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我下楼外出晨练，在小区院子里、在通往中小学校的路上，遇见三五成群的孩子们从身边走过。看到他们青春靓丽、兴高采烈的面庞，我似乎感到自己也年轻了好多。看到他们穿着整齐时尚的校服，背着多彩漂亮的双肩书包，再看看胸前那鲜艳的红领巾，我感慨万端：今天的孩子真太幸福了！触景生情，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勾起了我对红领巾的一段回忆。
    1949年9月1日，我结束了因战乱而中断了1年的学校生活，重新进入学校，正规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我当时上小学3年级，担任班主席（相当于后来的班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此后没过几天，班主任李淑媛老师对我说，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了，通知我加入了少年儿童队。这样，我就成为中国少年儿童队的第一批队员了。当时，加入少年儿童队的，都是班主任指定的，全校约有300名学生，成为队员的也只有二三十名，我们班也只有两个人。学校少年儿童队成立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过一系列的活动，每周活动一次。老师说，少年儿童队是少年儿童的先进组织，队员要戴红领巾，红领巾是队员的标志，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当时，对于戴红领巾的事，老师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要求大家一定要戴；而且，当时学校所在镇上还没有卖的呢。到了1950年的“六一”前夕，老师要求大家准备红领巾，以便在“六一”庆祝大会上统一亮相。能够加入少年儿童队，再戴上红领巾，那可是非常体面、非常光荣的事，但准备红领巾却使很多人犯了难；戴上红领巾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费了诸多的周折。
    对于如今的孩子，一条红领巾算什么？不要说一条，就是两条或多条，得来易如反掌。可在我们的那个时代，就这么一条红领巾，却难倒了很多孩子。我回家后，不敢告诉父亲，只给母亲俏俏地说了说。母亲听了后很为难，她说用老粗布给我做一个吧。母亲于是翻箱子、解包袱，找出了自己织、自己染的一块红布来，比量来比量去，看怎么能做成一条红领巾。我在母亲旁边看着，只见那块老粗布又厚又粗又窄、颜色暗淡且不匀，用其做成红领巾，实在没法戴出去。母亲无法，只得放弃自己做的想法。一条红领巾需要两毛多钱，母亲说没有钱买，我只得灰心丧气地认了。就这样，在1950年的“六一”、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后的第一个“六一”庆祝大会上，我没有戴上象征“队员”的红领巾。当时的我，是酸楚，是伤心，是无奈，是尴尬……都有。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比较艰难，家境清贫者不在少数，故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并非我一人，我们全校约有三分之一的队员都没有戴上红领巾。事后，我为此事闷闷不乐，也给母亲发过牢骚。
    到了1951年，在春季开学前夕，母亲高高兴兴地告诉我，说我学习好，多次被评为“模范生”，还经常得到奖状和奖品，说父亲要给我买一条红领巾，并要我继续努力学习。我听了这个消息，特别高兴，向母亲作了保证。果不其然，开学的时候，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了一条红艳艳的红领巾。我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接了过来，看了看，摸了摸，小心翼翼地把红领巾装在了母亲为我缝的那个浅蓝色粗布书包里。我背上书包，连蹦带跳地去了学校，到了学校大门口，我从书包里拿出了红领巾，戴在了脖子上。到了教室，同学们看见我戴上了红领巾，欣赏羡慕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来，赞美的声音也进入我的耳中，使我既娇羞又美滋滋的。这条红领巾是用红色洋布（平纹机织布）做的，价值两毛多钱，是父亲狠了狠心给我买的。买来后交给母亲，在开学的时候，母亲拿了出来，给了我一个惊喜。我戴着这条红领巾，践行着自己努力学习的诺言，走过了小学阶段，直至进入初中之前。
    时代在不断前进，物质在不断丰富，今天与我们的那个时代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孩子，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珍惜父母的劳动，应该知道先辈们是如何从艰难的环境中走过来的，不忘本，不奢侈浪费，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孩子们要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会有太多的坎坎坷坷，会有太多的艰难险阻，会有太多的风风雨雨，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坎坷会越过，艰险会克服，风雨之后才是阳光。
   “六一”儿童节到了，顺祝孩子们节日快乐！
 
 

(编辑：作家网)