碗里，“馍”随便向嘴里比划下，算是完成了“吃饭”的程序。随即把所有的东西扔到了墙角。这期间，盛饭菜必须是“父母”，“吃饭”的是我们这些“孩子”。

“过家家”还有“喂饭”“喂奶”“照顾病人”“打针”等情节。“喂饭”“喂奶”当然是“父母”喂给“孩子”，此时的“军娃”就是“一家之主”，就是说一不二的“父亲”。“霞娃”就是操苦辛劳的“母亲”，给“孩子”喂一口“饭”或“奶”，赞扬一句“乖娃娃”。“照顾病人”就是给“孩子”喂“药”，“父母”硬是把随手拣来的小石块往我们这些“孩子”的口中塞，他们嘴里还嘟囔着：这药苦，慢慢吃。能吃的下吗？真是糟践我们这些“孩子”，可此刻别人是“父母”我们是“孩子”啊！“打针”更是“惨无人道”，从场里捡来的未被压扁的麦秸，撩开衣袖就扎，经常痛得我们鬼哭狼嚎，惹来大人们看热闹。“父母”的豪爽了，“孩子”们却悲惨了。此刻作为“孩子”的我们，心是酸酸的，希望有一天也成为“父亲”或“母亲”，这也许就是我们出生后第一个理想。

“过家家”把峨嵋岭上黄土人家的生活琐事都活灵活现并童真地演了一遍，是一出“年少版”的家庭生活。“过家家”的精华之处就是娶媳妇。“新郎”和“新娘”当然还是“军娃”和“霞娃”，巷子里“过家家”的主角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他们，而我们别的小孩永远是配角。还好配角之间有转换，从“孩子”转为“轿夫”或“唢呐手”也或者是“看客”。簇拥着一对“新人”，让他们风风光光从“她”家回到“他”家，“抬轿”累得我们满头大汗，却让“军娃”笑逐颜开。“伊里哇啦”的“唢呐声”让欢乐达到了高潮。最后在大榆木前拜堂成亲，“执事”胡乱说了些话，就直接开始“入洞房”，此刻大榆木又变成了我们家里的“炕”，有模有样地帮他们完成人生的一大仪式，虽然是游戏，但也是相当庄严的。“军娃”和“霞娃”是高兴惨了，我们却是赔钱赚吆喝，自己为他人做嫁衣。我们小时乡村的思想观念还是相当保守的，“牵手”还可以，“亲嘴”就束之高阁了。我们羡慕故事的主角，但自己永远只是配角。“牵手”我们那时小孩羡慕的不得了，似乎他们以后就是一个家庭了。长大了我渐渐理解到，其实我们真是这个游戏的配角，比我大一点的“军娃”从小学开始一直追求“霞娃”，估计在我们“过家家”之前就确定了目标。只是后来“军娃”并没有追到漂亮的“霞娃”，去了邻村的一个黄姓姑娘到家里，而“霞娃”远嫁到外县的一个村子里。而我，心里也喜欢那个美丽的“霞娃”，只是自己不能成为那个游戏的主角，没有表达自己的机会。后来我一直在追求外面的生活，从家里的小村庄到相邻的大村，再到镇上，到县里，最后漂泊在异乡的土地。那个一直未能成为我的“新娘”的“霞娃”只能变成我梦中的玛吉阿米。

几年前的同学会，我们又坐在了一起。大家不经意间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当然几个记性好的说起那时的“过家家”，所有的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军娃”头发稀疏的几乎我们马上可以数清，而我暗恋的“霞娃”已经变身为奶奶辈的“头上花花”，我不知他们还记起“土墙篱笆”。“霞娃”当然也没有当年我们稀罕的端庄贤惠漂亮了。说着，笑着，有人在席间流了泪，感染到别的人，大家几乎抱成一团，为岁月的流逝时光的消逝而伤感。渴望回到“野菊花，黄泥巴，草堆围成一个家，前院妹妹后街娃，难忘儿时过家家”，难忘我们成为一家人的美好时刻。那一幕，那一时，在脑海中连续播放，眼泪不知不觉挂满眼角。

又想想如今的孩子，恐怕早已远离了游戏“过家家”，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都少了。即使有，也怕只有在幼儿园的时候了。远离了黄土地的城市水泥隔断了童年的欢娱和温情。从孩子时模糊的认识开始，人人都想拥有一个家，家是港湾，家是温暖，家是幸福的源泉，“过家家”是让我们最早有了这种感受。

2018年3月29日夜写于成都家中

2018年3月30日夜修改

2018年4月4日夜再修改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