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在中文的语境内往往寓意至高至伟的强大与丰足之义，先民时期已渐渐演化为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如“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等。实际上“鼎”在最初只是一种用来蒸煮食物的炊具，是“锅”的前源。上古时期部落内众人共生，固定的家的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又因为农业社会还没有成熟，因此往往是居无定所时常迁徙。所以不宜建造固定的锅灶，而只能将蒸煮器用三足四足的形式固定，器下生火，用于烹食。这些蒸煮器最初只是石制或粗陶，后期随着金属冶炼之术的发展，“鼎”器才渐渐出现雏形。民以食为天，自古皆然。“鼎”器先是一种陶制的食器炊具，后期由于社会的发展，材料的稀缺，青铜工艺的复杂，动用人力的浩繁，阶级，部落和国家的形成而成为一种礼器——国之重器。古时，一国之事在于戎与祀。而戎与祀最根本的目的则在于更好更多的饮食。鼎升华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后，在这三件大事中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礼器。权力者在各种仪式上分享肉食寓意宰割山河，共享富贵。或者祭祀天地先祖用于牺牲祈求福祉，还有战前动员战后庆功的喝酒食肉。先民需要有一种宏大的食器，用于凝聚部族意志和宣示一种无以伦比的富足和强大，而这种强大和部族的象征，在中国先民那里就是一口巨大的用于烹煮肉食的铜鼎。

中国古代政权更迭的合法性在于授“天命”，而这种天命则是在于是否拥有和掌控了上代政权的象征物——鼎或者传国玉玺。相较之下，西方国家则关注的是王冠和权杖。比较一下中西方政权象征的器物就会发现:西方的王冠是戴在头上的，位居身体最上方，与它相连的是一种智慧或者说是思想。基督教记载所罗门王夜梦上帝，主耶和华在权力，智慧，财富中选择什么？所罗门选择了智慧，因为有了智慧，自会拥有一切。不管圣经中记载的古老传说真伪与否，但它至少折射了西方社会对思想对智慧的一种核心信仰。与之的还有握在王者手里的权杖，大权在握。这一点寓意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执行力。但我们的古人最早关注的则是食肉的巨器，吃饭吃好饭分割肥腴的权力。《史记》记载大禹之水有功，得禅让王位。后分天下为九州，乃命各州进贡铜物，铸九鼎各代一州，九鼎制镇九州。夏桀失德，祸害百姓。汤武起兵伐夏，应天命而代之。获夏之九鼎，代行天命。商至纣王，残暴不恤民命，周武伐之，重获九鼎列立于周室名堂，以威重策令天下。有记载周武王得位之初，曾与众诸侯赏九鼎于名堂。至东周疲弱，天下共主失位。乃诸侯争霸，由春秋至战国。这期间欲窥周室者，秦，楚，齐等国主都有据鼎之意。《战国策》记载秦师迫周，欲得九鼎，从而王命天下。周公大骇，又无力胜秦，乃有颜率使齐。以九鼎赠齐的条件，说齐王出师发秦。齐五霸之首，居大国位已久，周室黯弱，也有觊觎宝鼎之心。因而兴兵襄王，欲得九鼎，以取得天下共主的合法性和象征意义。秦师退却后，齐主索九鼎。颜率凭三寸不烂之舌，硬硬口生莲花。分析各种利害关系，最终使齐主打消了这个念头。另一位五霸之一楚庄王比较含蓄，借平乱之机，雄兵列于周野，威迫周室。楚庄王不怀好意旁敲侧击周室前来犒赏三军的大臣王叔满，关于九鼎的制式和重量，史称“问鼎中原”。不臣之心昭然若揭。王叔满精明果敢，很威严堂正地说:“周室虽微，然未失其德，天命仍在，诸侯莫问。”很严肃有很机智地拒绝了这种不臣之心。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于“鼎”这种重器共主与诸侯以及各级官僚是有严格制式区别的。实际上自商代，国家就有关于这种重利之器的制式和份量的严格律令。各个阶层之间是不允许僭越的，否则就是有不臣不法之心了。还有就是可以看出在东周后期到诸侯争霸这一段历史时间内，这九鼎已经很少有人能看到了，各国名义上每年都要朝见进贡周天子，但谁也没有机会看到过这九件重器。这实际上很蹊跷，因为按照常理，各国诸侯或使臣于一年中重要的法定的时节朝晋天子，国家一般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纪念先祖祈福迎圣。这种重大的祭祀应该正是周王室展现天命所归的最好时机，九鼎之重就不应该缺席。但位重于楚庄王者以及他上面的几代或其它诸侯应该都没有看到过这九只宝鼎。否则公元前841年是中国有纪年的开始，如何各国史册中都没有关于它的描述和记载呢？既然列于名堂，召之于天下，为何天下人久久不得见呢？这一点很令人怀疑。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武王天生神力，秉性威武，平时喜欢与大力士举鼎较劲，一心想有生之年能游于洛邑(东周王室所在)。一日终于得见九鼎，看到象征秦地的“雍”鼎，起了不臣之心，想要动动。周室守鼎臣答道:“自大禹分制九鼎，重有千钧，人莫能动”。秦武王自持力大，非要试试，结果使尽全身力气抬离地面半尺。却不想动得起，放不稳，一下子砸断了脚骨，流血过多元气丧尽，当天晚上就死了。这件事有历史记载，应该属实。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这九件重器却无由的在历史上消失了。传说是在古徐州泗水一带沉入河底了。这一点很让人怀疑，国之重器是不应该轻易挪动的。秦立都咸阳，泗水远在东方，这九只宝鼎有什么样的理由跑这么远又走水路呢？