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为李聃(dan)所著，流传千古，这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但关于李聃，他的出身，求学，家庭，经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道德经》之后的去处均一无所踪。民间传说李聃于其母腹中孕育了八十多年，以至于一出世就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满腹经纶的学说，博大精深的思想，都是从娘胎里带过来的，无从知始。这个传说很形象地表明了关于李聃这个人可以征信的历史资料极为缺乏，不知起始，也不知其终。故西出函谷关以后老君就隐没了。

鲁迅先生在其《故事新编》里有《出关》一节，说的是老子迫于新学孔子的压力不得不老而出关，寻求别的活路。读下来让人凭生一种英雄时去的没落和伤怀。而那历史传说中的老子首徒函谷关令尹喜，也不过是在老子所骑青牛上的白布口袋里塞了十五个饽饽。鲁迅先生国学掌故丰富，却不知是何意非要把馒头写成饽饽。书中刻意地交代了老子欲过函谷关，被守关之吏尹喜强留，喝水，吃饽饽，讲课，著书这些细节，暗含讥讽和嘲弄。据我所知，饽饽是满族人的叫法，春秋末期的先秦时代，满族先人尚不知在哪里渔猎，中原地带怎么会有这个说法呢？依先生的学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问题，只是故犯其道而用之，不知其为何意也？但毕竟鲁迅先生只是一位思想家文学家，所著文字也旨在表现一种思想，可以对各种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做一些合理的猜测，解读和再现。但真正的老子过函谷关的故事具体是怎样？史学界至今也没有明确统一的看法。

关于老子的生平，目前看法一致是他作为周朝的“守藏室之吏”(中央图书馆馆长)，过函谷关路遇守城吏尹喜，西去不得，被挽留强而著书。书成，得去。由周朝的都城洛邑去函谷关是往西走，一个八十多岁无妻家老小羁绊的耄耋老者独身西去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呢？如果没有尹喜的强留，老子看来并不会有一字要留与后人。他西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中国人说起一个耄耋老人的死往往叫“驾鹤西去。”那时，老子已经八十多岁了，出函谷西行是否有这个意思呢？除了这个强留他著作的尹喜，他是否还有其他的徒子呢？关于这些个问题史界还很模糊。最关键的是老子这套“道”的体系来自哪里？仔细梳理一下，便可以看出，“顺道无为”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老子之前并没有明确的出处和启蒙。有人认为商的甲骨文里关于各种占卜的记载《易经》里的“阴”符已蕴含万物之始的意思，老子守阴处雌的思想可能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和启发。但老子的思想源头被这些所启发和触动是可能的，但一下子就发展出来这么一整套庞大的体系却是不太容易的。老子《道德经》开篇便道出“大道”的要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两句是道家开宗明义之言，我个人感觉这也是探讨考察道家学说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对这句话的解读见仁见智，个人感觉比较通道的是“大道不言”或“大道难言”这个说法。凡能言指的都只是事物的一个端面。对于这个整体的事物则难以或根本不能用具体的语言做精确的叙述。这里有“语言的边界”的问题，也涉及“思想边界”的问题。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很有上世纪维特根斯坦的味道了。此外老子认为凡事物都有阴阳，正反两个对立面。但这两个对立面又是相互联系彼此转化的，凡到极处，物极必反。如“大音希声，大智若愚，大盈若缺”这种朴素的辩证又与马克思的对立统一论在思想内核上是一致的。相比于孔子的儒家思想，老子的思想是如此的玄妙而且很具穿透力，突如其来，出之于无形。仔细思查一下，儒家所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秩序，耽于思辨。只是给人提供一种仪轨，天地君臣师，它旨于确立一种社会普遍遵守的尊卑，大小，先后的秩序。而孔子是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复周礼，以周之仁和礼教治理天下。儒家的发展更多的是各种对人的教训教导，而疏于对思辨的启发和重视。这与它一直致力于的天地人一统这种宇宙的大秩序相合契。但对秩序之外，关于物之理，伦理之外的天之道，则一直避而不谈。因此说教过多，真正的内思则显得很不足。在这一方面墨家和道家做的探索反而不少。墨子本身就是一名手工业者，发明家。道家有道教的演变，炼丹求法欲长生的实践更多。经过后代的不断演绎和扩充，形成一整套玄学和神秘色彩很浓的阴阳思辨和养生学的体系。甚至到后世的内家拳法也以此为师，讲究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关注人精气神的培养和再造。在丹道和养生等实际应用上做了很多实际的探索。比如庄子所做《庖丁解牛》，强调“以无厚入有间，则恢恢然游刃而有余也。”个中讲到“批大隙，导大毂，不以力御而纯以神行。”后世的太极拳以此为理念为指导，讲究“用意不用力，纯以神行。”就是以道家这种顺势而为的思想作为心法立基的。

这里让人不解的是这种思想源头在老子之前怎么从未见经传呢？当代学者朱大可认为老子的思想源头极有可能来自印度。这不光是因为印度文化在时间起始上早于华夏文明，而是他认为老子的姓名，出生环境和道家的修行方式以及某些哲学理念与印度文化有很高的相似性。比如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为姓。如果这是指老子白发之年在李树下得道，那么这种方式与佛祖释迦摩尼在菩提树跟前苦思冥想得悟成佛的故事和过程有很强的一致性。再有史传老子宽额广眉，鼻有梁柱，大耳垂肩这种生理特点与古印度的婆罗门种姓极为相似。还有老子是老来得道，这种时间段又与印度沙门文化中人老了，归隐山林弃世修行这种人生方式非常一致。也是这种历经沧桑的老人的修炼与思考方式和心态不同于青壮年的能动阳刚而最有可能选择柔化和顺从。更有老子在《道德经》中阐述到空则自盈的观念时，引用车毂和辐条这种具体的物象作为比喻。而在老子很早之前的古印度《犁陀奥义》中也早就存有这种引喻。还有老子在《道德经》中多以“五色，五味，五声”这种以五为叙事的理念在《犁陀奥义》中也频频存在。而道家修行采取的静坐和调息这种方式与古印度的瑜伽和佛门的修行方法很相似很类同。甚至在朱大可看来，老子西出函谷骑坐青牛，这个细节也携带了古印度文化的信息。因为印度人自古视“牛”为神物，无端杀伤都是要被处以极刑的。而老子骑卧青牛这个记载，寓有得大道成神之喻。因此朱大可大胆猜测:中国春秋时期的老子极有可能本身有印度血统或者存在在印度学习和修行过的一个过程。

