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日的早晨，在所住小区通往城内的路上，我常常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们匆匆而行，定时定点，风雨无阻。经打问，方知他们是去教堂参加基督教会的礼拜活动的。我仔细观察，发现这些人群中，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妇人，也有一些四五十岁者。让我有点惊愕的是，小区门口那个四十岁的修鞋小伙子，也在这些人群中。看来，宗教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见此情景，我的脑子顿时转动起来，产生了一些联想。改革开放以来，摒弃了多年来僵死的政治说教，社会氛围变得宽松多了，宗教信仰自由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不少人陆续信仰起了各类宗教。我们单位的一些同事和家属也成了善男信女，外地的有些亲朋也成了信徒。我自己应该算是一个无神论者吧，但我不反对别人信宗教、信神（邪教例外）。我对宗教这种社会现象没有深刻的理解，我只幼稚地觉得，信宗教、信神是教导人们向善、学好，是让一些人或浮躁、或抑郁、或无所依托的心灵得到某种慰藉，从而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如此一来，何乐而不为呢。故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确实是明智之举。
    说起信宗教、信神是教导人们向善、学好这个话题，我的脑子又转动起来，回忆的闸门又打开了：我想起了我那一生信佛、一生向善，而且得到善报的外爷来。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连年的内战，我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破产，商号倒闭、田产易主，父亲还被抓了壮丁。在生活无着的特殊情况下，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和妹妹投奔外家。善良的外爷和舅舅妗子们接纳了我们，常年供我们吃，供我们住，把我们当作自己家中的一份子。1949年之前的7、8年时间里，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绝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外家的，我和妹妹是在与外家人朝夕相处下长大的。1949年父亲回家了，我们也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回家了，但对外家的依恋之情始终未减，上学期间的星期天和假期去外家走一走、看一看、住上几天，是从来没有断过的；长大了，离家远走了，参加工作了，成家了，变老了……几十年以来，我抽时间去外家是必不可少的“功课”。我去外家，是为了再体验在那个环境里的生活，去寻找那些幼时的玩伴，去看望我那最亲最爱的外爷、舅舅、妗子和表兄弟姐妹们，去那里去感恩。善良外爷的恩情我永远没有，也永远不会忘却。
    由于外婆已经早逝，我无缘享受外婆的疼爱和呵护，但外爷同样使我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在我的幼时，外爷已是一个７０多岁的老人了。外爷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外爷留着花白的长髯和齐耳短发，其形象颇与当今一些老艺术家的妆梳相似。他留的这种发型，不知有何说法，是不是清朝末年辫子剪掉以后，长期的留辫习惯导致他不愿光着头而为之吧！
    外爷虽然上了年纪，但面色红润，毫无倦态，除腿脚可能因患有关节疾病而稍显不便外，没有什么其它疾病。外爷心地善良、性格开朗，整天乐呵呵的。外爷善言健谈、嗓门宏大，老远就能听见他的说话声或爽朗笑声。外爷虽然不识字，但头脑清晰、记忆力特强。他常给我们这些孙辈说“古”，什么鸿门宴呀，什么刘秀野逃呀，什么诸葛亮呀，什么曹操呀，等等；他还给我们讲“长毛”之乱，讲甘肃的回民造反，讲前清，讲民国，讲杨虎（城）起兵，讲老蒋（介石）西安被扣，还讲一些善恶有报的小故事……他讲得最多的是，做人要正义行事，要善良诚实，要勤劳节俭……外爷身体力行，他不折不扣地做到了这一些。
    外爷一生信佛，但不知是何教派。外爷只在家中做佛事，并不上寺庙，并不外出敬神。每当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和重要节日，外爷就在院子的中心位置安放香案，于10-15时之间焚香叩头，祭拜佛祖。日常生活中则遵循不抽烟、不饮酒、不杀生、不食荤腥、不吃葱韭蒜、不打人骂人，一心做善事的信条。外爷自己不杀生，也不准家人杀鸡宰狗、扑打鸟雀。他自己走路时小心翼翼，生怕踩了地上的小虫蚂蚁。外爷是个很虔诚的信徒，“佛事”绝不马虎、始终未曾耽怠。
    外爷自己不识字，但视“字”如神明，自己惜“字”之外，也不允许别人对“字”有任何亵渎行为。每当我们用废纸擦屁股时，他都要检查纸上有没有“字”，若纸上有“字”，坚决不准使用。外爷在自家城门外的西侧，用青砖精心地砌筑了一个“字纸炉”，家中凡带有“字”的废旧纸张绝对不许乱扔乱用，一定要集中保管，路遇带有“字”的纸张也要捡拾带回，待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外爷就把这些“字纸”放入“字纸炉”中统一焚烧，让“字”神升天。
    外爷的善良行动是多方面的。外爷在自家的城门口放了多块青石板和青石墩，供过路人歇脚休息，并常常放置一装有开水的瓦罐，供人们润嗓解渴。门口来了乞讨者，给馍、给水是少不了的，有时还会给件衣服。外爷和外家人，对雇用的长工、短工、忙工等，无任何刻薄之心和虐待之举，工钱合理、按时支付。解放之后，曾在外家当过长工的几个人，后来还专程回来看望过自己原来的“东家”人呢。