这非常不合常理。莫非秦始皇东巡的时候想借此向天下人展现自己的天命吗？也不太可能。因为这物件太大太沉重了，一路运送和保卫工作太耗费人力物力了。况且秦得六国，天下人诅咒之久矣。秦法曾有这样的律令:“偶语者，弃于市”。就是在街上不能随便说话，勿谈国事，不能妄议，因此连老百姓街上碰面随便拉呱说话的权力也不允许了。为防范六国旧人的谋反之心，秦始皇甚至把天下的铁器都统一收缴，铸成十二金人以镇天下人之心。这样的心态和性格的人，他断不会把象征一国威权的九只重鼎到处得瑟了。也可能这九只重鼎的迷失是他爹和爷爷的事，但至今也没找到有说服力的根据。所以秦始皇后来下令将传世重宝——和氏璧琢成玉玺，上刻“授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从此中国王朝的更迭就以这尊宝玺为合法性的依据了。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很让人生疑的问题:周王室所言大禹得禅让授天命，铸九鼎分镇九州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大禹治水有功到传位于其子夏启，这期间夏能控制的疆域有多大？当时能有这么精湛的冶炼制铸这样大型的青铜器技术吗？有夏一带根据可靠的历史考证，夏朝是在河南西部山西东部一带。这样规模的疆域是难以支撑九州之说的，况且根据目前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发现，夏之都城只有三平方公里的大小，有夏一带，至今未发现有文字的历史和遗迹。这样的规模和文化实力是难以支撑起一个国家概念的。更确切地说，它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大的部落联盟或者酋邦的概念，离国家和王朝的实力尚有一定的距离。在这么一个狭小的地域之内，制造如此巨大的铜器从技术，物力和必要性上看不太可能。近当代的考古工作也支持这个论点，因为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器份量和制式都比较小和浅陋。中国青铜器制鼎技术的最高阶段发生在商朝，商人这个族群从历史的点滴来看普遍体型高大威猛，好战尚勇，有烹煮食用肉制品的生活习惯。尤重鼎器，世界上最大的上古青铜器后母戊大方鼎根据考证就出自公元前1150——1175年，是商王祖甲祭祀母后的一件礼器。国内其次出土的无论毛公鼎，子龙鼎，乳钉鼎从重量和器形规模均较之甚远。虽然毛公鼎铭文四百多字为上古第一，但重量只有区区三十五公斤距后母戊大方鼎不足一个零头，可见西周一位权重天下辅佐君王的重臣，他的礼器制式离商代帝王差之甚远，让人怀疑西周天子打造的礼器距商代也有不小的距离。这在近世考古中似有例证，出土的西周初期青铜器从制式和重量器形都较商代为弱，尤其是普遍没有铭文，制式也很单一，让人感觉西周初期在青铜器冶炼和铸造方面距离殷商差出一个朝代来。目前出土的文物都没有提供有夏大禹制九鼎九州之说，汤武革命取夏而待之，自然也无据九鼎之说。这让人很疑惑，周王室得禹之九鼎获授天命之说只是一种舆论宣传，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既然商纣王帝辛能身披重宝自焚摘星楼，也自然会焚融或破坏九鼎以灭周武得重器之心。如果他真的以为他的上祖是接替夏之九鼎以示天命。这必须是来自于一种真实的遗训或记载才行。

我个人推测有一种最大的可能是周室濒危以造九鼎列于周室名堂的假象，欲以延祚所谓的天命来喘息时日。是以諸诸侯王无一得周鼎详细制式和重量的原因，这是其一。是以楚庄王问鼎中原，不得其答，因为那时候周室虽然衰微，但尚有喘息之际，所以很明确严肃地拒绝了这位诸侯之霸。而秦武王临洛邑，周王室已经等于亡故了。否则名堂之上，天下重器岂容他肆意搬弄。问题是这时候列立在名堂上的那九只神鼎是否是周武伐纣乃应天命，所以得天下重器的那九只传说中的九鼎呢？武王伐商不管怎么说都是以下犯上的反叛，况且历史上真正的商纣王并不是像后来史书上记载的那么残暴。像酒池肉林，炮烙之刑很多东西都是后人附加和罗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周武伐商这种似救民于水火的大义和天道。所以它必须要制造出一种舆论宣传，来说明自己的正义性合法性。夏制九鼎，威令天下，失德由商。商失德于民，则周授天命而伐之，乃顺天承事。获有夏重器，其合法性自是说明天命所归，一脉相承。否则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以知周礼而闻名于诸国，著有《春秋》一书，曾求礼于周王室藏书吏老子，以老子周王室图书馆馆长的职位和条件怎么会对周九鼎不着一字呢？这很令人费解和怀疑。因此说不能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至于秦始皇曾祖见到的九鼎，挪动的“雍”鼎，它只是一个封建王朝频危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期复制品，一种曾经强大的印象，唬人惑人的工具罢了。甚至于周武王列九鼎于名堂展示于诸侯的说法，则更像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那时中国尚没有纪年，没有文字和考古的记载和实证。如果各国诸侯真的目睹了这九鼎重器的巨伟，还不惊的掉了下巴，其制式和大小不记载于国史或者说与后人吗？否则以楚庄王问鼎之心，何以得王叔满不可问的断然拒绝呢？!谁见过谁知道呢？!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