　　作为一种学术探索，这个大胆的猜测无论怎么骇人听闻也是无可厚非。大胆猜想，小心求证本身已成为近代科学研究广被运用的一种思维方式。问题是朱大可先生目前所提供的这些证据尚不能够支撑他的论点，只是一种有价值有参考性的一种尝试，给老子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老子大耳广额，鼻有梁柱这些面目特征与中国寺庙中的释迦摩尼佛是很相似，但印度人普遍有肤黑，窄面，大眼，毛发卷曲这些种族特征，释迦摩尼佛是佛教东传到了中国以后慢慢地演化成现在的形象。在印度的佛祖像应该是更贴近印度种群自有的这些面目特征。如果老子李聃真有印度血统的话，那么他被当时人铭记的恐怕不是道祖的大耳，而是面目黑瘦，大眼，毛发卷曲这些与华夏种群截然不同的特征了。况且一个老人东来至华夏能当上周室的皇家图书馆馆长，要面临政治敏感，文化，语言，生活习俗等诸多问题，这不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能一蹴而就的。而一个耄耋老人做长途远行，没有什么比选择骑牛是最合适的牲畜了。马性太烈，与老人不符。毛驴倒是也可以，但与老子周室守藏室吏又有点低配。相比之下，选一老牛代步更为合理合情。这本是细微末节，在这些地方穷追意义不大。关键是释迦摩尼出生在老子之前，所以民间关于老子西出化胡的说法就没有什么理由了。释迦摩尼在世之时已经有一大批追随者，于精舍持戒修行。而老子之徒除了尹喜再无其他人的记载。这样一种情况，老子一大把年纪的人再西去印度，一路艰险不说，到了印度能不能道化这些当地人本身就是个不小的问题。这应该只是一种民间的附会罢了。再者即便承认老子与佛祖一样有古印度沙门文化的影子，但在理论的出发点上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与承传于婆罗门的沙门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本质上的差异似乎不像是一种先继承而后演变的关系。朱大可在《华夏上古神系》一书中也同时提出过楚国人的善舞与巫文化与印度人喜歌善舞的生活习俗和宗教理念有相似的地方，但老子强调的无论是精神上的清静和修行中的无为顺道，调息打坐又与这些张扬的歌舞又却之太远了。朱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触角，或者如他所说，只是提供了一个细小的支点，以待后继学者浩大繁复的补充和验证。但在这些问题上又似乎存在不小的矛盾和很明显的不一致，让人生疑。

不过，大可先生指出《道德经》五千言可能并不是出自老子一人之手，在其后的几百年中可能有其信徒和追随者在不断的补充这件事，应该还是很有道理的。目前的考古发现也支持了这一点，先后出土过两千字和五千字两种不同的版本。那两千字版本部分究竟是因为部分竹简的腐朽缺失无处觅寻还是当时根本就没有呢？大可先生的著述中没有专门提供这方面的文字，以目前这种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只能按常理猜测，而不敢妄下断言了。今年是狗年，新年伊始去泰安岱庙逛游，看到历史上诸多对“狗”的记载和典故。一则关于“刍狗”的文字让我很惊异。按照这个解释“刍狗”这种东西用作献祭是在战国之后。而老子是春秋生人。那么他在《道德经》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又怎么来的呢？上网搜索了一下，发现在《道德经》之前并没有相关信息。这就矛盾了，要么是当地文物部门搞错了，要么存在这个“刍狗”的比喻就是有后人于老子之后曾经补充《道德经》的一个例证了。新年，这个“刍狗”的出现实在很有意思。

两千四百多年前，函谷关令尹喜望天象而断必有圣人由东西来，得遇老子李聃。抛却神秘和迷信，按常理分析，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呢？在这之前尹喜无疑是认识老子，并深深地服膺于其智慧的。肯定有过一定时间的际会和求学问道的过程。如果不是那一天的望看天象，老子如其他过客一样骑牛而过随尘而去，那么他博大深奥的大道会就此不留一字从而从此隐没于世吗？这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天象和那个细心耐心极有求知欲的尹喜吗？这是个问题。这么博大精深的思想，形成这种本初源头性质和价值的一种思想应该是要穷尽一个人一生的精力和时间的，老子自己也应该有个长时间的求道问道得道的过程。不论他自身多么孤独和寂寞，作为当时天下共主的周室，作为它的皇家图书馆馆长，在这种层面上老子也应该与其他学者有互相交流和探讨的机会和条件，追随他的学子和信徒应该绝不止尹喜一个。从这一点上，老子自己本身不留下点文字性的东西怎么也说不过去。他能用一生去探索琢磨大道，一定是本着一种坚定的惠济苍生与后世的信念，而不可能只是个人的一种兴趣和区区养生之道。从这一点看，只因为过函谷而著书这里面有不少的问题恐怕还需要再细细琢磨。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