    1947年，国共内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家乡一带形势动荡不安，打仗之事频有发生，国共军队经常调遣过往，外家城北200米处的公路和城门口的大车路上，就经常有部队过往。我们孩子们经常站在路边，去看“过队伍”。“过队伍”时，经常是络绎不绝、夜以继日，小兵们排着长长的队列、背着枪支和背包步行着，官长们则骑着马走在队列旁。
有一次，当国民党部队过完后，从城壕里用柴草搭的简易厕所中，走出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小兵，他走到外爷面前，说他是从河南拉来的壮丁，身体有病走不动了，请外爷想办法送他回家。外爷看到他那可怜样子和瘦小的身子，再听了他诉说家里的穷苦情况后，触动了慈善之心，决定冒险救助他。于是，外爷把这个“逃兵”领回了家，让家人帮他洗涮，给他吃给他喝，又叫当医生的二舅给他治病，有外人到来时，把他藏在厨房后墙中间的夹缝暗室里。休养了三天后，给他换了衣服，带了干粮，嘱咐他多加小心，把他送上了回家的路。藏匿逃兵、帮助逃兵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倘若被发现、被抓住，逃兵丧命是肯定无疑的，藏匿者轻则被暴打或体罚罚款，重则是要毙命的啊！我曾在外家城外的大路边，亲眼看到处置一个逃兵的事件。一天，一队国民党部队从大路上走过，就在打麦场的旁边，一个骑马的长官，从腰间拔出手枪打死了一个被抓住的逃兵，然后抛尸路边、策马扬长而去。队伍过后，还是村里人用苇席裹尸，将其掩埋了。外爷和外家人是知道藏匿逃兵若被发现的严重后果的，但慈善之心使他们无所顾忌，做出了可能遭遇不测的举动。
    外爷对任何人都有一颗善心，他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只知老老实实做人，扶弱救难。在兵荒马乱时期，在国共两军你来我往的日子，只要有队伍从门前经过，不管是哪家的，他都要让家人烧大量的开水置于路旁，供官兵们饮用和携带。
    我还记得，当队伍驻扎在村里时，不管是哪家队伍，若需粮食的话，外爷都会向他们提供麦子，让他们自磨面粉食用，并慷慨地将自种蔬菜供应给他们。在外爷的心目中，国共之争是“上边”的事，当兵的都是老百姓的子弟、都是人，与人为善、给人方便才是第一位的。
    外家是一个富裕人家，当时家中有12口人，有120亩土地，3、4头牲畜，各种生产资料齐全，常年雇有长工1人，并雇有季节性短工数人。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时，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按照外家的土地数量、雇工和经济收入情况衡量，家庭成分不定为“地主”，肯定是“富农”无疑。但由于外家在乡间的绝好口碑，因为外爷、舅舅和妗子们的善行和威望，最终给定了个“富裕中农”成分，土地财产没有被分、家人没有被批斗。我想，“人眼是秤”，这是人类所遵循的自然铁律，这是“善恶有报”的必然。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认为外家属于土地改革时的“露划”，就给补了个“地主”成分。不过，时过境迁，外爷已经去世，露划的“地主”成分对外爷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善良的乡民也没有对善良的外家人有什么过激行为。看来，还是老祖宗高明，确实是“善恶有报”，确实是老天有眼，虔诚向善、多发善心是有好报的呀！
    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把外家几辈人辛勤得来的土地、牲畜、农具、树木等都“化”成了集体财产，外爷和外家人都变成了农业社、人民公社的社员。在这样的集体里，外家人也像大家一样地挣工分，为生活奔忙、挣扎。外爷对于积攒起来的土地、财富，一下子没有了、一下子变成了“集体的”，心里也是很不平衡的，但他想得通，他知道人生在世，世事难以捉摸，知道改朝换代肯定会对老百姓有所影响，知道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小小的自己、小小的家庭是无法阻挡的……故而也以比较平和的心态，接受了自家不菲土地财产充公的事实。
    1964年春节，我从呼和浩特回家休假，在去外家给外爷和舅妗们拜年时，看见躺在土炕上的外爷，见他消瘦了很多，我向他问好，向他磕头拜年。外爷的神志虽然清楚，但说话无力、声如游丝；听舅妗们说，外爷的饭量越来越小了，精神也越来越差了。此时此景，我不由得潸然泪下，外爷确实是老了，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和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的拮据使外爷的体质也明显地变差了……过了几天，我的假期快到了，在我返回工作单位之前，我又与母亲再次看望了外爷，知道外爷的身体情况更差了。我离家后，听说外爷再也没有从炕上起来过，饭量也进一步减少、直至不食。外爷没有经过什么疼痛，整天地睡呀睡的，终于于3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七）无疾仙逝，享年92岁，可谓无疾高寿而终。外爷善良、一生虔诚向佛，是一个大德之人。人说“大德高寿”“高寿升天”，那么，善良的外爷肯定是升天了!
人们常常有“感世路之崎岖”的感叹，每当我看到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字句时，或听到此类的声音时，我就会想起善良的外爷和外家人。懂得善良，是为人最起码的修养和最可贵的品质，也是应该力倡的社会氛围。
    外爷的善良得到了回报，善良使他受到乡民的爱戴，善良使他免遭不少磨难，善良使他乐观豁达，善良使他活得健康长寿。外爷离世已近50年了，外爷的善良我永远记着，外爷的善良永远影响着我，外爷的善良永远指引着我踏踏实实地前行。
(编辑：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